董倩:模糊性象征的仪式化运作——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里弄读报组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0-11-16 08: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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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倩  

   摘    要:

   本研究从上海里弄读报组的仪式化运作入手,探讨其对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意义。里弄读报组选择更能与组员共情的读报员,将以故事为蓝本的现实文本与以消息为蓝本的前景文本进行融合,在流动的日常生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混杂着革命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现实戏剧,制造出许多情绪流动的时刻,提醒其成员集体、国家和阶级的存在。在仪式的操演中,读报组通过图式与分类,将敌/我、新/旧、进步/落后这样的理解框架镌刻在人们关于政治现实的象征性建构中,导致了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作为一个模糊性象征,上海里弄读报组中介了个体选择与国家意志、情感与认知,进而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也由此连接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名目众多的社会运动,成为它们的转换器、发酵器,掀动起更广泛频繁的社会行动。

   关键词:读报组; 里弄; 象征; 政治仪式; 图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读报组作为一种群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在上海的机关、学校和在里弄居民中普遍存在,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机关、学校虽然都组织了读报组,但往往流于形式。首先,机关、学校人员不仅有看报的能力,而且有看报的习惯,是爱森斯坦所谓“阅读型公众”。1代表性观点如“每个人都会看报,何必多此一举”,“这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在读报方式上“不能算是读报,只能算是看报;而且没有中心,报纸任凭选择,内容也由各人自己拣喜欢的看”。2华东师范大学有很多小组“根据报纸随便读上一段,事前不选择、不准备,所读的材料不能完全配合同学的需要;读的人草率敷衍,听的人也就不起劲儿,讨论起来像蜻蜓点水式的扯淡一番,或者相对默然”。3其次,他们在单位里本来就共同过着有组织的生活,4有各种政治学习、业务学习,认为读报占用了工作时间。“读报是重要,但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报。”“看报是空闲的事”,“有了空才去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要读报,我们不看报不是也可以工作和学习吗?”有的干部将读报看作工具,认为读报的确能在中心运动中起作用,但片面地把读报工作看作突击工作,有中心任务来加把劲,过去就松懈下来。5

   相形之下,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中下层民众来说,读报组的设立显得更为必要。相关研究也认为,在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读报组的发展更为突出。61949年以后,虽然新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扫盲工作,但是许多人还只是脱去了文盲帽子,看报仍有困难。他们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开阔眼界,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就需要有人为他们读报。7不同的档案材料与报纸新闻都反映出,识字班的建立多半与读报组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考虑,有些读者没有能力单独订报,合订报刊也可以减轻每个人的经济负担,8要向报社写信,也是几个人组织起来便当。9读报组这种形式在上海里弄居民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是互助的,所以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它又是灵活运用的,在方式上、时间上可以因地制宜,所以发展起来很快,不论男女老幼都乐于参加。10里弄读报组与单位读报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原本远离政治的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娱乐、政治学习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对于上海基数巨大、自由散漫、关系复杂、利益多元的里弄居民来说,读报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期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多从政治宣传、思想动员的角度来阐释读报的功能、影响,指出“读报组”是党报顺应“中国革命”逻辑,实践“群众路线”的产物。11这些研究虽然认为“读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其理论视野并未脱离党报理论的大致框架,也未探究读报对城市普通民众带来何种影响。近期的研究者使用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观察到更为多样的图景。杨丽萍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看作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者,把重点放在集体读报的政治效能上。12周海燕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认为读报小组通过集体阅读、讨论和写作,形成了“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13詹佳如聚焦于“读报组”这种阅读实践本身的特殊性——“集体”阅读,考察读者、文本与组织之间的关系。14沙垚重点考察了农村俱乐部在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的作用。15他们对集体读报的具体组织、运作以及反馈机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摹,显示出从重在宣传到关注接受的范式转变。但这些研究都将社会各群体的读报实践混为一谈,或者虽有所侧重(如“基层”“农村”“广大民众”),但是因其所指较为模糊,在征引材料时又与其他群体混同,导致在分析时或者高估读报组的政治整合功能(“塑造了社会成员全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或者仅将其谨慎地称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要求”,“某种构成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的读报实践在具体展开方式、效能和意义生成机制、影响方面相距甚远,若要一概而论,就容易落入要么言之凿凿,要么语焉不详的窘境。

   集体读报在党的宣传史上虽然有迹可循,甚至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指导,16但对于自有成熟生活逻辑的城市居民来说,却是十足的新鲜事物。不管是党报理论、历史社会学抑或是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是将读报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的基层教育组织和形式,没有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究在特定人群中读报组如何运作、意义的生成机制。要探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读报的传播情境中,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逻辑与政权的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与调试,仪式的视角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政治仪式:一种分析框架

   仪式与象征连通了概念和具体事物,使人们能够直面混乱的经验世界。涂尔干借助集体表象、集体欢腾等概念构想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凝聚理论,强调仪式在生产和维持一致性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涂尔干的观点聚焦于单一宗教社会,在解释信仰多元的大型复杂社会时其有明显局限,后继研究者试图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不是理所当然地将仪式看作制造或维系社会整合的象征性实践,而是加入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维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翻修涂尔干的理论,重新定义仪式。17在涂尔干之后,部分研究者绕过“信仰”“信念”这一在大型社会中难以确认的领域,提出“形式化的行为”这一更为开放的概念,强调仪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非符号或观念。如果我们将仪式看作一种分析类型,而非一个确定的实体,会发现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强且极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囊括了诸如象征、信仰、表演、集体情感等关键性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反对将仪式看作是固定的、本质化的存在,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仪式表演都仅仅是假想形式的粗略近似物。

   现代政治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仪式。D.柯泽(David Kertzer)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中论及:政治仪式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重要的,因为政治的权力关系无论在哪里都是经由沟通的象征方式而表达和改变的。他进而引述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的话说:“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18政治仪式的研究者在对仪式进行界定时也有所侧重。他们大多强调仪式的象征意味,因为政治力量需要通过仪式与有力的象征产生关联,从而获得普遍的合法性;而“缺乏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19他们也强调政治仪式的规范化和重复性,认为通过这种形式化的反复操练,仪式可以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他们同时注重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过程。

   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者根据“运动”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中已经形成的常态的动员和运作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仪式”的概念——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20社会主义革命后,仪式视野中各种运动的阐释可以说都在这一极具概括性的概念统摄下。这些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过程的途径,考察了仪式作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和政治治理技术在具体社会运动中的作用。21根据以上研究,不管是政治仪式还是国家仪式,都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即一旦成为仪式,便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便可操弄普通人的命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典型的群众教育组织,读报组成为基层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常态机制,成为连接国家、城市与个人的中介,其中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本研究无意于用数据和材料对读报组做一概貌式的回溯,而是试图以上海里弄居民的集体读报为研究对象,以“政治仪式”为主要分析框架,探究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上海这样一个与革命氛围格格不入的昔日都会中,里弄读报组这一介于强制与自愿之间的基层权力实践如何进行仪式化运作,微观层面上表演不同元素的展开和分解如何作用于集体情绪?仪式唤起的情感如何经由分类和图式灌输到它培育的认知观中?这种简单化的政治图式和类别的内化,导致了怎样的日常生活仪式化?基于以上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读报组与政权合法性之间是何种关系?

   探讨群体心态、行为的变迁,最好的办法是去看他们自己撰写的文本,或者做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口述材料难以获得;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现存的信件、日记亦少有。本研究尝试将当时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上的“读者来信”作为研究里弄读报组的主要材料,同时辅以相关的政府档案、中央文件、小册子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档案产生于一个“充满政治雄心与意识形态宏愿”的国家,是“胜利者的自言自语”。当我们阅读这一时期的档案和新闻报道时,需要意识到这些材料本身便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只是供研究者研读的信息源。22因此,在使用材料进行阐释之前,必须澄清一点,读者来信由于经过了报刊的中介,相较于“直抒胸臆”的日记和信件,更少“本真状态”;更遑论新中国成立后,读者来信成为官方办刊的一种模式,其背后的权力操控意味使得“读者”言论的独立性大打折扣。

   “读者来信”在现代报刊中虽不鲜见,但作为一种官方办刊的特有模式,其正式生成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内部动机与外部舆论共筑的“历史合力”,建构了新中国人民群众“写信”的意识与盛况。在内容上,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大多数属于事实性的情况反映,主要包括经验总结、读报后的行为、观念转变。在形式上,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大部分属于真实的读者来信,多以“我们……读报组”开头,大多具名,并标明来信者所属的读报组,内容具体琐碎,篇幅较短。少量综述性的读者来信以及关于典型读报组的长篇特写,笔者较少采用为对象材料。而报刊编辑部人员以“读者”名义编撰的“读者来信”基本不存在。在作者方面,本文所用的主要材料——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有很大可能性来自各读报组的通讯员、读报员等。他们既然是新政权的“积极分子”,那么必然是具有读写能力并且认同新政权的;在对读报组的叙事中,意识形态也必然内化其中,更不必说报纸根据各项工作、运动、目标从中进行的筛选和编辑。综上,有关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仅承载观点的“形式意义”,多涉及事实,有其实在性;但也必须注意其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

  

   二触发集体情感:居民集体读报的仪式化运作

从1950年起,上海各行业、各群众组织和各里弄组织开始正式组织读报组。里弄读报组一般由街道基层组织如初期的冬防队宣教组、里委会(里弄委员会)、家庭妇联或妇代会、共青团支部发起建立,也有少数由个人发起,23甚至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读报组。人数一般从10—25人不等,读报活动次数有多有少,有的隔日一读,有的一周一次,读报内容也有深有浅,24学习方法采取听读、讲解与议论三结合。面对初创时期的读报组,里弄居民表现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想了解国家大事,学习先进;有的仅仅是为了看看世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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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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