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平静的生活，也搅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人与疫、生与死的对垒之外，不同意见的纷争、相异观念的对峙，以更为热闹的形式登场。放眼历史长过程，这也许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然而，作为21世纪初的重要事件，疫情的历史影响将是深远的。这种影响的具体意义，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渐渐清晰，但在疫情已暂时告一段落之时，对其无疑可作一阶段性的反思。

尊重理性呼唤实事求是的精神

与纯粹的自然变迁有所不同，疫情发生固然有自然的根源，但其蔓延、应对，则与社会治理存在多方面的关系。从社会的层面看，疫情初起之时，相关职能部门的反应、处置，无疑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做深入的反思，是应当而且必要的。然而，在应对措施实行之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其中体现的治理成效和万千民众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同样需要正视和承认。对后一方面视而不见或刻意贬抑，无疑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合宽厚之道。

作为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形态，体制的运行过程需要不断根据现实加以变革和调整。现代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之一是社会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与提高治理水平，也无法彼此相分。通过考察常规性的运行过程以发现问题，是改善治理的一个方面；在重大的自然或社会事件出现后，反思体制与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荀子曾言：“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 （《荀子·强国》）从治理过程看，既应留意日常之事，也需关注突发的重大之事，疫情的发生和控制，便属于这一类重大事件。疫情初起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上下沟通的途径，特定地区的应变举措，信息发布和传导的透明，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需要加以反思、总结的方面，这种反思，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可能的事变，而由此形成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改善和调整，则需要基于务实、具体的研究。这里需要避免两重倾向：一是以浪漫、空泛、哗众取宠的议论，取代客观、切实的研究；二是讳疾忌医、刻意掩饰。前者通常只能博得舆情的赞颂，而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后者则容易导致普遍的社会反感和对立，并可能封闭改进治理的大门。二者都无益于体制及其运行过程的完善。

较之2003年的非典（SARS），此次疫情中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各种新媒体的登场：近年逐渐流行的新媒体几乎成为民间传媒的主角。新媒体的走红，既折射了互联网络的发展，也反映了民间对信息的渴求：大众普遍希望以最快、最方便的方式，了解各种事变，交流不同观点。作为传媒的新形式，新媒体所具有的快捷、便利、覆盖面广等特点，对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事实上，阅读或浏览各色新媒体，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而各种意见的交锋、不同议论的登场，也常常以新媒体为其载体。

然而，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新媒体，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后者突出地体现于情绪化和意见化。在情绪的夹杂中，事实往往失真；在意见的主导下，观点常常偏颇。在新媒体成为便捷传媒平台的背景下，借助这种平台交流甚而交锋，本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但如果将这类新媒体以及它所发布的各种信息作为真实资讯的唯一或主要渠道，则可能流于天真。

传媒方式的如上变迁，同时提出了需要加以正视的问题。在各种“小道”信息借助新媒体而快捷传播的时下，如何以同样的传播形式提供真实、可靠的资讯，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观当时各种信息，除了极少数可能触犯法制外，相当部分内容，包括对作为殉职烈士的医生及其言行的怀念，都至少表达了特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民意，对这些信息以“堵”等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既反映了治理、执法方式上的粗糙甚至低水平，也在客观上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疏远人民。事实上，堵实质上可能成为平庸之作、负面信息传播的助力：堵之越急，常常传之越广。避免各种失真传闻的最好方式，是提供真实、可靠、权威的资讯；避免大众情绪对立的有效途径，是改变简单粗糙的堵，而代之以导。治舆情如治水，一味堵，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严重者，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并偏离民意。从这方面看，具体职能部门对相关情况的处置方式、鉴别能力，显然亟待提高。如何一方面提供阳光下的真理和事实，另一方面倾听真正来自人民的声音、避免与最广大群众的分离，是检验执政水平、改善治理方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前辈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传媒方式变迁的时代，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保持这一传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这次疫情，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在抗击疫情的重要阶段，回归理性思维愈发显现其重要性。理性思维帮助我们更加尊重社会治理与新闻传播的规律，避免情绪化与意见化，更为实事求是地处理与疫情相关的重要问题，以科学、积极的方式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克时艰。

尊重理性要求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尊重理性要求我们尽量避免非此即彼、抽象简单的思维方式，超越情绪化意见和单向的视域。在疫情中出现的各种意见、观念背后，可以看到更为深层的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对相关现象非此即彼、简单抽象的考察，构成了情绪化的意见形成的方法论根源；各种纷争、共鸣，也往往由此而生。一些论者突出抗疫过程的消极面，并主要关注防疫隔离的负面效应，由此，所见所闻，也相应地呈现某种灰色、阴暗的色调。然而，相关应对方式又是非常时期的不得已之举：从后来疫情发展情况看，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之举，后果可能无法设想，也难以承受。仅仅见其一面，无视其他，这首先体现了抽象的思维方式，后者又与情绪化的心理取向相互交融，对相关现象的考察以抽象化与情绪化相杂的方式展开，自然地容易引向前述灰暗基调。

随着域外疫情的爆发，其治理应对的缺陷和失误，也渐渐显露。由此，另一种片面的趋向也开始出现：所思对象虽不同，但思维趋向则相近，它的背后，是同样抽象简单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这里可以看到二种相反的立场。对于域外频发的乱象，原先对域内疫情治理过程指责不遗余力者转而变得比较宽容，其甚者更是常常以彼方“医疗实力如何了得”“反应机制如何有效”等等，为之曲意辩护。与之相对的，则是某种幸灾乐祸的反应：在域内疫情初起时，域外常常投来鄙视、幸灾乐祸的目光，而当更糟的情况出现于域外时，人们往往报以类似的情绪。以上两者相反而相成，体现了同一种偏狭的视域。在这种彼此对立的意向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冲突，而且不难看到非此即彼的抽象思维趋向。然而，就现实的形态而言，这种抽象简单的思维趋向既无法提供关于对象的真实图景，也无助于思考和分析社会治理背后存在的不同问题，人们由此获得的，往往仅仅是情绪化的满足。

疫情期间涉及信息的传播以及相关情形的介绍，后者进一步关乎事实的把握及其理解：对事实的这种把握和理解，同时构成了评论相关人与事的主要依据。尽管切实、充分地把握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如其所是地面对现实，却应成为理性分析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需要避免的是对事实的选择性立场。在疫情流行期间，无疑存在各种需要对其作批评性反思的现象以及灰色面甚至阴暗面，不过，抗疫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了众多高尚的人与事，如实地面对事实，便至少需要兼顾以上两个方面。当“事实”不仅来自传闻，而且被选择性地对待时，这种“事实”便不免失去其本来意义而流为某种观念引导的工具。

在特定的语境与一定概念或原则的关系上，思维的抽象性得到了另一重体现。疫情期间曾出现了各种意见的纷争，后者虽可能直接源于对某种现象的不同看法，但其背后，常常是对更一般意义上的原则或观念的不同接受或认同。以疫情中对隔离等规定的议论和评判而言，批评者常以人权、自由等为依据。然而，按其本来形态，这些原则显然难以孤立地加以理解。同样，判定相关规定是否违反这些原则，也不能仅仅凭借对口号的抽象确认。在不做适当限制便无法阻止疫情蔓延的特定条件下，以“人权”或“自由”的名义让病毒任意肆虐，显然是对人权和自由本身的亵渎。

在抗疫过程中，同时可以注意到不同形态的自我形象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与隔离相关的是“克己”，伴随着赴难而行的是“舍己”，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其中，“舍己”更为突出地展现了人性的力量。宽泛而言，疫情中的情感呈现还表现为病床上的自忧、宅居中的自怨，等等，从文学书写的角度看，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有其值得关注之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常因对精神世界或内在情感的不同描述而获得多样意义。然而，在历史的不同时刻，人性关注无疑应当有不同的具体侧重。在流疫的蔓延已将人推向危难之境的严峻关头，人性的关切首先也应指向抗疫过程中克己、舍己之举所体现的人性光辉：从广义社会的角度看，让人们正视那些消极方面显然不无意义，然而，正如当大火吞噬生命、洪水危及生存之际，关注之点首先应指向其威胁生命这一面，而非其照亮黑暗、流水潺潺的诗意之境，同样，在身处大火扑面、洪水汹涌之时，其所急迫者，也不是渲染已为人知的“消极面”。

尊重人性、关切人类是理性的应有之义

尊重理性要求我们避免某种极端的理想化、盲目自满或自卑的心态，关切人性和人的尊严。从更为内在的层面看，应对疫情的过程同时存在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情绪化的意见中，往往渗入多样的价值关切。然而，无论是对疫情所涉治理过程的责难，还是对域外的隔岸观火，都常常缺乏更广意义上的人类关切或天下情怀。否定和责难的背后，是对某种体制的理想化；另一方面，对域外乱象的幸灾乐祸以及与之相关的盲目自满，展现的虽是相反的心态，但同样不难看到价值观念上的偏向，后者不仅表现为人道关怀的缺失，而且以肤浅的自我满足为其形式。

疫情的应对和处置，关联着一定的体制及其治理过程。作为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疫情也引发了对体制及治理形式的不同看法。前面已提到，从具体的应对机制、治理方式看，不同的体制无疑都存在需要反思、调整、改善的方面。就历史衍化而言，人类文明仅仅经历了数千年，从大的时间尺度看，这只是短暂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延续和演进过程中，社会自身如何趋向于合理的治理方式，无疑需要不断探索，认为迄今为止的某种治理形态已经至矣、尽矣，无须变革和改善，这既是非历史的，也缺乏实质意义上的人道关切：它意味着将远未达到完美形态的某种治理形态理想化，并由此终止人类不断迈向真正的自由过程。

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如何应对流行之疫背后更为深沉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人自身以及是否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而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尊重人性应该是理性的应有之义。这里同时涉及人性及其意义。人性首先体现于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性，意味着承认和尊重人的这种内在价值。从其历史源头看，人由自然的存在成为人性化的存在，以人与社会的关联为前提。马克思已指出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乎人性”这一提法，引申而言，判定某种治理方式、体制是否合理，归根到底以是否“合乎人性”为依据，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反思、调整、改善，最终也以“合乎人性”为指向。由此考察，则迄今任何一种治理的方式，都既无法判定为至上的理想形态，也难以奉为终极的依归目标。以域外的某种治理体制为完美形态，不仅缺乏历史的眼光，而且未能真正体现远大的人性关切。

人性的关切，同时关乎反思和批评的目标指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曾出现了各种众所周知的问题，除了一开始上下沟通、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透明性、某些职能部门的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的诸种不足甚至缺陷之外，在别无其他选择、不得已而以封城为手段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做法可能也存在需要加以考查和总结之处。然而，从价值的层面看，这里同时关乎不同的目标指向：如同建筑过程所涉及的拆旧和建新，拆除旧房，可以是为了建设更好的楼宇，也可以仅仅是为拆除而拆除；前者以建设性的目标为指向，后者则主要限于否定性的活动。从社会治理的反思和批评看，如果这种批评和反思旨在走向更为有效良好的社会运行，并让人的存在更加合乎人性，则它无疑具有建设性；反之，如果仅仅为破而破，则建设性的意义便疏离其外。在应对疫情这样的历史时刻，以建设性的方式关注治理过程、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以推进社会走向更合乎人性的形态，无疑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与之相对，一味地指责，试图通过各种质疑以展示价值立场上的所谓“独立”性或“优越”感，则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关切和人道关怀。

历史地看，此次疫情可以视为全球人类面临的一次重大的挑战。就其来势之凶猛、波及之广泛而言，也为近几十年所仅见。遏制病毒蔓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交往方式，使网络化生存成为人们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世界性的边境关闭、国际产业链的受阻，向全球化过程提出了前所未遇的严峻问题；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联而又相隔，既要求人们以更为合理的方式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也凸显了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经济运行和生命价值的张力，则使后者在人的存在中的优先意义空前突出，如此等等。以上情形从不同方面显现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人类生活的内在影响，其背后则不仅涉及国际政治格局、经济秩序的调整等具体的历史变迁，而且蕴含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更为深沉的问题。疫情发生非人所愿，但身处其中，人不能无所作为，如何使之成为推进历史发展的契机、如何由此使人的存在朝更为人性化的方向演化，是人类自身需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