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8 次 更新时间:2020-05-12 20:34

进入专题: 南宋临安   城市市场   市民文化   娱乐市场  

龙登高 (进入专栏)  

摘    要:

娱乐市场是南宋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 , 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 , 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 , 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 , 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 , 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 , 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关键词:南宋临安; 城市市场; 市民文化; 娱乐市场;


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 通常主要是作为特权享受, 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开展的, 一般不发生交易行为。中晚唐以后, 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 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 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 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 这在经济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阶段性的意义。但以往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宋代市民文化或大众娱乐及其时代的新异性, 没有从市场发育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另一方面, 传统市场的研究则集中于商品市场及要素市场, 基本上未涉及服务市场, 从而使得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及其影响迟迟未曾揭示出来。娱乐市场具有怎样的存在形态与特征, 其兴起对市场体系的演进有何作用与影响, 文化娱乐活动在市场上展开后将呈现怎样不同的走势, 本文试图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初步研究, 侧重娱乐活动的经济内涵与意义, 将娱乐市场作为城市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南宋临安为对象进行考察, 以期对宋代城市市场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脉络与特征。


一 市民娱乐的市场形态与商业化经营


宋代临安娱乐市场活动丰富多样, 形态各异, 与商品市场相对应, 大体具有如下四种表现形态:货郎式流动市场、娱乐集市、娱乐常市、专业市场。

货郎式流动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原始形态之一。宋代的“路岐 (歧) 人”可称为文化货郎, 走街串巷, 虽然不兜售商品, 却提供大众所需的娱乐服务, 或杂技, 或说书, 或歌舞1。路岐人卖艺, 多选择能够吸引和汇聚观众之处“作场”表演。“每会聚之冲, 阗咽之市, 官府讼听之旁, 画为场, 资旁观者笑之, 每一钱以上皆取之”2。南宋临安, 路岐人活跃于街头巷尾, 随时寻找文化服务的机会, 作场卖艺, 随处可见。路岐人作场卖艺是娱乐市场的最初形态之一, 在唐代是娱乐市场的主要形式, 受到官府压制3, 至宋代则作为娱乐市场的必要补充而广泛存在。流动娱乐市场主要是由娱乐需求的细碎性、间隙性所致, 以满足消费能力有限的市井细民的不时之需。

货郎的周期性流转满足农户不时的细碎交换的需要, 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周期性集市, 娱乐市场也一样。西欧中古盛期 (the High Medieval Ages) 的市集 (fair) 、中国古代的集会贸易, 是以一年为周期, 交易日达数天或一个月的大型集市贸易。文化娱乐活动的群众性, 使娱乐集市大多与此相类, 多表现为节庆、庙会等公共活动。节庆、庙会都是一年一次, 其间多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 形成一种娱乐“集市”。宋代70余个大大小小的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 莫不以赏心乐事的娱乐为主线4。每逢岁时节庆、迎神赛会, 各社各村组织舞队在游行中表演诸般技艺。盛大者达数十百队, 连绵十多里。如清明节热闹非凡, 各种表演“纷然丛集”, 都人不论贫富, 倾城而出。“公子王孙, 富室骄民, 踏青游赏城西, 店舍经纪, 辐凑湖上, 开张赶趁”5。庙会亦然, 如二月八日霍山行宫朝拜, 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 都是“百戏竞集”, 由各民间文艺社团组织。此外, 一些私家园苑也竞相择期开放, 以娱游客6。艺人追逐集市与集会, 称为“赶趁”。就像商贩在各地轮流赶集一样, 街市艺人与乐队在城市各娱乐点“赶趁”, 临安频密的节日庙会, 各种形式的集会, 各种场所的娱乐活动, 使得“赶趁”者可以随之流动, 逐日表演, 甚至一天可以在多处表演7。与货郎式市场相比, 集市型市场已经摆脱了偶发性的原始形态, 而成为定期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市场了。

定期集市的集日间隔越来越小, 集期越来越密, 逐渐变成每天都进行交易的常市。杭州的茶肆、酒楼、妓院, 以至整个西湖及其中的游船, 就是固定的文化娱乐常市。茶肆酒楼通常也是娱乐活动场所。临安著名大茶坊中, 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以音乐欣赏、体育活动吸引顾客;王妈妈家茶肆号“一窟鬼茶坊”, 当以说话表演得名, “朱骷髅茶坊”亦然。茶肆酒楼大造文化气氛, 插花挂画, 竹木掩映, 装点店面。或鼓乐吹弹, 或延艺人卖唱, 还有“花茶坊”之类提供妓女服务, 花样百出。茶肆成为人们聚会娱乐的场所, 市民的庆典宴席, 多在酒店举办, “歌管欢笑之声, 每夕达旦”8。西湖是游乐的理想去处, “西湖天下景, 朝昏晴雨, 四序总宜, 杭人亦无时不游”, 娱乐活动四季不断9, 可以说西湖就是临安最大的娱乐市场。除了节日热闹非凡外, 居民平时也常泛舟游乐, 游船画舫成为流动的娱乐常市。

专业市场是文化娱乐市场的最高形态, 这就是瓦舍勾栏。瓦市是固定的娱乐专门场所, 专业艺人汇聚, 不间断地奉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宋代的勾栏有围墙, 有门收费入场, 还有戏台 (乐棚、或帐幕高台) 、戏房 (后房) 、观众席 (看席) 。观众席有“神楼”和“腰棚”等所设雅座, 可供观众安坐欣赏节目, 其间则是平地供观众站立观看。临安盛时, 城内有5个瓦市, 城外更多, 合计达17个, 南宋末更达23个。城内瓦市以北瓦为大, 这里勾栏多至13座, 各种文艺形式趋于专业化, 如两座勾栏专说史书, 甚至有的勾栏还因名艺人长期固定表演而得名10。临安北瓦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专业文化娱乐市场。专门市场的出现, 表演性的时空艺术与一般生活内容的分离, 使竞争加剧, 艺人必须迎合市民需求, 努力提高技艺, 创新艺术表演, 否则就会被淘汰到路岐人的行列。技高一筹者则能长期占据勾栏, 如小张四郎;甚至名扬四海, 如汴京的丁都赛。众多艺人汇聚, 各种技艺杂陈, 使艺人之间相互交流、观摹和学习, 专业性、艺术性得到提升, 各种初兴的曲艺形式, 或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和发展, 或产生新的表演形式。

南宋临安不仅形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娱乐专业市场, 还有各种固定娱乐场所, 并有流动市场与集市等形式相配合, 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 形形色色的艺人活跃其中。娱乐需求的旺盛, 娱乐市场的发育, 促进了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娱乐业有利可图, 同时竞争激烈, 使得商业化、市场化经营不断深入, 形式多样, 推陈出新, 形成前所未见的发展态势。

一些竞技体育的资金筹集已形成市场化模式。如相扑, 通过打擂台的形式, 以其激烈竞技吸引观众, 以丰厚的奖金吸引相扑高手, 竞技水平越高, 观众就越多, 获利也越多。组织者预先挑选好高水平的选手, 同时精心设计, 如让女相扑手先表演, 制造气氛, 吸引观众。护国寺南高台露台相扑, 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 其奖金也最高。《梦粱录·角 》所述这种情形, 在杭州以外, 在其他体育、武术项目中亦可见到类似的情形11。

大型群众娱乐活动, 得到社会捐资而持续不衰。会社、庙会、大型娱乐活动中, 富豪之家大街铺席进行捐献、犒赏, 在两宋杭州已成风气。观潮是杭州盛事, 弄潮儿技艺高超, 数百健儿手执彩旗, 踏浪翻涛, 腾跃百变, 彩旗不湿。市民尽情欣赏之余, 犒赏弄潮健儿, 费用多由富民显宦承担。弄潮儿往往出没于生死之间, 官府自北宋以来就多次颁布禁令12, 但不能遏止。弄潮儿不顾劝告, 不畏生死苦学弄潮本领, 原因之一在于“豪民贵宦, 争赏银彩”, 犒赏丰富。西湖龙舟竞渡, 更是先将炫目的奖品挂在湖中标竿上, 以此激励竞赛者。

临安盛行宠物豢养和宠物竞斗, 时称“教虫蚁”, 飞禽走兽, 昆虫鳞龟, 都在其中。驯鸽、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鹦鹉念诗等, 无所不有。种类之多, 花样之繁, 令人惊讶。如斗蟋蟀之风大盛, 蟋蟀迷贾似道编辑了专书《秋虫谱》, 市面上蟋蟀笼式样繁多, 争奇斗艳。由于市场需求量大, 因此有不少人专门捕捉、豢养宠物供应市场, 画眉、白鼠、鹰鹘, 都可见记载13。有被称为“五放家”的喂养和教习宠物的专业户14, 有专门训练宠物斗技者, 甚至有专门传授此种技艺者。

与娱乐的商业化相对应, 一些商业行为也增加了娱乐形式, 以促销商品;或者在一些商业行为中产生出新的娱乐艺术形式。茶坊、酒肆、食店, 都特别讲究娱乐化经营, 以吸引顾客, 已如前述。就连各官营酒库每年开沽呈样, 也大张旗鼓, 差雇社队鼓乐, 揽官私伎女, 游行前往州府教场一试高低。通过各种娱乐活动大造声势, 旨在扩大知名度, 宣传品牌。扑卖之风大盛, 扑卖又称关扑, 是宋代流行的通过赌博买卖物品的商业行为, 含有很浓厚的娱乐游戏色彩, 宋代文献与话本中随处可见15。扑卖的商品不过是一种“利物”, 或是一个赌博道具, 不同之处则是道具兼具使用价值。小额的赌博, 有可能赢取丰厚的物品, 充满诱惑, 市民在商品买卖的同时, 获得愉悦和满足。“预行朴卖, 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扑卖的商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或新奇的物品16, 名目繁多, 四季花样翻新, 日夜不绝。

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直接源于商业行为, 如吟叫、嘌唱、耍令等表演形式。吟叫流行于东京, 南宋杭州继承下来, 又称叫声, “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 采合宫调成其词也”17, 并发展出嘌唱、耍令等新的形式。商业行为通过由俗到雅的加工, 形成新的艺术形式。非商业的行业也出现娱乐化的现象。讲经布道, 本来是严肃庄重的行为, 唐代出现“俗讲”, 而宋代的讲经由寺院到市井, 进而走入专业勾栏, 佛经教义通俗化, 甚至庸俗化 (如“说诨经”) , 成为瓦舍表演的重要内容。

娱乐业的发展, 从业者的增多, 尤其是各门文艺活动的专门化, 使艺人的行业性组织自北宋开始应运而生。蹴球普遍开展, 出现了专门研究和传授这种踢球技术的社团组织“圆社”, 或“齐云社”。说话、戏剧等曲艺的专业化与规模化, 使脚本的创作人员相对独立出来, 形成专业组织书会, 创作话本、戏文、商谜、歌词, 今日可考的有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18。《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 南渡至临安, 不仕, 参加了才人书会。说话人同行之间称“郎”, 资深者谓“老郎”, 宋元话本中, 时有“老郎们传说”、“京师老郎流传”等说法。

娱乐业的组织, 多称为“社”, 与工匠行会之“作”、商业行会之“行”、“市”、“团”相别。临安的“社”名类繁多, 如:杂剧——绯绿社, 影戏——绘革社, 说话——雄辩社, 清乐——清乐社, 唱赚——遏云社, 耍词——同文社, 吟叫——律华社, 撮弄——云机社, 弩——锦标社, 使棒——英略社, 相朴——角社, 傀儡戏——傀儡社, 蹴球——圆社, 此外还有香药社、川弩社、同文社、同声社、翠锦社、古童清音社、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打球社、射水弩社等。这些民间文艺社团, 相当于工商业行会, 主要具备如下功能:1.行内协调。出现了“社条”行规, 制定行业规范, 约束成员遵守职业道德。也有社首、班首等行会头领19。2.应付官府科差与和雇, 为宫廷、官府、驻军提供娱乐服务。3.参与和组织大型社会娱乐活动, 如杭州经常举行的大型歌舞活动, 由这些社团各自组织舞队20。这些行会与社团组织的舞队与鼓乐, 平时也应召提供娱乐服务, 如前述酒库开沽就“差雇社队鼓乐”, 招摇过市。一般行会对公共活动、庙会等, 往往是献送财物, 文艺社团则献送自己所长的服务。“社”具有行会的一些特征, 但可能没有工商业的“作”、“行”等行会组织那样严密和持久。由于有大量游走不定的路岐人存在, 加之娱乐业本身更具有不确定性, 服务业较之工商业的非实物性, 使行内规范与协调的约束力相对有限。有的社很可能只是向“会”献送时的临时组合, 或献送的一种具体形式。此外, 有的“社”可能并非行会组织, 而只是一种松散的或临时的同好合伙21。

由于民间艺人队伍的壮大, 技艺水平的提高, 宫廷、官府、军队使用乐舞的手段逐渐改变, 渐趋于市场化, 这和两宋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市场化趋势是一致的22。文化娱乐服务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获得:1.营制:教坊 (高宗改称教乐所) 、诸军乐、官伎等, 专为官方提供服务。2.役制:在官府专门的乐籍注册的民间乐工、官籍注册的伎女, 每年必须义务为官府服役, 相当于普通户籍中的上户服衙前役, 因此乐籍乐工又称为衙前乐。3.雇制:官府出钱雇募民间艺人、伎人表演。

这三种途径在南宋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1.坊几度废置, 军乐少见记载, 规模逐渐减小, 官营制度日趋废弛。2.作为官营乐工的替代, 衙前乐与和雇艺人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歌伎中有部分系名官籍, 须随时应付宫廷、官府和军队之召23。也有相当数量的艺人, 被征发奉献给金朝24。但即使教坊的成员, 也大量由衙前与和雇组成25。3.衙前与和雇两种手段中, 和雇越来越多, 这与免役替代差役的趋势相适应26。在文化娱乐市场中谋生的艺人, 自然不如官府艺人那样纯粹, 但人数众多, 种类丰富, 减缓了官府组织娱乐活动的压力。市场化的趋势, 使得政府与民间实现了文化娱乐的资源共享, 并在官府优先的条件下由市场配置。

南宋庞大的文化娱乐队伍, 仰赖市场为生, 一旦市场受到干扰, 他们就会无以为计, 甚至铤而走险。元代关于民间娱乐的禁令, 剥夺了许多民间艺人谋生的途径, 以致杭州原“说话”艺人胡仲彬兄妹能聚众千人举义27。这反映了杭州娱乐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 市场发育达到相当的水平, 一旦受到超经济强制的干扰, 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丰富多样、层次各异的娱乐市场形态, 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 并相互配合, 娱乐市场在成长之初就得以迅速发育。商业化、市场化的娱乐经营不断发展, 其经营手段进而渗入其他商业活动中, 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展。娱乐业的行业性组织也开始形成, 规范行业经营, 整合市场力量, 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


二 市民文化的成长促进娱乐市场的发育


处于成长初期的娱乐市场在南宋临安迅速发展,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市民文化为娱乐市场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广阔的舞台。市民文化的成长及其对娱乐市场的推动是南宋临安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这主要表现于社会流动中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扩大, 市民文化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以其自身的特征作用于娱乐市场, 都城临安所独有的移民特性则为这种发展态势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市民阶层28大体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上层市民主要由富豪、食利阶层等组成。一般官吏也应属于市民, 在临安, 如果职衔达不到相当的层次, 大体与市民是相融的。上层市民富有资财, 消费能力强, 消费水平高;他们往往不具备高贵的身份, 也因此就没有了身份的限制, 较少传统的束缚。他们与达官显贵一起形成杭州的高消费群体, 虽然人数不多, 但购买力旺盛, 穷奢极侈, 带动了崇尚奢华的风气。中层市民, 多为工商业主, 包括娱乐业主, 构成市民社会的中坚与主导。他们积极进取, 辛勤业作, 生活稳定富足, 不愁生计, 闲暇时追求赏心乐事29。下层市民人数最多, 包括店员伙计、小本经营者、游民闲人、入城谋生的农民等, 绝大多数伎艺人亦在其中30。杭州劳动力市场充沛而价廉, 因而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发达。同时, 下层市民也不乏娱乐消费, 在中上层市民所掀起的游乐之风的影响下, 尤其是节庆期间“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 甚至不惜债台高筑, 借贷抵押, 也要游乐一番31。

宋朝单列坊郭户对市民进行户籍管理, 与以往曾有过的作为身份管制的“市籍”迥然不同。适应市民社会成长的这一制度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市民社会在南宋临安的成长, 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异质因素, 它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特征,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构成, 促进了市民文化的成长, 使娱乐市场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临安市民社会的稳定和财富的积累, 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能够支付娱乐服务, 也有相应的社会闲暇来消化社会剩余, 这种有利因素远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拟。尤其是辇毂之下, 获得了官府种种优惠待遇和较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32。市民掌握了足够多的社会剩余, 才有可能投资于或投身于文化娱乐业。市民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形成临安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娱乐市场。如中秋节的娱乐活动, 市民上、中、下各层的娱乐消费各有所宜, 差异分明33。

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升降变动, 至宋代渐趋频繁, 社会阶层的更替加快, 等级界限松动34, 社会流动加强。市民的社会流动, 主要是指财富拥有量的改变而导致的社会地位、社会评价的改变, 也包括通过科举渠道实现身份的改变。加之社会剩余的增多, 导致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 分离出专门的技艺人员。在文化娱乐市场中, 既有落第士人, 也有工商业者涉入娱乐业, 还有农民进城以技艺谋生者。社会流动对文化娱乐市场的繁荣具有促进作用。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社会中, 人们的身份被固定, 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被固定而不能自由流动和相互交流, 消费需求也就被人为地分隔为各不相通、彼此绝缘的部分, 文化娱乐市场所必需的要素流动将受到阻碍。

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 为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流社会 (包括上层市民与达官贵族) 带动文化娱乐高消费, 中层市民稳定的消费需求, 人数众多的下层市民的不时之需, 构成临安娱乐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中下层市民在娱乐市场的投资与服务, 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使杭州服务市场能以低成本扩张。市民既是娱乐市场的主体, 又是娱乐活动的客体。娱乐市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市民特性, 它既是由市民创造的, 也是为市民服务的, 同时艺术形式又以市民生活为内容。因此, 这种市场的形成与演进, 以市民社会的成长为背景, 以市民社会为舞台, 随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市民与市井生活构成娱乐市场的主题。市场中的娱乐活动以市民及其生活为内容, 娱乐作品以市民生活为原型加工创作而成。作为市民成员的民间艺人, 文艺创作来源于市民生活, 反映市民的心态与性情, 反映市井之世态炎凉。白话小说兴起于宋代, 多反映平民生活, 有学者径称为市民小说, 与唐代流行的文言传奇小说以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生活为内容迥异。在反映杭州城市生活的白话小说中, 中下层市民多成为主人公35;说话人对市井人物非常熟悉, 富有感情;语言来自大众, 平实自然, 质朴无华, 通俗易懂, 琅琅上口。因而深受市民的喜爱, 故能流传久远。杂剧也是一门植根于社会下层, 拥有最广大观众的民间艺术36。

迎合市民趣味, 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娱乐形式也层出不穷。《武林旧事》卷6列举的“诸色伎艺人”共53种, 除3种“御前”服务外, 其他说书、演唱、杂剧、杂技、体育、宠物游戏的表演者多是活跃于娱乐市场的艺人与市民。这与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相关, 是市场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如相扑, 除了竞技之外, 还有小儿相扑、女子相扑, 也有引人发笑的“戾家相扑”, 一人表演两偶相扑的“乔相扑”等, 搞笑逗乐, 花样翻新, 迎合市民欣赏所需。临安的“学乡谈”, 学各地方言以取乐, 如学萧山、绍兴、宁波及苏北等地方言。甚至出现取悦市民的低级趣味现象, 如取笑生理残障者, 取笑农民, 反映了市民文化的轻浮与庸俗的一面。市民文化具有的离经叛道倾向, 也反映在娱乐活动之中。如不守妇道的女性, 不遵儒家教条的士人, 奋力抗争的下人, 都是话本中的主人公。济颠和尚尤为代表, 他不守清规教律, 自由自在, 玩世不恭;他不阿权贵, 同情百姓, 扶危济困。话本《济颠语录》中济公的形象, 实际上也是不满束缚、渴望自由的市民心态的折射, 因此南宋后流传不衰。有的优人旁征博引, 滑稽谐戏, 把佛陀、老子、孔子都解说成女流之辈37。

新兴的市民文化具有活力, 并与上流文化交融渗透, 不同阶层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有机的整合,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临安娱乐市场的初兴, 是宋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产物。人类文化变迁史大体经历了巫术化—贵族化 (宗教化) —平民化几次大的变迁。宋代正处于从特权 (贵族) 文化向大众 (平民) 文化过渡的初始阶段。有学者指出,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 莫过于相对普及38。教育的平民化与知识的传播, 知识阶层人数不断增多, 使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被排斥到士大夫阶层、官宦集团之外, 成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成员。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随之融入市民文化市场之中。他们或开学堂, 或入市作文卖字, 或参加书会编写文艺作品, 或浪荡于茶坊妓院39。临安的讲史艺人有解元、贡生、书生、宣教等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称谓, 甚至还有进士。这极可能是真实身份, 因为他们是潦倒失意而“下海”的文人;纵或只是艺名, 也是因为他们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通俗文化从业人员的素养提高, 提高了娱乐市场的水平。一些技艺人具备较高的才学, 如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小说开录篇》对说话表演者的知识水平评价甚高。即使路岐人, 也能使文弄墨, 并杂以讥讽幽默40。知识和文人溢出旧制度的管道, 走向城镇民间文化市场, 为市民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大众文化的新兴及其向上流社会的渗透, 成为宋代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上流人士是瓦舍勾栏的常客, 民间艺人与社团向宫廷、官府、贵人献艺, 既有市场化手段41, 也具制度化的渠道。这就可能使文化娱乐进一步摆脱贵族化倾向, 使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化趋近, 虽然还不是合流。如嘌唱, 本来是街头叫卖声加工而成的歌曲形式, 后来也由街市扩及士人宅院。甚至妓女所创服饰也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42。

与此相应, 上流文化也突破等级界限, 向下层市民文化靠近, 而成为大众文化。如服饰、车马、住宅、用乐等方面的等级规定屡受冲击, 一些高消费活动从贵族扩及平民;宫廷的缠足之风也流向民间;达官显宦的花园不时向游人开放;南宋教坊几度兴废, 废止时教坊乐人便拨差勾栏, 流入娱乐市场43。

社会流动消融等级阻隔, 促进各阶层的融合, 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趋近, 社会风尚趋近, 文化娱乐趋近。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形式, 在宋代都出现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的趋势, 走向大众化和世俗化。宋诗从语言到题材都出现了“以俗为雅”的文化景观, 这是宋代士人文化性格的时代特色所致, 士人的生活态度世俗化, 审美态度世俗化44。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亦然, 部分通俗小说汲取了文人文化, 水平得以提高;而文言小说也汲取了市民文化的某些成分, 产生了新的小说形式。传奇小说原本以上层人士为服务对象, 作为晋见达官贵人的“行卷”, 转向为主要服务于普通市民, 进行劝惩的一种文学形式45。画院画家创作了反映市民生活的画卷, 除了《清明上河图》这一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之外, 《踏歌图》、《货郎图》、《卖浆图》、《沽酒图》、《骷髅幻戏图》、《婴儿斗蟋蟀》、《钱塘观潮图》、《西湖柳艇图》等都以市民生活与娱乐为题材。

在临安市民文化与娱乐市场的成长进程中, 移民是一个独特的因素。移民作为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城市所不曾具备的重要力量, 推动了临安娱乐市场异军突起, 并形成独有的特色。

临安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有人估计移民在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46。更重要的是, 与历史上建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 临安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 而是源源不断, 而且既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 也不是如东晋移民一样举族而迁。这使得临安移民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强制色彩较弱, 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此外, 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为数也很可观。因此, 移民迁入临安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 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 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或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 而是迅速融入杭州市民社会, 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这使得临安市民社会进一步成长, 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而且南北习俗与文化相互融会, 共同发展。还值得指出的是, 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 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这种形式的移民, 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 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 因而有可能更自由开放一些, 更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47。另一方面, 侨居的移民, 离乡背井, 更渴求文化娱乐生活, 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 一大批工商业主 (店主) 和经纪人 (小生意人) , 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 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

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 开封文化对杭州文化产生全面影响48, 街头吆喝、小贩叫卖、勾栏表演, 汴京话声声入耳。杭州杂剧以中原音韵为主, 杂以杭州土语49。临安东岳庙就有3处, 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城中4所惠应庙, 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50。这些庙宇祭神都是北方移民传来的。

不仅北方风俗南传, 而且移民在杭州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 就是因为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而兴, 逐渐相沿成习。宋代白话小说中不少主人公都从汴京迁来, 历尽艰辛, 辗转来到临安谋生创业, 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成为宋代白话小说中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

北方移民之外, 周围地区的农民、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都涌向这个大市场来谋生。宋代城市化进程, 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 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 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51。作为发达的江南经济中心, 杭州吸引的周边城乡居民当为数可观。短期流动人口, 包括迁转官员、游走商贩, 以至行僧道士等, 为数可观。三年一次的会试尤为壮观52, 一般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人士, 从中下城镇以至乡村来到繁华的杭州, 文化娱乐的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

商业移民十分突出, 临安凤凰山因客商云集, 习称“客山”。富商们附庸风雅, 购买力旺盛, 刺激市场需求;他们的习俗与文娱活动也被带到杭州, 丰富了杭州的娱乐文化活动。仰山二王庙, 祀神出自江西袁州, 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显佑庙, 其神原出常州。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帮。徽州婺源灵祠, 在杭州有7个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传到杭州, 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53。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 后来似乎超过了本地的海洋 (男) 神冯氏, 这一男一女两个海神在宋代杭州都分别建有顺济庙祭祀。后来, 本地男神不敌外来女神, 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中的影响之大54。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 也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55。同时, 地方曲艺汇聚临安, 如福建鲍老达300人, 四川鲍老亦有100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戏, 也流传临安。杭州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 南北混杂, 斑斓多姿, 异彩纷呈, 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


三 娱乐市场的特征及其影响


新兴的娱乐市场具有自身的特征, 从市场构成来看, 迥异于商品市场;从娱乐内容来看, 不同于传统的娱乐活动。它在南宋临安特殊的环境中成长发育, 对临安城市市场体系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也对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与商品市场相比较, 娱乐市场具有如下突出特征:

其一, 文化娱乐是一种服务, 买卖双方交换的是一种效用, 而不是货物实体。服务交易的效用与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 商品交易中, 经过使用价值的让渡, 卖方不再拥有使用价值;而服务交易中, 不发生有形实体的让渡。这种差异, 丰富了临安市场体系的多样性。娱乐业的商业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走向深入, 传统商业也借鉴其方式, 引入娱乐化经营, 二者相互渗透, 促进了市场经营方式的丰富多样与不断创新。

其二, 文化服务的消费需求弹性大, 文化娱乐需要位居生存需要之后, 只有当生存需要基本满足后, 才可能出现文化娱乐的需要。因此, 必须具备较高的稳定的消费需求, 这种服务市场才能维持和发展。城市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 在于其集中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作为江南市场中心的杭州, 在北宋时高消费就已形成规模。由于行在驻地的高消费转化为娱乐市场的有效需求, 由于对汴京文化成果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以及大量的移民所带动的各地文化的交融, 南宋临安具有北宋杭州和南宋其他城市所缺少的有利条件;加之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从而使其娱乐市场吸纳了这些消费需求与文化成果, 远非其他城市所能相比, 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这种消费需求提高到一定水平并趋于稳定时, 作为生活服务的娱乐业就成为独立化的行业, 娱乐市场成为城市市场的有机构成。原来与市场隔绝的服务活动被纳入市场之中, 扩大了消费需求, 加之在娱乐活动不断创新与延伸过程中娱乐市场的扩张, 从而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展。

其三, 服务与货物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处于同一过程之中。服务在买方不能贮存, 而且一般来说, 对于已经购买的服务不能再出售。服务的消费是一次性的, 而服务的生产则具有重复性, 更具有创新性。如果没有不断的创新, 娱乐服务的特性会使这种市场难以持续发展。宋朝实行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宋代文化的特点是自由的思想与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宋学的主旋律56。这样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文化娱乐市场发展所特别需要的创新活动, 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

娱乐市场与商品市场相互影响, 彼此促进。商品市场是市场体系的基础, 没有商品市场的繁荣, 不可能形成娱乐市场的持续发展;同时娱乐市场也带动和刺激了商品消费。娱乐业从业人口的衣食住行都取给于商品市场;在西湖、画舫和瓦市中, 娱乐消费者能随时获得饮食等相关商品57, 这既是娱乐消费的物质支撑, 也反映了娱乐消费所带动的相关商品消费。繁华的瓦市以其大规模的消费需求, 促进了周围的商品市场, “市肆名家驰誉者”大多就位于城内五大瓦子附近。临安的二十来处瓦市, 几乎全位于商业繁华街市或商道要冲。

娱乐活动的增加, 使市场出现了专门供应娱乐市场的文娱类商品, 名类繁多, 别出心裁。《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列有:仿戏剧人物角色物件 (行娇惜、宜娘子等) ;杂技玩具 (线天戏耍孩儿、影戏线索、傀儡儿等) ;鼓乐玩具 (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花篮、龙船等) ;仿生糖果 (秋千稠糖、葫芦、火斋糖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象生、花朵等) 。“文具物件”如砚子、笔墨、书架、书攀、簿子、连纸等, 各式各样的花卉等等, 都“沿街市吟叫朴卖”。又如, 杂剧深受大众欢迎, 成为宋代社会时尚, 人们不仅欣赏艺人鲜活的表演, 还把这种表演用雕刻等形式固定下来58。一些地区出土的宋代文物中, 戏雕、戏俑等数量极多, 相当一部分形制相同, 可知是专业的批量生产。戏雕、戏俑、舞台、戏剧壁画等也用来装饰墓室, 或作为随葬品, 表明文娱表演是多么的受欢迎。

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 劳动力市场为娱乐服务业创造了前提。源源不断的移民, 都城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差尤其是城乡差别所导致的农村大量剩余人口涌入, 为娱乐服务业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 娱乐业因此能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从而得以持续发展。娱乐业对劳动力的广泛需求, 反过来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和发育。娱乐市场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除了路岐人、瓦舍勾栏中的文艺表演者等外, 被称为“闲人”的大量人口是仰赖娱乐市场谋生的群体。他们有点特殊, 既不是专门的艺人, 又不是专门的消费者, 而是通过作为富人文化活动与娱乐消费的中介谋取维生之资。《都城纪胜》列举的“闲人”, 主要是以落第秀才为代表的群体, 他们不能通过传统的渠道安身立命, 转而进入文娱市场谋生。凭借棋、琴、书、画、乐等知识和技艺, “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 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 以觅薄酬59。像这种专事服侍富人游乐, 或者在娱乐场所服务者人数众多。值得注意的是, 文化娱乐市场的谋生机会有可能引导人们以此为目标而进行专门技艺的培训60。娱乐从业人员买卖已形成一定的渠道, 如歌童舞女, 在杭州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作为中介雇买。这是娱乐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具体表现。

娱乐市场的兴起, 促进了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发展。南宋临安已形成三级市场圈沟通与周边及全国各地的联系, 完成作为经济中心的辐射与吸纳功能。城内的批发—零售网络有效地组织商品的销售, 完整的城市市场体系满足了百万人口的消费需求61。城市娱乐服务与商品交流一道在街头巷尾扩散开来。或者毋宁说, 市民文化构成新兴的市场。隋唐长安、洛阳, 专门的商品市场才两三个“市”, 在一百多个坊、市中比重极小, 而南宋临安专门的娱乐服务市场数量就远过此数。可见宋代城市市场特别是娱乐市场的发展, 是隋唐时期无法比拟的。应该指出,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是唐代以前中国城市中所未曾出现的现象, 虽然处于发展初期, 但在特殊的背景下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开启了此后城市文化娱乐市场的先河。南宋杭州娱乐市场形态多样, 成为城市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市场体系在商品市场之外, 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蛛丝马迹, 服务市场又兴起, 从而使市场构成更为完善, 市场体系更为健全。尽管临安的娱乐活动基本上还属于消费者服务 (也有迹象表明生产者服务在南宋临安已经出现) , 但娱乐服务市场在临安城市市场中仍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还应该指出, 南宋临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娱乐市场仍处于自然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这种势头与方向在北宋已经显示出来, 元代仍延续着南宋的趋势, 明清杭州与苏州更臻于极盛。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在中国市民文化演进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娱乐活动古已有之, 但局限于宫廷贵族的享受或平民的自娱自乐, 因而其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娱乐活动的市场化则为之提供了富有生机的运行机制, 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一, 市场化的娱乐活动, 使得广大的市民参与其中, 庞大的市民社会为娱乐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素材取之不竭, 形式丰富多样。第二, 临安娱乐市场具有广大的消费者基础, 市场化经营不仅能够获得民间资本的注入, 而且形成源源不断的利润积累与自我扩张, 娱乐产业得以扩大再生产, 持续发展,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三, 市场化的娱乐活动, 形成激烈竞争, 刺激着娱乐活动的不断创新, 在竞争中还形成行业性组织, 不仅实现行业自律与行为规范, 而且促进从业者的合作与交流, 产生规模效用, 从而推动各行业的发展。第四, 在服务市场中, 等级与阶层的界限大大削弱, 消费者群体得以整合, 甚至宫廷和官府的娱乐活动也取给于市场, 文化娱乐活动突破等级壁垒而实现基于市场的资源共享, 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并汇入市民文化这一新的历史潮流之中。

宋代社会变迁广泛而深刻, 大众文化与娱乐市场的初兴是其必然产物。娱乐市场不是临安一地独有的现象, 只不过南宋临安文化娱乐市场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形态。南宋临安在中国文化娱乐和服务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间文化中流传久远的杭州市民人物群体可资为证。许仙与白娘子、牛郎织女、济公和尚、十五贯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其中的主人公都出在两宋杭州, 绝不是偶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是由宋元话本奠定基础, 元、明文人加工定型的。元代禁治“说话”, 于是口头表演转为文字表现, 文人们埋头整理宋代市民娱乐市场的遗产与成果, 形成元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一个朝代、一个城市产生出这么多广为流传的市民形象, 似乎很难在其他朝代、其他城市中找到如此集中的事例。究其原因, 归根于杭州的市民社会及其娱乐市场, 本质上是杭州市民文化成长所引发的历史冲击波, 形式上也是娱乐市场中“说话”等表演形式的传播之功。

娱乐市场的发展丰富了宋代大众文化, 在初兴的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成长进程中打下了独特的烙印。新的大众化传播手段产生了有异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渠道与社会效应。市井“说话人”在传播儒家学说与思想上, 起到了经书示范与士人宣讲无法替代的作用。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发出慨叹:“试今 (令) 说话人当场描写, 可喜可愕, 可悲可泣, 可歌可舞;再欲捉刀, 再欲下拜, 再欲决, 再欲捐金;怯者勇, 淫者贞, 薄者敦, 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 其感人未必如是者之捷且深也。噫, 不通俗而能之乎!”娱乐市场自身的特征, 也使市民文化形成一些有趣的现象。张仲文《白獭髓》的一段记载耐人寻味:“绍兴间, 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 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 樊屠乃市肉, 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 三人共坐说兵机, 欲问此书出何典, 昔时曾看王与之。’ (原注:‘与之’, 乃说书史人) ”王与之的讲史表演, 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出入, 它与士人和学者的历史研究不同, 反映了市民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 具有不同其他时代的现实特征。历史观念与历史真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尤其是大众心中的历史与历史真实存在相当的差异, 这是由大众的不断演绎与解释而形成的。例如关羽、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形象, 在民间观念中, 在大众心中, 都与历史真实差距甚大, 而这些人物在民众观念中的形象影响更为深远。实际上, 历史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复原与解释, 或者说,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历史, 不同社会群体有自己心中的历史。讲史人对历史的演绎与解释, 影响了受众的历史观, 影响了社会生活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 推动了市民参与文化创造与历史解释的进程。


注释


1 王■:《默记》卷下, 颍州“一日有路歧人献杂手艺者, 作踏索之伎”。洪迈《夷坚支庚》卷7“双港富民子”记, 鄱阳有女自称“路歧散乐子弟”。

2 周南:《山房集》卷4《刘先生传》。

3 唐以前的优戏技艺, 基本上是画地为场, 就地演出。见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 第33页。

4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年, 第260页。

5 《?西湖老人繁盛录》。“纪”字为笔者所校, 涵芬楼秘笈本原作“营”, 夹注云“营, 原误绝”。皆误。“经纪”一词, 在宋代是指代小生意者的流行语言。

6 如蒋苑使小圃, 春时开放, “立标竿射垛, 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 以娱游客”。见《武林旧事》卷3“放春”, 亦见《梦粱录》卷1“元宵”、卷19“园圃”。

7 如“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 擎一二女童舞旋, 唱小词, 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 或于酒楼, 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祗应。但犒钱亦不多。”《梦粱录》卷20“妓乐”。当是在《都城纪胜》所述之上扩展而来。

8 《梦粱录》卷16“分茶酒店”;《武林旧事》卷6“酒楼”亦述之。

9 “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 仕宦恩赏之经营, 禁省台府之嘱托, 贵■要地, 大贾豪民, 买笑千金, 呼卢百万, 以至痴而呆子, 密约幽期, 无不在焉。日糜金钱, 靡有纪极。”《武林旧事·都人游赏》的这类描述可以找出很多。

10 如“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 不曾去别瓦作场, 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见《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

11 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讲述“使棒擂台”, 由东岳仙居市的“社” (可能是乡社) 组织, 在岳帝生辰日进行, “利物”有一千贯。本文引用了不少宋元白话小说 (主要是以临安为内容的小说) 的材料。小说可以作为史料之参证, 尤其是其细致描述有助于理解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史实。这些话本多是元明刻本, 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有所改动, 但基本上反映了宋元历史实际。

12 淳■《临安志》卷10“浙江”载有戒潮文与奏折。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也说临安府尹“累次出榜禁谕, 不能革其俗。”

13 《西湖老人繁盛录》载:“每日早晨, 多于官巷南北作市, 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 斗赢三两个, 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 更会斗, 便有一两银卖。”话本《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 北宋时的沈秀养画眉过日, 通过斗画眉“成百十贯赢得”, 湖州墅客店有客人时常要买虫蚁, 有一只画眉几次易手, 从杭州辗转到了汴京市场。洪迈《夷坚乙志》卷11“涌金门白鼠”记, 有人发现白鼠, 马上就想到捕捉“得而货于禽戏者, 必直数百钱。”

14 宋元说话人讲述唐故事的《崔衙内白鹞招妖》谓:“借得新罗白鹞, 令一个五放家架着”。

15 “京师老郎流传”的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有一段具体详实的记叙:扑鱼者“买这鱼来扑, 指望赢几个钱去养老娘”。权贵李霸遇叫入酒店里去扑, 李“扑不过, 输了几文钱。”

16 《西湖老人繁盛录》“关扑”条列举了43种, 包括:实物30种 (如螺钿类玩物就有几种, 杂彩旗儿之类, 及合色凉伞等文化用品和实用品) , 现场制作的制品10种, 游戏3种 (打马图、闹竹竿、赶趁船) 等。吴自牧《梦粱录·夜市》亦有所列。

17 《事物纪原》卷9、《梦粱录》卷20《妓乐》。

18 宋代戏文《张协状元》题为“九山书会编”;《宦门子弟错立身》, 题署“古杭才人新编”。皆《永乐大典》所收。见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05页。

19 如唱赚的社条规定, “如对圣案, 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 切不可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为渎圣, 社条不赛。”见《事林广记》续集卷7, 《文艺类》所载《遏云要诀》。钱塘寡妇黄可道, 为杂剧班首、锦社首, 唱赚、杂剧和清音皆精通。死后行会立碑云:“杂剧班首熊氏墓”, 徐渭曾有诗悼之。转引自前引周峰主编书, 第260页。

20 《梦粱录·元宵》记元宵节时舞队, “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 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汗龙舟、踢灯鲍老、■象社。”

21 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述, 开封府富豪张俊卿等“约十个朋友起社”。“团了社”后, 同去东岳烧香还愿。此社人数少, 功能少, 延续性弱, 但有“团书”。应该说明, “社”并非宋代文化娱乐业组织的专称, 在中国民间具有悠久的传统。

22 龙登高:《国家控制在宋代的市场手段化倾向》, 《宋史研究论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年。

23 徐大焯《烬余录》载“军妓以勾栏妓输值之, 岁各入值一月”。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插话云:“原来宋朝有这个规矩, 凡在籍娼户, 谓之官妓, 官府有公私筵宴, 听凭点名唤来祗应。”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77、78。

25 《武林旧事》卷4“乾淳教坊乐部”中, 明确指称衙前、和雇的艺人, 已占教坊乐部的大多数。

26 《宋史》卷142“乐”第十七载, 孝宗时“今虽有教坊之名, 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 每差衙前乐权充之, 不足, 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

2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载“胡仲彬, 乃杭州勾阑中演说野史者, 其妹亦能之。”

28 市民, 在本文的涵义和近代西欧市民的概念不同, 严格而言, 独立发展、自主管理的市民社会在传统中国不曾存在。但宋代国家控制与经济干预远弱于唐代以前, 因此, 从某种程度而言, 称之为市民社会在传统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主要着眼于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与城市市场息息相关, 实际上只有皇室、贵族、高官、军队等基本上可以主要不依赖城市市场, 因此他们不在“市民”之列, 但他们并非与市民社会和城市娱乐市场毫无关联。

29 话本《裴秀娘夜游西湖记》讲道:“这临安府城内开铺店坊之人, 日间无工夫去游西湖, 每遇佳节之日……雇倩画舫或小划船, 呼朋唤友, 携子提孙……俱去夜游。”《东坡志林》载王彭尝语云:“涂巷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

30 梁?庚尧:《宋代伎艺人的社会地位》, 载梁氏《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下) , (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1997年。

31 “至如贫者, 亦解质借兑, 带妻挟子, 竟日嬉游, 不醉不归。”见《梦粱录》卷3“五月”。白话小说中还有更夸张的事,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主人公, 爱羡一个名妓, 为了一亲芳泽, 竟积三年挑担卖油的血汗钱来实现梦想。

32 见《武林旧事》卷6“骄民”;《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介绍更详细。

33 “王孙公子, 富豪巨室, 莫不登危楼, 临轩玩月, 或开广榭, 玳筵罗列, 琴瑟铿锵, 酌酒高歌, 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 亦登小小月台, 安排家宴, 团■子女, 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 解衣市酒, 勉强迎欢, 不肯虚度。”见《梦粱录》卷4“八月”。

34 龙登高:《略论宋社会各阶层的演变趋势》, 《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

35 工商业店主, 被称为员外、官人的中层市民是白话小说中分量最重的人物群体, 店员、经纪等市民下层是小说中人数最多的人物。此外, 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 落第秀才、妓女为数众多, 媒婆、胥吏不少, 还有杭州金老大是七代丐户团头, 余如算命人、小偷、和尚之类, 无奇不有。

36 出土的宋金戏曲文物上表现的角色, 多是市井细民, 如两幅宋杂剧绢画、荥阳杂剧线刻图、稷山县杂剧砖雕等。见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108—109页。

37 (清) 余叟辑《宋人小说类编》卷3之5引《避暑漫钞》“如来是妇人”。

38 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

39 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的主人公西川落第秀才赵旭, 在东京每日上街与人作文写字, 店小二道:“你今如此穷窘, 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 觅讨些钱物, 也可度日。”

40 “江浙间路歧伶女, 有慧黠知文墨, 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 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 谓之乔合生。”见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6“合生诗词”。

41 如“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 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见《武林旧事》卷2“元夕”。乘肩小女当即女童舞旋, 见《梦粱录》卷20“妓乐”。

42 妇人“制裙必前后开胜, 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 而士大夫家反慕之”。见休复《醴泉笔录》卷上。

43 临安讲史书者有一位叫王六大夫的, 原系御前供话。见《梦粱录》卷20“小说讲经史”。

44 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 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45 程毅中:《宋代文言小说论纲》, 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46 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第9章,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3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577页。

47 话本《计押番金鳗产祸》有一则事例, 庆奴和张彬逃亡至镇江, 无以为生, 庆奴道:“我会有一身本事, 唱得好曲, 到这里不怕羞, 何不买个锣儿, 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 趁百十文, 把来使用。”

48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8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49 杭州官话, 明代时与开封话仍多相近, 至今一些用语还是北方话。见何忠礼、徐吉军前引书第567页。

50 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东岳诞辰节庆还见于周密、吴自牧诸书。

51 《宋会要》食货70之106。

52 “到省士人, 不下万余人, 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 俗语云‘赶试官生活’, 应一时之需耳”。混补年更多, 据称达十万之众, 还不包括几乎同等数量的随从。见《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53 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梦粱录》卷14亦录之。

54 祭祀冯氏的顺济庙, 事见咸淳《临安志》卷71“山川诸神”。

55 许尚枢:《济公生平考略》, 《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56 缪钺:《宋代文化浅议》, 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李裕民:《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 载张其凡等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57 《都城纪胜》云:画舫“无论四时, 常有游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 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 暮至径归, 不劳余力, 唯支费钱耳”。

58 如东京勾栏名星丁都赛, 其表演雕像砖在河南偃师等地出土发现。

59 话本《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说, 贾似道到临安, 行囊一空, “只在西湖帮闲趁食”。

60 洪巽《■谷漫录》、廖莹中《江行杂录》卷中都说, 京都中下之户, 生女教艺, 长大卖人。《清尊录》载, 兴元甚至有民培养人妖 (男扮女) 售成都。据此或可类推临安。

61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方健、何忠礼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336—345页。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第6章,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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