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 次 更新时间:2020-01-22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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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吕文浩


前言:重视从思想家的角度研究费孝通


像费孝通这样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曾经见证并在晚年实际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人物,理应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和解析,才能充分地将其思想遗产和人格魅力清晰地呈现出来。从既往论著来看,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者多着眼于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表现,成果比较集中;在历史学界,自1981年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出版《费孝通传》[1]以来,以费孝通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深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将两种类型的成果有机地整合起来的研究就更少了。

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发表的研究费孝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思想的长篇论文。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对近代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者的看法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在历史的脉络里梳理费孝通关于农村经济主要问题的见解,并将其思想特色及价值加以解析。根据他的研究,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几乎涉猎了农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包括人地关系、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不仅如此,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并非孤立论证,也不是单从经济论经济,而是多从侧面开掘,又是相互联系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构造的互相牵扯,但也与费孝通微观而全面的社区调查以及宽阔的视野有极大关系”。[2]他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全面性、独到性、辩证思维以及前瞻性等特征都结合具体问题加以阐述,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教授的这些梳理和分析,我都是同意的。不过,对于他关于费孝通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我则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是出于对于费孝通的更高期许没有得到实现的遗憾,他认为费孝通没有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像他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差序格局”“社会继替”那样高度抽象的概念,致使他在世界小农经济学派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不能与俄国的恰亚诺夫、美国的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相提并论。在我眼里,费孝通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其次才是一个李教授概括的“社会经济学家”,他论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始终将其置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框架之下;而且他有很深的经世情怀,对于当时局面日益严重的农村经济问题急于给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政策性建议,并没有从容的时间来提炼理论概念。[3]从学理上来说,他不具备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高度抽象概念的知识储备和长期的深入钻研;从心态上说,这也许并不是他当时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声明自己并不是个农村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4]。

介绍和讨论李金铮教授的这篇近作,我想说明的是,将费孝通视为思想家,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特色在目前还是一个有极大开拓空间的学术领域;但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忽视费孝通本人的学术背景和治学宗旨,否则就容易对前人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费孝通的主要贡献是:从农村经济角度切入,对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民生计问题、工业化转型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想主张[5];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他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识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对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改良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重的平民政治理想;他在对美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晚年“文化自觉”学说的雏形。在上述这些方面,他花费精力最多,论述最为充分的是乡村工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论概括虽然论述不多,但角度新颖,影响深远;提出平民政治理想以及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文化分析的初步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费孝通社会思想的完整性。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一个充满中国情怀但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中国情怀的社会思想家的形象会跃然纸上。

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从农村经济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以农村经济为核心议题,对于当时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所涉猎,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但是他的着眼点却不在农村经济本身,他关注的是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为此,他对乡村工业的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对城乡关系中重要的社会阶层——地主、士绅在转型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动向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尤其是经济问题用力颇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标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光并未局限于农村本身,而是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之所以倾注了很多精力,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国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还要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要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不对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问题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另外,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最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农村经济出现重重危机。但是,农村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农村本身来解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农村之外的社会势力的协助,政治上的变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研究费孝通,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课题,本文只是借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费孝通卷》“导言”之机,为这一课题勾勒一下轮廓而已,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学术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工业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以及外国工业产品的流行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原有的手工业逐渐趋于衰微,原来依靠农工搭配来维持收支平衡的农村经济面临极大的危机,离地地主在城镇里大多没有从事生产性的活动,而是依靠田租这根“麦管”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吸血,使本来比较缓和的租佃关系趋于紧张乃至激化。“农村破产”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地主士绅阶层能否放弃寄生生活,成功地转向生产性的现代工商业,是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从费孝通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的家族属于生活在城镇的没落的地主士绅阶层,本来对于民间的疾苦并未有直接的、切身的体会。最初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经济实际现状的是他的姐姐费达生。费达生于1922年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在日本进修蚕丝改良,为时一年,回国后她和蚕校的几十名同仁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以“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6]深入农村,投入到蚕丝改良的艰苦工作中去。姐弟情深,在母亲早逝之后显得愈发真切。在姐姐的引导下,费孝通对于以蚕丝改良为核心的农村建设工作在技术上、组织上的种种情形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甚至在1933年和1934年两度帮助姐姐代笔,以其名义发表文章论述蚕丝改良的经验。[7]1936年初夏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为其拟的学名是“江村”)养伤,顺便实地考察丝厂的情况,住下后很快被现代缫丝工业进入农村的情形吸引住了,便对开弦弓村做了将近两个月的社会调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调查材料成为日后其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基础。费孝通进入开弦弓村没有语言和文化习俗上的障碍,加上姐姐负责蚕丝业改革带来的全村人的信任感都使得费孝通的调查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而且有“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8]的持续支持,所以尽管田野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开弦弓村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开弦弓村成为费孝通了解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窗口,对于他形成自己独特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开弦弓村,费孝通亲眼目睹了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落败之后农村经济的萧条局面——农民日益贫困、高利贷横行、土地权加速流入到离地地主的手里等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他认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9],因为以农村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

在开弦弓村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道路。1938年秋从英国回到昆明后不久,他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因避空袭而搬迁到呈贡县魁星阁,故简称工作站为魁阁)所亲自从事或主持的许多研究计划都是对开弦弓村经验的进一步延伸。在禄村研究中,他着重考察现代工商业发达前期农田经营方式和土地权的流动问题;他指导张之毅实地研究了易村的手工业与玉村的农业和商业;他还指导了史国衡和田汝康对于昆明工厂男女工人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为他探讨乡村工业问题以及现代工厂组织中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劳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一样,费孝通常常借着给学生著作写序的机会总结研究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为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写的长篇序言《中国乡村工业》,为史国衡著《昆厂劳工》(附田汝康《内地女工》)写的长篇序言《〈昆厂劳工〉书后》,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是费孝通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探讨中国乡村工业性质及其可能贡献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国农村中并不只是农业一枝独秀,而是农工混合,工业帮助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乡村人口,所谓传统工业,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他希望在现代工业开始分散的新趋势下,在技术上借助于电力和内燃机,在组织上采取合作方式,使乡村工业所获得的利益分散到农民手中,帮助他们解决生计保障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消除借贷和土地权流失的问题。在《〈昆厂劳工〉书后》一文里,费孝通则以具体实例来详细地展示了其业师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如何提出理论假设,又如何在实地调查中修改理论假设。在研究中他和史国衡都特别注意到劳心者与劳力者分工的传统社会结构如何复制在现代的工厂中,使职员和工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分野,从而影响现代工业的劳力基础。这一发现在《劳工的社会地位》等文中有比较充分的发挥。

《〈昆厂劳工〉书后》一文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法国社会学家勒普莱和涂尔干关于工业文明破坏社区生活完整性并导致社会解组的论述,这种现象在昆明的工厂组织里也有其表现形式。费孝通在昆厂劳工研究的基础上,提示讨论中国工业建设者应注意协调工业文明和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1945年冬的一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青年教员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馆里闲谈,因袁方要到成都去开手工业讨论会,两人便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手工业的话。后来张之毅、张荦群也加入这一话题的谈话,谈完后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业讨论会上宣读。四位作者之中,费孝通、张之毅曾对农村手工业实地调查研究过,袁方曾研究过昆明的手工业,对于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都有深切的认识,又时时听说手工业绝对没有前途,必将被都市大工业所取代的言论。这篇文章颇有针对性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们关于手工业前途的见解。后来这篇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以费孝通拟的书名《人性和机器》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再版了一次,所以在学术界、思想界颇有流传。以“人性和机器”为题,显然是接着《〈昆厂劳工〉书后》一文提出的理论命题而来的。

在以费孝通为核心的四位作者眼里,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中国乡村工业不仅在技术上、组织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暗合了西方工业分散化的最新趋势;不仅如此,它还避免了将人性与机器割裂开来的工业文明之弊,完美地将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写道:“社会机构不像机器可以过了洋不变质。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长出来。利用机器生产固然会影响社会机构的方式,但绝不会只限制于一种社会方式。目前利用机器生产的国家就有不同的社会方式可以作证。我们可以输入机器,可是也许绝不能输入社会方式,社会方式是要自己创造的,要在人民的习惯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种社会制度。我们主张在旧的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吸收西洋机器生产,目的就在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10]这种着意于“从传统中求了解,求批评,求改造”[11],寻求中国特色经济建设路径的思想原则,在他们看来,具有超出经济建设范围之外的广泛适用性,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也未尝不可以遵循。从《人性和机器》的立意来看,费孝通对于乡村工业的解决方案不仅具有政策上的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人性和机器》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来自社会学家吴景超。他的商榷性文章《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于1947年发表在《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12]他着重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1)费孝通等没有将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工业分清,前者是利用有生力量,后者是利用无生力量,前者一定是趋于衰微的,后者才具有发展前景;(2)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的确可以将一部分工业分散到农村中去,而且希望工业下乡以后,近代文明也连带下乡,给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民带来“一种更有趣的生活,更丰富的享受”,城市社会生活并不像费孝通等描述的那样灰暗;(3)机器工业的兴起固然会引起手工业的崩溃,但并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不久,费孝通发表《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在答复中,费孝通对于农村手工业趋向衰微,而且在技术上需要提高到机器工业是承认的,其解释基本是重复1941年撰写《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时的观点。他还认为,不能抽象地讨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的短长,他所着眼的是如何在近期复兴工业,而不是吴景超更看重的在两三代中国人手里都无法完成的都市工业化,在他看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目标的乡村工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对于机器文明和人性的冲突,费孝通基本上重复了西方社会学家的论述,希望在“手艺精神的再生”中将乡村工业作为促进社区生活完整的力量。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吴景超对于城市生活更自由、更丰富的观点,只是说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

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很大一部分篇幅实际上还是在讨论乡村工业的问题。像《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形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蓄的保证》这些篇目,在基本思想上与之前的论述完全一致,所增加的主要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已,所以我在本书中只选了第一篇,对这个问题本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其余的篇目。《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地主阶层面临考验》等文则是比较多地谈到了乡村工业重建过程中地主士绅阶层面临的考验,以及新式知识分子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我们知道,费孝通本人与地主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品味爱好以及当时面临的社会困境,他是非常熟悉的,在《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一文里,他甚至还引用了家乡一位地主给他的私人信函的内容。他尽管对于地主士绅有相当温情的理解,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拖着一大半身子在传统趣味里不能自拔的阶层的局限性,他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放弃从土地上吸收田租的寄生生活并转向生产性的事业。当时有人批评费孝通是想以资本特权来代替土地特权,放弃农业夺取工业,为地主阶层做“谋臣策士”。费孝通并不完全否认这种批评,他的正面说法是,他并不想在维持特权的前提下为地主阶层作打算,而是想为这个阶层求一条合理的出路,即“我确是认为只有‘放弃农业,开拓(不是夺取)工业’才是现有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13]。乡土社会一批一批地把子弟送到城市接受新知识,但这些接触了新知识的子弟却没有回去为乡土社会服务,完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费孝通将这个社会过程称作社会性的损蚀作用,就好比土地在自然界经受的损蚀一样。也许在他心目中,像姐姐费达生这种抱着宗教般热忱的下乡知识分子,像他在英国看到的那些热心为地方做公共服务的退休士绅,才是未来乡土社会的希望,只有这种人才能将新知识带给乡土社会,促进其实现现代转型。但问题是这样少的知识分子足够建设乡土社会吗?热心于城市化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早就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智识分子下乡难》的文章,对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密切关系,以及与乡土社会的渐行渐远进行透彻的揭示。[14]乡村衰败与城市繁荣,这一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在当时还只是初见苗头,而今已经愈演愈烈,即便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推动的小城镇建设也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使乡村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获得长久的繁荣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的设想能够救一时之急,解决短时期内比较迫切的民生问题,却未必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道路或长久之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景超当年的论断也是有远见的。

从1939年的《江村经济》到1948年的《乡土重建》,费孝通一直没有忽视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虽然他提出的乡村工业和让地主主动放弃土地的主张在当时很难见诸实践。1948年8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蒋梦麟、晏阳初及沈宗翰为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员,内定晏阳初为执行长。8月15日晏阳初向中央社记者“纵谈我国复兴农村问题”,接着又发表《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费孝通认为“这里宣布了中美复兴农村协定的理论基础”,所以值得加以详细检讨。[15]他的看法是,晏阳初以私人学术团体的名义从技术上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尽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还是有其贡献的;如果代表政府推行农村政策,在方案上却根本回避土地改革问题,仅仅以平民教育来避重就轻地试图解决问题,当然是很难见效的。费孝通将晏阳初推行的乡村建设工作归结为“技术性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16],但他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非解开不可的看法却是相当深刻的。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程度还很浅,发展中的城市工业,不论是传统的手工业还是现代的工厂,都没有给工人以职业的保障。而这辈工人,多是从农村前来谋生的单身男子,暂时地、季候性地栖居于城市。他们为数甚多,远多于全家长期甚至永久性移居城市的离地地主,但以往却极少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1948年暑期,费孝通在北平附近的乡下作短期访问,他发现了这样一群往来于城乡之间,以在城市打工所得来补贴家用的劳工;他们把父母妻儿留在乡下,只身在城市打工,在城市里他们往往是以地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帮团;他们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生活、情感、名誉的重心所寄都在乡土。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对于乡土社会,对于城市社会,会有些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些无疑是城乡社会学应该着力研究的问题。可惜此时费孝通也只能在《城乡联系的又一面》这样一篇短文中提出问题,而不能予以详细解答了。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概括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概括,成果虽然不多,但影响颇为深远。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1947年发表的论文《所谓家庭中心说》,1948年发表的论文《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论师儒》《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等。

《乡土中国》由14篇论文组成,先是陆续在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由南京的《世纪评论》杂志刊登,后来修改成书。这本书是费孝通1947年从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中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内容。这门课程他已开了多次,起初是采用美国的教本,觉得不很惬意,后来改用自己调查的材料来讲,比较偏重于中国乡村经济方面的问题,似乎觉得太偏,而且与学校开设的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的内容未免重复太多,再后来才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于是就有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提炼。在研究方法上,《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社区研究的第二步工作(第一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里去描画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即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从中发现每个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之间配合的原则,以此来揭示其结构的“格式”。这种研究路径具有比较鲜明的社会人类学色彩,用功能学派人类学家布朗的说法是“比较社会学”。有人概括“这本书基本的论点是,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17],总体而言,这种高度概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每篇尽管篇幅不大,引文不多,但内容却极为丰富,而且处处显示出从社会生活出发、以中西社会比较彰显中国独特性的学术追求。尤其是“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学者最常引用的概念。据说这本书于1948年4月发行了3000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很快在6月、7月、8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重印,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18]这很可能是费孝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与《乡土中国》“家族”这一篇内容密切相关,而论述更加充分、更加活泼的是《所谓家庭中心说》一文。在这篇短文里,费孝通破除了传统上所谓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的说法,他所依据的仍然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土社会出发的研究路径。他发现乡下人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共处的时间极为有限,夫妻之间的活动空间和活动轨迹都很少重叠,在共处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话;相反在同性团体里的交往则是情投意合,有说有笑的。他用社会学上的“共生”和“契洽”来解释上面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事业上的合作关系,而乡土性的地方结合则在经济事业以外的文化生活上更为重要;这种事实使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在家外的社会关系中则充分地让“人情”活动,阻遏了根据“利”的法理发展。这种对传统家庭作用的分析,不能说是全面的分析,结论也未必很周全,但其切入点非常独特,带给读者一些出乎意料的新知,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1948年费孝通发表的论文《论绅士》《论师儒》主要是讨论传统绅士与官僚、皇权的关系,也就是士大夫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绅士和官僚互相联系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士大夫联成一体,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层次。士大夫依靠其与皇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持其社会地位,他们本身虽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命,但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约束皇权,而是消极地等待机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知识阶级”》则是分析绅士依靠对于规范知识的掌握来获得支配社会其他阶层的威权,将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留给那些“百工”,以此来维持劳心者与劳力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分野。他认为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它极大地限制了现代技术进入中国社会后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运命上这样无足轻重的”[19]。从社会结构分析来展望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20]总体上来看,费孝通关于绅士与知识分子的这三篇文章,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角度考察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意识,希望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积极地以其所掌握的新知识服务人民,而不是去维持其特权地位,并与专制皇权分一杯羹。费孝通对于皇权和绅权关系的讨论还有收入《乡土重建》一书中的《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两文。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他对于传统绅权衰落、消亡的惋惜之情,但他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出路并不在于恢复已经失落的绅权,而是以现代的民主和宪政来加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1947年至1948年是一个战火纷飞、四乡不靖的年头,此时深入乡村实地调查有许多困难,费孝通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串联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他设想中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应当注意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这四种不同权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惜的是,当时只是对绅权和皇权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帮权和民权尚未着手。从已发表的片段来看,我们已经看到这项研究的立意之大、冲击力之强。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部分,也就只能留待后人接下这根接力棒,继续深入探讨了。


通过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的理想


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视野并没有停留在乡土社会本身。他还是20世纪40年代昆明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上过国民政府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不得不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费孝通的政治行动与他的政治理想是密切关联的。

在1943年至1944年访美的一年里,除了完成写书的任务以外,费孝通还积极关注美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在回国后写的《初访美国》一书中,他流露了对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经济权力支配民主政治的担忧,认为“在经济权力所统治下的社会,每个人是否还有《独立宣言》中所规定的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也就成了个严重的问题了”[21]。同时,他也高兴地看到二战中美国平民的政治意识慢慢开始成长,在194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罗斯福连任成功的背后,没有人能忽视CIO-PAC的贡献。CIO-PAC是工业组合联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它虽然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政治能量不容小觑,它的口号是“每一个工人投一张票”,主要工作为供给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断时所需的真实材料,以及派人挨家挨户指导和引起他们对于政治的兴趣。这样就使一般人民能够减少对于财阀支配的公共舆论工具(如报纸、广播等)的依赖程度,而且能够实际去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从这里,他预见到平民政治意识成熟必然带来平民政治的曙光。由平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运作,他看到了由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的可能。对于已经实施多年并将继续实施下去的罗斯福新政,他感到欢欣鼓舞。

1945年7月,民主政治意识非常成熟的英国人,在丘吉尔领导二战胜利在望、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刻冷静地将票投给工党候选人,使工党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更是令费孝通欢呼,他说:“若是在7月26日朝上还有人向我说他不太明白这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原谅他。可是到这天午后,英国大选揭晓之后,若还有人这样糊涂我是不能再原谅他了,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比最近的一页写得更清楚的了。页顶的标题是《平民世纪的长成》。”[22]他认为工党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平民在苏联、美国、英国相继获得政权,在他看来是平民世纪展开的标志。这种平民世纪的特征,他概括为:“依我的看法,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能用选举票去影响政治,必然可以确立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限制私人财富的无限累积,必然会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于是也必然会走上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经济道路,以达到经济民主。”[23]

就在费孝通为平民世纪的前景倍感乐观的时候,接连发生了一些使他不太高兴的事情。罗斯福去世以后,新政有关的人员差不多都退出了政府,而且“新政”戴上了红帽子;不久,罗斯福的反对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反劳工政策跃跃欲试。美国民主政治的这些变动使费孝通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再有信心,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掩盖“以财富获取权力”的烟幕;如果民主政治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权阶级,他们就会如德、意一样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甚至觉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免不了暴力争斗,“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必然的”[24]。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费孝通重访英伦,他着重观察英国工党开始的社会主义试验,工党政府恢复战后生产、保障人民教育及健康权利的种种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一切使费孝通再次捡回了对平民政治的信心,他说:“我又可以相信,如果人肯努力的话,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从政治民主的道路上达到的。英国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25]回国后出版的《重访英伦》一书记录了当时费孝通对于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观察。不仅如此,他还翻译了英国记者霍尔的《工党一年》一书(王康(笔名史靖)帮助他译了最后几章),写了一篇很长的“译序”。不过,这次费孝通吸取了上次对美国平民政治的过分乐观预计的教训,特别注意到英国社会主义政策可能受到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制约的现实。他明知平民世纪的前途未必光明,但还是不肯放弃这份努力追求的情怀。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历史是曲折的,在短距里是难于预测的。但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不愿意世界不断遭受战争的惨痛、甚至可能毁灭的人,眼睛总是向着光明看,即使这光明只有一线。向光明看的人,还是记得罗斯福在美国所做的一切,所允许给世界的一切,以及他所铺下的道路,我在初访美国时所见到的那一条不必流血而可以达到的自由和平等并驾齐驱的道路。就是这副眼睛,这副心肠,又在世界的另一角里看见了同一方向的努力,同一道路上的伙伴,我这样写下了这本《重访英伦》的小册子。但是我似乎已丧失了两年前的天真,我已隐隐约约看到了这道路上的绊脚石。真如拉斯基教授所说的:暴力革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为了文化,总得向避免暴力的方向前进。”[26]

在介绍英国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种种举措时,费孝通采取的是“多取人之长,少说人之短”的策略,因为,“我的心目中无疑的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成长”[27]。也正是这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期待,促使他写下了以故事形式讲述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一般原则的《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1946年生活书店出版),促使他积极参与调解国共内争的民主运动。如上文所述,《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与《地主阶层面临考验》等文都是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呼吁。

战后的几年间,费孝通还利用国外友人寄来的材料,以自己的角度叙述、分析国际政治,写下了大量时评,以至于美国《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时代》周刊称他为“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28]。关于这些时评与他的民主政治理想的关系,是非常值得仔细分析的,这对于了解他的政治思想以及全面把握他的社会思想,都是颇有助益的。


结语: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1937年初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校和毕业的同学们,在他们主办的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学研究目的的讨论。究竟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兴趣而研究”还是“为实用而研究”?远在英伦求学的费孝通也写了一篇通信参与讨论。

此时深受人类学功能学派影响的费孝通认为,文化现象有它的功能,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当然也有其功能;“为研究而研究”不合于功能学派的基本理论,而且这种强调兴趣的研究活动一旦兴趣不驱动了,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以“实地研究方法”来分析自己的研究活动,他认为人类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发现那些一般人并不自觉的文化功能,并以此为实用工具来控制社会变迁。他说:“以我自己说,我是没有兴趣的,也许兴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们自己的大社区中需要着我们这种工作。这种工作直接间接地有关人家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而受到这训练,我就得担负这责任,有趣味很好,没有趣味也得干,这是纪律,这是成败。若有一个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没有兴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随意解甲归田。”[29]他进一步明确地说,人类学者控制社会变迁的根据不是“主义”,而是对于事实的认识。

对于费孝通来说,社会学或人类学是经由搜集社会事实并加以分析来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根据的一门科学。他一生孜孜矻矻,深入田野,振笔著述,其目的都在于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洪流。这种情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是很不相同的。马林诺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表白“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种自嘲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这位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报国无门时内心的无奈。这种情怀,和他的同学艾德蒙·利奇也很不相同。利奇曾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稳定的英国人来说,这种消遣性的智力操练或游戏也无可厚非。[30]可是,费孝通生活在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社会动荡的中国,他不可能产生马林诺斯基的“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也不可能有利奇视人类学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悠然心情。“亟拯斯民于水火”的心情,促使他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途径。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研究是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将其思想脉络梳理出来是我们这些思想史研究者的责任。

最后,我想就费孝通侧重于社会生活层面的文化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讨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文献里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举不胜举。检视这些文献,我们发现它们大都是从文献典籍或思想原则出发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缺乏对表现在社会生活层面中的中西文化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总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隔”。费孝通的学术训练使他对文化之“洒扫应对”的一面更加敏感,同时又没有忽视政治、经济等势力对于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特色比较鲜明,基础比较扎实,思路也比较开阔。他的《初访美国》以及《美国人的性格》两书对于美国文化所进行的分析,就是对于这种表现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文化的研究。他自觉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应该先做的一步基本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详细地、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化”;他认为,没有根据事实来了解“全盘西方文化”,就贸然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是欠妥当的。[31]同时,他自己对美国文化的初步分析工作,其目的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希望以此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分析中国文化。1945年8月,抗战快要结束时,他写道:“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32]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只是在迎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一一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33]这段论述,其基本见解已经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倡的“文化自觉”没有什么两样了,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名词的提出而已。

抗战后期,费孝通明确地意识到现代技术使“天下一家”不再是一个理想,而是正在逐步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时代,国家的、文化的分野还很鲜明,仍是引发许多误解乃至冲突的源泉,所以对于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性分析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对于促进国际合作,避免文化冲突是大有裨益的。费孝通在晚年将这种工作的价值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追溯其思想源头,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早期的著述里,这种见解早已有了亲身研究实践的扎实基础,而且这个提法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对于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认知路径。“高文典册”的文本研究自有其价值,但若是将其抽离于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基础,则无疑将会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也将缺乏鲜活的生命力。对于社会生活本身的事实多多留意观察,分析其所具有的意义,再将之与文本记述串联起来,将会呈现出完整的文化演变脉络和结构特征。如果对于各个文化都能如此下一番功夫予以考察,那么在各个文化里养成生活态度的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必然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阻力。费孝通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些见解,包括他的先驱性探索,至今尚未真正大规模展开。希望他植根于中国情怀,但又超越了中国情怀的文化展望能够逐渐成为现实。

这本文选以16卷本《费孝通文集》为基础,同时查阅原刊本,做了一些校改;对于原刊本比较明显的排印错误,则径行改正,不加注明。整理工作以尊重历史文献原貌为原则。选编、核校工作由我负责,雷家琼、李俊领、刘宝吉等朋友协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费孝通卷》导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 中译本1985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

[2] 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 费孝通曾坦承,《乡土重建》一书从研究步骤上来说应该属于在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比较成熟之后才能着手做的工作,他在《乡土中国》和在《观察》周刊上发表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这一步的工作还没有能够整理出一个系统时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做下一步的工作,“总不免有一点乱了步骤”。详见费孝通:《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载《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不等思想成熟了再从容地发表意见,我想与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现实的乡土社会重建问题应有密切关系。

[4] 费孝通:《内地的农村·序》,《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5]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被广泛引用的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山书社2008年再版)一书,对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代表性论述选录的很少;近期池子华教授在《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与应对方略:路径探索与现实关怀》(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一文论述农村工业化道路代表人物时未列费孝通,仅片段地引证了他的少量论述。

[6] 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此文为费孝通代笔,同时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7] 费孝通为费达生代笔的另一篇文章是《复兴丝业的先声》,《农村经济》第1卷第9期,1934年7月1日,亦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

[8] 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9] 费孝通:《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201页。

[10] 费孝通等:《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11] 费孝通等:《人性和机器》,《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387页。

[12] 收入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下编“相关研究补编”。

[13]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收入《乡土重建》一书,《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4] 吴景超:《智识分子下乡难》,《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15] 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观察》第5卷第1期,1948年8月28日,《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

[16] 韦政通认为费孝通关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工作是技术性的说法,“这话孤立起来看颇为不妥,应该说方法上是重视技术,但知识、生产、健康、组织四育并进是含有人文理想的,尤其是把乡村改造和民主关联起来看,这种理想性就更为显著。推行这个运动的团体,所以一直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不愿和现实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主要就是为了坚持这个理想”,见韦政通:《晏阳初农村改造的思想——代导言》,宋恩荣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晏阳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7] 【美】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8] 【美】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08页。

[19]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84页。

[20]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84-485页。

[21] 费孝通:《初访美国》,《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258页。

[22] 费孝通:《平民世纪的展开——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感想》,《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211页。

[23] 费孝通:《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收入《重访英伦》,《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499页。

[24] 费孝通:《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收入《重访英伦》,《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500页。

[25] 费孝通:《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收入《重访英伦》,《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502页。

[26] 费孝通:《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收入《重访英伦》,《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510-511页。

[27] 费孝通:《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收入《重访英伦》,《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501页。

[28]【美】大卫·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第108页。

[29] 费孝通:《再论社会变迁》,《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507-508页。

[30] 参见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1] 费孝通:《初访美国》,《费孝通文集》第3卷,第346页。

[32] 此句原文为“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一次”,酌删句末“一次”二字。

[33] 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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