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家陈达从1928年起探索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初步提出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中间经过抗战时期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时以云南人口调查为例的地方性实践加以深化，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初，他在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关于《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论争中不断呈现其最终成熟方案的部分内容。陈达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虽未能付诸实施，但学术价值依然突出，其中凸显出来的这位政策型社会学家的精神气质——国情意识与科学意识具有长久的价值。

　　 关键词：陈达；全国人口普查；内政部人口局；《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  

一、引言

　　 关于中国历史上人口数目与结构的基本事实，在上世纪50年代何炳棣的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完成之前，始终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据统计，从清代中期至上世纪40年代末约200年间，各种关于中国总人口的估计至少有47种之多，其最大数字与最小数字的相差几乎相当于1938年欧洲人口的一半。[1]缺乏现代人口普查的中国，只能任由形形色色的，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的“人口估计”在各处流行。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缺乏精确的人口统计视为国耻。有人说“人口统计如此的饥荒，真可说是中华民族整个的耻辱”[2]，也有人说“此种事实，于国家体面上甚有关系，只怪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从来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全国人口调查。相差之数，虽经我国代表辩驳，未见能使人信服，假若是要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来使人家信服，我看非来举行全国人口调查不可。”[3]

　　 事实上，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关于开展全国人口普查，社会学者的呼吁之声史不绝书，他们不仅发之于言论，而且在村庄、市镇、县域直到省城的各个层级都进行了人口调查方法的试验。这些调查研究的目的，基本上不在于调查一村一镇、一县一市人口本身，而是试图为他们企望中的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在这个社会学者群体之中，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1892-1975）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人口问题研究、人口调查实践以及对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探索均执当时之牛耳，无人能够与之匹敌。

　　 从1928年秋开始，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应内政部部长赵戴文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统计司司长，主要职务即在于筹备全国人口普查。在此后的一年间，陈达研究我国以往的经验，审查当时的社会情形，并参酌外国的成规，“拟具计划，屡与内政部长书面讨论，并蒙批准，依照计划进行筹备”[4]，惜乎后来陈达不习惯官场生活回到清华任教，赵戴文亦挂冠而去，陈达拟具的方案未能付诸实行。1934年陈达出版的名著《人口问题》特别重视介绍和探讨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经验，并初步勾勒出包括中国人口选样调查的计划，这在当时其他人口问题研究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5]抗战时期，陈达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云南人口调查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以此赢得了国际性的学术声誉。1947年春赴美访问前不久，他总结云南人口调查工作主要经验和成果的名著《现代中国人口》在美国出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朋教授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不吝赞美之词，称陈达“确是中国人口研究最著名的权威”。[6]抗战胜利之后至1950年，陈达将云南人口调查的经验加以推广，不断完善他关于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探索，特别是在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论争过程中，他的方案得到更完善的呈现。抗战胜利后的5年是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最具体、最成熟的阶段。它构成民国时期人口调查史最后的一个环节，虽因他与政府部门的普查方案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其深厚的学理根据却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

二、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初步提出和在地方实践中的深化

　　 陈达1924年在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一课时，特别重视人口问题，随着兴趣的日渐浓厚，1926年后遂将人口问题另立一课，“每年搜集材料，编印讲义；经几次修改，渐成系统”。1932年至1934年，陈达用两年时间把材料加以组织，写成了“大学丛书”中的《人口问题》一书。他之所以能够在1928年受内政部部长赵戴文之邀设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当与这一时期开设人口问题课程有关。而这段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促使他在研究人口问题时不仅仅注意到学理性的探讨，而且注意研究攸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人口普查问题仅为其一端而已。

　　 陈达在1928至1929年内政部统计司任职期间起草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主要内容曾在1934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书有所披露。在该书第五章的“我国的一个清查计划”一节，陈达从目的、清查方法、调查范围、调查机关、整理人口资料的方法、经费等6个方面介绍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言简意赅，缺乏详细的论证。他称自己的方案为“拣样调查”（后来亦称“选样调查”），即今日通称的“抽样调查”。他认为这种调查方法比较适合中国版图广大、财政支绌、人才缺乏的实际情况。选样的标准，一是依地理区域将全国划分为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二是依经济与社会的相似性，如产米区、产麦区、市镇、乡村等选取样本。调查范围先以一村、一市或一县为单位，较易操作。然后以已调查区域为根据，按上述两种标准估计未调查区域人口，将调查区域逐渐扩展，在不断的调查过程中训练有经验的调查员。在整理调查资料方法上，他根据中国经费短缺而人力丰富的实际状况，提出应借鉴和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印度为榜样，以人工法（后称为条纸法）来整理资料，一则节省经费，二则选样调查范围较小，对于报告的出版期限不致拖延。

　　 陈达早期方案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立足中国国情，不可照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例，注意吸收印度等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不发达国家的做法；第二，遵循现代人口调查程序，体现科学性。概括地说，即国情意识和科学意识缺一不可，他虽未就此详论，但其原则是灼然可见的。

　　 清华大学在抗战爆发前的五六年里，曾经规划过一些适应国家需要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希望能够以研究结果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需要，所以往往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有所协作，当时统称为特种研究事业，因之成立的研究所统称为特种研究所。由陈达主持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是清华大学五个特种研究所中唯一的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7月，虽时间上晚于其他特种研究所，但其旨趣是一样的，它的主要工作和成就是在云南人口普查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1）1939年3月至4月底在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7月至12月整理材料，1940年8月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7]（2）1939年10月1日起，在呈贡选出27个乡镇试办人事登记，以出生及死亡为登记项目；1940年2月起，将人事登记推广到呈贡全县，登记项目增加婚姻及迁徙；1940年冬，开始筹备人事登记的推广；1941年3月，与昆阳县政府商妥，推广人事登记于该县；呈贡县的人事登记工作记录时间最长，从1940年2月至1946年1月，整整6年，“这是我国从事研究人口问题中实地社区研究的稀有工作。特别对于人事登记制度的试验，事属空前的长期……”[8]，1946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9]。（3）1942年1月19日，以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及晋宁县为户籍示范区，成立由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组织的云南省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3月1日至5月25日完成全部一市三县户口调查及设籍工作；6月1日至年终试办一市三县人事登记；1944年2月油印出版《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4）1944年7月27日至1945年1月14日，陈达写成英文著作《现代中国人口》），刊登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增刊，随后同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调查云南某几个市县的人口状况并不是试验研究的主要目的；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用意在于，摸索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乡村社会如何进行人口普查。试验希望找到的方法，其主要原则遵循下列四点：（1）结果务求比较可靠，（2）经费务求比较节省，（3）时间务求比较经济，（4）手续务求比较简单。国情普查研究所经过多年在实践中的摸索，有两条经验特别宝贵：一是吸收文化程度较高的小学教师作为普查员，保甲系统仅仅做行政上的协助；二是在统计调查数据上采用印度通行的条纸法，虽费时较多但正确性较高，比较适用于当时中国人工费用较低的国情。

　　 如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天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之主要意义，在以本届之经验为根据，使将来推行户政于他省区及全国时，有所参考。”[10]在梅贻琦的序言里说得更加明确：“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11]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调查主任，李景汉不仅指出该所试验普查方法的一面，而且明确指出举行全国性的国情普查是政府的职责。他说：“再说的清楚些，它是专门研究实验各种国情普查的方法技术，而它本身不是要举行全国的各种普查，它是着重找寻适当的方法，而不是着重材料的本身。至于举行普查而得到全国的大量材料，是政府的事情。”[12]将全国性的国情普查任务交给政府办，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也是中国当时上下能够达成的共识。[13]社会学者参与推动国情普查事业，积极试验各种方法技术，是为政府分劳之举。

　　 抗战时期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活动，可以视为1928至1929年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地方性实践，选择云南作为试验人口普查方法的基地并非偏爱于云南一地，只是取其地利而已，其目标指向仍然为当时社会学者所念念不忘的全国人口普查。云南经验所提示的若干具体方法比早期的方案具体得多、明晰得多。这也是抗战后至1950年陈达能够在理论上探讨全国人口调查方案的实证根据，他对内政部人口局《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批评，很大程度援引的就是云南经验。

三、陈达对内政部人口局劝谏未果

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陈达随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不久，他在北平地方的国民党背景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认为抗战期间县的人口普查有所增加，国民政府主计处与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三县人口普查，及内政部、云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云南环湖市县的户籍示范都取得了相当成绩；但即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后者而言，所调查的城市也只是一个不及20万人口的“小市”（昆明市），他期待着战后能够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大市”开展人口普查，由“大市”推展到省级人口普查，建立稳固的基础之后再举行全国人口普查。他不是不愿意马上举行全国人口普查，而是认为后者应循序渐进，建立在科学、有序的基础之上。他对于1941年全国主计会议提出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表（1941年起各县试办，1943年起各省试办；1947年全国试办）之毫无准备工作“不胜感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