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3 次 更新时间:2019-12-18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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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记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农”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很明显特征,就是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请您大概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一阶段性、历史性的成就。

贾康: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主要靠农业做支撑。回顾70年历史,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70年中间,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怎样和整个社会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发展,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制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要改变这一格局,要弥合二元经济。现在总体要求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的高质量的发展。

在发展成就方面,从现有的一些基本指标来看,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农村人口的迁徙。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来看,农村人口已占少数,大概40%出头;但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从户籍人口来看,城市的户籍人口也只占43%,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村户籍。那么就出现几亿人口已经进城成为常住居民,但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这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几十年里,还会不断有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要让他们顺利地成为市民,得到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三农”概念之下,农业、农村、农民怎么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要处理发展中的矛盾,要与改革开放市场化、国际化以及高科技化、信息化等等这些发展潮流结合在一起,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记者:

咱们刚才说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社会各界都在探索,都有研究,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

贾康: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城乡分制二元经济特征仍然相当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学有所教,讲的是教育;病有所医,讲的是医疗;住有所居,讲的是住房;老有所养,讲的是养老。这些事情上,我们要下大功夫去进一步解决。

从教育来看,虽然中国总体来说,是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在教育质量上,城乡之间差异还是比较悬殊的。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他们的子女怎么样能够得到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实现质量方面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学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是质量上要趋向于均等。还是要承认,明显有可观察到的城乡差异。只能是循序渐进去减少这个差距。

这些年在新农合的基础之上,还要推行大病统筹,进一步提高养老水平,要在农村做到全覆盖,但跟城市比,标准上存在差异。

住房的情况,农村从人均住宅面积来看,看起来指标还不错,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地方是危房,需要改造。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进一步优化解决“三农”问题时,要特别注重抓住怎么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广大农村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提高起来。

记者:

原来我们也提出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民大量地迁徙到城市,给他们解决户籍。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侧重点是不是在于把生产要素引入到农村?

贾康:

乡村振兴,在我的理解上,比过去说的农村发展,含义可能要更开阔一些。乡村的振兴,包括一些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在一起的新区的建设,都属于乡村振兴的大概念。

乡村振兴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里,要有一种好的机制,把巨量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投下去,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这种振兴,它如果是对接到未来的城乡一体化,是要把农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较快地提高到和城镇区域接近一体化的水平上。这里边还要有农村产业的升级和新的产业的导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下,有效的市场再加上政府的结合,把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提升起来后,真正调动多种要素的潜力和活力。

乡村振兴概念,在十九大以后越来越受重视。接着就一定要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特定场景之下,把它处理为一个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河北、山西、东北,再到西部一些民族边远地区,都要乡村振兴,但绝对不可能用模式到处去套,都得定制化地去解决。

这里最典型的一个创新概念叫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在较短的时间段投入大量资金,更多地从政府之外去筹集。政府手上有的钱是有限的,它主要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PPP的特点是可以把超过政府资金多少倍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企业可动用的资本力量,甚至包括国外的外资,作为政府引入的引资钱的作用,我们称之为乘数效应、放大效应。PPP,它在预算管理上往往表现为我们规范化所称的“可行性缺口补贴”,一个整体可行性的开发方案,特色小镇也好,村区域的新区建设也好,政府的钱是一个缺口补贴,调动是整个盘子。接着就得说有了资金的支持,融资模式创新后跟着的是可贵的管理模式的创新,它把政府企业还有专业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1+1大于三的绩效提升机制。PPP一般的特点是,项目时间段很长,而且里边要有称为O的运营期,比如说BOT 、TOT 、ROT,O指的都是Operation。是一种运营的概念,它在运营期间,主体是有管理相对优势的社会资本方——企业来做运营。这样一来,让企业、专业团队来做,他们的相对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来促进乡村发展。

所以我们很看重在乡村执行过程中间,特色小镇建设、产业新区的建设,要积极地考虑用PPP创新的机制来做。

记者:

目前宏观经济换挡,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您看乡村振兴、“三农”发展,分量是不是越来越足了?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判断,还是短期的效果?

贾康:

我觉得可能要这么理解,不能只看第一产业,或者“农”字号的产业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从比重来说,它趋势是下降的,无可讳言,但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下降,它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在以后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存在。它会更有机地要求,更健康合理地和其他产业部分结合互动。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它会更多地跟工业,跟第三产业有机融合。比如说农业发展跟金融界,农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农业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更好地跟政府资金的支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入更合一的状态。大前提是充分肯定“三农”的重要性,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

三大产业里边第一产业的比重是在降低,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用到工业的比重。现在总体来说,它也是远远落后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上升幅度的。从全局来看,到一定时候,工业的比重它会停滞甚至下降,在某些区域现在已经出现工业比重下降的情况,不能反过来说工业就不重要,它就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现有的经验表明,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比重提高的空间,这些第三产业又对应到农业的基础作用、工业的支撑作用、信息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服务业是直接在末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会更充分地、多样化地发展起来,但服务业发展同样是在农业基础之上。在前面这些产业,有机地互动结合和支持之下,整个的国民经济在优化结构的情况下,争取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记者:

近几年,我们提出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系列高度和“三农”相关的政策。在您看来,您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图景?有没有什么时间表?

贾康:

总体来说,按照中央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现在到2020年,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全面小康,农村区域的贫困人口,在“十三五”开始时有大概7000万,到2020年都要脱贫。这是一个最接近我们的节点目标,时间表上看这一个,没有多少悬念了。

再往下,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考验,2020年再往前看十年,2030年左右,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的GDP现在是9000美元出头,那时候一定要走到13000美元以上,才能够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按照我们前些年发展的速率似乎不成问题,但要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到6.2%,但不能让它老是往下走,要稳在一个新常态,由新入常的状态。

在外部的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我们还在努力争取消化掉不良的因素,稳在由新入常这个平台上。需要农业和其他的产业一起,形成由新入常转换的支撑力。新的动力就跟新型城镇化,跟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结构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稳在中高速上,最好能够达到6%左右,这样十年时间,够我们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了。

按照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要达到12000美元以上才算稳住,才能坐稳这把交易,而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要调高门槛,所以我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13000,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

按中央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基本建成现代化,不能把农村撇出去,一定是中国的城乡一起基本建成现代化。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愿景,再有15年左右的时间,按中央的具体说法是,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按邓小平的说法是下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从时间表上来看,是相当紧迫的。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中间,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新的动能支撑着我们能够有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统计现象,大半个世纪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再往上走的成功率是极低的,只有10%,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经济体走到这个阶段,都不能如愿地继续再往上走了,前面的发展势头会突然失去,很多的经济社会矛盾搅和在一起,发展失速以后就好像落入一个陷阱。而进入这个陷阱以后常常一蹶不振,可能好几十年出不来。

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通过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信息化,一起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贾老师,我们最近观察到您对供给这个问题研究比较多?

贾康:

对,我们要谈谈这个事了。咱们先得看看在“农”的概念之下,供给侧的要素,它有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在这方面要抓住什么样的优化要领。

供给侧五大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成果应用和制度。

在中国农村过去劳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感受到,劳动力有巨大的剩余,几乎无限供给,有很多人要寻求自己更广阔的人生空间,考虑要到城镇去讨生活。当然很遗憾,进城这么多人,现在往往还顶着农民工的帽子,人家跟农业已经无关了,有的在城镇已经定居了,常住人口概念之下,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仍然没有取得户籍,最典型就是北上广深,这种人还为数相当多。这个要素怎么样更优化?这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弥合城乡二元经济以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越来越多的让进城的农民真正按照市民化来对标,这就是配套改革,提高供给侧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越来越顺当便捷地让农民取得市民身份。劳动力要素一方面要流动,另外一方面,毕竟还有一些人要在农村继续务农,这就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劳动要素,怎么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培训,需要方方面面支持,包括财政支持。

再有就是自然资源,农村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地皮,基本农田要有一个红线。肯定得有一个基本农田保障,这是粮食安全托底的事情,怎么样在保证基本农田能够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同时又能让它合理化,这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做。城乡结合部原来的熟田越来越多,不得已要占掉,成为城区。那么远离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可开垦的农田有限,能不能够把它集约利用?

第三就是资金资本,农村的发展,按照现在对接市场化来说,资金在很多情况下是资本属性,要用资本来运作,当然首先财政支持某些并不是资本的资金,有一个怎么样高效使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对于城镇稳定粮价和农产品价格的这些市场状态要给予补贴,这个补贴就称为农产品价格补贴。收购价提高,市场销售价不变,中间形成的倒挂,以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把它处理掉。这样一边稳定城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边是让农民得实惠,那么这就自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有没有这么多钱,不断地往里边砸进去?还要注意想方设法理顺比价关系,不能靠大量的补贴,年复一年这样去运行。以后财政资金怎么样运用,除了补贴要合理化之外,还有一个正面投入的支农资金怎么合理化的问题。支农资金的合理化有很多可讨论,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农业投入的专项资金,以后碎片化了,就又提到资金能不能够整合,这么多年来谈整合的声音不绝于耳。进步有,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样把资金整合起来以后,内在的潜力更好地调动出来。资本就是要在对接到市场概念上来理解。在农村和乡村区域使用的这些资金,如果按在商言商的定位来说,就一定要投入以后取得回报,它不像财政资金,财政资金可以不考虑回报问题,只要符合政策纳入预算,支出了就支出了,补贴了就补贴了。但是资本在农村区域的开发,它一定要回报,没有回报,它是不可能做这个事的。有些企业想做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不适合做乡村振兴的PPP,他讲的是快进快出取得超额利润,但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一些资本它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间,支持“三农”过程中,仍然是在商言商,进来以后愿意接受一下锁定30年甚至50年,他自己认为可接受回报的水平,这个事就做成了。当然这里边法制化的保障条件,阳光化的运行制度,防止各种不正之风的破坏干扰,还有专业化的智力支持都不可缺少,这叫PPP的规范化,所以这是一篇大文章。

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农村如果从种田来说,运用良种,化肥和有机肥怎么样结合使用,合理的使用农药等等,以后可能还有休耕轮作等等这种技术指导,这都是使农业更好发展的科技因素的作用。

第五大要素,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的升级发展。现在农村在高质量发展情况之下,从土地制度怎么样对接全国统一市场的改革,现在还在努力去做,确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等都是改革的内容,在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态上,未来有一系列改革的任务,继续适用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可能。在有些区域,现在可以更积极地考虑,规模化经营里的互助合作组织,甚至是农场,甚至是更升级的一些农村区域带有企业化特征的组织形态,都可以在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跟踪和及时总结经验,推进多样化的农村区域供给侧要素,调动潜力,合理地提高他们的流动性,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记者:

这篇文章是比较大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贾老师讲得挺透的。您对“三农”有什么样的憧憬或者寄语?

贾康:

我在过去的人生道路上,有农村的体验。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湖北干校,到湖北干校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农村读书。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基层和草根层面,我确实有感性认识。这些年做理论政策研究过程中,我也时不时回想。你必须承认,那时候的农村区域的情况相当落后,这些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断改观。但是你要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愿景来看,未来要进一步提高“三农”概念之下的现代化水平,以及“三农”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打通的中国现代化的水平,这里边用得着十九大强调的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民族复兴新的两步走,要到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这个时点来看,也就是30年。这30年它的挑战性,跟前面一二百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史一路积贫积弱,然后寻求民族振兴的挑战性至少是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要充分地重视。农村在发展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愿景,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突破过去思想上的束缚。中国的农村是在整个统一市场之内的,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整个国民经济有机结合的,必须冲破过去的思维定势,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振兴放在统一市场里,放在拥抱全球化的视野里边,放在以后中国农产品要越来越多地加入全球竞争的事业里,来考虑它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后,客观上逼着我们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农产品要更适应未来,越来越带有与狼共舞特色。贸易互通有无的旁边,还有种种相互出手等等因素。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还有“三农”概念之下的乡村振兴、长期发展,就得经受这种考验。

未来的30年,要把中国农村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民主化、法制化打通,这是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农村要加入进去,农村改革以及现在还在推进、跟农村改革相关的这种配套改革,村级的自治、民主机制、财政预算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都要发展,不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管理怎么样现代化,在农村区域也要通盘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更愿意把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拥抱全球化的这种振兴,打通在一起来理解。以后农村的发展和其他方方面的发展,要看作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以农村继续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支撑作用之下,农村更好的“三农”概念之下,拥抱统一市场和拥抱全球化的一个现代化进程。

记者:

非常感谢贾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三农”的事,有没有对我们栏目的要求,或者希望?

贾康:

我借这个机会,祝愿咱们《三农大家谈》栏目,在中国人民美好生活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中,继续贡献积极作用。另外也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通过我们栏目的积极作用,更好地结合到整个现代化梦想成真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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