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5 次 更新时间:2006-11-28 2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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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赵树理;边缘性体验;反思;历史相关性

  

  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全面展开,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无不唯此是瞻,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在这里形成一个爆发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趋势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

  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这种元叙述以服膺政治、否定个性为由,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政治的附庸,没什么文学价值,赵树理小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当时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农兵方向\"这些词句,已不再是评定标准;也与\"文革\"时期把作品统统斥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封资修黑货\"不同。可悲的是,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的文学逐出了文学史讲堂。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的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

  这种粗糙究竟忽略了什么?中国作为跻身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行列的后来者,相对于主流,其文化和文学呈现出一种交互关系的边缘性。在文学中,这种边缘性主要体现在它对现代社会演化过程的复杂体验和独有的表现。尽管文学发展与现代化关系密切,而且有些作品从语言到结构,俨然现代主义文学派头,但差异毕竟是其核心。因此在文学史领域,是无法套用西方或其他民族国家任何一种叙述模式加以比附的。以启蒙话语为背景的文学史判断,恰恰忽略了文学表现这一边缘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文学之特点。

  这种粗糙也并非始于80年代。以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或者说,这种元叙述的确立,不完全出自80年代对西方思想的横向移植,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革命文学内部就有表现。当时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革命文化人\"对赵树理小说并不十分认同①「参见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究其原因,不是他们对革命文学、大众文学的口号有怀疑,他们是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受\"五四\"以来苏俄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影响,却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来自基层社会,不符合流行的现代文学观念的作品的不屑与轻慢。在解放区,赵树理小说被鼓吹为\"工农兵文学方向\",即便如此,在知识的层面,他的艺术表现也远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并一直延续到后来,被当作\"十七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断裂的例证。如果把小说模式看作一种\"知识\",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相比,这里的确出现了\"知识\"链条上的\"断裂\",确切地说,是一种变异。但历史似乎有意与叙述者捉迷藏,制造\"断裂\"的陷阱,以掩盖处于现代主流趋势的边缘的文学特点,掩盖连接本土上下文的历史相关性。

  至20世纪中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断升温,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关于解放区到1949年后的文学究竟如何,难以做深入细致的体察。只见\"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此起彼伏,而口号下面文学的实际,特别是文学在生产、撒播与移植过程中的变异与演化,缺乏切实有效的论证和结论。80年代百废待兴,\"十七年\"文学研究更是行色匆匆,看起来\"破字当头\",批判者振振有词,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视角,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只能沿袭旧制,不同的是变换了说法,把以前拥护为正确的,现在说成错误,以前批判为错误的,现在\"平反\"为正确。以当时流行的见解,这是新时期\"拨乱反正\"的产物,是文学史研究对\"十七年\"文学\"反思\"的结果。结论既出,这一时期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没什么艺术经验可言。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写\"中得以镜鉴和深化,因此需要反思的不是\"重写\"本身,而是\"重写\"中出现的问题。今天看来,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再叙述缺乏建树有客观原因:长期封闭的环境,使人们在理论上一时找不到恰当有力的切入点。但也不能忽略主观上的原因,在急于实现经济乃至文学现代化的焦躁心理驱使下,即便概念推陈出新,理解上也有失偏颇。

  例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谈到\"反思\"(reflection ,意为反射,影像,倒影,反省,沉思,反映),他对反思的理解并不是\"逆反\"或\"对着干\".他认为反思不仅涉及对象客体,更主要的是对于那种与对象相关的主体的\"思想\",或包含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说,\"反思\"的哲学本意,不仅在于它所\"关怀的\"对象客体,也包含\"思想对客体的关怀,故而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②「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恰恰缺乏对主体思维方式的反省,进而重复了\"十七年\"至\"文革\"以来的\"大批判\"思路,尽管批判者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正如以一种\"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无法解开\"一体化\"形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死结,把复杂、动态的历史看成铁板一块,只要认定文学与政治脱不了干系,而且对这一时期政治的否定意见又占了上风,就以强调个人和个性的启蒙话语为依据,将它们统统打入地狱,来一次历史上的重新站队。事情好像解决了,但问题是,在几番站队后,历史变成了虚无主义狂欢的场所,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

  关于政治结构和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学家认为:\"结构绝不能被简单地概化为施加在人类主体之上的强制性因素,相反,它们是能使人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的二重性。从原则上说,结构总是能够从结构化过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①「A.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见韩少功、蒋子丹主编《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43页。」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指政治与人类主体的关系,而意识形态与文学也隐含着这种结构关系。结构化过程的二重性在于:一方面,结构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建构出来;另一方面,主体的实践活动又是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

  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元叙述问题在于,先验地确定有一个悬置于主体实践活动之上的社会与文学结构,只是由于当时的作家、批评家没有明智地加以选择,他们的实践活动和艺术经验便不得不被排除出宏大的历史叙述。与这种天真的愿望相反,在本土文学实践之外,人们找不到另一处\"标准化\"的、叙述者一厢情愿的历史。何况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主体的王国是受到限定的。人们创造了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受历史制约的行动者来创造社会的,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的\"②「A.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经典文献卷:是明灯还是幻象》,第42页。」。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不受制约的历史,只有受到历史限定,却在限定中有所作为的人类主体;没有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文学,只有因文学参与而绝非单一化的意识形态过程。

  历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复杂的基因工程,认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现实由过去发展而来,今天的文学中隐含着历史的酵素,未来文学也必然在相关的历史基因中发展起来。赵树理的小说,以及围绕他作品一系列争议所构成的文学现象,凸现了中国文学处于现代化交互关系中曾有过的边缘感受,也孕育着现实与未来文学的走向。

  

  二

  

  历史本身也有生命,复杂而充满变数。但被遮掩了历史细节的宏大叙述,仅凭一些异地条款便做出决断,全然不顾多种因素相互缠绕、不断碰撞和妥协的过程,这就等于轻易断送了历史的性命。这种机械地处理历史的方式,正所谓\"言者有心,听者无意\",叙述如同隔靴搔痒,总也搔不到痒处。

  在80年代,对赵树理的评价,由\"文学的方向\"遁入\"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泥淖,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从\"解放区\"到\"十七年\")缺乏艺术水准的代表。对赵树理作品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工农兵文学\"的反智倾向;二是\"问题小说\"的服膺政治倾向。

  两者之间,服膺政治是主要问题,反智是由此带来的表现形态。

  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刚享有文名,他的作品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特点就引人注目。历史的吊诡在于,8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否定意见,40年代曾以肯定的面目出现。比如,当时左翼文化人和批评家纷纷称赞赵树理响应\"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令,代表\"工农兵方向\",因此才取得文学上的成就。这一点正是80年代赵树理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40年代批评家对赵树理的肯定,却为日后的批判埋下伏笔,虽然当年他们绝无此意,但这样的后果,也暗示了在前期肯定和后来否定之间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解放区的\"革命文化人\"开始并不怎么欣赏赵树理这位\"农民作家\"④「1947年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土地改革会议,赵树理同志以文艺界代表身份参加。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新闻,称他为\"农民作家\".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1980年1月号。」。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时说,1942年他调赵树理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第二年七月,赵树理下乡回来交给他一篇小说,这就是《小二黑结婚》,并由彭德怀交太行新华书店付印。\"当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说迟迟不能出版,杨献珍只好再去找彭德怀,\"向他说明情况\".这一次,彭德怀写下\"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话,并\"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小二黑结婚》\"十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与赵树理小说在基层受欢迎的景象相比,知识界冷清多了:\"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对《小二黑结婚》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甚至说:\"这是海派\"①「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由于彭德怀、杨献珍和北方局领导出面干预,赵树理小说出版后又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形势有所扭转,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经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别是在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据\"赵树理年谱\"记载: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总军委于二十日发出通知,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整风必读文件\"(见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也就是说,对《讲话》大范围的普遍学习应该是在1943年以后。」,至1946年左右,肯定的意见才越来越多,《华北文化》、《文汇报》、《解放日报》、《北方杂志》、《群众》、《文萃》、《人民日报》等报纸期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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