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塔西佗陷阱”并不是直接来自塔西佗本人，塔西佗本人也从来没有说到过“塔西佗陷阱”。而且，在他的原话中希望告诫的也是臣民，而不是皇帝。显然，塔西佗原话的主旨其实是与“塔西佗陷阱”的涵义恰恰相反的。“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本人的原话的立论前提不同，提出的语境也不同。因此，“塔西佗陷阱”并不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是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也是中国学者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建构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塔西佗  潘知常 公权力  立论前提  提出语境   

　　 “塔西佗陷阱”，在最近的十年，无疑是国内最为常见的热词，但是，也无疑是国内最令人困惑的热词。

　　 “最为常见”，显然已经毋庸多言，尤其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及之后，“塔西佗陷阱”不但被列入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并且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还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根据米斯茹博士的统计：关于“塔西陀陷阱”，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838,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30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

　　 “最令人困惑”，则首先是来自它的源头与出处。搜索可知，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文章在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往往都是称之为“塔西佗提出的塔西佗陷阱”，但是却始终无视塔西佗根本就没有说过“陷阱”两字的基本事实，更不要说在全世界的英语、法语、德语等各个语种中迄今为止也寻觅不到对应的术语这一基本事实了。较好一些的，是已经有少数的文章在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到它的源头与出处。例如，百度搜索中的“塔西佗陷阱”词条，就已经正式改为：塔西佗的话是“‘塔西佗陷阱’的含义最初的来源，之后在中国的美学家潘知常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会现象的词汇。”然而，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也还仍旧令人困惑。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也仍旧是如坠漫天迷雾，仍旧是并不清楚。

　　 也因此，直面这一困惑，就成为我们亟待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

　　 犹如当下国内粗疏、浮躁学风的写照，在“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问题上，国内学人所呈现出来的粗疏与浮躁，实在令人震惊。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但是倘若细看一下其中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源头与出处的介绍，就不难十分尴尬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连翻阅一下塔西佗的原著这类的基础性的工作都不屑于去做。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只是借鉴他的原话，而且，只是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同时，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从塔西佗的原话，是无法直接推导出今天的“塔西佗陷阱”的。“塔西佗陷阱”，究其根本，其实与塔西佗本人关系不大，主要是来自当代人的首创与独创。

　　 说起“塔西佗陷阱”，都会提及古罗马的塔西佗。在古罗马，有两个塔西佗，年轻的一个，名叫“ClaudiusTacitus”,当过古罗马的短命皇帝。但是，与“塔西佗陷阱”有关的，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17年）。一般称之为老塔西佗。据古罗马的历史书籍记载: 他曾出任过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而且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作主要有五部，其中保存比较完整是三篇短篇著作《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或译《演说家对话录》）、《论阿古利可拉的生活和品行》（或译《阿古利可拉传》）、《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居所》（或译《日耳曼尼亚志》），另外两部，篇幅较长，但已残缺。它们是：《历史》（或译《罗马史》、《罗马帝国晚近纪事》）、《编年史》（或译《罗马编年史》、《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以来编年纪事》）。

　　 我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所涉及的，应该是老塔西佗。而且，与“塔西佗陷阱”有关的，是塔西佗的《历史》。它的写作始于公元102年，完成于公元109年，全书现在仅存前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而且，从完成的时间看，应该是在《编年史》之前，但是，从涉及的年代看，则应该是接在《编年史》之后的，可以视为《编年史》的续编。

　　 《历史》写的是公元69年元旦到70年8月之间的事情，原因是： “从罗马建城以来的八百二十年间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写过了……但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1]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话，则是出自该书第一卷的开篇：“不过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2]

　　 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该书的翻译者曾经提及：书中的“皇帝”“皇子”之类，都是一种假定的译名，其实并不同于中国的“皇帝”、“太子”，理解为“元首”也许更加接近，但是，又与古罗马的帝国的名称格格不入，因此才权且译为“皇帝”、“皇子”。而在此处，所谓的“皇帝”，指的是谢尔维乌斯·伽尔巴，即罗马帝国的第六位皇帝，亦即罗马四帝内乱时期的首位皇帝。正如塔西佗本人所言：“我的这部著作是从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第二次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开始的。” [3]

　　 伽尔巴，原为西班牙行省的总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暴君尼禄的起义中被推举为皇帝，并带兵进入罗马城。然而，伽尔巴耶却并没有善终，而是同样步入前任的泥沼。尼禄于公元68年6月11日死去，他在公元69年1月1日就任执政官之职，1月15日即遭杀害。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

　　 “这两次的处决”，指的是伽尔巴处死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和丰提乌斯·卡皮托，其中，前者是阿非利加的长官，后者是下日耳曼的长官。他们的罪名同为反叛行为，也最终均被处死。本来，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应该并不为奇。但是，情况却有所不同。伽尔巴处决玛凯尔的原因是他曾在阿非利加妄图发动叛乱，这个原因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塔西佗确实谈到过：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性“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4]而且，伽尔巴耶曾经派遣检察官侦办玛凯尔一案，将他的反叛行为落实得一清二楚、板上钉钉，因此，堪称司法程序完备。这样，由于玛凯尔的叛乱被做实，而且是在伽尔巴下令之后被皇帝的代理官处死的，因而对他处以极刑，不论从法理还是从流程上说，都堪称公正。

　　 然而对另一个人的处决就并非如此了。卡皮托一案，是在未经司法审判就被军中上司直接处死的。可是，其实卡皮托叛乱的证据却并不确凿，是密谋反叛的上司临危而惧，担心事情败露，于是才把他抛出来顶罪。遗憾的是，伽尔巴并没有主持公道，甚至没有例行调查。因此，在当时的一部分人看来，卡皮托的被处死是不公正的，“虽然卡皮托的品行堕落而且有贪婪和纵欲的恶行，但他仍然不曾有过任何要发动叛乱的想法，倒是那些怂恿他发动战争的将领们在他们发现不能说服他的时候，才故意地捏造了他的大逆罪。”[5]而就伽尔巴而言，“这或者是由于他生性犹豫不决，或者是由于他不想深究这件事情。”[6]总之，是执行不力。

　　 当然，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不仅仅这两件。

　　 例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罗马的城市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得到伽尔巴的赏赐。新皇帝继位的传统之一，就是给予赏赐，而且这也是近卫军长官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已经以伽尔巴的名义答应过士兵们的。城市的卫戍部队“他们看到以伽尔巴的名义答应给他的赠赐实际上并没给他们”、“看到军团已经从他们拥立的皇帝那里取得了好处”，[7]自然是异常不满。而撒比努斯也发现伽尔巴并不看重自己、更不相信自己。于是，他就蛊惑部队发动叛乱，当然，事情的结局是部队并没有听从他的蛊惑，并且反而杀死了他。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对伽尔巴的不满与日俱增。如塔西佗所写，伽尔巴“习惯于选拔，而不是收买他的士兵；这话说的不错，它对国家有利，但对他本人却是危险的。”[8]

　　 又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伽尔巴身老力衰，当时是由近卫军长官、“世界上最懒的人”科尔涅里乌斯·拉科和另一位执政官、“世界上最坏的人”提图斯·维尼乌斯分别掌管帝国的实际军政大权的。然而，提图斯恶贯满盈，科尔涅利乌斯好吃懒做，“人们对提图斯的罪行的憎恶和对科尔涅里乌斯的昏昏沉沉的作风的嘲骂这些负担，都只能由伽尔巴承受着”。[9]

　　 再如，外界的“反应很不好”的还有，在伽尔巴就任之前，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执政官钦戈尼乌斯·瓦罗和先前担任过执政官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被处死，前者是因为与尼姆披狄乌斯同谋，后者则因为是尼禄的部下，但是，他们却都是在未经正式审判和没有得到辩护的情况下就被处死了。结果，这两位执政官的“冤枉”也就被算在了伽尔巴的头上。“这两个人都是未经审问、没有得到辩护的机会便被处死了的，所以人们都认为他们死得冤枉。”[10]

　　 正如塔西佗本人所指出的：

　　 “以上就是在罗马这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应。”[11]

　　 最后，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外界”。

必须强调，当下谈及塔西佗的这段话之时，一般都误以为，他所提及的“外界”就是指的“人民”，其实不然。塔西佗所谓的“外界”指的只是元老、贵族和部分罗马公民，而并非罗马帝国的所有人，亦即人民。在罗马，人分三等，亦即公民、平民、奴隶，这是一种三元等级制度。其中，公民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平民逊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然是没有，不过，人身自由还是有的；至于奴隶，则可以称之为“一无所有”，作为“外界”的一分子去参与政治，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塔西佗所谓的“外界”只是指的“公民”，亦即元老、贵族和部分罗马公民。再联系一下塔西佗在这句话的上文中一再提及“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还认为”，[12]显然，塔西佗说的 “外界”只能是罗马帝国中的一部分人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而且人数其实也并不多。否则，塔西佗自己也不会说，“在拥有这样大量人口的城市里，有这样多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13]更不会说：“那些占最大多数的无所谓的人则对谁都采取卑躬屈节的态度，因为在这些人心里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国家的利益。”[14]因此，认为皇帝的行为令所有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民”都感到厌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