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4 次 更新时间:2006-11-27 00: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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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最近有人发现了一份对研究“胡风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此件在以往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案件的研究中未见引述;在建国以来的几本重要文献选集[1]中未收集此文;“胡风集团”案件的当事人也从未提到过这样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一九九八年夏天从山西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发现的,笔者使用的是复印件。[2]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中共中央名义明确宣布查封作家书刊的例证。中共对控制思想言论有相当严密的制度,往往因人废言。不管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作者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其所有作品就会被查禁。从该文件的附录“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一、“胡风事件”的文化背景:三类知识分子的冲突

  

  “胡风事件”是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事件,解读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胡风事件”的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但在这一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几类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冲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发性因素绝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早在四十年代就选择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一九四九年社会鼎革之际,这个群体的大部份成员选择留在大陆,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党派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但此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与政治活动自由。对于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共政权下的作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概括得非常清楚:“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乾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3] 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中,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已经完全丧失了四十年代和国民党抗争时的勇气与可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脉之所以没有被斩尽杀绝,只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和蒋梦麟等人,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其思想由殷海光继承下来。

  中国几类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其历史缘由。在抗战前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分化出一批青年学生和少数教授,此处将其称为“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主体到延安后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另一部份人留在国统区,与早年的左联成员聚集在一起,此处称之为“左翼知识分子”。[4]

  一九四九年以后,这几类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角色并不相同。以西南联大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退居边缘。所以他们在“胡风事件”里基本不在事件的中心,只是一般地表表态,写写官样文章。当时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而在这三类知识分子中,“延安知识分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相对又处于边缘,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进入权力中心的可能,但由于文化派系的原因却未能进入。中共党内后来普遍存在“白区”干部和延安(包括根据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有思想文化背景的冲突。

  “胡风事件”从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延安,胡风代表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分子”的主体是胡风办《七月》和《希望》杂志的作者群,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是那种有才华、同时也有个性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最终没有被打垮,与他们的意志相对其它知识分子而言比较坚定有关。“胡风分子”重返文坛后再度表现出创作实力,这与他们的文化素养份不开。

  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端。早在一九四三年,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安不统一。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们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风虽然与他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风事件”中,胡风早年的重庆朋友虽然出于自保对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风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集中发表了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和林默涵批判胡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风事件”的真正开始。后来这些作者在“胡风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当时胡绳和林默涵都在中宣部。

  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发现国统区有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怀疑情绪,就派延安眼中的得力干将(如刘白羽、何其芳和林默涵)去做思想工作。后来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与何其芳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在《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和第三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虽然林默涵也同时提到“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但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小集团”的说法最为中共所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后来就是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此就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镇反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整得人人自危。因为按中共的逻辑推论,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后来的事实就是中共政治逻辑推演的结果。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谓的“五人小组”,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越地方的一般党组织,而且超越公检法组织,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由“五人小组”发展到了后来的“专案组”,这成了中共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

  胡风一九五四年七月通过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同年十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发生后,在《文艺报》召开的会议上,胡风的发言才引起读者的注意。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泽东说:“刘、周、邓即阅,退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5]毛泽东增写的内容主要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因为有了毛的这个批示,周扬在一月十五日就他和胡风谈话的情况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一份报告,同时附上胡风五月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该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但毛泽东却不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6]胡风的声明本来已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不原谅。

  在“胡风事件”中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从来没有对处于弱势的对手有一点同情,周扬对待胡风的态度与当年他在延安对王实味的态度如出一辙。从周扬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毛泽东的信[7]中可以看出周对胡风的态度,他特别说明:“我们觉得发表这个说明,是于我们不利的。”实际上毛泽东后来认同了周扬的建议。

  以及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宣部给中央送了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8]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把胡风推到了绝境。[9]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就“胡风问题”连续开会,可见重视程度之高。[10]据《杨尚昆日记》的记载:五月十三日:“今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交出来比隐藏或销毁更好些!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舒芜的东西(胡的文章简直无法看!)。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仇恨党的反革命集团,应该是无疑的了!”五月十九日:“下午饶案五人小组继续开会,听取徐子荣的汇报,因陈毅同志会梅农,故未开会。同时听了一些有关胡风集团的材料。......胡风案,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专案,已决定捕起来。其爪牙甚众,不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党内来的,中央宣传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称核心分子,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六个人写的,据说有四个是共产党员。继高饶问题之后,潘杨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化!要记着主席说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两个专案的事,都会有发展的,应随时注意。”七月四日:“今日本拟约刘华峰同志等汇报反胡风的工作,因他们正与各单位汇报,故未能按原定的想法去做。”[11]

  从各种材料看,“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无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部门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中国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而胡风早年在重庆的朋友乔冠华、陈家康、章汉夫等人,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与“延安知识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延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承担的都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在中共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宁左勿右”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刻地沉淀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心中。当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结局往往比他们当年斗争过的弱者更为悲惨。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是这一政治文化的最好注脚。罗瑞卿、陆定一(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由于中共政治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的弱者之同情,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者无人能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在权力中心的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并非绝对没有保留良知的可能,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少这样的勇气与良知。在“胡风事件”中只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一是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吕莹,一是高层决策者的代表胡乔木。胡乔木曾说:“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12]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13]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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