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中美关系70年:理论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10:05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倪世雄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阶段和大变局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国际战略力量互动激荡,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共和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美关系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一、前30年:中美关系在冷战背景下从对抗为敌走向和解建交


70年的中美关系可分为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9–2019年)。前3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的对抗漩涡,两国互为敌人,零和博弈。当时,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不仅发动了冷战,更是决心要战胜苏联,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从而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霸主。为此,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的盟友和美国的敌人。但是,情况也在变化:一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态势开始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二是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分歧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多;三是苏联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同时对中美构成了安全威胁,导致中美在安全领域中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这一切都要求两国改善关系,以共同应对面临的安全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要求美国政府集中精力对付最主要的对手苏联,在对华关系中减少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酝酿“大国平衡战略”,通过借力打力,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中国为了防范日趋增大的苏联军事压力和威胁,也逐步降低了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外交影响深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谈及中美关系时说:“总有一天中美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因为已经过了15年,再加上15年就是30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1968年,尼克松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他在196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发出调整对华政策、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做出“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的重大战略抉择。之后,一系列旨在“打开中美关系”的积极步骤接踵而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表示“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a 1971年4月上旬,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石激起千层浪,小球转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会谈了17个小时,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达成共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双方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最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后,毛泽东顺势推进,期待早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正式建交。为此,他在1975年12月2日抱病接见了来访的福特总统,然而,遗憾的是,福特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包括“撤军、断交、废约”的建交条件。之后,毛泽东失望地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他失望但不绝望,继续作出毕生最后的努力推动中美建交。1976年2月,毛泽东在病情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再一次会见了来访的尼克松,为两国建交作出最后的努力。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美仍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当天发表悼念声明,称中美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两年多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中美最终完成了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5日,第二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最后实现了毛泽东的临终遗愿。


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果真在经历30年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邓小平怀着深情说道:“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二、后40年:国际战略力量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 从和解合作走向竞争共处


后40年,中国与中美关系均发生了巨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这次会议开启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40年来,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若以GDP总量计算,中国已跃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中国人,我们为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


在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前五天,即12月13日,长达30多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在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报告。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在这两次重要会议中间的12月15日,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后,经过近七年的努力,中美终于完成了关系正常化的曲折历程,实现正式建交。这一重大事件,标志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40年前改变中国、改变中美关系、改变世界格局的这两大事件就这样发生在这五天之内,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历史巧合吗?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个重大事件几乎同时发生是一个强烈的历史必然,但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出“苏攻美守”的基本态势。苏联不仅支持越南在1978年底侵略柬埔寨,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且在1979年底亲自出兵阿富汗,推行“南下战略”,企图从印度洋侧翼包抄欧洲。苏联的扩张主义不仅是要控制欧洲,而且还要控制亚洲,进而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苏联的“一石二鸟”策略自然将中美同时推入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为中美改善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此时,美国新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对美国外交发挥更大作用,强调美国不仅要有强势的领导人、强大的国力,更要依赖通过扩大联盟体系和稳定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美国的西方世界霸主地位,通过与中国建交牵制苏联,遏制苏联的“南下战略”,并将苏联的主要精力和力量转移到亚洲地区,从而缓解欧洲的战略压力。这就为美国与台湾地区断交、与新中国建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部署中,中国要开始改革开放就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当时,中国最大的战略压力来自北线,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可以这么说,中美和解从而实现“联美抗苏”目标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中美建交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改革开放也为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发展动力。从一开始,中美关系和改革开放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


40年来,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相伴而生,同步互动。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变,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40年来,中美关系风雨兼程,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一直向前,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笔者经历了中美关系40年来的发展和变化。1980年笔者去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中美之间没有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和航班,如今有60多条国际航线连结大洋两岸,每周有500多次航班飞越太平洋,每天有1.4万人往返中美之间,每年互访人员达到530万次。当时,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仅为24.5亿美元,而2018年则达到6335.2亿美元,彼此成为最大的贸易国。当时两国之间没有战略对话,到2018年底,已建立起100多个战略对话机制,涵盖了中美关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当时中国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几千人,到2018年底,已有42.7万人,其中留学生36.4万人。中美两国还建立了40多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友好城市。40年来,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层保持密切接触,外交保持战略对话,合作保持良好势头,民间保持频繁往来”的基本格局。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


三、三个《联合公报》成为确保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压舱石”


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崇尚权力并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则是美国外交的典型表现。中国是一个说话算数并且非常重视信誉的国家,“礼、义、仁、智、信”和“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影响着新中国的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色彩;中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则是为了国家发展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鉴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本质,中国需要在与美国改善关系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便利用西方世界长期存在的“条约必须遵守”这一习惯法规则和文化传统来约束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霸权主义行为。为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和中美建交初期,两国先后发表过三个《联合公报》。这三个《联合公报》被称为确保中美关系能够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三石”:里程碑(milestone)、奠基石(cornerstone)和试金石(touchstone)。它们为中美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成为两国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并且检验着中美处理双边关系是否真诚、严肃和认真。


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尼克松总统的专机于2月21日11时30分左右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动人心弦、举世瞩目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周总理对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啊!”尼克松总统边握手边说:“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越过一个大洋,越过相互敌对20多年的握手,这表明中美关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毛主席在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他和基辛格博士,这一历史性会见把这次历史性访问推向高潮。尼克松总统在京期间,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次会谈。随后,从北京谈到杭州,从杭州谈到上海,直至2月28日凌晨,联合公报才最后定稿,解决了起草联合公报过程中遇到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些难题。2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代表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成功举行欢迎宴会,尼克松总统兴奋地说:“我所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果,《上海公报》提出了中美共同确定的四个基本原则,即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共处的原则、反对霸权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原则。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两国关系今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包含共识和分歧、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富有创新理念和谅解精神的《上海公报》从此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转折,具有十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毛主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1972年到1978年,中美两国经过六年多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艰难推动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8年7月5日,两国正式启动建交谈判。


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过程十分困难和激烈。在谈判开始,中国方面坚持下列原则:(1)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阻碍,是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2)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断交、撤军、废约”的三个条件;(3)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只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只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4)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5)大陆与台湾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以何种方式统一,别国无权干涉。


美方表示将接受中国三个条件,但中国也要接受美国三个对等的条件:第一,美国将单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不公开反驳美国这一立场;第二,美国将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与台湾保持经济、文化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美国将根据条约自身条款“终止”而不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三,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防御性武器。


其实,这前两条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只是陪衬而已,为的是增加美国方面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三条才是核心要求,也是白宫的底线。


1978年9月到11月,中美建交谈判进入攻坚阶段,谈判过程中不断出现险情,双方相持不下。这一时期,邓小平个人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又进一步发出愿意与美国尽快建交的信号:“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 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当日本客人问“中美建交需要多长时间”时,邓小平回答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缔结中日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其实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邓小平在两天之内连续三次见了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邓小平同意建交日期定在1979年1月1日;同意对美国到时单方面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而不予反驳;同意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地区保持经济、文化关系;同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根据条约中的终止条款“终止”,而不是“废除”。关于军售问题,邓小平要求美方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仍然有效的一年里不能有新的军火出售,并就此“终止”。伍德科克未作回答。由于担心中方把美方承诺一年之内不进行新的军火交易误解为今后也终止军火出售,美国政府指令伍德科克再次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之后对美方节外生枝、顽固坚持售武立场十分生气,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向台出售武器,从长远来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但是,邓小平还是决定先建交、后谈判,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问题建交之后再谈。从大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绕过军售难题而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当时情况下邓小平做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伍德科克说过,是邓小平的气势、胸怀、智慧和胆识给中美建交谈判带来了最后突破。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第二份联合公报,即《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建交声明。中方声明赞扬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卡特总统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指出,《建交公报》是一个“历史性协议”,中美建交“不仅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当天,在两国首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庆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建交后困扰中美关系最严重的依然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1981年底,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谈判开始,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谈判十分困难。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而困难的谈判,中美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八一七联合公报》。


该公报共九项条款,除了重申在《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中的“一个中国”等原则之外,专门谈及了美国对台售武问题:“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只有彻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阻碍……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原则。任何试图把联合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声明还指出:“中美协议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公报的有关规定能得到认真履行。”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严守协议 排除障碍》的社论。社论认为:“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僵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完全解决。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乌云还没有完全扫除。美国作出了几点承诺,它今后究竟怎样行动,还有待观察。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实实在在而不是敷敷衍衍地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且像美国自己所承诺的那样,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使这个问题早日彻底解决,而不是以任何借口使这个问题拖延不决。”


第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至今已37年了,美国向台湾售武有增无减,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点。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美国售台武器有80多批次,总额高达53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得到遵守时,中美关系就基本稳定;什么时候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遭到破坏时,中美关系就出现动荡。由此可见,在相当程度上,维护还是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是中美之间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四、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两国的范围,显示出时代特征和全球意义。然而,中美关系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具有困难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其发展道路不可能平平坦坦,必然是曲曲折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国关系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二是发展与困难相伴,成熟与复杂并存;三是中美关系在日趋成熟、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变得日趋复杂和曲折困难。这“三性”的长期存在使得两国关系必然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并呈现出“总体稳定、主体合作、基础脆弱、起起伏伏、斗而不破”的基本特点,这也是本文对中美建交4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总体评价。


中美建交以来大致经过四个阶段曲折起伏的发展。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1979–1988年)。这个阶段是中美关系初步发展的十年。邓小平1979年1月28日–2月4日对美访问,在美国掀起了“邓旋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最初合作局面,为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与卡特举行了五次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合作、地区问题、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坦率而广泛地交换了意见。1月31日双方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以推动在农业、能源、卫生、环境和空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邓小平强调,这些合作交流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在访美后的近两年内,中美之间就签定了35个双边协定,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科技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中美建交最初十年,两国关系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1984年到1985年里根总统和李先念主席实现了互访,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中美在军事、科技、文教领域的交流全面展开。“这是中美建交后难得的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 到1987年底,中美贸易额达78.58亿美元,是建交时的八倍,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私人投资的协议金额为30.4亿美元,名列外国对华投资的首位;中国当时在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3.2万人,而1987年美国访问中国的旅游者达到了30万。 1989年11月14日,韩叙大使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十年来中美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有效地增进了两国间的互相了解,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的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有广泛的进展,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在中美建交十周年前夕,钱其琛外长会见新华社记者,对中美关系作了回顾和展望。他说,中美关系在第一个十年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总的来说发展是平稳的,两国在许多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获得了显著发展。历史证明,尽管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只要双方都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断地克服困难和障碍,中美关系就能得以长期稳定发展。


第二阶段:困难危机(1989–1999年)。这是中美关系经历大起大落的十年。1989年前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遇到建交后最严峻的考验,从初步发展十年的高潮跌至困难的低谷和破裂的边缘。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两国政府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民间的往来几乎全部停顿。


在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的时刻,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智慧和胆识,亲自指导和帮助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就没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b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作为特使访华。尽管已经宣布退休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外国客人,但是,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邓小平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还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邓小平和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9年后,“人权”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阻碍。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坚持“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提出,应以“认真、积极、向前看”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结束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并打破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先是从“不可谈判”变成“可谈判”,后又从“挂钩”变成“脱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又签署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宣布“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至此,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上述“人权”危机周期刚刚过去,台湾问题又突显出来,美国的亲台势力和台湾的“台独”势力策划了李登辉访问美国。继1994年9月美国政府提升对台关系之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从最初反对到后来同意给李登辉访美签证。李登辉于1995年6月上旬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宣扬“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在民”“突破外交困境”云云。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助长了“台独”势力,恶化了业已改善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10月24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由于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大落”,这次会晤格外引起世界舆论的注目。江泽民重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他还强调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重申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做出的“三个承诺”:一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二是不支持任何“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意图;三是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他还确定了台湾“领导人”今后访美应遵循私人的、非官方的、很少的、个案处理的“四点原则”。


1996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恢复迹象。11月份,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第四次会晤。会晤的氛围是积极的、友好的和建设性的。两国首脑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互访。


中美两国元首的成功互访,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小高潮。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和南斯拉夫战争爆发,5月8日我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就炸馆事件对美国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5月8日和9日,中国爆发全国性声讨美国炸馆暴行的示威游行。


面临中美关系的这场突发危机,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沉着冷静、积极稳妥地处理了危机。当时,江泽民果断地提出“斗而不破”四字方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在此方针指导下,紧张的中美关系逐步走出“炸馆事件”的阴影,终于再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1989年至1999年这十年间,中美关系可谓危机不断、多灾多难。但中美关系在克服困难、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以重新稳定的姿态进入21世纪。


第三阶段:平稳发展(2000–2009年)。这一阶段尽管发生过2001年的“4·1”撞机事件、“9·11”事件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的干扰,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起大落的现象。新世纪开局的十年,中美关系发展良好。


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赢得大选并于第二年入主白宫。最初,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合作的新机遇,这就是中美面临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生中美关系的新调整。10月19日,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正式会晤。江泽民表示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小布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这七个字说明两国都对中美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和调整,同时也说明双方愿意在反恐斗争的新形势下把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目标向前推进。


2002年2月21日至23日,小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而且亲自选定了2月21日出访,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形成历史性的巧合。两国元首在充实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方面达成重要共识。


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访问。这次,他去了小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农场。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就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和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坦率、友好地交流了意见。江泽民主席回到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的重要社论。正如这篇社论指出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 a2002年之后,中美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一是高层接触频繁。2005年,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会晤了五次,还多次通了热线电话,及时就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并提出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和任务。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指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还是“建设性合作者”。2007年到2008年,中美高层接触势头不减,重头戏是几次中美元首会晤: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的会谈,提出继续培育战略互信和拓展能源、环保与气候变化等新领域合作的任务;同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会晤,胡锦涛称气氛“坦诚和友好”,小布什总统称他与胡锦涛主席的关系“温暖而诚挚”;2008年7月在日本札幌的会谈,双方重申要牢牢把握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大方向;同年8月在北京的“奥运会晤”,继G20会议后他们再次表示中美携手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这些高层密切接触对推动中美关系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是战略对话增多。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建交以来首次举行的此类最高层的定期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先后已进行了六次。双方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认识。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对话机制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


除了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外,两国领导人还正式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建议。自2006年12月14日启动以来,SED先后举行了五次。第五次SED于2008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对话在宏观经济与金融服务、能源和环保合作、贸易与投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国际经济合作等五个方面达成了40项成果。这再次表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富有远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三是合作势头不减。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自2004年以来的五六年时间,是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阶段。2004年1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博士时强调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接着,他提出了对美关系的新“十六字方针”:“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


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实现了合作双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020亿美元,彼此互为第二大贸易国。


回顾中美关系30年来的发展,我们不应忽视中美关系经历的曲折和面临的难题,而应正视两国关系日趋复杂的变化。成熟与复杂并存,这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总体稳定、局部困难,是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中美两国应积极地妥善地处理在人权、经贸、台湾、西藏以及一些地区与全球问题(如朝核、伊核、南海、能源、环境等)上的分歧和摩擦。


第四阶段:波折起伏(2010年至今)。这十年基本上是奥巴马政府八年和特朗普政府二年。在经历了十年平稳阶段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十年的不平稳阶段。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重大事件,但这十年的中美关系波折起伏,有时颠簸动荡。


奥巴马政府对华姿态是“高开低走”,到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后期,除了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之外,美方还向中国打起了三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贸易战、金融战和信息战。到特朗普政府后,中美关系呈现“低开高走下跌”的发展轨迹。一开始,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特朗普甚至在候任总统时就与蔡英文通电话,触及“一中”底线,预示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不会有一个好的开端。然而,进入2017年后,特别是从4月份习特海湖庄园会晤到11月特朗普访华,两国关系出现积极缓解的趋势。期间,习特先后通了七次电话,实属少见。正当人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时,一股逆流突然在美国出现,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浪潮,企图把中美关系拉向后退:一是2017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二是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先后发表了《美国防务战略报告纲要》、《核态势评估报告》和《中美贸易评估报告》(即《“301”报告》);三是美国国会跟进通过三个提案,即《2018年国防授权法》《台湾旅行法》以及《2019年国防授权法》,均获特朗普总统签署批准。这些报告、文件和法案均明确将中国指涉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将美中关系视为战略对手关系,称中国正在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甚至断定中国影响力(“锐实力”)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里去等。美国对中国这样突发地、密集地指责和攻击,自建交以来实为少见。


近年来,美国对华班子几经调整,基本上换上了清一色“强硬派”,其代表人物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R. Bolton)、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他们极力主张对华打贸易战、遏制中国崛起、规制中国行为等,一步一步把本来较为稳定的两国关系推到冲突对抗危险的边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是:(1)搞贸易摩擦。2018年3月22日,美方根据“301”条款,单方面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至2018年11月,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美方发起的关税战从500亿美元打到2000亿美元,还进一步打到267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升级,而且逐步扩大,从经贸摩擦到科技战再到金融摩擦。从2018年2月到2019年5月,中美先后举行了11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谈判领域涉及贸易逆差及关税加征、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政策、网络盗窃、农产品服务和货币金融等六个方面。在第十轮谈判后中美接近达成协议时,美国节外生枝,特朗普总统突然宣布,自5月10日起对中方出口到美方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仍派出刘鹤副总理为牵头人的经贸代表团去美国进行第11轮谈判,显示中方的诚意和善意。然而,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从6月1日起对美方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前后11次的谈判磋商突显出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困难性和反复性。(2)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美方已通过的三个法案a 扬言美国军舰可以到台湾高雄,美台可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台官员可以更频繁互访,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明目张胆地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使台湾问题再次出现险情。继2017年售台武器14.2亿后,2018年美方不顾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又出售3.3亿武器给台湾。2019年,美国仅在头7个月里就先后批准5亿美元和22.2亿美元两个批次的对台军售案。2018年6月12日,美方派出由助理国务卿罗伊斯(Marie Royce)带队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台北参加美国驻台协会新大楼的落成典礼,蔡英文还到会表示祝贺,重申“台美关键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2019年4月10日,副助理国务卿米德伟(David Meale)率团到台北参加《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宣布,为庆祝《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以来的“美台友谊和伙伴关系”,美国驻台协会将在2019年举办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 c 5月7日,美众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2019年台湾保证法》,也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3)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全面恶化。本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被美国列为主要威胁的对象依次是国际恐怖主义、伊朗、朝鲜等,中国是反恐的合作者。如今,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首要威胁。十分荒唐的是,最近美方一些部门还联合成立了一个所谓“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4)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重大逆转。由于威胁认知的改变,很自然美方认为两国关系的定位也应随之改变,美中现在是战略对手关系,不是合作伙伴了。在美国,少数人企图颠覆2011年1月19日《中美联合声明》里确定的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出人意料地频频发声,在美国、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连篇累牍地发表讲话,特别是10月4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并列举了中国12宗“错误”或“罪状”:(1)奉行威权扩张主义;(2)造成美国对华贸易2750亿美元的逆差;(3)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控制全球90%的最先进行业;(4)对美国实施强迫技术转让;(5)军费开支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开支的总和;(6)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7)对外实行“经济侵略”;(8)国内压制民主和自由;(9)监控和限制信息流通;(10)扼制宗教自由;(11)对外实行利己的“债务外交”;(12)打压“台湾外交”,威胁台海稳定。2018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Christopher Wray)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社会的”,美国也要作出“全社会的”反击。彭斯在10月4日的演讲如出一辙地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政府的”,美国必须作出“全政府的”回击。


中美关系建交后第四个阶段发生波折起伏是意料之中的,但出现严重的危机和倒退令大多数学者及政治家始料不及,究其原因有三: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差异是根本原因,最近阶段在美国出现的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失望感和挫折感正是这一深刻差异的体现;第二,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是现实原因,两国核心(根本)利益针尖对麦芒,南辕北辙,难以调和,导致双方在台湾、西藏、钓鱼岛、南海、经贸、“人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冲突不止;第三,中美两国“老二与老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直接原因。中国的GDP总量在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中美建交后的第四阶段。在美国看来,中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了焦虑感和危机感,动摇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修昔底德陷阱”成了中美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主题”,近年来两国之间出现的严重猜疑 a 和倒退危机反映了两国正面临可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


建交40年以来,中美关系每个阶段都在新的层次上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同时也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今,两国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还是陷入冲突对抗的歧途,必须作出重大的选择。本文认为,为了防止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确保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并继续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中美两国都需要创新各自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在此方面,中国已经率先做出了表率,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让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都指明了大方向。


在实践方面,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并全力以赴地经略好两国关系,同时积极推进大国特色外交,高举自由公平贸易大旗,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推动全球化不断向前深入发展,努力让自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政治走向民主化多极化的强大引擎。


在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举行的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时间长达2.5小时,超过预定的时间,这次会晤对中美关系有特别的意义。会晤的结果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两国元首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从2019年1月1日起停止加征新的关税,暂缓了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特朗普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富有成效的会晤,对美国和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贸易问题的讨论尤为有益于美国和中国。习近平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都有重要影响,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这次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2019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演讲后的互动环节中,习近平提到,中美之间当前有一些贸易摩擦,但中美现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认为很难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认为这“不仅是我不愿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也是我的朋友特朗普总统,我相信他不愿看到。” 这是中方发出的积极信号。6月18日,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了电话,沟通气氛明显转暖。双方表示期待在即将举行的G20大阪峰会期间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特朗普语),“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语)。


6月29日,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再次会晤,举世瞩目。在谈到中美经贸问题时,习近平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愿同中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中美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特朗普表示,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的关系,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这次会晤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和明智的选择。正如王毅外长指出的,“过去的经验归结到一条,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尽管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启示仍然是金科玉律。”


体现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是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首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可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7日至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再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三条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11日至12日,习奥在北京会晤,中南海瀛台夜叙被传为佳话。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领导人表示,中美应不冲突、求合作、谋稳定,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先例可循,无前车可鉴,加上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核心利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和产生矛盾。这首先表现在美国方面:一是态度上不热情;二是认知上不接受;三是行动上不主动。于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因美国的“三不”立场而出现了一头热一头冷、一头积极一头消极、一头主动一头被动、一头不言放弃一头不再坚持的不正常局面。到2016年美国大选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初期,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搁置起来。然而,中美关系经过从2017年底到2018年底一年的坎坷动荡,终于慢慢平缓过来了。先是2018年11月1日,两国元首通了一次重要的电话,新华社报道时第一次把“特朗普表示”放在“习近平表示”前面,双方期待G20阿根廷峰会期间再度会晤,表示要把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愿望变成现实。后是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的前一天,习近平主席在北京接见来访的“中国人民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当天,外交部长王毅也接见了基辛格博士,重申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与早先表述相比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新型大国”四个字没有了。这一调整显示出中方重实质、不拘泥形式的务实态度和不走“国强必霸”、决不当头的博大胸襟。对目前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历史选择的中美关系来说,不提“新型大国”这一调整是积极的,有利于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回到合作共赢的正常轨道。2018年12月1日,在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习特会晤则进一步把两国关系的定位浓缩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元首互致贺词,庆祝新年到来,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指出,40年来,中美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双方应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特朗普则回应说,多年来美中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我个人的优先事项。2019年4月1日,习近平在接见“元老会”代表团时说,“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同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上述两国的外交实践表明:中美今后的发展道路已明确,就是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选择这条道路后如何走,如何行稳致远需要中美关系再出发。这里过程比选择更困难,再出发的道路将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美国是否愿意抛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这需要美国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以便为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思想动力和理论依据,而那些基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之上的现有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可喜的是,2019年7月3日,以傅泰林(Taylor Fravel)、董云裳(Susan Thornton)、芮效俭(J.Stapleton Roy)、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卜睿哲(Richard Bush)、李侃如(Ken Lieberthal)、约瑟夫·奈(Joseph Nye)、包道格(Douglas Paal)、蓝普顿(David Michael Lampton)等为首的150名美国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封题为《美国与中国为敌事与愿违》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改变当前非理性的对华政策。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希望,我们期待美国政府及早改变当前不友好的对华政策,更期待美国学术界尽早实现符合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理论创新。


六、结 语


在中美关系互动70年和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我们深感两国关系能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经过70年的磨练,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呈现出成熟伴随着复杂、复杂又催生着成熟的特点。国际形势深刻广泛复杂的新变化不断地赋予中美关系新的时代特征。双方均应学会接纳、包容对方,学会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和敏感问题,特别是那些日趋复杂多变的问题,其中战略互信是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鉴于此,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了解,努力弥补两国互信的缺失,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是个关键。


基于过去70年中美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展望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双方的政府和学术界应当努力首先做到“五互”然后树立“四观”,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中美关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


所谓“五互”,就是:一是平等互尊。中美相处,贵在尊重对方,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二是包容互鉴。双方应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学会容纳对方,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三是合作互信。双方应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合作助互信,以互信促合作。四是良性互动。双方应抛弃传统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历史宿命论,改变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探索两国管控分歧、避免对抗的路径和模式。五是共赢互利。双方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同舟共济而不要同舟共挤。


所谓“四观”,就是:第一,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树立全局长远的战略观。“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如今,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双方更应登高望远,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合作的时光思维,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合作发展的大局,不断地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推进。第二,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关切,树立求同存异的利益观。求同存异的基础是两国国家利益的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客观上存在着不少利益差异和冲突,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扩大。中美应努力寻求国家利益汇合点,减少冲撞点,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不要让某一问题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和总体发展。两国关系是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稳步发展。第三,中美应根据互信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树立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在这个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世界里,经济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加强和深化中美经济合作具有特殊意义。中美两国还应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加强在反恐、防扩散以及处理地区热点问题、能源、环保、缉毒、打击走私、防治禽流感和救灾工作中的合作。如果双方能够做到加强合作对话、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那么就一定能够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合作基础。第四,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发展时刻,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两国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继往开来,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中美关系70年的发展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相信这一时代潮流反过来也必将不断地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作者:倪世雄(作者为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原院长、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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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2019年第5期《国际观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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