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汉字的魔力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新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9 次 更新时间:2019-09-21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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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内容提要: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将汉字在东亚与拉丁文在欧洲的地位和功能相提并论,但若进一步追问这两种文字“魔力”的范围、机制、结果有何异同以及何以异同,既有的学术积累尚未能提供答案。若专从女性和区域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在东亚汉字世界中,朝鲜时代女性诗文具有“男性化”特征。朝鲜女性一旦有能力将汉字作为写作工具,无论是其自我感觉还是家族内外男性的态度,都会发生很大改变。她们不仅可以与男性作家同处一个知识共同体,而且因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与拉丁文世界中对女性的排斥,恰成鲜明对照。汉字的功效是由社会赋予的,在东亚的知识社群中,来自中国本土的人士尤其是男性发挥了最初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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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克服方言造成的彼此沟通的困难,用智慧创造了文字,将自己的想法向四方(“四方上下曰宇”)、向未来(“古往今来曰宙”)传播。按照《出三藏记集》的说法,有了文字,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时空的限制,所谓“文字应用,弥纶宇宙”。据说世界上的文字,最初就是由兄弟三人创造的:“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①或由左向右书写(如英文),或由右向左书写(如阿拉伯文),只有苍颉创造的汉字系统,是由上向下书写的。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的语言本来是与上帝一样的,神变乱了众人的语言,于是就形成了高低,神的语言优于并高于人的语言。文字也一样,僧徒为了自神其说,必然要提高自身文字的地位,所以在僧祐看来,梵、佉文字“取法于净天”、“为世胜文”、“天竺诸国谓之天书”,②要优于并高于苍颉文字。这些观念主要出于宗教的迷恋,较少历史依据,但僧徒的自我标榜,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即便在人世间的不同语言文字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同样形成了高低优劣,在人类历史中延续了漫长的岁月,造成特殊的文化景观。在欧洲,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拉丁文成了名副其实的‘欧洲符号’”。在政治、宗教、知识等领域中,它作为一种具有“权势”的语言,不为任何一个民族所独享,其地位远远高于每一种“方言”。拉丁文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是“一门纯粹体面的学问”。尽管大多数作家笔下的拉丁文绝不纯粹,甚至有错误,但只要使用了拉丁文,就能“勾勒出无知者的巴别塔和学者们的一元化社会之间的分野”。③不懂拉丁文,其交际范围就限定在社会的下层或一隅——彼此语言不通的“巴别塔”中;掌握拉丁文,则是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绅士的必要条件,这样,彼此就能共享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拉丁文是有“魔力”的。对于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裘德来说,拉丁文就有这样的“魔力”,可以让他离开乡下、进入基督寺和大学——那个“由学问和宗教守卫着”的“城堡”。④因此,这种语言既权威又神秘,一旦掌握了它,就意味着拥有了某一特定的文化工具;拥有这一工具的人,就成为“文学共和国”(respublica litteraria)中的一员。⑤身处这一“共和国”,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拉丁文才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在18世纪的欧洲,一个人即便再怎么博学多闻,如果他不能或没有使用拉丁文,就可能受到同侪的无情嘲弄。⑥

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把欧洲的“拉丁文”世界与东亚的“汉字”世界相提并论,比如罗兹·墨菲说:“在欧洲和东亚,拉丁语和中文分别象征着各自地区内在的文化统一。”⑦罗杰瑞说:“在远东地区,汉语起着类似拉丁语、希腊语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又说:“在这三个国家(指朝鲜、日本、越南),古代汉语是他们的官方书面语,犹如拉丁语在以前的欧洲一样。”⑧史蒂文·罗杰·费希尔也说:“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⑨上述引文里的“中文”或“汉语”,实际上应该理解作“汉字书面语”。⑩无论是从时间、空间还是在社会细胞中的渗透,或者仅仅是依据印刷品及抄写本的数量,汉字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拉丁文。所以,汉字所拥有的“魔力”,至少也不会逊色于拉丁文。在典籍中寻找汉字诞生的记录,那可是一件动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所谓“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11)东亚各国除了通用汉字以外,也在不同时期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如假名(日本)、谚文(朝鲜半岛)、喃字(越南),与之相对的汉字则被赋予了真名、真文、真字的称呼,“真假”之间寄寓的优劣高下之意是显然的。然而具体到东亚的历史和社会,汉字的“魔力”究竟如何表现,与拉丁文在欧洲的表现有何异同,实有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层面予以阐释。本文拟以朝鲜时代女性诗文为例,看汉字是如何表现其“魔力”,从而导致了语言风格、意识形态的改变和女性地位在家庭、社会关系中的升降。


二、男性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特征之一


回到历史上的朝鲜时代,所谓“诗文”,一般都理解为用汉字撰写的诗或文。尽管就文学创作使用的媒介来说,除了汉字,他们尤其是她们,也使用谚文即本国文字创作,但韵语往往被称作“歌”(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如新罗时代的“乡歌”、高丽时代的“词脑”、朝鲜时代的“时调”等),其他就是一些故事小说之类,也不以“文”名。《高丽史·乐志》中记载的“俗乐”,其原作都一概以“歌”名之,但经李齐贤(1287-1367)用汉字改写后的作品则称为“诗”(所谓“李齐贤作诗解之”)。所以,这里所说的“诗文”,指的就是汉文学作品。

本文所概括的朝鲜时代女性诗文的特征,是通过与以下两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的:其一,与朝鲜时代女性谚文创作(主要是歌谣)的比较;其二,与东亚其他地区(如中国、日本)女性创作的比较。因此,这样的特征是独一无二的,也因此,这样的特征是值得作深入研究的。

简要地说,这里所揭示的朝鲜女性诗文的特征,指的是其创作中表现出的“男性化”。所谓“男性化”,一似说“女性化”,其判断在某种文化中具有不言自明的性质,一旦落入言筌,很可能招致许多反证,本文以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众多事实判断为基础来认识和理解“男性化”。以诗文的性格而言,文偏于男性,而诗偏于女性;以诗而言,古体偏于男性,而近体偏于女性;以风格而言,豪放偏于男性,而婉约偏于女性;等等。这些并不绝对的评价指标,无疑是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并潜在地确立。如果浏览明清以降的妇女著作,不难发现,诗占据了95%以上的比例,而在诗集之中,又以近体为主,当然还有通俗文体如弹词等。尽管人们可以找出挥动如椽大笔纂修史书、指导大儒马融读通史书的曹大家(班昭),或是精于金石学的李清照,长于史论的徐德英,在晚清还可以举出女报主笔薛绍徽,但毕竟只是两千年女性文学长廊中的凤毛麟角。清人沈大成曾对惠栋说:“昔河南女子传《说卦》,济南博士女传《尚书》,刘子骏妇(疑当作‘父’)女传《左传》,韦逞母宣文君传《周礼》,五经皆女子所传。”(12)颇得惠栋首肯。但揆诸实际,女性作文多与经史、性理、社会之学绝缘,而以尺牍序跋等小品见长者为众。(13)日本女性文学颇为发达,尤以“女官”和“女歌”文学著名,但在汉文学领域数量极少,存世者多为吟风弄月的小诗。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堪称丰富,且有《源氏物语》等传世名著,其佳者也只限于物语、和歌、日记等文体,主要表现男女之间的“物哀”之情。但这一切,在朝鲜时代女性的诗文中,却表现出根本的差异。

文章众多是朝鲜女性文学现象之一,在现存的约三十家别集之中,以文章见长者就在半数上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容。辞赋作为文章一体,在中国女性的文章撰作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归去来辞》是陶渊明的一篇名作,自苏轼和作以后,响应者众多。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和作也层出不穷,(14)其中一篇还出自女性之手,这就是徐令寿阁(1753-1823)的《次归去来辞》。朝鲜文人不无自傲地说:“我东世家夫人徐氏……次彭泽《归去来辞》,以夫人而有此,乃是创闻,虽中原女士无此作也。”(15)如果必定要在中国女性创作中找出近似之作,明代徐淑英、德英姊妹的《归田赋》、《归田辞》差可比拟。据《归田赋序》云,这两篇作品的写作完全出于父命:“今还绶于官家,归去来兮,尔姊妹盍为我各赋一篇?”故作为此赋,“俚言殊惭夫平子,故事漫拟于陶公,聊以复大人之命,为之道志焉耳”。(16)所以,这是一篇“应命代言”体作品,综合了张衡的篇名和陶渊明的故事,与徐令寿阁自道心志——“与夫子而偕隐,双垂白发莫相疑”(17)的实践活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东亚传统社会中,一般女性的活动范围在家庭,出仕游宦乃男性的作为,既无所谓“出”,当然也就谈不上“归”,所以这一题材无疑是属于男性的。“中原女士无此作”本属正常,朝鲜女性作此文,恰恰体现了“男性化”特征。

金氏(1681-1722)《浩然斋集》中《自警篇》六章,由“正心章、夫妇章、孝亲章、自修章、慎言章、戒妬章”构成。“自警”的概念,始于《周易》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以及《论语》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自警”传统的建立,始于宋儒,以赵善璙《自警编》九卷为标志。至明清理学家,崇尚正心诚意之学,甚至将敦伦之事也一一记入日记,以为自警。(18)显然,“自警”的文字原属士大夫事。赵氏《自警编》在朝鲜时代影响甚巨,朴世采(1631-1695)曾记录东人之言日“《自警编》学问,《古文真宝》文章”,并评论道:“盖谓用功近而收效多也。”(19)任埅(1640-1724)也有“案上唯留《自警编》”(20)之句。金浩然斋撰写《自警篇》,一方面有其家族传统,其族祖金寿恒(1629-1689)、族叔父金昌集(1648-1722)或喜读《自警编》,或采东国名臣言行撰《续自警编》,另一方面也出于其自身“夙夜忧惧,不能一日而安”(21)的精神状态。该书原以汉字书写,为了便于家族中妇女诵习,改为谚文,流传日久,汉文本反而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外孙金钟杰(1755-1812)的汉字翻录本,翻录动机就在于其内容“不独妇女之所可仪则,潜心玩索,亦多为戒于丈夫者”。(22)甚至可以说,主要(如果不说仅仅)是为了男性阅读的目的而翻录,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其文所具的“男性化”特征。

最以文章著名的当推任允挚堂(1721-1793)。其《允挚堂遗稿》分传、论、跋、说、箴、铭、赞、祭文、引、经义,绝无一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说和经义。现存十一篇“论”皆史论,从春秋时人到宋代人物,一一予以褒贬,善作斩钉截铁之言。如《论豫让》云:“世称豫让为义士,以吾观之,非真义士也。”《论颜子所乐》云:“或问于余曰:夫子称颜子不改其乐,颜子所乐者何事欤?曰:乐天也。”《论司马温公》云:“司马温公,宋之贤相也。其平生所行,无不可对人言者,则其贤可知耳,复焉有可论也哉?然其见识尚有乖于《春秋》大义者。”《论岳飞奉诏班师》云:“或曰:人皆以岳武穆之班师为非,然孔子之趋君命,不俟驾而行,则武穆一日奉十二金牌,而可以不班师乎?曰:不然。”(23)成海应(1760-1839)曾经把她与其兄弟同评:“任夫人号允挚堂,丰川人,其兄弟并好学:曰圣周以经行闻,曰相周以文学称,夫人长于史学,为文皆典实,可为师法。”(24)“说”凡六篇,皆阐发儒家性理学说。《理气心性说》长达五千三百余字,文气充沛,笔力雄健。《人心道心四端七情说》则为理学命题,持论折衷于朱子。“经义”两篇,凡《大学》六则,《中庸》二十七则,多有与其兄弟圣周(1711-1788)、靖周(1727-1796)讨论者。靖周称赞她为“闺中之道学,女中之君子”。又以《中庸》“君子之德,暗然而日章”形容其文学经术;(25)李敏辅(1717-1799)推崇她“天授经识,性理仁义之论,又古今闺阁中一人也”;(26)朴胤源(1734-1799)也以她“学问高明,簪珥之身而卓然为儒者事业”是“数千年一人而已”。(27)虽然这些文字出于序文、书信或家人评论,表彰难免略有夸张,但其中有一致之处,都是从女性善为男性文字的角度出发的。

与文相较而言,诗是东亚女性更为普遍使用的文学体裁。诗有古体、近体之别,中国历代女性诗歌,从诗体的选择来看,主要是近体。正如苕溪生指出的:“大凡闺秀诗,清丽者多,雄壮者少;藻思芊绵者多,襟怀旷达者少。至诗体亦多五七言绝句及律诗,能古风者绝少。”(28)这几乎是古人的共识,不妨再引述几则评论,如袁枚说:“闺秀少工七古者。”(29)雷瑨说:“闺秀能为长歌甚鲜,以其气薄而力不足也。”(30)这种状况,在日本女性诗歌创作中也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体”诗更能显示男性的豪迈之气。但是在朝鲜时代女性的笔下,诗体的比例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以存诗较多的几家为例,《兰雪轩集》有五古15首,七古5首,五律8首,七律13首,五绝24首,七绝142首;《浩然斋集》中有古诗32首,律诗42首,绝句66首;《令寿阁稿》有古诗32首,律诗104首,绝句53首。如果考虑到朝鲜一般文人也不擅长古体诗的文学环境,(31)那么,女性的古体诗创作就更显突出了。以明人吴明济的《朝鲜诗选》七卷为例,五古作者12人,选诗28首;七古作者15人,选诗27首,其中最多的是许兰雪轩(1563-1589),一人占五古7首,七古6首。再以蓝芳威的《朝鲜诗选》为例,其书收五古作者29人,选诗68首,女性作者3人15首,许兰雪轩入选12首;七古作者22人,选诗43首,女性作者2人10首,许兰雪轩入选9首。(32)从比例上来看,女性作品也显然占据了一定优势。

诗体是一个因素,毕竟还属于形式上的,题材和主题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儒家传统构筑起来的家庭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关注重心和活动范围一般都限定在家族关系之内,诗歌抒发的也多属于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与社会、政治、军事等问题很少联系。朝鲜时代以儒学治国,以上观念通过各种礼法渗透到家庭。但朝鲜女性诗歌的题材和主题,常常逸出既定的规范。

以教育而言,读书(当然都是汉籍)是男子的事,与女子教育相关者,多教养类书,一似中国的《礼记·内则》、《女诫》、《女四书》等。初有德宗昭惠王后(1437-1504)《御制内训》三卷,后有李师朱堂(1739-1821)《胎教新记》一卷。或者将汉籍译成谚文,如《三纲行实》、《小学》、《五伦歌》等书皆有谚译,俾使闾巷妇女便于诵读。而一般的经史类典籍,都不在女性教育的规定之内。所以李能和(1869-1943)说:“我朝鲜自古以来,绝无教养女子之事。……以国用之文既是汉字,则虽男子犹难通晓,况在女性乎?况不之教学乎?”(33)即便大家世族的女性,也只能通过“肩外见学”(34)的途径,多非直接受教者。只有妓女能够在教坊中习得,或在与文人交往中习得,为人妾室者也能够从夫受学。所以通常而言,读书为男子事。但这一题材却为女性所常用,如金浩然斋的《观书》:“静对明窗万卷书,圣贤心迹坐森如。天渊大道虽难见,犹使迷情暂觉且。”(35)又如金三宜堂(1769-1823)《读书有感》九首,所读者即《论语》、《诗经》,并领会了孟子“以意逆志”的读诗法(“于此始知观诗法,其意不可害以辞”)。(36)此外,如徐令寿阁《冬夜读书》、姜静一堂(1772-1832)《读中庸》等皆是。取其醒目,这里选择的是以“读书”为标题的作品,至于诗句中表达读书自励的内容也不少见。这些以读书为题材的作品,其主题大多自勉成贤成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一些以性理学为题材的作品,如安东张氏(1598-1680)的《圣人吟》、《萧萧吟》、《敬身吟》,黄情静堂(1754-1793?)的《恒字义示学者》,姜静一堂的《自励》、《性善》、《主敬》、《仰孔夫子》、《诚敬吟》,南贞一轩(1840-1922)的《太极》、《爱莲》等。从诗学角度视之,这些作品往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但从题材和主题着眼,则都是属于“男性化”的。还有一些题材涉及军国大事,或怀古伤今,如许兰雪轩《皇帝有事天坛》,金浩然斋的《国哀》、《青龙刀》、《闻嗣王即位》、《武侯》,徐令寿阁《三闾庙》,黄情静堂《命子廷烈历谒金文忠公墓》,南贞一轩《补天》,金清闲堂(1853-1890)《题文天祥》,崔松雪堂(1855-1939)《闻欧西战报有感而作》等,都称得上“重大题材”。甚至妓女也有“中华吾东邦,捷书报箕城”(37)之作,乃以明军收复平壤、大败倭寇为题材。至于近代的吴孝媛(1889-?),她已经迈出国门,其作品更以东亚和世界为关心对象,这些题材虽然得之于世界形势的刺激,然而从年鉴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38)观念和“新文化史”注重文化内部考察的眼光看,也是由其自身写作传统潜在决定的。


三、朝鲜女性声音“变调”之形成


朝鲜女性的谚文创作,无论是书信还是歌谣,题材取自日常生活,主题多男女间喜怒哀乐,风格是柔和温婉的,而她们的诗文创作,就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变调”,其原因是值得探索的。

简捷地说,不同文字的使用是其根本原因。在朝鲜时代以前,半岛没有自身的文字,使用的都是汉字。至朝鲜世宗二十八年(1446)创制二十八字,名曰《训民正音》公布天下,朝鲜半岛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四云:“上以为诸国各制文字,以记其国之方言,独我国无之,遂制子母二十八字,名曰谚文。”(39)案《广韵》云:“谚,俗言。”(40)所以“名曰谚文”是与文字(即汉字)相对而言,记录的是“方言”。依小仓进平的意见:“向来朝鲜人使用‘方言’一语的内涵,并非dialect之意,而是相对汉语而言的‘本来的朝鲜语’,亦即‘乡言’、‘谚语’之意。”(41)用谚语抄录下来的文件,士大夫也往往以“土书”称之。而日语假名在朝鲜士人的眼中,也同样是“谚文”或曰“倭谚”,以此与“文字”(汉字)相对。(42)18世纪以后,西洋文字大量进入东亚,在朝鲜士子看来,也无非“西洋谚字”,(43)或贬为“略似胡书”,(44)或拟作“谚字蟹文”。(45)有些士人对此现象深感痛心疾首,崔汉绮甚至提倡以汉字统一世界文字,使“西域诸国,同行华夏文字”,(46)可见汉字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是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也无论是褒扬者或贬抑者,其共同的认识就是这种字简单易学,适用于妇孺。如果说,汉字是男性的、士人的,谚文就是女性的、乡间的。申景浚(1712-1781)《(训民正音)韵解序》云:“书之甚便而学之甚易,千言万语,纤悉形容。虽妇孺童騃,皆得以用之以达其辞、以通其情。”(47)柳僖(1773-1837)《谚文志序》引郑东愈(1744-1808)对他的教导云:“子知谚文妙乎?……子无以妇女学忽之。”卷末又云:“然今人之尊文而贱谚者,岂以其不能成章欤?特以觉之难易尊之贱之,故可咍尔。”(48)李圭景(1788-?)也慨叹“世人何藐视其易而不讲哉”。(49)这里所说的“文字”、“文”指的都是汉字,汉字难,故尊之,谚文易,故贱之。在郑东愈、柳僖、李圭景等人看来,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但在朝鲜时代,有一些士大夫就是以掌握汉字为荣,不学(至少宣称不学)谚文。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既然谚文是为“妇孺童騃”、“愚夫愚妇”所用,学习它就有失身份。其中尤以理学家为多,如传说中金长生(1548-1631)“昧谚文”,(50)其子金集(1574-1656)也说父亲“未习谚字”,(51)看来是可信的;朴世釆(1631-1695)自陈“鄙人不识谚字”;(52)而著名文学家朴趾源(1737-1805)引为平生遗憾之事,就是从未与老妻通过一封信:“吾之平生,不识一个谚字。五十年偕老,竟无一字相寄,至今为遗恨耳。”(53)女性通常不学汉字,仅以谚文与家人互通音讯,而一旦使用汉字写信(如果有此能力的话),往往是要表达一番庄严郑重的意思。比如李徽逸(1619-1673)患消渴疾,又饮酒过甚,其母张氏用汉字给他写信,并且在末尾强调说:“谚书不见信,书此以送。”(54)意思是“用谚文给你写信恐怕不会引起你的重视,所以用汉字写了这封信给你”。

在中国,通行的文字就是汉字,无论男女贵贱,同用一种文字。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无从比较,汉字的地位也就无所谓高低。(55)文字本身没有性别差异,女性创作也就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日本兼用汉字和假名,既然是两种文字,相较起来就有优劣。“女的文学”并不限定在女性所作的文学,而是由文字决定的。汉字是男性的文字(男のことば),假名是女性的文字(女のことば)。(56)比如平安时代有代表“女人的心”的“物语”以及“和歌”、“日记”等,但“男性贵族轻视女性的假名创作,更多的是持续从事汉诗汉文的写作”。(57)男女之间的书信来往,男性用汉字书写,女性用假名作答。(58)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女性用假名创作了很多杰作,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所以到江户时代出现较多女性汉诗时,也仍然保留了其细腻、精致的文学本色。何况包括男女在内日本文学的传统,本来就有“脱政治性”的特征,文学中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恋爱”与“无常”,“物哀”就是一种“日本式的悲哀”。(59)这种审美倾向固然充斥于假名文学传统中,其实在汉文学中(兼有男女)也仍然有其底色。正如五山诗僧希世灵彦(1403-1488)说:“唐诗与和歌,但造文字有异,而用意则同矣。”(60)这种底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日本文学(无论男女作者)都具有“女性化”的特征。(61)

然而在朝鲜时代则完全不同。谚文创制以后,它成为女性学习的文字。我们在很多朝鲜男性给家族中女性撰写的行状、墓志等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其笔下的女性“五岁通谚文”、“六岁能通谚文”或“七岁解谚文”等记载,大概属于知识或官僚家族中的女性常态。洪大容(1731-1783)也说:“我国妇人,惟以谚文通讯,未尝使之读书。”(62)对于读书习字,一般并不主张。李瀷(1681-1763)曾比较中朝两国女教之异云:“东俗与中土不侔,凡文字之工,非致力不能,初非可贵也。”(63)因为汉字难学,对于女性来说既非必要也不值得追求。但如果有特别的禀赋或特殊的机缘,女性掌握了汉字,并能够使用汉字写作诗文,那她们就拥有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讨论学术、互相唱和、彼此争论(尽管只是在家族内部)。因为汉字是男性的文字,汉诗文是士大夫的工具,女性在学习这种能力之初,其样板就是男性。

朝鲜时代最早有文集问世的女性是许兰雪轩,这是许筠(1569-1618)为他的姊氏编纂的。为使其编纂进而出版具有“合法性”,他利用与明代正使朱之蕃、副使梁有年的交往,请他们为这部诗集作序或题辞。在朱之蕃的序中,他举出中国汉代的曹大家、唐代的徐贤妃,以及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李清照为比;梁有年的题辞则举出新罗朝真德女王织锦《太平诗》,以表明东方女性诗文之源远流长。这样的表彰方式,是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在评价女性创作时,其标准就是历史上的女性楷模,不妨以清代女性文集的序跋文字为例,如李因《玉窗遗稿题辞》云:“名亚左棻,才同道韫。”(64)高望曾《舞镜集序》云:“曹则大家,左为娇女。”(65)俞承德《月蕖轩诗草跋》云:“虽左棻之解缀文,曹昭之能续史,方斯巨制,不让前徽。”翁端恩《独清阁诗词抄序》云:“羡左棻之嗜学,媲鲍妹以摛辞。”(66)而朝鲜时代女性诗文的评价标准或比拟方式,与此是大相径庭的。

因为汉字是男性的文字,所以,使用汉字创作诗文,其文学典范便与男性无异,在朝鲜时代也就是陶渊明和杜甫。(67)李象靖(1711-1781)曾记载其祖母申氏“毅然有男子之志……喜诵晋渊明《归去来辞》”。(68)洪奭周(1774-1842)记录其母亲令寿阁事云:“在枕上每诵古人诗以遣思虑,然所喜诵唯陶、杜二诗。”在其母《墓表》中也说:“自少日常喜诵《蒹葭》、《衡门》诗及陶渊明《归田园作》。”又撰《贞敬夫人行状》云:“先妣自年少时,常喜诵祝牧《偕隐歌》及陶渊明《归园田作》。”(69)翻阅《令寿阁稿》中次韵之作,就以杜甫居首,共二十八题,(70)王维次之,共九题,陶渊明三题,孟浩然两题,若将陶诗与王、孟合作一派观,总计十四题。朝鲜时代女性诗文以陶、杜为典范,令寿阁是一典型。上文提及其《次归去来辞》,也是类似一例。洪原周(1791-?)是令寿阁之女,其《幽闲集》中次韵之作甚多,也以和杜为首,达三十八题。又有《和陶读山海经韵》、《次陶归田园居》、《次陶》等,还以《陶征君》为题,提炼出陶渊明作品的精神所在。男性鼓励女性学诗,提供的样板也是杜诗,许篈(1551-1588)就曾以他在中国所获邵宝《杜律钞》赠送给其妹兰雪轩,并勉励她“无负余勤厚之意,俾少陵希声复发于班氏之手可矣”。(71)这里的“班氏”就是以班固之妹班昭为喻,代指兰雪轩。闺秀之作如此,妓女的作品也类似,如琴仙(1581-?)《逢故人》之“耽佳欲学杜工部”;又《次楚葵堂所赠韵》的“偶逢文士乞佳句,开口何能咏凤凰”,(72)显然从杜诗《壮游》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73)脱胎而来。又如徐蓝田(1849-1894)《松馆赋》中“身羲皇之上人兮,卧北窗而引觞”,(74)则化用陶渊明“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75)以及“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76)等成句。

他人评论女性作品,也往往以陶、杜为标准。赵仁寿跋《林碧堂遗集》云:“冲淡闲雅,绝无脂粉习气,实有陶、韦趣味。”南九万(1629-1711)序该书亦云:“可与陶彭泽、林孤山诸作相上下。”(77)全毅洙《松雪堂记》云:“陶靖节之清趣,抚孤松而盘桓;孟浩然之高致,冒寒雪而遨游。”(78)即以松、雪上比陶、孟,用来赞美崔松雪堂。《李朝香奁诗》编者评梅竹堂李氏《秋情》云:“宛若杜诗中意。”(79)李能和评吴孝媛《和寒云袁公子克文》云:“飘泊异域,对境伤感,如读一篇老杜之诗。”(80)这些评论或形容是否中肯姑且不论,但皆以陶、杜诗作比,正体现了一种评价传统。这与中国女性的创作追求有很大不同,如梁孟昭就明确指出:“我辈闺阁诗,较风人墨客为难。……讽咏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诗家以李、杜为极,李之轻脱奔放,杜之奇郁悲壮,是岂闺阁所宜耶?”(81)当然,女性的作品若真能摆脱“闺阁气”、“脂粉味”,也能够得到正面肯定。反之,男性作品若过于柔弱,就难免“女郎诗”之讥。(82)而在朝鲜,类似的讥讽就是将汉文作品贬作“谚文”。崔慎(1642-1708)曾赞美其师宋时烈(1607-1689)的文章“辞约而意尽,可谓妙入神也”,但宋子却悻悻然地回答:“吾之文字多尚宋朝文章,故调格甚卑矣,顷闻李台瑞以余之文为‘谚文’云也。”(83)显然,他对这一“恶评”是深不以为然的。但这样的比拟,也显示了两种文字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说,诗歌创作所涉及的还多是文学的题材、体裁、主题和风格等问题,那么文章所涉及的,就更有女性的人性自觉。在诗歌中,女性偶尔还会对自己身为“女儿”而哀叹,(84)在文章中,女性常常流露出的就是性别的“平等”了。既然汉字是男性文字,女性也能够熟练运用,与男性一起讨论经史,就说明从受之于天的本性而言,男女并无本质差异。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追求成贤成圣,即便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践行,至少在精神领域是可以这样期待的。金浩然斋《自警篇·正心章》云:“阴阳异性,男女异行,女子非敢妄追圣贤之遗风,然而嘉言善行教化之明,岂可嫌男女异宜而不思慕效哉?”(85)任允挚堂说:“我虽妇人,而所受之性,则初无男女之殊。纵不能学颜渊之所学,而其慕圣之志则切。”(86)她的意见对姜静一堂影响很大,后者进而发挥道:“虽妇人而能有为,则亦可至于圣人”。(87)所以在与兄弟子侄间讨论经史时,毫不气馁,勇下断语。她们不止于平等对话,有时更有居高临下之势。金清闲堂常与其弟商讨文史,其弟曾引述其语:“论史则曰:‘定名分,不可不读《春秋》,抑其次,紫阳《纲目》。’论文则曰:‘韩文汰健,柳文巧雕,欧文内刚而外柔。兼得韩、柳,方可为文。’论诗则曰:‘诗言志也,言志莫如老杜,其余吐芳咀华、买椟遗珠之不能使人屈膝者流,无足齿算。’”(88)全然一种傲视群雄的态度。不仅士大夫家族女性有此自觉,就是出身青楼者也有惊人之语,如金锦园(1817-1887后)云:“天既赋我以仁知之性、耳目之形,独不可乐山水而广视听乎?天既赋我以聪明之才,独不可有为于文明之邦耶?既为女子,将深宫固门、谨守经法,可乎?既处寒微,随遇安分、湮没无闻,可乎?”(89)这些都是从天赋之性的根本处立论,来表明追求男女平等的意愿。而事实上,这里所流露出的种种追求,并非纸上谈兵的文字游戏,在实际生活中,女性一旦使用汉字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是其自我感觉,还是家族内外男性的态度,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好像他们处于同一个知识共和国,并构成了统一的知识共同体。


四、男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移位


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古代朝鲜半岛深受儒家思想教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低下,在夫妇关系中,女方总是俯首帖耳的一方。事实上,史料中对这一方面的记载非常缺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真相如何,只能给人留下一些刻板的印象。但总体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较大变化,不可一概而论。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曾出现过三任女王(善德女王、真德女王、真圣女王),女性地位不可谓不高。就婚姻关系而言,在朝鲜时代以前,往往“男归女家”。李能和曾针对这一现象说:“其俗尚矣,盖自高句丽已然,高丽时亦如之。”(90)所以,东国人娶妻称作“入丈家”。朝鲜时代初期,已有人对此提出警告,如郑道传(?-1398)说:“男归女家,妇人无知,恃其父母之爱,未有不轻其夫者。”(91)“男归女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较高。

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强化,这一习俗在朝鲜时代逐渐被更改。柳馨远(1622-1673)《磻溪随录》指出:“今国家王子、王女昏姻,皆行亲迎之礼。而士大夫家因陋苟简,婿留妇家,故不曰‘娶妻’而曰‘入丈’。是阳反从阴,大失男女之义。宜明饬礼法,以正人伦之道。”(92)尽管“亲迎之礼”未能彻底贯彻,但“男归女家”的习俗是逐步废弃了。从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来看,乃以“顺”为第一义。故朝鲜时代女性名字中,“从顺字者十居八九”。(93)昭惠王后《御制内训·夫妇章》云:“妻虽云齐,夫乃妇天。礼当敬事,如其父焉。卑躬下意,毋妄尊大。唯知顺从,不敢违背。……欲家之兴,曰和与顺。”此书成于朝鲜成宗六年(1475),据尚仪曹氏《跋》,此书虽以汉字编纂,但“继以谚译,使之易晓”,(94)并且在朝鲜时代多次由官方和地方印行,王室对此书的刊印质量也有很高要求,往往视印刷效果优劣而赏罚分明。(95)从15世纪到18世纪乃至以后,此书对于朝鲜各阶层女性的约束有重要作用。因此,就朝鲜时代一般士大夫家庭而言,女性在家庭中以“顺”为主,大概与事实相去不远。

然而对于能够使用汉字的女性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家庭中,妻子对丈夫的平等相勉已属常态,批评指责亦时有发生,“和容婉辞”、“以弱为美”(96)的戒条完全不起作用。重要的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总是受之泰然,甚至颇以为荣。他人也交口称赞,羡慕向往,乃至高调表彰。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以汉字构筑的世界中,发生了很大改变。

金三宜堂年十八,嫁与同年同月日生、居同邑同里闬之河为妻。晋阳河氏家族乃儒学世家,父经天(?-1804)亦秉持家风,严守传统,其《教子十三条》中就有“勿听妇人之言,必乖骨肉;勿用妇人之计,必败道义”(97)之训。河氏夫妇礼成之夜,温问道:“终身不可违夫子,则夫虽有过,亦可从之欤?”金氏答曰:“夫妇之道,兼该五伦。父有争子,君有争臣,兄弟相勉以正,朋友相责以善。至于夫妇,何独不然?然则吾所谓不可违夫子者,岂谓其从夫之过欤?”(98)终其一生,他对妻子之言、之计心悦诚服,完全不用其父之教。如果说,这种现象姑且还可以用夫妇之间燕婉情深来解释,那外人的评论就更能说明问题了。郑钟烨(1885-1940)《晋阳河氏五孝子传》云:“妻金氏……早受家学,涉猎经史,一览辄记,而文思水涌风发,金精玉美,虽许兰雪、李玉峰蔑以过此。而至于义理处,辞气森严,实有丈夫之所难及。”(99)名为河氏立传,用笔则多在金氏。至于“辞气森严”四字评论,与要求女性的“和容婉辞”相较,不啻天壤之别,非但没有受到贬抑,得到的反是高度褒扬。郑迥泽《三宜堂稿跋》更以男女对比而言,认为著书立言乃人生事业之最大者:“然有此事业者,千百人中一男子。男子子之所不能,女子子而能之,具须眉冠带而读此者,其颡能无泚乎?又使女子子读之,其奋发思齐之心乌可已也?”(100)这些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舆论。在汉字构建的文学世界中,由于男女发声标准的统一,女性的地位也与男性等同,有时甚至还超而上之。

宋德峰(1521-1578)是柳希春(1513-1577)正室,柳氏号眉岩,是朝鲜宣祖时代硕学名流,所以宋氏也被封为“贞敬夫人”。(101)宋氏素有孝妇、贤妻、良母之称,但在宋氏文字中,每有对眉岩的微讽或讥斥,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如眉岩在京独处四月,致书宋氏,自矜不近声色之好,宋氏回曰:“三四月独宿,谓之高洁有德色,则必不澹然无心之人也。恬静洁白,外绝华采,内无私念,则何必通简夸功,然后知之哉?……以此观之,疑有外施仁义之弊,急于人知之病也。”(102)眉岩书信今不存,以其夫妇关系之昵爱,也许只是一个玩笑,却引来宋氏一番义正辞严的驳斥,甚至有诛心之论,但眉岩同样安然受之,不仅抄入当天日记,还评论说“夫人词意俱好,不胜叹服”。(103)在日记中,我们常常看到眉岩对宋氏文学才能的服膺,或曰“余翻译《类合》下卷,多咨于夫人而改正”,(104)或曰“夫人和我诗甚佳”,(105)还将宋氏评论其诗之语录于日记:“夫人谓余曰:‘诗之法,不宜直说若行文,然只当起登山渡海,而说仕宦于其终可也。’余即矍然从之。”(106)其次韵宋氏《醉中偶吟》,末句为“不如归舍馔前荣”,特加自注云:“‘舍’改作‘去’,从夫人指也。”(107)“矍然从之”、“从夫人指”云云,活现出眉岩对夫人之佩服。作为一代大儒而能如此行事,更可见汉字的“魔力”。日记属于“私人性”文体,但正因为其“私人性”,其中反映的家庭关系也更加可信。

在朝鲜时代的夫妇关系中,姜静一堂所处的主导地位以及在社会上获得的良好声誉可能是最突出的。姜氏年二十,归于坦斋尹光演(1778-?),和眉岩不同,光演只是一介书生。所以,姜氏有着强烈的“引夫当道”的自觉,也有充分的实践。她虽为女性,却有男性的担当。其《遗稿》中有大量的“代夫子作”,反映的实为自己的心声,如《孺人金氏墓志铭》(代夫子作)云:“夫子或有过,从容辨析,引而当道;有忧戚,则辄以理宽譬。”(108)在现存的八十二通“尺牍”中,除少数者外,都是对丈夫的劝诫勉励。姜氏去世后,光演写了三篇祭文,其中之一云:“念吾室人之亡,吾有所疑,谁其释之?吾欲有为,谁其成之?吾有错误,谁其正之?吾有过尤,谁其戒之?中正之论,奥妙之旨,何从而闻之?操存之工,涵养之方,何从而讲之?”其自省之际,亦每以“未能遵先人之训、奉尊师之教、从孺人之戒”(109)三者并举。他人评论亦类似,如洪直弼尝谓光演云:“孺人,君之师也。君更读十年书,可以知孺人之德。”(110)卷末辑录的他人挽章,发表此类看法者众多,这样的评论,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人们对姜氏有一些微弱的异议,但占据主流的声音是对她的高调赞美。从家庭到社会,她收获了双重的颂扬。在朝鲜时代的夫妇关系中,姜氏的地位已高于其丈夫。

以上所举女性皆为闺阁中人,有的虽然在经济上不免窘迫,但就阶层而言,总属于书香门第。另一类人是妓女,这样的出身,决定了其地位的低下。然若真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也会改变自身的形象和地位。金锦园少年时曾女扮男装,游历四方,有《湖东西洛记》记其行。又与金芙蓉(约1800-1860)、朴竹西(约1820-1845)、琼山、镜春结为吟社,五人皆一时名妓,其后分别成为诸名流小室,锦园嫁与金德喜为妾。李裕元(1814-1888)曾评论锦园之“诗文俱丽”,又特别指出其祭金德喜文“非比女史作也”。(111)金正喜(1786-1856)与德喜为从兄弟,读锦园祭文,亦由衷赞叹云:“宁有如此奇文者乎?最是辞气安闲,体裁雅正,行中璜佩,颜叶彤管,有古女士闺阁风概,无一点脂粉黛绿气味。颔下横三尺髯,胸中贮五千字者,直为羞欲死也。”这还只是就文章论文章,以为此文之杰出,足可令男子羞惭。接着就感叹其在家族中的地位:“家中有如此人而不识何状,视一寻常勾栏中一辈人,非徒为此人悼叹,怀书抱玉之人,终古何限!”将她与历史上“怀书抱玉”不得知音的文士相提并论。最后表彰她心中追求之广之高,以一唱三叹结束全文:“一寸锦心中,藏得巨海崇山有不可测者,乌乎异矣!乌乎异矣!”(112)李裕元官至领议政,为一品大员,金正喜(阮堂)是将清代考据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学术巨匠,(113)他们的褒奖一方面代表了家族,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社会。由于驱使汉字表情达意的能力,金锦园获得了极高的表彰,原先所带的较为负面的身份反而显得并不重要了。

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汉字写作本是男性的作为,女性一旦拥有这种能力,就同时拥有了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场域。她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诗歌唱和或文字游戏,而是试图深入到读史、论学、讲经等更为庄重、严肃的层面,与男性有时相互讨论,有时代为发言,有时予以指点。即便在诗歌领域,她们心中的典范也是陶渊明、杜甫等人,而古体诗的写作,在文字风格上也具有了“须眉气”。与此同时,当她们用汉字与男性交往之际,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114)


五、余论:拉丁文世界与汉字世界中的女性


据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说法,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并且在法国、德国和美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派,关注的重心是知识和社会的关系。但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该领域便失去了吸引力,至少在社会学范围中已日趋逊色。60年代之后,知识社会学再度复兴,形成了第二次浪潮。同时,也在四个方面表现出与“老知识社会学”的差异,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社会学派主张知识是具有社会情境的。……现阶段,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性别和地理研究”。(115)

如果说本课题处理的内容也可以属于知识社会学的话,那么,其关注的重心恰恰就是知识在“社会情境”中缘于“性别和地理”所发生的改变。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喜好作这样的类比,把欧洲的拉丁文世界与东亚的汉字世界相提并论。这样做当然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这两种文字都具有相当的“魔力”,而且这种魔力并非自身携带,而是由社会赋予的;又比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拉丁文或汉字都是男性“上流人士”在正规场合中“专用的”文化工具;再比如与歌唱的语言、素描或绘画的语言相比,拉丁文和汉字都属于“雕刻的语言”,(116)能够持久而广远地传播。但我们若进一步追问,这两种文字“魔力”的范围、机制、结果有何异同,以及为何出现种种异同,既有的学术积累在提供答案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本文专从女性(性别)和东亚(地理)切入,希望得出一些新鲜而具体的结论。

性别和地理,在本文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我们需要阐释的是,在朝鲜半岛历史上女性汉诗文写作具有的某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和引起的后果,同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可以与拉丁文在欧洲世界中的情形作一些对比。

如上所述,朝鲜时代女性诗文具有“男性化”特征,这一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汉字,所以说,汉字是有“魔力”的,然而这种“魔力”是由特定社会的文化氛围赋予汉字的。第一部女性诗文集的作者是许兰雪轩,其才华曾在后来引起包括众多中国人在内的选家、批评家的注目和好评,但是当她辞世之际,却嘱托家人将其所有的诗文付之一炬。至少在她看来,这些心血结晶是无需传于后世的,尽管是用汉字撰作。现存的诗集是由其弟许筠根据自己的记忆恢复而成,编成后他特别请当时在政坛和文坛都有地位的柳成龙(1542-1607)写序作跋,柳氏一方面高度肯定兰雪轩作品“铿锵则珩璜相触也,挺峭则嵩华竞秀也。……至于感物兴怀,忧时闷俗,往往有烈士风”,但最后还是希望许筠“收拾而宝藏之,勿使无传焉可也”,(117)主张秘藏于家,而非公开印行。这篇跋文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而许筠刊刻此书是在万历三十六年,在这十八年中,先是吴明济、蓝芳威(尤其是后者)将兰雪轩诗大量选入《朝鲜诗选》(1600、1604);然后是在中国刊行其书(1606年前沈无非刊本);继而朱之蕃、梁有年为之作序题辞(1606);之后在中国再次刊行其书(1608年春潘之恒刊本)。在朝鲜方面,许筠也作了多方面的铺垫,先是在其《鹤山樵谈》中高调表彰兰雪轩的作品(1593);继而请海东名笔韩濩(石峰,1543-1605)书写兰雪轩《广寒殿白玉楼上梁文》,许筠为之刊刻印行(1605);最后才在万历三十六年夏刊刻了第一个朝鲜本。(118)在朝鲜时代女性“文墨之才,非其所宜”(119)的观念世界中,并非只要用汉字写作,女性就天然拥有了公之于世的权力,至少在兰雪轩本人尚无此意识。许筠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但他要将思想落实到行为,也需要藉助许多“外力”,使得社会舆论形成出版该书的必要性(比如中国人到朝鲜,纷纷向人索取兰雪轩诗)。而一旦出版,也就赋予了“汉字”的特权,此后,不仅有《兰雪轩集》的重刊、再刊,到高宗三十二年(1895)为止,又有十种女性诗文集公开刊行。这也表明,汉字的功效是由社会赋予的。而在东亚社会的知识社群中,来自中国本土的人士(尤其是众多男性)发挥了最初的重要“推力”。

反观拉丁文世界中的女性,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使用拉丁文,知识阶层组成了一个学问共同体——“文人共和国”,这当然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靠着这样的想象,知识阶层把自己和“异己者”划清了界限。可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却“几乎被排挤出学问追求的行列”,“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加入文人共和国之中”。即便有少数“开明的”男士,愿意“用浅显的语言向女性解释新科学”,但也往往“以恩人姿态自居”。(120)“浅显的语言”就是“非拉丁文”。据说在18世纪初的欧洲有这样一句谚语:“女人讲拉丁语,准没好下场。”瓦克在其书中列举了一些人的解释,比如拉丁语中含有一些通俗语言说不出口的淫词秽语,不懂拉丁文有助于使女性保有纯真。还有人说,男女的“天职”不同,女性的职责是在家里,所以不适合也无必要学习拉丁文,与“才智”无关。这也得到了部分女性的认同,英国散文家夏博恩夫人(Hester Chapone)说,基于“卖弄学问的危险,以及想象的天赋可能被学者严肃、力求精确的态度取代”,女人应避开拉丁文和其他“深奥的学问”。就连支持女子教育改革的《淑女杂志》也说:“我们绝不希望社会上充满了穿着衬裙,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对着我们大说特说的女学者。”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巴黎大学女生数量的增多,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在女性化的过程中,拉丁文失去了它的威望”。(121)

如果说,拉丁文的“威望”是被法国女性“往下拉”,那么,汉字的“威望”就是将朝鲜女性“往上提”。首先,女性创作被用来激励男性。用汉字撰作的作品,是可以达致“不朽”之目标的,所以,在表彰女性作品的同时,伴随着的就是对男性的刺激。上文引用他人对《三宜堂稿》、《静一堂稿》之评已多此论,又李殷淳《情静堂遗稿跋》亦云:“世之身为丈夫、名为士子,而浪度光阴,不卞鱼鲁,终归于秦不关、楚不关者,其视夫人言,果何如哉?”(122)至于金正喜读金锦园文而生“颔下横三尺髯,胸中贮五千字者,直为羞欲死也”之慨,就更是由衷钦佩之语。其次,女性也因此而生发著述不朽的意识,毫无愧色地主动加入“作者之林”。一些女性生前就编定自己的文集,任允挚堂《文章誊送溪上时短引》云:“逮至暮年,死亡无几,恐一朝溘然,草木同腐,遂于家政之暇,随隙下笔,遽然一大轴,总四十编。”(123)据申奭相(1738-?)《祭姑母尹夫人文》所云:“自以为《芙蓉堂集》者亦且数卷。”(124)可知其集亦申芙蓉堂(1732-1791)自编。又《三宜堂稿》有金氏自序,必是出于自编。姜静一堂原有《文集》三十卷、《经说》三卷,均归散佚。又有《答问编》、《言行录》,生前已失,曾发出这样的自叹:“平生精力,尽归乌有矣。”(125)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她们对于汉文学世界,并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还要积极创造,有所作为。这与社会情境对她们的鼓励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从整体数量上看,朝鲜女性中能够以汉文书写者的数量只占很小的比重,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不足以代表朝鲜时代一般妇女的实际情形,但也正因为是少数,恰恰体现了汉字的“魔力”,它扭转了世人的一般观念,以统一的标准对待女性诗文,并进而对其作者也另眼相看。这在欧洲的拉丁文世界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抛弃了年鉴派史学的宏大叙事方式,关注的不是整体,不是本质,而是“历史碎片”;或者说,他们认为本质不在于历史之树的树干或树枝,而是在树叶上。这种史学趋向,从积极的方面看,强调研究者用自己的词语来看待和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国族的文化,从而打破了自启蒙时代以来根深柢固的西方中心普遍主义的牢笼。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研究也容易导致“碎片化”。(126)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年鉴派史学的“长时段”观念,又吸收了“新文化史”注重从不同文化自身出发的路径,希望能够对需要处理的问题作一个动态的把握。研究模式之间的竞争永远都存在,宏大叙事在今日仍然需要,史学界也在呼唤“长时段”的回归。(127)我们期望的是宏大而不空洞,细致而非琐碎的研究,并愿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①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页。

②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第12、13页。

③瓦克:《拉丁文帝国》,陈绮文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5年,第172、298、219页。

④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刘荣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⑤这个词出现于15世纪,在17世纪中期之后被频繁运用,1684年法国还创立了一本名为《文人共和国新闻》(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的期刊。

⑥《拉丁文帝国》第1部第3章曾这样描写当时的状况:“古柏(Gisbert Cuper)力劝友人拉克罗兹(Mathurin Veyssiere de La Croze)用拉丁文撰写世界史。他明确指出,法文虽然‘对一些小书和当代书籍来说,很普遍且值得赞赏……但一部为学者而写的著作,依我看,应该用拉丁文发表才是’。佩娄( Peleau)在写给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信中不怎么争辩:他承认用法文写,‘用非学科的语言与您交谈’,让他甚感‘羞愧’。拉丁文是知识界的组成要素。博物学家雷伊(John Ray)曾经谴责对手:‘他无知到连写拉丁文都有语病。’霍夫曼(Christian Gottfried Hoffmann)责备博学多闻的同胞用德文写作:照他的说法,那是不学无术的人才做的事。”(瓦克:《拉丁文帝国》,第117页)

⑦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2页。

⑧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21、71页。

⑨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第3章“阅读的世界”,李瑞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⑩之所以要把“中文”、“汉语”理解成“汉字书面语”,是因为在东亚地区,尽管大家使用同样的汉字,却有着不同的读音,但都能根据字形理解字义。16世纪的葡萄牙神父沙勿略曾经有这样的观察:“虽然是相同的字,日本人读时用日语,中国人读时用中文。尽管说话时互不能通,但书写时仅凭文字便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语不同,但字义相通,所以彼此能够理解。”(河野純德訳:《聖フランシスコ·デビエル全書簡》,東京:平凡社,1985年,第555頁。此据日语撮译大意)

(1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2页。

(12)惠栋:《南楼授诗图序》,徐暎玉《南楼吟稿》附,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86页。

(13)王秀琴编《历代名媛文苑简编》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是一部较为大型的女性文章总集,“论”体仅上卷6篇,下卷4篇,相对于序跋书信数量很小。除此以外,王氏又编《历代名媛书简》8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这一文体上的比例也是显然的。所以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说:“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独偏于韵文尤其是诗词和弹词,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她们在整体战略上畏惧并放弃了古文。”(《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前人对历代女性文章研究亦少,其中明代部分有曹虹《明代女性古文家の登場》,載松村昂編著:《明人とその文学》,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关于薛绍徽的研究,有Nanxiu Qian,Politics,Poetics,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皆可参看。

(14)仅据南潤秀《韓國「和陶辭」研究》(首尔:圖書出版亦樂,2004年)一书所涉者,从高丽时代到光复以后(1956)就多达150余篇含次、拟《归去来辞》的作品。

(15)李圭景:《诗家点灯》卷2“《归去来辞》唱和”条,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2册,首尔:太学社,1996年,第67页。

(16)王秀琴编:《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卷上,第87页。

(17)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64页。案:曹虹有《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收入《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可参看。

(18)参见袁枚《子不语》卷21“敦伦”条,其中记载了理学家李恕谷的日记作为。(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9—410页)

(19)《跋新定自警编》,《南溪集》正集卷69,《韩国文集丛刊》第14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4年,第403页。

(20)《谢遂庵借自警编》,《水村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4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78页。

(21)《浩然斋自警篇序》,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468页。

(22)《浩然斋自警篇跋》,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476页。

(23)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28、531、538、542页。

(24)《草榭谈献》三,《研经斋全集》卷56,《韩国文集丛刊》第27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174页。

(25)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82页。

(26)《鹿门先生文集序》,《鹿门集》卷首,《韩国文集丛刊》第22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3页。

(27)《与任稚共》,《近斋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第25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153页。

(28)《闺秀诗话》卷4,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81页。

(29)袁枚:《随园诗话》卷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37页。

(30)《闺秀诗话》卷5,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第1034页。

(31)洪良浩《与宋德文论诗书》云:“仆尝西游中国,见华人诗话云:高丽人好作律绝,不识古诗。使我颜发骍也。”(《耳溪集》卷15,《韩国文集丛刊》第2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261页)所谓“华人诗话”即指王士禛《渔洋诗话》。故朴永汉《石林随笔》自嘲多近体、少古诗“自为半岛体制”。(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3册,第310页)

(32)此处统计的数字,若将不同文献加以比较,会发现其中存在矛盾。这是因为《朝鲜诗选》(尤其是蓝芳威所选)有不同版本,各家对古诗和绝句的判断有异,加上有些作品的来源未必可靠,导致了统计数字稍有出入。但大体来看,反映的总体倾向——女性在古体诗方面有较大作为是一致的。

(33)李能和:《朝鲜女俗考》,京城:翰南书林,1927年,第170页。

(34)此朝鲜俗语,李能和解释为“在家塾之内,姊妹在兄弟读书之傍,从肩外闻而知之故”。(李能和:《朝鲜女俗考》,第133页)

(35)《浩然斋集·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01页。

(36)《三宜堂稿》卷1,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731页。

(37)金泠泠:《琴仙诗》,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248页。

(38)“长时段”表达的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指以一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39)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76页。

(40)《宋本广韵》卷4“线第三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第389页。

(41)小倉進平著,河野六郎補注:《增訂補注朝鲜語學史》,東京:刀江書院,1964年,第126頁。原文为日语,兹译其大意。

(42)姜沆:《看羊录·倭国八道六十六州国》,《海行总载》一,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68页。

(43)洪大容:《燕记·刘鲍问答》,《湛轩书》外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249页。

(44)成海应:《兰室谭丛·西洋舶》,《研经室全集》外集卷59,《韩国文集丛刊》第27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第83页。

(45)金泽荣:《送洪林堂归堤川序》,《韶濩堂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第34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年,第250页。

(46)崔汉绮:《四海文字变通》,《神气通》卷1,《增补明南楼丛书》第1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02年,第20页。

(47)申景浚:《旅庵遗稿》卷3,《韩国文集丛刊》第23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35页。

(48)柳僖:《校刊柳氏谚文志》,韩国中央图书馆藏《姜园丛书》铅活字本,1934年,第12、57页。

(49)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28“谚文辩证说”,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影印本,第801页。

(50)权絿《谩录》云:“沙溪亦昧谚文。”《滩村遗稿》卷7,《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8年,第179页。

(51)宋浚吉:《上慎独斋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0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361页。

(52)《答尹子仁》,《南溪集》外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1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317页。

(53)《答族孙弘寿书》,《燕岩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年,第78页。

(54)《寄儿徽逸》,《贞夫人安东张氏实记》,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273页。

(55)葛洪《抱朴子·讥惑》云:“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乃于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又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页)在与“北语”和“鲜卑语”的对比中,汉语的地位才凸显出来。

(56)金田一春彦:《日本語》,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47頁。

(57)西郷信綱、永積安明、広末保:《日本文学の古典》,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第50—51頁。

(58)金田一春彦:《日本語》,第51頁。

(59)参见本居宣长《石上私淑言》、《紫文要领》,收入《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王向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60)《奉和典廐所詠相君席上倭歌二首並序》,《翰林五鳳集》巻27,《大日本仏教全書》本,東京:仏書刊行會,1914年,第522頁。

(61)参见增田裕美子、佐伯順子編:《日本文学の女性性》,“男性文学の女性性”,京都:思文閣,2011年。

(62)《干净衕笔谈》,《湛轩书》外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136页。

(63)安鼎福编:《星湖僿说类选》上辑卷3“妇女之教”,首尔:明文堂,1982年,第191页。

(64)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第129页。

(65)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921页。

(66)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二编下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930、1155页。

(67)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總説》二“文壇典範”,載韓國中國語文學會编:《中國語文學學誌》第39輯,2012年6月。

(68)《祖妣恭人鹅洲申氏圹记》,《大山集》卷47,《韩国文集丛刊》第22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22页。

(69)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673、670、666页。

(70)据题目明确标识者统计是二十七,左江指出《忆清潭》亦次杜甫《寄高三十五詹事》,其说可从。参见《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1)《荷谷集·杂著补遗》,《兰雪轩集》附录,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163页。

(72)《琴仙诗》,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263、261页。

(7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6,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38页。

(74)《蓝田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1339页。

(75)《与子俨等书》,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页。

(76)《归去来兮辞》,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161页。

(77)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18、25页。

(78)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480页。

(79)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800页。

(80)《小坡女士诗集》中编,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571页。

(81)《寄弟》,《墨绣轩集》,引自王秀琴编:《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卷上,第45页。

(82)最早以“女郎诗”讥讽男性诗人的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中将韩愈的诗与秦观的诗作对比,贬称后者为“女郎诗”。

(83)《华阳闻见录》,《鹤庵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第15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258页。

(84)如金浩然斋《自伤》云:“可惜此吾心,荡荡君子心……自伤闺女身,苍天不可知。”(《浩然斋集·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491页)

(85)《浩然斋集》,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469页。

(86)《克己复礼为仁说》,《允挚堂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56页。

(87)《尺牍并上夫子》,《静一堂集》,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818页。

(88)金商五:《清闲堂散稿序》,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1361页。

(89)《湖东西洛记》,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1148页。

(90)李能和:《朝鲜女俗考》,第34页。

(91)《朝鲜经国典·礼典·婚姻》,《三峰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31页。

(92)《磻溪随录》,首尔:东国文化社,1958年,第485页。

(93)李能和:《朝鲜女俗考》,第95页。

(94)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718、1743页。

(95)宣祖六年(1573)二月二十五日传日:“近日印出《内训》与《皇华集》,字画熹微,纤断不端,多有不精处。校书馆官员与所印下人,推治。”(《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257页)“推治”即审问治罪,此为罚例。光海君四年(1612)二月二日,“司谏院连启:‘(赵存世、元裕男、尹应瑞等及《璇源录》纂集,《通鉴》、《史略》、《诗经谚解》、《内训》校正等)赏加大滥,请并命改正。’答曰:‘查仿旧例,酌施赏典,不可改正。勿为烦论。’”(《朝鲜王朝实录》第27册,第307页)此为赏例。从光海君回答中可见,此类“赏典”因属“旧例”,故“不可改正”,并申斥诸大臣“勿为烦论”。

(96)《御制内训·夫妇章》,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第1718页。

(97)转引自樸堯順《三宜堂诗研究》,載《韓南語文學》第11輯,韓國大學校韓南语文學會,1985年。

(98)《三宜堂稿·礼成夜记话》,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780—781页。

(99)《修堂先生文集》卷4,《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96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62页。

(100)《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96册,第784页。

(101)据《校注大典会通》卷1“吏典·外命妇·文武官妻”:“贞敬夫人,正、从一品。”(首尔:保景文化社,1985年影印本,第57页)

(102)《答文节公书》,《德峰集》,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0页。

(103)《眉岩日记草》2,首尔:国学资料院,1982年影印本,第293页。

(104)《眉岩日记草》4,第313页。

(105)《眉岩日记草》5,第85页。

(106)《眉岩日记草》5,第290页。

(107)《德峰集》,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44页。

(108)《静一堂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824页。

(109)《祭亡室孺人姜氏文》之一、之三,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850、852页。

(110)《孺人晋州姜氏墓志铭》,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848页。

(111)《林下笔记》卷33《华东玉糁编》一“诸女史”条,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1年,第831页。

(112)《阮堂集》卷3《与再从兄》,《阮堂全集》第2册,大田:学民文化社,2005年,第355页。

(113)参见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

(114)如果说也存在别种声音的话,许兰雪轩可能是一个特例,对于她的为人和作品,既有“不虞之誉”,又有“求全之毁”,形成这种后果的因素也很复杂,此处暂不讨论。

(115)参见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第1章“导论: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史”,陈志宏、王婉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16)借用法国文学批评家布伦蒂埃的话说:“拉丁文是雕刻的语言,它刻下的内容不可磨灭。我们可以说,不是放诸四海皆准或永恒的事,都不是拉丁文。”(转引自瓦克:《拉丁文帝国》,第366页)而在传统东亚,几乎所有在金石上铭刻的文字都是汉字,虽然经过时间的侵蚀,大量保存至今的铭刻文字仍在默默而顽强地呈现着昔日的荣耀。

(117)《跋兰雪轩集》,《西厓集》别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483页。

(118)参见張伯偉:《明清之際書籍環流與朝鲜女性詩文——以〈蘭雪軒集〉的編輯出版為中心》,載韓國高麗大學校《漢字漢文研究》第10號,2015年8月。

(119)鱼叔权:《稗官杂记》卷4,《大东野乘》本,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年,第587页。

(120)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第21—22页。

(121)参见瓦克:《拉丁文帝国》,第八章“阶级划分”,第312—317页。

(122)《情静堂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694页。

(123)《允挚堂遗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69页。

(124)《山晓阁芙蓉诗选》,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611页。

(125)姜元会:《行状》,《静一堂稿》,张伯伟主编,俞士玲、左江参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中册,第844页。

(126)参见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又弗朗索瓦·多斯等人:《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第五章“扩展和碎化:‘新史学’”,顾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36—414页。

(127)参见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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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 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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