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

——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1 次 更新时间:2019-09-02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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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如果说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确实存在“科学主义”倾向的话,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一开始就在自我消解着。对科学精神层面的关注,不仅是为了单纯地启蒙,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建构现代科学体系。此一现实目标影响着他们对科学精神的张扬,求取科学之本,其话语指向,主要针对的是正在或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而从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看,科学的有限性是其基本理念,之所以倡言“科学方法万能”,既是为了维护科学的合法性,也是一种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宣传手段。对科学核心精神的切实把握,正是科学派能够自我消解“科学主义”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现代中国  科学派  任鸿隽  科学理念  科学主义倾向


英文“science”由“格致”转换成“科学”,据学者考证,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最早使用,随后流播于近代中国社会,至民国建立,终于取“格致”而代之,遂为后世所承继 [1]。这种名词间的转换,在现代中国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任鸿隽看来,并不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事,“盖言格致犹近于以中印西,言科学乃代表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也”[2]。正是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精神新态度”,以救国兴邦为鹄的的任鸿隽等现代中国的科学派才不遗余力地加以引进、介绍,乃至于身体力行建构科学发展的基础、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


有关现代中国的科学派以及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研究,美国学者郭颖颐(D.W.Y.Kwok)196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曾有所涉及。19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也开始从反省科学主义的角度切入,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3]。然而,人们在将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套用于现代中国时,存在着两种明显的取向,即要么预设了科学主义的前提,从此角度找寻相关证据;要么根本不承认现代中国存在“科学主义”,相反有学者将“科学主义”当成正面的一环加以颂扬。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众声喧哗之时,任何人卷入科学主义的旋涡都是可能的。但现在我们重新观照这段史实,也不难发现,科学派与同时代的新派知识人大有不同。一方面科学派对科学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走出了可能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理念本身包涵着的反科学主义因素,也在无意间影响着科学派的价值取向。这也许是分析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科学主义”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求真”与应用:科学精神为何更重要?


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是从“科学救国”出发的。任鸿隽夫人、现代著名女作家、学者陈衡哲说,现代中国的“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4]。而1914年任鸿隽、胡明复、杨铨等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且将后者放在上海出版,也都是为了向国人传达和介绍最新的科学理念、科学发展的信息。说他们存有以启科学之蒙来改造中国的理想,应该没有问题。1915年1月出版的《科学》杂志“发刊词”中就写道:“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角思 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5] 很明显,此一定义并非全在纯学术一途,“正德利用厚生”,已经把科学的应用(即社会功能)囊括在内了。


然而,将“应用”包涵在“科学”的定义之中,仅是科学派科学理念的一个小的侧面。因为在更多的时候,科学派还是把纯学术意义上的“科学”放在首位的。任鸿隽就是一个显例。应该说,科学派对“科学”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精神的理论诠释,以任鸿隽为最系统,最具代表性。任鸿隽对科学现代意义的理解始于1912年12月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后。上述《科学》杂志“发刊词”是迄今发现的他对“科学”最早的定义。然而,在任鸿隽为“科学”所下的若干定义里,学术性的定义占据着绝大多数。像“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6]。关于科学的特性,任鸿隽认为“不外二者:一凡百理解皆基事实,不取虚言玄想以为论证。二凡事皆循因果定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7] 彼时任仍在美就读,所论似可看作是从理论到理论式的。但1918年任鸿隽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其时为“论理科”学生所作的讲演,依然持“科学是有组织的智识”的观点。解释这一观点时,任特别强调科学乃是作为“纯粹关于智识上的事”[8]。这种注重科学的学术(知识)层面的意义,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言说。而在其认知中,“有组织”或“有统系”、“条理因果”以及“论理方法”,则为解释“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到1926 年出版的专为高中生编写的《科学概论》中,他的科学乃“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论理方法的研究,发见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9]的说法,与上述定义并无二致。这类出自西方的纯学术性的定义,并非任鸿隽一人所持,它也同时为中国科学社成员们所接受。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的杨铨也认为,科学“泛言之为一切有统系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10]。


值得注意的是,任鸿隽在《五十自述》里,对“科学”的定位。他指出:“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11]。这一“科学整体观”直接影响了任鸿隽等人对于科学的“求真”与应用之间关系的认知。


不是存有启蒙之念,就一定导致科学主义甚或绝对主义。像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一样,科学派的言论中,也有不少放大科学作用的成分,甚至极言“科学方法万能”。但是,科学派并非是“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12]的那类人,他们的言论同时又与他们的科学理想,以及对科学本身的认识的加深相伴随。换言之,科学派的科学理想和对科学的认识时时都在消解着他们由于对科学启蒙的渴望而出现的科学主义式的宣传。同样是强调观念的更新,同样是启科学之蒙,他们与新文化派的追求是有差异的。科学派显然更为务实。在他们那里,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建立现代科学体系,才是现实的目标。这个目标使他们避免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可能。


不过,科学派的现实目标与其精神的追求,一直是并立而行的。他们对科学精神的强调,的确存有思想启蒙的因素,充满对科学之道的向往,但更多地还是发展现代科学的需要。科学派中最讲求科学精神价值的任鸿隽论述“科学之本”、科学“求真”精神以及科学与应用的关系的文章,不下十几篇。其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理念,即不可舍本而求末。而归纳起来,这个“本”有四层含义:一是在科学与应用上,求“科学”这个“本”。二是在科学理论与应用上,求“科学理论”之本。三是在整体科学与学术分科上,注意整体,而在“特殊科学”与“普遍科学”上,注重“普遍科学”。四是在科学理念上则要“求真”这个根本。


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科学的发生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毕竟20世纪初的中国尚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在没有科学基础的国度里,整体地移植西方现代科学,在科学派看来,就必须返本溯源,将科学之本和科学发生的思想途径,也即是科学研究的精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有此预设,西方科学倡导的先驱(如赫胥黎、斯宾塞等)的论断,便很容易地成为他们思想的依据。任鸿隽的文章里就曾引用赫胥黎的原话,以证自己言之无误。他说:“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为天然界之主,而勿为之奴。故科学者,智理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且特别指明,他提倡科学应用的文章《科学与工业》是“虑世人不知科学之效用,而等格物致知之功于玩物丧志之伦也,为之略陈工业之导源于科学者一二事,以明科学致用之非欺人。”[13]


在任鸿隽那里,科学之本正在于其精神层面,即“求真”的研究精神。他说:“我们只要记得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并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而“应用科学的发明以谋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快乐”的目的,与纯粹科学追求真理相较,“已有卑之无甚高论之感。”[14]“科学的应用虽然表现于许多物质上的发明,科学的本身却只是一种学术思想的系统,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根本移植过来,方能使科学成为我们学术思想的出发点,方能使科学与其应用在我国发荣滋长。”[15]另一位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数学家胡明复谈及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关系时的话语,也正说明中国科学社同人,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性。胡明复指出:“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之产物,此不可不辩者。”[16]


1916年在《科学》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里,任鸿隽就将科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一可能导致“科学主义”的言论,却因为他成功地把握了科学的本质而得以自我消解。科学精神被任鸿隽视为木之本、泉之源。而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他看来,则只有“求真理是已”。他说:“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在后来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任鸿隽将科学精神详细概括成“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等五种。科学精神并非高尚而不可达,它同时也被看作是“常识训练”,不仅“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且也是一般人所“一刻不可离”的东西[17]。任鸿隽对科学的“求真”本质以及精神价值的看重,固然与其所理解的“科学”理念有关,但同时也是他们与新文化运动一代的相似立场的反映。


整体改造,而不是辄取枝节,用今天的话说,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晚清以降,西力东侵,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依梁启超的划分,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这个划分,现在看来,不免有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嫌疑。但科学派对此亦多有认同。地质学家翁文灏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时,便说洋务时期惟重译介,而不重研究,创见不多,贡献有限。原因是洋务派们对“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根本不立。”[18] 任鸿隽见解与之类似。他说:“在五六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以为西方强国的本领,不过在他们的船坚炮利。于是他们设制造局、造船厂,要想在船、炮几件器械身上,找到救亡图存的秘诀。这个观念的错误,甲午一役把它暴露无遗了。”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根本的科学”[19]。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任鸿隽这一批怀抱救国信念的革命之士(任鸿隽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对洋务运动及洋务派的思想进行反省是必然的。洋务派对“西学”认识上的局限,已经是他们随时提示自己的前车之鉴。任鸿隽说过:“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20] 但有洋务派这个现实历史的假想敌,只能造就其思想的一面。就另一面言,求“科学之本”,也合乎中国求“道”的传统,因为求取“科学之本”也是一种得道的途径。所以,任鸿隽要特别强调科学如同纯粹的哲学一样,也是“形而上”的,至少是“同出一源的”[21]。不仅如此,全面输入西学的合法性也在“求真”之上得以确立。任鸿隽指出:“学问无所谓中西,唯其是而已,唯其真而已。”[22]  这也是典型的西化派的观点。


从严复以来,提倡现代科学的学者们所反省的古代中国由于热衷应用技术而使中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以及惟重应用而与西方“为科学而科学”精神相抵牾,也是任鸿隽等科学派注重科学的“求真”本质的原因之一[23]。而现实中国的情况,则是另一个因素。梁启超1922年观察到,“科学的应用近来愈推愈广”,不免“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24]。杨杏佛注意到:“自古以来,研究自然之学者皆誓以贫终。……吾国人与西方文化接触,精神之改革未见,物质之嗜好日增,鄙俭德安贫为不足道,是以洋房日高,穷民之苦日深。”[25] 生物学家秉志1934年也指出:“吾国此等事业(指科学研究——引者),政府近来稍知从事,视人仍瞠乎其后,而人民方面极其冷淡,偶有热心之人,牺牲私财以提倡科学研究者,皆将嗤之以鼻,指为迂腐不求实用。”[26]


应该看到,任鸿隽等人所坚守的“科学救国”论的具体目标是要切实地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建构现代科学体系。科学派不断强调科学乃一整体,科学精神重于科学应用,也是为了提倡一种研究的精神,其话语对象应该是正在或将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而“有用”和“无用”之间的辨析,实质上也只对这部分研习科学者才有意义。翁文灏在谈及“有用”和“无用”时,针对的就是“研究科学的人”,他说:“科学应用往往出于意外:现在以为有用,研究下去也许无甚结果;现在以为无用,也许研究下去可以生出惊天动地的结果。所以研究科学的人,不管他无用有用,也不知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无用,但只知道我可以研究的东西拿来研究。研究的结果便是研究者最高之奖赏。莫说这种纯粹科学的精神是无用的,天下最最大的善,莫过于能信真理,使天下人人皆信仰服从真理,则人类和平早已实现了。”[27] 正是这个现实的诉求让科学派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纯粹的思想启蒙拉开了距离,同时也阻止了他们滑向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主义”。这也是他们何以能够脚踏实地为在中国建构现代科学体系做许多基础的工作的原因。


二、 有限与无限:科学有没有边界?


对科学理念的认知,科学派同人间并不完全统一,即便是一个人,其前后的认知也有所变化。概括任鸿隽与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对于“科学”理念的总体认知相当困难。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各人从事的专业不同,具体的想法和追求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仅从“科玄论战”时的表现来归纳和解析他们的科学理念,显然会失之偏颇。


国内外均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科玄论战”时科学派代表人物的真实倾向。这就是,科学派们多着眼于张君劢的“玄学”思想可能对青年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维护科学的尊严,则着眼于维护新文化运动合法性[28]。但“科玄论战”时科学派方面的主将,特别像丁文江、唐钺等,确是表达了他们对于“科学”理念的比较夸张的见解。只是这些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科学”理念本身的真实认知或认知程度,可能还需要仔细辨析。本节则主要从任鸿隽一生对“科学”理念认知出发,分析以前较少为人关注的“科玄论战”中任鸿隽的主张和原由。


任鸿隽可能是参与“科玄论战”的科学派中最理性、最温和的一位。论战中,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即《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在此文章里,任鸿隽表达的核心意见是“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29] 有趣的是,任鸿隽的温和理性的态度,反而让视“科学”为神圣物而又掌握了唯物主义思想工具的陈独秀觉得是“表面上”向“玄学派”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30]。陈独秀的感觉有他自身的道理,因为对陈而言,一旦论战,那一定就要绝对化。晚年陈独秀甚至对朋友称,他是绝不说不痛不痒的话的[31]。而在新文化运动与杜亚泉就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辩论时,作为新派领袖人物的他的极端态度也是一个证明[32]。


虽然现代中国的科学派们一般是以理性为尚,但遇上问题后的表现并不一致。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方面的主将丁文江也是一位相当西化和理性的角色,但进入了论战的氛围,他也会“为辩论而辩论”,将科学作用无限放大,声言“科学万能”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谈到论战的态度时,丁文江自己也承认,他第一篇文章是“对于激刺的一种回效”,“是受了他(指张君劢——引者)独断论调激刺的结果。”[33]并且,他还意识到了自己的“宗教的口气”。对丁文江文章里的“顽皮话”,科学派方面的另一主将唐钺也有过含蓄的批评,他认为“文字究竟比不得谈话,大家总要庄重些为是”[34]。


抛却个人偏见,陈独秀的观察是不错的,与丁文江相比,任鸿隽的态度是温和的,尽管作为科学派的一员,又矢志于“科学救国”的任鸿隽也崇信科学,在科学派与玄学派之间,无疑站在前者一边。任鸿隽所依据的进化论,指明科学的“求真”,超越名利的高尚精神,“要求一个证据”的实证主义,并没有超出丁文江等人所见。而他对未来科学的影响力,报有与丁文江他们同样的信心。任鸿隽所提及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以为“不但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的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也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支持的态度。这种支持与其是对人的,不如说是对事的,实质上是对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的支持。


除此之外,这篇文章所透露的任鸿隽的个人见解及其对科学派,乃至科学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在写这篇文章前,任鸿隽显然是看过丁、张论争的文章的。但他似乎既不赞同张君劢的玄学观,所述与丁文江也不完全合拍。任鸿隽所说“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一句,针对的是张君劢;但他就“科学方法”和“科学万能”的区分,以及科学方法“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的说法,其话语对象则无疑是丁文江。任鸿隽说:“张君所说的人生观,既然是一个浑沌囫囵的东西,科学方法自然用不上去。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不明白科学的性质,倒也罢了,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当然,抱怨归抱怨,任鸿隽毕竟是科学派一边的人,随后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发表了不少高见。他坚信“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但即便如此,任鸿隽在文章结尾处,还是透露出他支持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真实想法,即“因为不曾研究过科学的,看不到这种人生观的景界,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35]。


不知道胡适后来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为何没有提及任鸿隽的文章和观点。按照胡适之所见,争论双方都没有提供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于是,他在序言末尾,写下了自己有关科学的十条“新人生观的轮廓”[36]。其实,对比起来看,于科学一隅还是学科学的任鸿隽的观点更显内行一些。“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大多是匆忙上阵,任鸿隽也不例外。以“科学方法万能”替代“科学万能”,任鸿隽以为是可以弥补丁文江之不足的,可他没有注意到丁文江所谓的“科学万能”也即是“科学方法万能”,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正如傅乐诗所言,丁文江的“存疑的唯心论”,只是“辩论的背景下”的产物[37]。对任鸿隽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事实上,对科学有限性的认识伴随着任鸿隽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理念,继而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的全过程。1915年1月,任鸿隽发表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上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是最早为科学划分范围的。此文阐述了“科学”的概念后,将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视为“非科学”,将天文、物理、生理、心理几个学科划在“科学”中。这样的划分,与今日并无差别。一年后,在另一篇文章里,任鸿隽指出:“古今学术之范围,约之可分为行、知、觉三科。”而他把“科学”归属到“知之事”上[38],意即学术之上,也是一贯所想。“科玄论战”过后的1926年,任鸿隽的著作《科学概论》,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阐述了“科学范围的扩大”。尽管言“世间的现象无限,科学的种类也无限”,但他的“如宗教美术,都不是科学所能研究的”[39] 想法并没有改变。对科学的局限性的理性认识,在他仍是相当清楚,他说:“就究极而言,科学原来不能解释什么东西。如上面所说的万有引力说,可谓精密了,但是引力是什么东西的一个问题,却无人能够回答。科学对于生理现象,也有极精微的发明了,但生命的来源是也无人能知道。”当然,科学派在科学的前途问题上绝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所以任鸿隽接着说“在有限的范围以内,科学的确能够给我们许多解释”[40]。


但是,对现代中国的科学派来说,理性的认识往往因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就科学范围一事言,一方面是认知上的不够清晰或有所变化,导致前言后语出现不和谐;另一方面,具体的话语对象不同,具体场景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进行统一的表达。思想上明明是有所保留,但诉诸言语或文字,却常敞开来鼓吹,形式上颇类似新文化运动代表们的矫枉过正。所以,从《科学》杂志发刊词开始,凡涉及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对的未来影响,任鸿隽大多是拉满了弓弦式的言说。谈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任鸿隽虽肯定文学、美术、宗教、政治的“大改革”,但在他看来,“别的改革和开创,自然也影响近世人的生活,并且为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终没有科学的影响和关系于近世人生的那么大”。他进而指出:“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科学的根据,完全在事实上;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无穷无尽上”。因此,“我们近世文化都是科学的,都是科学造成的,大约也不是过甚之言。”[41] 这一系列逻辑推断,已经把科学放到“万能”的位置上了。任鸿隽1915年6月的说法也许更甚,谈及科学的影响力,他说:“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42] 。


对比起来看,1923年左右应是一个分界线,科学派们在此前后,鼓吹科学的方式和态度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43]。而同样是为了在科学落后的现代中国强调科学之重要;落实到本根,同样也是为了“救国”,任鸿隽此后的说法已经有所调整。40年代他几次谈及科学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是:“今欲发展科学,其事既属于学术思想,其范围又远及于上天下地与一切人类之智识活动,故其繁颐精微,远非任何一种事业所可比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44]  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45] 科学派态度的变化,大概与唐钺所说的“今日的中国已过了提倡科学时期而应该入于实地研究的时期”[46] 有关。


在缺乏现代科学基础,传统思维仍束缚科学发展的社会中,要求崇信和鼓吹科学者自始


至终理性地对待一切是不合情理的。现代中国的科学派话语中的科学作用和影响的“无限”,是寄望未来的表示,更是一种宣传策略和一种信心的混合物,它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出现的。1923年左右的态度变化,不能仅看作是“科学”已经取得“霸权”后的自然转变。因为在任鸿隽等科学派眼里,现实社会中的非科学现象仍旧比比皆是。任鸿隽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倡导科学,也说明这一点。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应该主要是科学派所坚守的科学本身的“求真”务实精神解构无限张扬科学作用的宣传手段的结果。


需要辨析的是,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推崇为何会以“科学方法万能”的形式与话语表现出来。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科学派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接受谈起。任鸿隽等到美国留学之初,对美国社会的关注是非常自觉的。任鸿隽后来在《五十自述》中说及出外“游学”,“于所学功课外”需注意的事,就包括“彼邦之风俗人情”。然而到美国所亲身感受到的“西方”仍让其震撼不小。用任鸿隽的话说,就是“一至西方,耳目顿易,以西与东较,正如南北两极,方向相反而同不失为一种准则。”但很快他们自认找到了东西方差异之所在,即“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47] 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过程中,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略特(C.W.Eliot)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观,起了重要的作用。任鸿隽在其文章里几次引用爱氏的话,对爱略特所持的东方缺乏正确的方法一说,更是崇信有加。这也许仅是科学派鼓吹所谓“科学方法万能”的源头。因为在中国科学社这样的团体成员们的意识中,所以要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是为了救国兴邦,而所以可能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就在于科学的方法是不分“东”与“西”的。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向中国输入西方现代科学的信心基石和主要依据。而“科学方法万能”,其潜台词正是方法上的“无中西之分”。


任鸿隽的“科学方法万能”意识,可以追溯到1914年9月。正是在这一年发表的《建立学界再论》中,任第一次引用了爱略特(任此时译为“爱里俄”)的话。就爱氏所说“吾西方有一物焉,足为东方人金针宝筏者,则归纳的论理法是已”以及“吾人欲救东方人为学之病,使其有独立不羁,发明真理之能力,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真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官能,使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任鸿隽以为“谅哉言乎,非善觇国者不能为也”[48]。几个月后,他再次引用爱氏所言时,又批注说:“谅哉言乎!足为吾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安在之答解矣。”[49]  以无科学方法断言古代中国无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是任鸿隽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但古代中国的“无科学”,并不意味着现代中国无法发展科学,只是“未得科学之方法而已”。正是这个认知建立起的信念成为科学派们极力引进西方现代科学以拯救国家和重整民族精神的动力和依据。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道弗的菲利浦学校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任鸿隽谈到中国科学社的宗旨“自在发达科学于吾国。”但“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50]。这个“求本”的意愿自然也是通过引进科学方法来实现的。所以他强调说:“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后可。”当然,任鸿隽所讲求的“方法”是与科学的精神相统一的。他所谓的“种子”,实指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的总和[51]。1934年,在《独立评论》上与一位旅居欧洲署名“闵仁”的人就“科学种子”争论时,任鸿隽所表述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见解,不仅可以代表科学派引进西方科学,同时也代表着现代中国的西化派引进整个西学以改造或替代中学的意愿。任鸿隽指出:“我们说科学的种子可以移植于世界任何处所,只要有适宜的土地与营养料就行。我们所谓土地,自然是指一般民族的智识程度,我们所谓营养料,自然是指社会上对于科学的信仰与扶助——合一般人众对于为学治事的态度在内。”[52] 就根本上言,任鸿隽这样鼓吹“科学方法万能”,还是为了“借重西方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种子”,来改造中国人不重科学传承的心理,弥补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缺憾,他把这一切看成他那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至于科学在现代中国的迅速意识形态化,实不是科学派们的主观意愿,也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而与科学意识形态化相对照的则是中国社会的科学理念,特别是科学精神的长期持续的匮乏。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3月,“建国”问题已现实地摆在了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面前,任鸿隽就“政府机关对于科学的研究,并无一个专门具体的计划”的急切和不安也愈加明显。他感叹道:“说来也真是可怜极了,以偌大的中国,讲到三十年来的科学事业,不过如此,何怪我们的专门事业不能发达?何怪我们的科学人才不够使用?更何怪我们的社会上的乌烟瘴气,不科学的现象到处都皆是?”[53] 所以,直到生命的终点,任鸿隽还在提醒人们要“爱科学”[54]。然而,此时科学派已经缺少真正的话语权了。


注释:

[1]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收入其《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载[重庆]《科学》第26卷第1期,1943年3月。

[3] 这些论著主要包括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樊洪业《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收入樊洪业、张久春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载[北京]《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醒民《论任鸿隽的科学文化观》(载《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任鸿隽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等;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分别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严搏非《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收入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则对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的整体思想及其与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关系作了深入地阐述。

[4] 见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收入《任鸿隽文存》,第747页。

[5] 任鸿隽:《〈科学〉发刊词》,[上海]《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6]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上海]《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7] 任鸿隽:《科学与教育》,[上海]《科学》第1卷第12期,1915年12月。

[8] 参见任鸿隽:《科学方法讲义》,[上海]《科学》第4卷第11期,1919年10月。

[9] 见任鸿隽:《科学概论》,收入《任鸿隽文存》,第323页。

[10] 见杨铨:《科学与研究》,收入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增订再版本),[上海]中国科学社发行,1934年版,第214页。

[11] 见任鸿隽:《五十自述》,收入《任鸿隽文存》,第683页。此文落款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即1937年12月29日。其时正是抗日战争前期,中日激战正酣。避居庐山的任鸿隽梳理其思想,将“科学整体观”作为理解科学的要法,可见对此的重视程度。

[12] 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的原话是:“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参见其《科学的社会功能·序言》,陈体芳译,张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

[13] 以上均见任鸿隽:《科学与教育》。

[14] 任鸿隽:《科学与社会》,[上海]《科学》第30卷第11期,1948年11月。

[15]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三十周年纪念暨十科学团体联合年会开会词》,《科学》第28卷第1期,1945年1月。

[16] 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与精神之大概及其实用》, [上海]《科学》第2卷第7期,1916年7月。

[17] 以上见《科学概论》第四章《科学智识与科学精神》,载《任鸿隽文存》,第350-361页。

[18] 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载《科学通论》,第268页。

[19] 任鸿隽:《科学与国防》,《大公报》1934年3月18日。

[20] 《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上海]《科学》第6卷第9期,1921年9月。

[21] 见任鸿隽:《何为科学家》,[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

[22] 见任鸿隽:《介绍几句被人忘记了的旧话》,[上海]《科学画报》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23] 直到1957年任鸿隽仍以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是“急于追求应用”。见《〈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册——中国的科学思想》,[上海]《科学》第33卷第2期,1957年10月。

[24] 见《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通论》,第44页。另外,任鸿隽相同见解,参看《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

[25] 见杨铨:《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第6卷第11期,1921年11月。

[26] 见秉志:《吾国科学发展之障碍》,[上海]《科学画报》第2卷第7期,1934年11月1日。

[27] 见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收入《科学通论》,第269页。

[28] 详见[美]夏绿蒂·弗思(傅乐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杨照明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北京]《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9] 见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载《任鸿隽文存》,第303页。

[30] 见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正文第1页。

[31] 陈独秀说:“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

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见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致陈其昌等人的信,收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

[32] 具体参见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北京]《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及《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15日。

[33] 见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载《科学与人生观》,第258页。

[34] 见唐钺:《“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同上书,第264页。

[35] 以上均见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收入《任鸿隽文存》,第302-306页。

[36] 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页。

[37] 见《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100页。

[38] 见任鸿隽:《科学精神论》,载《科学通论》,第2页。

[39][40] 任鸿隽:《科学概论》,载《任鸿隽文存》,第348,368页。

[41] 见任鸿隽:《科学与近世文化》,[上海]《科学》第7卷第7期,1922年7月。

[42] 见任鸿隽:《解惑》,《科学》第1卷第6期,1915年6月。

[43] 有研究者判定,中国科学社的代表们此前是而此后则不再是科学主义者。参见严搏非:《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

[44] 以上见任鸿隽:《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科学》第28卷第6期,1946年12月。

[45] 见任鸿隽:《科学与社会》,[上海]《科学》第30卷第11期,1948年11月。

[46] 见唐钺:《科学的范围》,载《科学与人生观》,第291页。

[47] 以上见任鸿隽:《五十自述》,载《任鸿隽文存》,第682-683页。

[48] 以上均见《任鸿隽文存》,第11页。

[49] 见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下同。任鸿隽两次引用爱略特同一段文字时,翻译上略有差异。

[50] 见《科学》第3卷第1期,1917年1月。下同。

[51] 关于“科学种子”,任鸿隽的说法前后略有差异。在1923年1月出版的《科学》第8卷第1期上,他所撰《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中,将“科学种子”理解成“研究精神”。但十年后,与“闵仁”争论时,他更倾向于把“科学种子”看作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的总和。参见《答闵仁先生》([北平]《独立评论》第66号,1933年9月3日)及《再答闵仁先生》([北平]《独立评论》第86号,1934年1月21日)。

[52] 参见任鸿隽:《答闵仁先生》,下同。

[53] 见《我们的科学怎么样了》,载《任鸿隽文存》,第588页。

[54] 参见《我们为什么要刊行这个季刊》,载《任鸿隽文存》,第650-652页。

(刊《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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