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7 次 更新时间:2019-08-26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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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按:本文原标题是:《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由《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连载。后本人编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时,把此文列入“钱学森之问”专题,故现改成此标题。


[原编者按]: 如果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可以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将以往被忽视的学术成就与代际积累的关系来回答“钱学森之问”。作者认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作者就此进行了古今中外的论证,并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刊从本期起连载此文。我们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国字号”难题的解决。


引    言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负笈欧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龟”还不如“土鳖”。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探讨世界级科技帅才的应有之义。


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而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与世界接了轨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奖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创造性科学家的培养上,似乎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等与民国培养的学者一样,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


与通常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 “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因政治折腾发生的千年文化薪传和精英群体智力遗传的全面断裂,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执政者应该有刻骨的反思与深沉的歉意。


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与现实的直接冲突是——如果这一论断是规律——杰出学者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不是靠几届政府以“届”的速度“扩”出来的,那么,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即不是杞人忧天了。


决策失误,累死教育的覆辙千万不要重蹈!


建国(本文特指中国大陆)六十二年后还无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是困扰共和国几代人,并使国家蒙羞、体制隐痛,且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原委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不言而喻;从中吸取教训的现实意义又远远大于学术意义[①]。笔者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诠释这一“国字号”难题,并兼答朝野同样关注的“钱学森之问”。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和“真问题”的提出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


诺贝尔奖项,现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六项。本文仅考察前三项,也即通常归纳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简称“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奖”、“诺奖”。


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一般包括出生地、国籍、家庭背景、求学学校、工作经历和目前生活地或谢世地(对于逝者)等信息。由于出生地基本上与国籍一致;工作经历的可读性对一般人有限;健在者的目前生活地具有不确定性,谢世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人们都不那么关注。则诺奖得主的大众话题,撰者和读者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国籍、家庭背景与求学学校,本文也不例外。


诺贝尔奖是一个世界性的奖项,得主的国际流动性又大,故在推出国籍分布前,就必须先把他们的“国籍”及其确认标准作一界定。


国籍的取舍本来是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按原始的、获奖时登记的国家统计或叙述即可。这该是通例。如美国学者朱克曼在她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就是按获奖时的国籍考察“1901-1976年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 [②]的。可“国籍”在我们这里却成了问题,并因此而改变了游戏规则。这得从杨振宁、李政道说起。杨、李1957年12月10日登上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领奖台时,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理所当然是中国人。1949年后,人民政府承认持民国护照的海外留学生为中国人,并积极争取他们回国。事实上,尽管杨、李获奖时大陆做了“冷处理”,但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在有限的报道、陈述中,都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如《科学通报》1957年第22期,明确以《我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为题予以报道,作者叶英称“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再如,汪世清发表在《物理通报》1959年第7期上的《诺贝尔物理奖金的获得者(1901-1958)》,也清楚地把李政道、杨振宁写成中国人。李、杨分别于1962年、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后,对他们的称谓发生了变化。如《复旦学报》1974年第2期的“学术动态”,都改称李政道、杨振宁为“美国籍物理学家”,连“华裔”也不提了。改革开放后一般称他们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或“华人”等。随着国籍的改变,这些叫法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把他们早期获得的诺贝尔奖也跟着姓美利坚合众国了。由于1950年代我国政府承认李、杨的情况知者有限,而当今主流媒体尤其是纸质报刊,对他们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者的事实又讳莫如深。即使杨建邺主编的、专业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也把李、杨都送给美国了。以至当今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李、杨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奖的。这与内地一些城市争抢西门庆故里大异其趣。前者是政治压倒一切;后者则经济遮挡其它。


杨氏划分的理由是:“获奖者改变国籍时,其获奖工作在哪个国家做的,就计入哪个国家,另一国家就不再计入”[③] 。这等于一部分人按国籍统计,另一部分人按做出获奖工作的国家统计。可对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标准,这是统计学之大忌。其次,诺贝尔科学奖是对获得者以往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得主所在国家的付出及其本人对祖国认同的尊重。这一性质与情感,不能因为得主由于工作、生活、身体或家庭等原因的国籍的变动而更改。所以,朱克曼写《科学界的精英》时,尽管杨振宁、李政道已成为美国公民,但没有把他们收入美国囊中,而明确注明他们是“中国人,在美国工作”[④] 。第三,按获奖时的国籍统计,既简单又精确,且结果始终一致,反之,就会把一部分既成事实看成不确定性的东西了,则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时期的获奖者统计,数据可能也会不同,甚至确不准。假设有一天,杨振宁如同李远哲一样,放弃美国籍而奔中国(台湾),则他又按哪一国计?双重国籍者改变国籍(内又有多种形式)又如何处理?第四,按杨氏的统计,若无足够的精力是不易搞准确的。如1983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印度裔钱德拉塞卡其获奖成果——钱德拉塞卡极限,是作者1930年在由印度赴英国留学的路上发现的,而钱1936年才到美国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已是1953年[⑤],可杨氏把钱归入美国[⑥],这与他自己的理论是否有冲突?再如,1936年的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罗伟,其获奖成果——“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是他1921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任教时发现的,获奖时属德国人,1940年他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⑦]。若按杨著的标准,这个得主应归奥地利,然杨氏给了德国[⑧]。而这种取舍,在杨著中并不是特例。故我认为,“获奖者改变国籍时,其获奖工作在哪个国家做的,就计入哪个国家”的方法是值得推敲的。本文则采取朱克曼的标准,一律按获奖时的国籍统计。


(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分布的特征与趋势


1、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国籍分布与特征


迄今为止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详见表1。


表1      1901-201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统计

 

主要资料来源:《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1-4),[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87年版;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美]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上、下册),刘文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美]I·阿西摩夫:《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店1979年版;互联网。

说明:统计以获奖时的国籍为准。其中有4人2次获奖,每人按2个计;8人有双重国籍,各按1/2计。


由表1可见,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已涉及六大洲的29个国家,可谓广泛。但细心观察,545个/次(下不表“/次”)得主在分布上呈两个高度集中。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分布在欧洲与北美洲,即使不包括前苏联,这两大洲也占总数的九成以上。具体到国家,第一名的美国,占总数43.9%;前三名的美国、英国、德国,占总数的70.5%;前十名的国家占总数91%。在经济上,又集中产生在发达国家。如产生3个以上的16个国家,全部为发达国家。接下来的西班牙、芬兰、葡萄牙、爱尔兰、挪威,也是发达国家。两个匈牙利人获奖时,这个国家还属科学较强的国家,人才辈出[⑨],且经济也不弱;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的获奖成果,是在“解放”前取得的[⑩],当时的捷克也可算得上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么,真正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仅剩8席9人(有2人系双重国籍)了。其中,中国2人、南非、巴基斯坦与埃及(埃/美)各1人,以及1984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米尔斯坦(阿根廷/英国),计6人,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发达国家问世的。则实际上,真正在发展中国做出诺贝尔科学奖成果的,恐怕仅是2个印度人(含美籍印度裔钱德拉塞卡)和2个阿根廷人。另外,190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籍的罗斯(出生在印度),他的获奖成果也是在印度完成的[11]。这不足百分之一的、看起来可算得上几个特例的得主及其国家,也有相当的教育背景。印度是亚洲产生近、现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直至20世纪10年代后期,她的高等教育规模还与日本不相上下[12]。1930年获物理学奖的拉曼,出身于印度的马德拉斯学院(拉曼的侄儿钱德拉塞卡亦然)。该校建于1857年,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3所大学之一,其建校之初就以伦敦大学为样板的。而日本1877年才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故西方学者在亚洲最早做出的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亚洲人在亚洲最早做出的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以及亚洲人在亚洲做出诺贝尔科学奖成果后最早加入西方国家的3宗个案均出自印度,不仅仅是偶然。阿根廷创立高等学府的时间比美国还早。其中,孕育过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含2个和平奖)的阿根廷的最高学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于1821年,比我国1898年成立的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还早78年。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达与大学历史悠久、著名是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充要条件[13]。


2、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


二战前,世界科学的中心在德国和欧洲,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主产地也在德国和欧洲。考虑到科学成果的承认和转化都有个时间差,则我们以二战结束的1945年为界,来分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1945年前,诺贝尔科学奖共产生141个得主。其中,德籍得主36人,占总数的25.5%;英籍得主26人,占总数的18.4%;美籍得主19人,仅占总数的13.5%。这充分说明,二战前,世界科学和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中心在德国和欧洲。不过,上世纪初,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已经出现了美国取代德国和欧洲的趋势。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及其同情者的迫害,造成了以犹太人为主的、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顶尖科学家向美国的逃亡和汇聚;二战后东欧国家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又拖了整个欧洲科学进程的后腿,从而大大加速了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确立[14]。如1946-2010年,诺贝尔科学奖共评选出404个得主。其中,美籍得主220.5个人,竟超过一半,占本期总数的54.6%,且发展势头至今未减。而同一时期的德国仅收获30枚,只占总数的7.4%;排名已屈居英国之后了。这里,有必要说明:百年诺奖中,不管产生得主的国家怎样此起彼伏,高产者总是在发达国家轮转,横向流动是其“主旋律”。


(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贡献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


1、谁误解了赵红洲的一个观点?


英年早逝的赵红洲先生对中国大陆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水平。其中,他的一个关于新兴国家多少年内会有人获诺贝尔奖的论述,至今仍广为流传。遗憾的是,人们误解了赵红洲的原意。


赵在他的《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一文中曾指出:“从历史上看,新兴的国家从建国到获奖其孕育期都没有超过50年……大量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科研体制不存在严重缺陷,在同一个科学波动周期之内(大约35年)很可能会有人突破诺贝尔奖的‘智国’。中国并不乏科学精英,为什么大陆却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15]。这里,除了最后一句的感叹,作者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现已获奖的新兴国家的获奖周期都在50年内;二是所有国家只要搞得不太糟,都有可能约在35年内获奖。前者是陈述事实,后面是推理出正常情况下,任一国家在35年内 “很可能会”获奖。赵的描述是否客观在此不论。但他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结论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遗憾的是,不知是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何种媒体上把赵的观点演绎成:“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把原文已经见到的若干个案当成普遍的现象;把“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这既严重地误解了原文,又背离了客观事实。我们只要把当今产生过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29个国家与世界上的国家之和比较一下,就可知目前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还是极少数。更不要说,诺奖得主的国籍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


2、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


由上可知,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精英属发展中国家的十分稀少,而获奖成果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更少。且印度、阿根廷这两个仅有的发展中国家,她们获奖时的高等教育(指质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太低。而更严峻的是,1950年以来,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贝尔科学奖离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同时,另一个趋势是,即使经济发达国家培养的科学家,其获奖成果也经常在更发达尤其是教育更强的大国做出的。如2010年评出的6个科学奖中的2个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与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们都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接受完整的教育。后海姆加入荷兰藉,诺沃肖洛夫拥有英国/俄罗斯双重国籍。但他们的获奖工作都是在英国做的。另一个是化学奖获得者日本的根岸荣一,他出生在中国长春,主要在日本接受教育,而在美国取得获奖成果。


所以,根据发展中国家已收获的诺贝尔奖的规律,以及世界教育强国、一流大学垄断诺贝尔科学奖之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时:选拔优秀的学子去发达国家留学、取经。从中,大概还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入籍发达国家并在那里获奖;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他国获奖;学成归国,并在中国获奖。我们当然希望出现第三或第二种情形,但出现第一种情形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与过来的民国教育相比,难堪的或者说落差首先在这里。


据初步统计,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比较完整(指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的仅20人左右。其中,南非4人;印度、阿根廷、中国各3人;巴基斯坦2人;罗马尼亚、墨西哥、埃及各1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还有3个获奖者在中国接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曾是发展中国家中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可遗憾的是,这些得主接受过的中国教育与1949年后的大陆无关。为了便利分析华人科学精英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情况,我们拟增加几个具有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家,详见表2。


表2    华裔科学精英在中国接受教育等情况统计

说明:①接受的国内教育包括台湾(丁肇中、李远哲)和香港(崔琦、高琨、丘成桐)的教育。②时间栏的“Ⅰ”指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份;“Ⅱ”指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龄;“Ⅲ”指留学开始到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数。按:陈省身1934年去德国留学,1937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43年赴美。③除了崔琦,均出身于书香和知识分子家庭(带*的是父系、母系双方均为书香家庭),也基本上是中产者家庭,而钱学森、高琨算得上富豪之家了。按:崔琦的父亲是农民,但其母亲出自大户人家,他的几个舅舅是知识分子,仨姐姐也均为1949年前的大学生,故从母系的角度讲,崔琦出身也是书香。④杨振宁、朱棣文、丘成桐的父亲是教授,丁肇中的父母均是教授,李远哲的父亲是画家。⑤有7人的祖籍属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16]。


这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有10人在国内接受过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可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主要接受的是中华教育。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们所受的不是民国教育,就是此后的港、台教育,没有1个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17]!也没有1个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直接走向世界的!


(四)、“真问题”的提出


首先声明,本文“真问题”的提出,并不是说以前讨论的是“假问题”,而是指目前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比较模糊,很难“对号入座”。迄今为止的提问可概括为“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中国大陆本土何时出现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两类,这两个提问既不能解释以往,也难概括未来。如“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指“国籍”还是指获奖成果在国内做的?如果指前者,杨振宁、李政道就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者;若按后者取舍,则当今国内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国籍统计”几乎都要推倒重来。因为作为“零突破”的南非、巴基斯坦与埃及的得主的获奖成果也都不是在本国完成的,而这种情况(包括“互换角色”)在发达国家更多。之于“中国大陆本土何时出现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答案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中国人在大陆做出诺奖成果,那当然算是。第二种情况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他国完成工作而获奖,这算不算?按国际惯例,应算;而按“本土”衡量,则又确不准了。


此外,若今后中国海外的台湾、香港、澳门人获奖,而获奖的形式又会重复上面几种,则又如何去定位?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既可能与大陆有关,也可能无关,那么,怎样反映中国的科教水平?


因此,本文不按“传统”的方式提出问题。


由上可知,由于中华民国已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949年后的台湾、香港也输送和孕育了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得主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大陆企盼的不仅仅是诺贝尔科学奖在本土“零”的突破,渴望的也不仅仅是菲尔兹奖等其他一流科研成果花落华夏,而首先期待的是世界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曾在大陆接受过教育,哪怕是上过一天学——也是一种突破!


又由于,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也就是说,不仅“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


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级的科学家?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今后,只要在中国大陆出身的中国人,不论在中国是否接受教育,不管他(她)的今后国籍如何,只要能获奖,都有中国的贡献。第二,只要在中国大陆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含台、港、澳),不管他(她)今后的国籍如何?也不论何地工作而诺奖,都属新中国培养的,是新中国的教育成就!第三,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在大陆本土做出诺奖级的成果,那就可一举超越了。


反之,若今后偶然出现由他国接受教育并取得成果,却获诺奖级的称号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么,这种奖项不能反映中国的水平。甚或,即使今后海外的台湾、香港、澳门人,他(她)在本地接受教育,并因在本地工作而获诺奖,那么,这种奖项也不能等同中国大陆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成果。


二、中国近世出学术大家的规律


(一)对以往工作的回顾


本文在直面问题前,觉得仍有必要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较早提出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问题的,是阎康年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1993年第2期上的《诺贝尔奖对中国人应该会有缘》一文。两年后,赵红洲的《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问世。此后,这一课题长盛不衰。总结十几年来的研究论著,关于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之探讨的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


1、文化影响——受包括思维形式、研究方法、价值取向、语言因素、官本位等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束缚;

2、经济制约——经费投入不足,实验设备不良,科学家收入不高;

3、时间因素——知识积累欠缺、工作时间不够、科学家群体还未形成;

4、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教育、科学及知识分子的伤害;

5、教育原因——急功近利的理念和应试教育的苦果;

6、学术环境——学风浮躁,申请经费的潜规则和学术评价的不公平,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的不自由。


以上所举,难免遗漏。但大的、主要的方面应已包揽。


下面,我们对上述六大问题,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传统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当今有一大悖论:一方面,我们把民族、甚至世界的未来寄托在中华文化的复兴上。可另一方面,大家又异口同声地把我们未获诺贝尔科学奖等的原因,都归结为传统文化及其核心的实用主义,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直接从传统社会走过来的,完全忽略了当中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当然,如果民国政府没有培养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等学术大师,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传统也无妨。问题是,民国政府及其1949年后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而且培养了十来个“杨振宁”、“李政道”级别的科学家,那与传统的负面因素还有多大、多直接的关系呢?显然,是我们自己愧对前人,却要把当代人的罪过叫祖先去承受,这是不科学、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


由于同样的道理,第二、三方面的经济制约和时间因素,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四方面的政治运动,的确是很重要的原因。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学术研究几度停歇,对教育、科学及知识分子的伤害与摧残,既是造成建国后前三十年诺奖没有“零”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后鲜有出现世界级的科学领军人物之不可推御的责任。但以往研究者讨论的几乎都是对“前三十年”的影响,对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没有多大考虑,更遑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此的详细分析,容笔者后面展开。


第五方面的教育原因。60年间,主政教育者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急功近利的,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但另一半时间,特别是“文革”前几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十余年内,教育和学术还是比较踏实的。在这些区间,出一些重大成果也是可能的。如1965年,陈景润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论文——《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以及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就是例子。至于应试教育,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事。大家认为,当今中国学生的“高分低能”是相对于国外教育强国的“低分高能”而言,认为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学生时代的考试成绩不这么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无论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还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从高分到高分,从名校到名校,是“高分高能”的代表。故我们不能把自己培养的人才的“低能”归结为“高分”所致。如果我们不采取以考试为主选拔人才的方式,中国的社会将是怎样一个生态?“文革”就是答案!问题是考什么?怎样考?如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把靠死记硬背而得分的政治考试的权重,大致等同于一门专业主课,这种考试科学吗?明知不科学,由于涉及到“至高无上”的“政治”,又有谁敢去碰“高压线”——改变它呢?再如,公务员考试中把十几年的寒窗凝聚的理论考,等同于几分钟、且有猫腻的面试,这合理吗?许多优秀的寒门子弟,就是在“面试”中被“官二代”、“富二代”挤出局的。这种伤透民心、影响未来的事,上层知道的有几许?抑或装聋作哑?由于考试设计的不科学,再把因此而造成的人才埋没强加给考试,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吗?除了高考,其它公正的考试还存几许的现实下,多数中小学生怎能不围绕高考这根“指挥棒”转呢?“应试教育”又怎能不从中学上溯到小学乃至幼儿园呢?


至于第六方面的学术环境,无疑也是成材的一大要素,但对此要作具体的分析。当代中国,学风浮躁空前,然这主要发生在最近十余年,加上“大跃进”和“文革”时代,也无非是近30年光景,未构成主体。“申请经费的潜规则和学术评价的不公平”所经历的过程更短,它的负面主要是今后而不是往昔。“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的不自由”,其影响主要是“前三十年”。在“后三十年”,这种“不自由”在人文科学方面继续有所存在,但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不大,除非科学家主动去迎合。如热衷于“文山会海”。


综上所述,目前的探讨基本上不涉及本质;指出的问题在逻辑上均不周延,都不足以阐述中国大陆学者为何至今仍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根本原因。


也许,还存一个模模糊糊、时隐时现,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体制。讨论“体制”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本文对此的态度一般是回避。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放开讨论,出不了大师与体制也无必然的关系。因为,一方面,苏联时期的科学研究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若干领域世界领先。另一方面,也是更直接的是,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留学生走出国门也与此同步,且出去的又大多未归。与体制有关的政治运动、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官本位等因素,在他们身上似乎都不存在了;是否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自然人”还是“社会人”[18],也无关紧要了。但这些留学生或华裔在国外同样没有问鼎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让我们与“表2”中的民国、港台培养的科学家对照一下,即使从“科学的春天”来临后出去的一代留学生(不论他们是否回国)算起,也应该是成批获奖的时候了,可我们仍颗粒无收。坊间盛传的所谓中国人在国内“不这么样”到了国外 “就这样”了的说法,若特指学术大师而言,混淆了民国学人、港台学人与1949年后的大陆学人的界限。事实上,大陆学人到了国外仍在“不这么样”,至少还不能与顶尖的民国学人、港台学人比肩。政治折腾后果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一个大国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毫无关系;培养的高端人才与推翻的前朝不属同一档次,这的确使人尴尬。然而,既然在同样的土地上、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也曾孕育过一批一流的科学家,且这是一个“在欧美传统主流之外,具有能与欧美一流同辈同行进行学术竞争实力的唯一群体”[19] ,说明这个民族的智商不低;既然同根同脉、弹丸之地的港台文化也能培养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得主,说明传统文化、国民性格等负面因素,不该是我们前进的主要包袱。本文将从此切入,寻找答案。


(二)明清出学术大家的规律


诠释出人才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地说,无非是主体(观)与客体(观)、内因与外因。笔者对我国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发现了两个规律性的东西。一是明清的专家学者集中产生在教育(科举)发达的地区,这就是客体、外因,即环境。而这种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县级以上的科举发达地区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积累。一个地区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的人才类型也有一定的顺序。通常是科举人才→仕宦人物(与之并列的是文学或书画人才)→学者。几乎没有倒过来的。所以,一个地区从教育勃兴到著名学者的产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如吉水之罗洪先、晋江之李贽、上海之徐光启、余姚之黄宗羲、鄞县之范斯同、昆山之顾炎武、桐城之方以智、侯官之林则徐、湘潭之王闿运、南海之康有为,莫不如此。另是明清学者一般产生在具有中产阶层及以上经济水平的仕宦、书香之家,或这类家庭的破落户。一个贫寒之家出人头地的经历通常是:一代或几代力农或经商致富→一代或几代读书→做官。此后,有的能富贵几代,有的就迅即破落了,更多的是渐渐下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基本如此。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之家,几乎没有其它家庭。在这里,家庭或家族相对于社会条件是内因,相对于学者本人来讲,又成了外因。无数的案例表明,一个学者需要一个家庭或家族数代人的接力。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赤贫之家的男孩,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一代很难成为学者”,是本人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30年观察的结论[20],也是提出和解决本课题的理论来源和史料支撑。


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者具体产生在哪些地区、哪一家庭不能预测,但集中产生在哪些地区、哪类家庭,既可以归类,也基本上能预见(事实上,前面讨论的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的籍贯与家世,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学者仍无多大的变化)若打破了这些规律,学者难以产生。


(三)民国大师辈出的几个条件


朱学勤先生曾感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21]。也是民国大师辈出的前提。但是,这个教育奇迹的出现,也是有前提的;教育成功地转化为人才,则是遵循了古今中外的成材规律。


1、废科举前,我国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农村和县城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受知识结构的制约,现代欧美的学者不管出生在何处?他接受的主要教育一般在城市(含市郊),人才的主要活动地也在城市。因为著名的大学大多在那里。故把教育的重心扎在城市,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个硬件;把“读书种子”吸引到城市,是其成为现代学者的重要一步。


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文化的重心在农村,教育与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但以清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为标志的书院城市化运动,导致文教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传统学术精英或新型知识分子的造就几乎都已离不开城市。即废科举前,我国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农村和县城向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转移[22]。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与学生来源的社会结构(详后)——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两大因子基本上未变,这就为“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创造了一个条件。也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在空间布局上一开始就与世界接轨了,这对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讲尤显得重要。


2、废科举后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


废科举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可近几年,一些学者进而演绎出废科举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断裂,或曰“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23]。前者模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界限;后者则混淆了“之乎者也”与“声光化电”的区别。“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本来就不那么关联,它们之间何谓断裂?辨析这些概念,并非做文字游戏。这涉及到对废科举必要性、及时性与和实践结果的认识,也是影响到对20世纪中国教育开局的盱衡。


看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是否断裂?我们认为主要观察以下两方面。第一,文化的内容与载体是枯渴了还是丰盛了?在某一坐标中,文化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第二,从事文化的人是少了还是多了,文化人的工作距离时代水平是近了还是远了?事实证明,水到渠成的废科举,使中国的文化形式日益增多,课堂内容丰富多彩,西化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新闻出版体系等迅速构建,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层次都有较大的发展,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大师辈出,更重要的是一些自然科学家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正如姚蜀平赞叹的:“在中国人从世界科学舞台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后,又重新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换来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具有从事近代科学研究的能力”[24]。如果不是废科举,这些成就是无法想象的。故废科举与其说中国文化的断裂,不如说中国文化的转型。要不是可恨的日本侵略者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次转型的成效将更为突出。


废科举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成功转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20世纪上叶的中国,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乱”。可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兵荒马乱相继,政权更迭频繁,但与传统中国一样,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依然是横向流动;数千年进化、遗传的“读书种子”还主要通过家族或家庭的传递得以保留。科举结束后,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以科举人物为主。正如桑兵所说,废科举后掀起的兴新学的热潮中,"学生由士人脱胎而来,小学以童生为主,中高等则生员居多"[25],又在秀才中挑选比较好的送出去留学。随之而来的北洋政府,没有把科举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这么样”;南京政治也没有跟旧时的和北洋时期成长的读书人“过不去”,更没有叫他们“断子绝孙”。可以观照,民国时期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换了,谋生的职业变了,但文人来源的社会结构没有变,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如成名或活跃于20世纪上叶的国学大师如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基本上是书香后代,而无一来自无产者之家。正是一代一代地善待哪怕被暴力推翻了的“前朝”留下的文化人及其子女,才使华夏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至于中断;也正是废科举后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使民国的精英文化大放异彩成为可能——“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26]。


3、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


教育的主舞台搬到了城市,“读书种子”留给了这个民族,接下来要看执政者如何管理教育了。


民国是一个内乱外患,战事频繁,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印象中,民国政绩不但乏善可陈,而且,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民国”一词一度成为反动、腐朽、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甚或是“敏感词”。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朝[27]野发现,与当代中国鲜有大师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民国学人风流,群星闪烁;大家辈出,争奇斗艳。民国教育已经与世界接轨,西南联大办成了世界准一流的大学。民国学术与高等教育的辉煌,虽不是本文解读的重点,但它毕竟是共和国的前身,离我们最近。如果说,古今中外凡是好的、优秀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民国成功的教育经验,学人真正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抱负与风骨也没有理由排斥。民国时期,教育界似乎没有说如何向世界接轨、也没有向世界一流大学挑战的底气,更没有把“改革”、“创新”等动听的名词挂在嘴边,他们采取的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从办学体制(公/私立)到课程设置、从学校管理到聘师招生、从大学规模到发展速度[28],大都老老实实、死心塌地(胡适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并无别出心裁的东西和开创新局面的壮举。即使有成绩,恐怕也不善、不便抑或是不屑表达。蒋介石一再声称他的办学是失败的,即使在他败退台湾时期,还在反复“检讨所得的结果,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与文化”(按:尽管这里的“教育”不仅指纯教育,但蒋的反思是真心的,诚如熊明安所说“蒋介石对其统治时期教育失败的分析中,指出了教育的种种弊端,还是比较中肯的”)[29]。民国教育普通、常规、平淡的很。要不是当代中国出了个“钱学森之问?”,没有多少人会对民国教育回眸。但正因为拿来、老实、普通、常规、平淡,使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决策上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避免了大的挫折。这就够了。因为教育有一大特征:好的决策需要执行的连续性来保障,实施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素,教学效果也并不能立竿见影。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且不说这种方针是否在以后得到了延续,就是其示范性成果——西南联大的办学成效,主要也是在新中国及50年代后的海外学人身上显示出来的。而坏的决策和举措倒可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如“文革”初期停止高校招生的决定,同年夏天那场学生对教师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脚的闹剧,使中国高校旋即瘫痪,且后遗症至今未愈。故我们认为,在教育中排除错误的决策远比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得重要。当然,“错误”与“正确”有时是视角转换而已。如抗战时期选择“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正确决策,也可以说,排除了将各级学校办成“战时短期训练班”的错误主张[30]。


民国政府对教育的无为而治,执政党及其教育部长们拿教授没辙[31],恰恰促使了民国高等教育按部就班地进行,因而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回报。而此绝非偶然成功的特例。初览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相反[32]。


站在教育与成材的角度,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与民国大师辈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很多,但根本的区别是前面揭示的两点:民国时代保持了清季留下来的“读书种子”的自然延续;民国政府在教育决策上没有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而1949年后的大陆正好相反: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 “断子绝孙”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在教育决策上屡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详后)。且这些决策是政府行为而非教育工作者所能左右的,故责任在执政者。


*本文实际讨论的是新中国为何难出学术大师?考虑到当今大师满天飞,为了不混淆此大师与彼大师,就用这标题。我觉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        


(未完待续)


2019-08-23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①]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而知识移民的增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面临诸多困难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更为世人所关注。

[②] [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第378-391页,周叶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第971页,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同注②,第381页。

[⑤] [美]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下册) 第886页,刘文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美]I·阿西摩夫:《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第43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同注③,第971页。

[⑦]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2) 第335-339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⑧] 同注③,第978页。

[⑨] 缪进鸿:《国运坎坷的匈牙利和波兰近代为什么能一度人才辈出》,载缪进鸿:《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丛书之五·人杰地灵?!》第94-121页,2010年10月(待版稿)。

[⑩]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3) 第252-255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11] 同注⑤,《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下册)第736页。

[12] 参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26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就拥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较多的国家与很少或没有的国家的原因来分析,我们可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前者的条件总是相似的:国家经济发达、大学历史悠久与著名、高等教育平缓发展、学风严谨;后者则各有各的原因。以新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折腾所赐。

[14] 沈登苗:《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

[15] 赵红洲:《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年第6期。

[16]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17] 这13位科学家,仅崔琦1人是解放后出去的。崔琦1949年小学毕业,后在家辍学两年(这应与他的家庭是富农成份有关),1951年,他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香港。详见杨建邺、肖明编著:《荣耀中华——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传》第236-237页,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18] 吴礼权:《“自然人”、“社会人”与创新——对“汪品先之问”的回应》,载《星岛环球网》2011年1月23日。

[19] 周发勤:《中国老一辈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几个特点》,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年第2期。

[20] 本节详见沈登苗:《仕宦生活与作家成才之关系》,载《人才科学研究》1992年第3期;《明清科学家为何大器晚成》,载《人才管理》1995年第5期;《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等。按:含撰写这些文章所读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传记。

[21] 朱学勤:《大国崛起不是几个数字》,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8期。

[22] 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载《招生考试研究》2009年第1期。

[23]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24] 姚蜀平:《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1期。

[25] 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6] 周谷城:《要科学对待民国这段历史——〈民国丛书〉序》,载《出版史料》2008年第2期。

[27] 如温总理常为当代中国“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而内疚。详见温家宝:《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12日第①、③版。

[28] 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是比较匀速地发展的。其中,国民党统治时期(1928-1949),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人数除了抗战时期几个特殊年份有较大波动外,不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参见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第285-2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 详见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第212-219页,重庆出版社1997版。按:现在看来,民国比较成功的地方,却却是“教育与文化”。至少,在学术大师的培养上,今天大陆仍难以望其顶背。

[30] 参见陈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应作平时看”方针的实施和影响》,载《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1] 详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35-4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2] 以高校学生规模论,发达国家一般以10%以下的速度递增,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个特殊年份一些国家有异动外,不存在“跳跃式”发展的现象。详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洲卷)第945-952页、(美洲卷)第766-773页。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第7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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