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谈“成长”与“长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2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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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其实上半年我就注意到第一期“教授茶座”活动,看到同学们与王恩哥校长的对话。首先,我觉得对话这种形式挺好的,对话能激活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很多先贤哲人的思想和资源都是通过对话记录下来的。大家熟悉的《论语》、《朱子语类》等都是对话形式的经典。对话这种形式比较活泼,现场感强,有一种直接的互动。我感觉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对话发现的,也通过对话去回应。其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多年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一直徘徊在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从成长走向长成”;本来还想到一个副标题,就是“充满探索的过程”,后来觉得这样有些啰嗦,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


我跟大家成长的年代很不一样,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的—些同龄人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初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动荡,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天翻地覆式的心灵压迫,跌宕、起伏、波折,这种体验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我18岁去黑龙江,在北大荒待了将近十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期。现在大家看知青回忆录,都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国家民族都经历着严重的历史曲折。我去了著名的垦荒地燕窝岛,前面几年当农工,后来在边疆农村的小学校做民办教师,盖房子的土坯是自己脱的,苫屋顶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孩子,也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和孩子们的成长。“文革”之后,我们陆续离开边疆的时候,当地的老职工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还不知道要走出去。这样的一些过程,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自己受到波折和压抑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努力去做了在那种环境中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铁路和火车的孩子,还是很有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成长”过程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孩子们成长经历的观察者和促进者。


我是1978年才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从北大荒回来到我考大学,中间空了一年,就是人们说的待业。我待业的那年,在172中也就是人大附中代课,接触过一些中学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作为老师,我的经历算比较完整,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就每一个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成长中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


人生中有无尽的挣扎,挣扎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这种挣扎与我们的成长相生相随。成长就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愉快;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前摸索,不断积累。所谓“长成”,比成长更复杂,它没有一个终点。长成是一个个节点构成的,是过程性的,“止于至善”,没有终止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另外,长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界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体悟到点滴式的长成。长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人格独立,心境通达;它会有外在的呈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不可能千人一面。大家各有特点,比如周到、果决、开朗、沉稳,可能都是成熟的表现,也可以说都是逐渐“长成”的标志。我想强调,从成长到长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肯定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磨砺。我们现在常说陶冶情操,“陶冶”是什么意思,“陶”是制陶,烧制塑造;“冶”是冶炼熔铸,哪个过程都不轻松。我们学业中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哪个动作都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喜悦,和我们起步阶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节点式的、探索的、推进的过程。


个人经历与选择


Q:您选择历史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吗?您对历史研究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提出来。我2006年出过一本书,今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是写北宋的《祖宗之法》,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学业上不曾使他满意,而且这样的感觉一直啮噬着我的心。”出版后我送给周围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上海师大的老师,她的先生是做实业的,他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看完后,说“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我很怕别人说我“家学渊源”,我怕这样连累了我父亲。其实我觉得我和父亲隔着一代人,因为我父亲44岁才有了我,我上大学又特别晚,那时他已经不教课,真正教我的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父亲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曾经是胡适校长不在编的秘书,也长期被批判为“白专”。我的同事刘浦江老师,写了我父亲的百年回顾。他说历史学者50岁到70岁学术创造能力最强,但是我父亲在那期间却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种情况跟那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我父亲从来没有刻意培养我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他可能是觉得学人文的与当时社会的导向联系太紧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以帮人助己。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是想做文学家,写小说,这大概跟当时语文老师的鼓励有关。下乡以后,我发现写小说需要有浪漫情感,而我并不擅长,于是就放弃了。


我对历史的选择不能说完全没有从小耳濡目染的因素,因为家里的藏书和周围的话题都和这一方向有关。但是这个愿望不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这一代人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命运似乎是被规定,而不是能选择的。我报考大学时,因为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只能选择文科。当时报了北大两个专业,中国史和中文系的语言专业,觉得这两个专业离时代、离政治比较远,后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又选择了古代史。1977级和78级学生来源比较特殊,班里有很多强者。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选研究方向,我选择了宋史,原因之一是当时关注宋代历史的人不多,不是热门,竞争者少。


硕士期间,我主要做制度史,做宋代文官的考核制度,写了硕士论文。90年代之后,受到“新史学”的推动,关注社会生活,所以又和台湾学者一起做过家族史的研究。大致与此同时,妇女史的话题渐渐兴起,于是又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开设课程、指导学生。历史问题不是隔绝的,表面看各是一个板块,或者说各成研究单元,其实是相互连通的,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对于官僚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当时观念的影响,方方面面都是有内在关系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再回到制度史,转过头来观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走向“活”的制度史》,希望历史学研究能够突破一些界限,变得鲜活起来。


Q:我想问一下关于人生道路选择问题。因为我们毕业以后要有三年的工作经验,然后返回校园再来就读,我的那些同学毕业以后想选择的道路和我所想的有很大的差别。从历史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预判哪一个是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反思,学科的目标不在于预判,但反思可以说是预判的一种基础。我觉得,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选择还是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己比较有激情,觉得比较有挑战感。这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说,比如说有的人选择这条路对他而言是最合适的,但是对于看上去差不多背景的另外一个人,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这里面有成长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的期待,也有来自家里的负担等等;另一方面,又有自己内心的兴趣。我觉得,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往往是有挣扎的,会有选择的痛苦。人生是由一些“节点”联结起来的。节点上的选择也就是路径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选择;但关系一生的关键选择可能只有几处,你的这一选择可能关系到你将来的若干年。当然这些选择也不是不能回头的,有些选择你当时觉得激情满满,但是过了两年之后你发现其实并不适合,可以再走回来。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失败,如果你能从这些经历中汲取到人生的阅历和经验,那么这种所谓的弯路也只是人生的一种螺旋上升而已,不必为这此而沮丧。


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我在北大荒待了近十年,有很多的痛苦和不如意,当然坎坷与周折也让我增加了阅历。今天有机会选择,是历史的进步,选择要慎重,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理想条件下,首先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有的时候你也不得面对周围的环境,妥协中的坚持也是你完整人生中的一部分。


从成长走向长成,里面是有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感的。担当并不永远都是非常愉快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沉重的。但是只要你敢于担当这份责任,将来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经常感觉到一种挣扎,一种矛盾,一种纠结,但是我知道,正是这种矛盾和纠结,使我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Q: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没有能完成他最初的想法,他也做出了妥协,我觉得挺悲哀的。我从小也是被家长安排,上大学也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妥协。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其实,北大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天的学习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你要知道,你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想去选择。


换个角度说,很多时候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调整,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就算在一个时期里面,你的理想和愿望不能实现,那么你也可以将它们记在心里,寻求机会争取实现。比如说你在法学院读书,假如你想学经济,你可以往经济法方面走,你可以去做法官、律师、研究者,可以寻求“板块”的交汇处。有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现实发现自己的优势。你上过法学院,就跟你没上法学院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学习的内容会构成实在的积累和优势,这些优势会成为日后选择的出发点,有助于提升将来选择的高度。


即便像王安石这样意志力强韧的人,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但他朝向一个目标持续努力,不能说无所推进。他希望能“变风俗,立法度”,这是高远的目标;还有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说解决农民的疾苦,怎么让农民乐于务农,等等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法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功。退休之后,他会读书,抄录佛经,会和苏轼这样的人谈天说地,讨论诗词。王安石是一个眼界高远的人,而高远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是有一个终极的理念,另一方面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他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部分实现了,这也是他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所以,我想我们要从更积极的一方面去看,现在打下的基础让你变得成熟。下面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往前走,今天会为将来提供一个阶梯式的平台。


史学研究与人文推广


Q:现今,很少见到学者出版一些通史类的著作,研究的领域大都是一些在外人看来很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史料也都是一定的,形成一种新观点、新角度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出现新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师,那么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素质呢? 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海外和在国内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首先,历史研究肯定是没有穷尽的。我觉得历史的研究有不同的关怀、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问题确实是研究者众多,可是仍然会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另外一些研究不是仅限制在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可能是对于历史脉络、历史观的研究;我们怎样看待特定的问题,应该以什么样的范式去研究。即便对某一具体事件,研究路径也会不同。以甲午海战为例,这一事件其实没有持续多少天,但是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若干年,到现在也还没有画上最终的句号,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具体的问题,也还是会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新的研究出来。


另外一点,我觉得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反思。历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当然所有的学科都是特别的,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历史学的特质我觉得就在于它长于反思。反思什么呢?它反思某些事件、某些人物乃至一个民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让我们从中有所体悟。如果历史学走不到这—步,仅仅停留在个別人、个别事件身上,那么历史学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人物与事件的考订、叙述和评价不是没有意义,但是“意义”不能止步于此。国家、民族的发展路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眼光,需要智慧。回应现实,展望未来,我们要认识时代的纵深,不能满足于扁平表浅。我们不能什么都靠回头去看;可是观察走过的路,相对来说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一点。过去的弯路不要总是重复,过去有许多悲剧不要一次次重演,至少我们要学得聪明起来。而怎样才能做到“聪明”起来,是要靠严肃反思的。


过去我们常讲比较宏大的规律,比如说百川归海,河流总是要流向大海的。但是归向大海的路径明显是不尽相同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路径往往是可选择的。比如说,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二十五年,有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庆历新政。这两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差不多,观察到的问题也差不多,但是 他们的改革方针和切入路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是,要问我们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大家看到的基本差不多;但是要怎么解决,想法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历史学所能提供的智慧不是那种一对一的锦囊妙计,不是直截了当的答案;它提供的是一种冷静分析的能力、一种洞察的睿智,一种少走弯路至少是不重复过去弯路的能力。历史的反思让我们个人,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变得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历史学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


我们要把历史的视野放开。刚才你说到用来研究的历史材料都用得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新的材料也还不断出来;至于大家熟知的那些“老”材料,在有了新观点之后也可能又成了新材料。好多材料我们都是读过好多遍的,但是我们过去没那个探寻意识,相关材料就没被“激活”。现在脑子里有了一个问题的刺激,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回过头去看,这个材料才活了,才凸显出它本来的内在的含义。现在考古、古文字学、民族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为历史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你们这一代人的语言能力比我们那一代强,驾驭各种民族语言、把握域外材料、解读各类文本的能力也就比较强了,很多过去利用不了的材料现在变成可利用的材料了。所以说这一过程是没有穷尽的。


另外,说到国内的训练和国外的训练,我觉得各有所长。我们和海外学术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各个学科发育的时代、学科的背景都很不同,有一些传统的优势学科,也有一些相对弱势的学科。现在我的学生凡是要学社会史的、学女性史的、学民间宗教的,我都鼓励她们出国去读博士,因为这些学科在国内相对来说没有形成完整的训练体系。但是如果你是要做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是官僚制度史,我们是有一定优势的。


总之,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因人而异,要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根据学科的相对优势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哪怕你是国内优势学科培养起来的博士,也应该找机会出去,从整体思路和研究格局上可以开阔视野。建设一个交流的平台,养成一种交流的习惯、对话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新的探索,新的议题,都是从对话开始的。对话会激活许多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别人在做些什么。如果做的是类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异质的训练方式为我们彼此带来了什么。从这样的意义来讲,有一段“走出去”的经历应该说是有帮助的。尽管我们国内的训练也有长处,但整体上看他们的学科分布比较完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综合训练比较全面,批判思维比较充分,循序渐进的培养方式、各个阶段不同的规范和标准,这些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


Q: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一直都有去受史学训练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博士的阶段是想要读历史的,而且我就是想去海外读历史,想去海外读古代史,我在本科、硕士阶段都读中文,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到博士阶段已经缺失了前面的那些训练, 直接从博士开始读历史会不会太晚了?


我上学期在哈佛教授的课程,其实是一个纯历史的制度史课程,但来上课的有学法律的、学宗教的和学文学的,而且学文学的最多。我觉得学习没有所谓的太晚,至少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你要善于把握自己的方向,你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劣势在什么地方。国外的选课是相当灵活的,专业方向也不像我们这么严格。比如说在美国,很多跟中国古代研究有关的都在东亚系,文学、史学都在。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这个指导小组里会有做史学的、做文学的老师,可能还有做经济学或是政治学的教授。这样一个学生得到的指导就不是来自单一学科,正因为这样,学科背景问题不是那么突出。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融通的,而且融通也是受到鼓励的。你要把握住你自己的方向,要知道史学的训练和其他学科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是这种不一样是互补式的,不是隔绝式的。要知道彼此之间的优势在什么地方,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我想不至于有让你特别痛苦的障碍。


Q:您觉得如何扩大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让研究成果被更多人读、被更多人了解?


我们现在会说到人文学者需要有什么样的关怀和素质,其实最重要的是有人文情怀、天下情怀。


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显著的不同在于,我们是从小就受到人文的滋养和感染的。可能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讲故事,更大一点,你自己读书,人文的滋养无所不在,不纯粹由一个学科推动。就人文学者来说,大家都有一种情怀,不论在任何时期----安定的还是动荡的时期,都关切国家民族命运,古往今来,都会有人为此而致力于研究。以朱熹为例,我们过去批判理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束之高阁,不联系当时的实际生活,其实当时朱熹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关心时政,也做了不少“小学”读物,把理念渗透到启蒙教材当中。我们现在说到的《三字经》,就是当年孩子的启蒙教材——当然它里面所有的内容是否都适用于启蒙,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至少当时他们在努力把自己的理念变成一些朗朗上口的、孩子容易接受的内容。


我们人文学者要有严肃的研究与著作,有课堂里严肃的讲授,这是学术圈里具有核心意义的工作;与此同时,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也是有必要推进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的学者来参与这样的工作,包括一些严肃活泼的电视节目。可以先从纪录片开始,现在电视纪录片受众很多,传播很多的人文知识。另外现在有越来越多其它的传播方式,像网络、微信平台。我觉得人文学者应该了解大众的追求,引导大众的趋势。让纯学术的东西走出象牙塔,使之成为能够分享的东西,成为活在大众之中的“精华”。


古往今来的女性


Q:现在的学术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社科还是人文,女性学者的比例都比男性少很多。女性和男性的思维方式确实是不同的,并且现在我们面临着比您当时更多的选择,做学术的概率更小。在您看来,现代女性学术研究的困难有哪些?


女性做学术确实很不容易。像我自己参加各种委员会或评审工作,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屋子里二三十位老师只有我一个女性,其他都是男老师。女性做学术的困难来自很多方面。一个当然是社会的整体环境对女性来说不是太公平;另外还有生理上的,女性完整的一生应该有孩子,她们还需要带孩子,这是母亲应该担当的责任,这些肯定会影响投入学术的精力和时间。另外,从社会性别的研究角度来看,性别并不纯粹是生理性的,社会性的一面是塑造出来的,比方从小就有人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应该怎么样,女孩们就按照这种期待去成长,往往是学习成绩好,但除了学习以外,对周边事物的兴趣和追求的动力,也许就没有那么强。原本男女素质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渐渐地一些被引导了,一些被消磨了。


个人的问题不是单纯个人的,女性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女性的。女性的独立性问题,要在大的框架下认识。马克思认为女性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所谓“独立”,主要是拥有自由的精神和事业上自我选择的机会。如果选择走学术道路,女生要有自觉,知道长处与弱点何在,真正发挥自己的长处。弱点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要发掘潜力,而潜力就要从有差距的地方发掘,意识到差距就孕育着潜力的可能性。女性在学术中不一定是弱势的,女性有女性的长处。比如说,女学生或女学者,一般来说处理问题比较细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而学术上呢,很多东西都是要从细节开始的,关注细节、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重要。有些学术成果的高下之分就在于细节打造得怎么样。女性相对敏感,处理问题比较有分寸,学术追求上有韧性,这都是女性通常的长处。女性在学术领域里要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不一定女性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拘谨、小气的,有很多女性学者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大气的,是有开阔格局的。你要意识到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应该有一些楷模,或者是心中追求的高水准的范式,把这些都丰富到你个人的知识库、能力库里面,变成你个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到了这个境界,也就不分男女了,也就无所谓男性强还是女性强。


2011年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见过一位女性的研究中心主任。她跟我说现在研究人员中女性已经越来越多了。她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她觉得可能是一种性别偏移。她认为女性活动的余地小,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定的工作。而男性呢,好像不太受到家庭的牵累,所以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一些男性就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待在一个研究机构里。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我想,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女性在学术领域里不见得总是弱势的。你要意识到可能的问题会来自什么方面,对这些挑战要有自己应对的方式,这应该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独立与自由的光辉


Q:您介绍说您父亲和胡适先生颇有渊源,那么在您心中胡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者您可以分享几个有关于胡适先生的故事吗?


我跟胡适先生从来没见过面,他1948年离开北大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北大还在沙滩红楼,教师的宿舍都分布在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大家现在去查北京的地图,有一个叫东厂胡同的地方。东厂是什么?东厂就是明代的特务机构。那个胡同的位置在现在的中国美术馆的正南方。东厂胡同1号是胡适先生住的地方。包括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张政烺先生、我父亲他们都住在那里。那时候,胡适先生住在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小院子里,我们一家住在南墙那一排。胡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只是从各种回忆录里面知道的。我姐姐她们和胡适先生是直接接触过的,我大姐还帮他抄过稿子。


胡适是一个追求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者说是思想家。他的学术成就十分丰富,同学们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他的自由主义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从政治立场上来讲肯定是同情国民党,而不赞成共产党。但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来学校里抓进步学生,胡先生会尽力阻拦国民党的军警,不让他们进学校。他出于北大校长的责任,对学生的保护,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做这种选择,并没有任何犹豫。


我也曾听我父亲说,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叫毛子水 (毛准),有一次我父亲陪着胡先生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路过图书馆,看见一群学生围着毛子水,情绪很激动。胡先生就过去看,问出了什么事,原来是学生要订阅《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解放区出版的,是共产党的报纸,所以图书馆没有订。学生因为这件事非常愤怒地围着馆长在抗议。胡先生就说:“他们要订,就给他们订吧。”毛子水当时就说:“我是图书馆长还是你是图书馆长?”于是胡先生就沉默了。从这种大大小小的点滴事件,能感觉到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贯穿于任何一个具体抉择,任何一次“第一反应”里。实际上,很多时候第一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它正是出于长期积累的直接态度。第一反应尽管并非深思熟虑,却往往能反映出最深处的内心抉择。


Q:我想问,在北大发展的过程中,北大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和其他学校有什么不同?


前两天,看见任彦申老师的文章,他说他在北大(做党委书记)的时候,一位中央领导跟他说,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能没有,也不能太多。我不知道这位“老领导”是谁,但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意思。北大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她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地位是很特别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本身很坎坷,而北大差不多是同时期诞生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成立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北大的特质之一是追求独立精神,追求真理,不人云亦云、不追逐潮流。这也是真正的大学应有的精神特质。哈佛大学的校徽就体现着一种与“真理”同在的精神。这样的一种目标是要去追求的,而且是若干代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不懈追求。


独立精神作为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大学需要有效率,需要有发展,这些都是能够让大学成长起来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追求效率和发展的同时,国家民族的根本命运需要有社会脊梁来承担。这些精神渗透在北大师生的课内外活动和言谈举止中,延续民族血脉,培育青年人才。这种追求和坚持是值得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


说到今天的北大,肯定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只要北大的人文精神还在,北大就是有希望的,独树一帜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要共同维护一方人文圣土、学术净土,任重而道远。


(本文原载于叶静漪主编:《北大教授茶座》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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