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哲学何以成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9-03-26 06: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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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源  

   在哲学的诸多定义中, 关于真理的科学或者对真理的追求, 是人们普遍较为认可的结论。此处的“真理”, 显然不是从直观经验出发就能得出的所谓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 而是超越经验常识的思考, 是在思想中对时代的把握。事实上, 哲学与其所处时代的互动关系, 始终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重大思想议题。哲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 因而与时代变革休戚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因此,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 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 (P220) 这个论断充分表明, 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研究哲学体系在其内部逻辑演进过程的同时, 更要探究哲学外化并作用于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说, 哲学究竟以关注怎样的重大时代问题的方式, 引领和指导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 在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亦称“真理标准大讨论”) , 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这场思想运动不仅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转变, 而且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发生的全部重大哲学事件, 都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都可以视为哲学与时代互动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已历40年的今天, 重温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问世历程和具体内容等, 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

   按照通常的理解, 由基本的或主要的哲学问题引起的, 有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广泛参与的, 对特定时代的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在未来时期可能引导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事件、活动和事实, 统称为哲学事件, 包括关于重大哲学问题和基本哲学命题的讨论、围绕其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对重要哲学思潮所做的反思或批判、重要哲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重要哲学出版物的问世和与哲学研究相关的重要学术组织的建立等。一言以蔽之, 哲学事件就是哲学的特定发展阶段或某个哲学思想背后的“故事”。可见, 哲学事件既是哲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必要条件, 又是人们理解特定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线索。

   这里很清楚,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来展开的, 因而能够归到哲学事件这个范畴。同样, 围绕这场思想运动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 诸如《光明日报》编辑部于1978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7月17—24日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全国性研讨会, 新华出版社于1979年7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俗讲话) 》 (以下简称为“通俗讲话”) 一书亦不例外。“通俗讲话”等, 也都可以看作哲学事件。

   在上述哲学事件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揭幕者”, 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 是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学术活动或出版物都无法比拟的。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活动或出版物在这场大讨论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 正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普遍参与, 才使得这场大讨论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哲学事件。就“通俗讲话”这本小册子而言, 不应因其讨论命题的常识化、写作风格的通俗性、论述逻辑的简明直接等, 而断然将它排除出哲学事件之外。相反, 应当看到它在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影响力普及到基层民众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该书是当时全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它前后共印刷2300多万册, 光是解放军在全军范围内进行“讨论补课”就将它作为教材翻印了500多万册。[2]各地 (市) 、县报纸普遍转载, 部分省 (直辖市) 报纸也纷纷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反复播放这本小册子中的内容, 听众总量数以亿计, 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被人们誉为“新时期的‘大众哲学’”。仅从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这一点出发, 就可以直接将“通俗讲话”单独归为重大哲学事件的行列, 而非重大哲学事件的组成要素。

   在将“通俗讲话”归为哲学事件后, 接下来就要探讨它的时代背景, 以更好地理解它能够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原因。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它反映着理论同实践的关系的一个方面, 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那么, 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 为何能在亿万民众心底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巨浪”?这只有从特定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 在因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将哲学推向如此瞩目地位的同时, 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制约着历史见证者的视域。当时的人们对破除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热情, 远远超过了对哲学基本原理的普遍关注, 这就更要求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较为完整而清晰的把握。

   根据既定的结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出于新形势下思想“拨乱反正”的需要而进行的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这个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高度的结论无疑是准确的, 但往往又会给后人即历史的未经历者理解这段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 甚至形成这样的错觉:正确的思想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错误的思想。至于错误的思想究竟错在何处, 正确的思想如何被人们所接受等, 都是未经历者无从感知的。某个特定思想在刚刚诞生时, 很可能无法为人们接受, 也无从辨识正误。可以把正确的思想终究会战胜错误的思想视为前提, 但前提只是包含可能性, 也就是包含潜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它要转化为现实和必然还有短暂或漫长的历程。比如, 马克思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思想论战和实践斗争, 才消除蒲鲁东主义在罗曼语地区的影响。这样看来, 我们决计不能只接受正确思想的形式, 还要理解它的作为本质的内容本身, 包括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在内, 从而在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基础上达到对现实的准确理解。当然, 在描述特定思想的时代背景方面, 也不能只采取宏观叙事, 而是注重微观叙事。从哲学事件的角度来探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各种具体事件, 也应当如此。

   回溯“通俗讲话”的时代背景, 尤为需要引入革命导师这个概念。革命导师有着极高的甚至绝对的权威, 他们讲过的话及其著作中的内容, 哪怕是只言片语, 都会被绝大多数人直接等同于真理。可是, 革命导师所讲的话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境遇。用今天的一个普遍共识来说, 任何理论都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 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 必然引申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于革命导师讲过的话, 是必须生搬硬套, 还是从实际出发, 在完整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加以运用?质言之, 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这个问题, 势必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例如,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 把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宗教信条, 将革命导师变为顶礼膜拜的神像;在判断是非曲直和思考具体问题时思想僵化, 只是一味照搬照抄, 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接受实践的检验;在遭逢现实问题时畏首畏尾, 不敢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全然不顾现实发生的各种变化, 固守革命导师说过的只言片语, 不假思索地句句照搬, 把坚持实践标准妄加定性为“砍旗”的“弥天大罪”, 等等。不只是如此。强调实践标准在当时不可避免地被误解为一元论, 从而使人们产生关于它的根本质疑: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是否会贬低理论乃至思想的重要性, 是否会进一步引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

   更为重要的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总任务亟须解放思想。当时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包括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等, 根本无法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如果凡是革命导师说过的话都必须照办, 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说过的话 (如实现四个现代化) 就不能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解决上述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敢于说真话, 敢于说心里话;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 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逐一解决。这样看来, 人们在真理标准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发生的争论, 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总而言之, 时代变革在呼唤思想解放和哲学出场的同时, 也使得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倾注于以某个哲学命题为代表, 破除思想的束缚, 而不是这个哲学命题本身的形式。

  

   二、“参与”思想解放的历程

   以上讨论的时代背景是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 是“通俗讲话”的“大背景”。我们还需要阐述其具体的“小背景”, 要将与之相关的其他哲学事件梳理清楚, 进而引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大哲学事件的问世历程, 表明哲学如何在思想中把握时代和时代精神。

   张德成以笔名“张成”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 尽管只有1000多字, 但字字珠玑。该文在区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的前提下, 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决不能直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强调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 即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收到此文的几十封反对信后,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邢贲思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 对当时的两种主要观点———真理的标准应当是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对它的贬低与侮辱———作了解释和回应。1978年5月11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正式刊发。6月24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评论员文章, 从理论的角度系统回应对实践作为真理唯一标准提出的诸多质疑与责难, 包括不可知论、怀疑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

   与此同时, 国内理论界纷纷组织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6月和7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 共同先后组织召开两次百人以上规模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论证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正确性;辨析了重新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原因及意义;指出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产生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将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 或者将相互联系着的原理割裂和对立开来, 诸如将理论的指导作用与实践标准对立起来、将认识的条件和方法与检验真理的手段混淆起来, 将逻辑证明与实践检验对立起来, 将知识的相对性原理与相对主义混淆起来等;讨论了如何说明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标准之间的具体关系, 历史的实践和当前的实践之于检验真理的不同作用, 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实践标准与确定性和不确定的问题, 等等。[3][4]上述两次理论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深入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国各地理论界纷纷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会, 部分会议还邀请参加过上述两次理论研讨会的代表传达会议情况。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不仅对上述会议作了深度报道, 还在1978年第7至9期上连续刊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答读者问”专栏, 学者们并未采用纯粹的概念辨析和抽象的逻辑推演等方式, 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对引导基层民众转变认识从而解放思想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和方法得当, 《哲学研究》杂志的威信大增, 在当时一度达到200多万份的发行量。此后,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还主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上、下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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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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