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13-12-23 0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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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为  

    

   今年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催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3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中华大地,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序曲。说起这场大讨论,许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的;然而,“熟知不等于真知”,有些史实至今已变得有点依稀难辨。比如,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起点、过程、推动者(主帅等),都成了需要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在这里,我力求根据运动的本来面目,对上述三个问题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做一些探讨。

    

   这场大讨论的起点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或者稍微笼统点说,1978年5月是历史起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起点标志是1977年12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标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种观点认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失之过早,而头两种说法则失之于过晚了。

   1978年5月,是这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全面公开展开的历史起点,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党内酝酿阶段,其起点是1977年2月,邓小平在西山,针锋相对地反对当时华国锋等人提出的“两个凡是”主张。

   邓小平本人在1989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的谈话中,明确具体地指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与此相印证的是,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参见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之所以把1977年2月作为这场大讨论的起点,主要根据是三条:华国锋等人当时已提出“两个凡是”观点;邓小平等人已经明确反对“两个凡是”;思想争论已经在党内高层展开。

    

   这场大讨论的过程问题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三种说法: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两大阶段、十个回合”——内部酝酿阶段和公开争论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包括五个重要回合。

   一、内部酝酿阶段的五个回合

   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初到1978年5月以前,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后来全国性大讨论的内部酝酿准备阶段。在此阶段,华国锋代表的“两个凡是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力量,暂居上风;而邓小平则不惜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以“完整准确论”、“实事求是论”的形式,亮出了反对“两个凡是论”的“实践标准论”的最初思想旗帜。

   第一回合,1977年2月至3月间,当时占据中央主要领导地位的华国锋等同志,经过反复筹划,打出了“两个凡是论”的思想旗帜,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压制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呼声,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压制彻底平反冤案、纠正“左”的错误的呼声。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忧党忧国忧民,可谓忧心如焚,1977年2月“两个凡是论”一出台,他立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同志发表谈话,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在中央的老干部层中间当时就广为流传。

   第二回合,1977年4月、5月间,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先后通过两条重要途径,更加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与思想路线。

   第三回合,1977年7月、8月间,邓小平刚刚正式复出,立即在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上明确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彻底克服“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坏风气,从更深层次上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也触及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深层哲学基础。

   第四回合,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个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是把“完整准确论”与“实事求是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精髓论”。

   第五回合,1977年底、1978年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与支持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与干部平反工作中,在突破“两个凡是论”上又打开了两个大缺口。

   这一阶段,“实践标准论”由被严重压抑,转向在思想道义上占据上风;“两个凡是论”则由明显的统治地位,转向被动地位;但由于他们占据政治权力优势,加上“左”的社会思潮根深蒂固,因而从1978年初直到当年5月初,斗争暂时处于相持阶段、胶着状态;根本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还未到来,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还需假以时日。

   二、公开争论阶段的五个回合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公开的思想理论斗争为主要形式,是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广泛、深入的开展阶段。经过一系列严峻的政治思想斗争,“实践标准论”在同“两个凡是论”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阶段也先后经历了五个回合,形成了程度不同的五个转折点。

   第一回合,1978年5月11日,在胡耀邦具体组织下,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直接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之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两个凡是论”对该文横加指责,邓小平则给以有力支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历时七个月,修改十次,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三个基本事实是大家公认的:文章的最初作者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对文章做了较大修改;胡耀邦对该文的修改、发表起了重要作用。“特约评论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三层:它使“实践标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理论旗帜更加鲜明突出;它从哲学理论高度直指“两个凡是论”的要害之处;它使这场争论从内部进行的党内思想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理论大讨论。这篇文章捅了“两个凡是论”的马蜂窝,于是受到一连串的非难。

   第二回合,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的对立实质。6月24日,在罗瑞卿亲自筹划下,《解放军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有力地回答了“两个凡是论”的攻击。

   第三回合,1978年7月至9月,为了使这场思想路线之争、政治路线之争进一步走向明朗化,邓小平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周扬、邢贲思等一大批理论家也做了大量思想理论工作。

   第四回合,围绕着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是否参与讨论问题,又进行了思想较量。在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支持实践标准的谭震林的文章终于在《红旗》刊出,使“两个凡是论”失去了最后据点,形成了又一个转折点。截至12月初,27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11个大军区、5个军兵种、3个总部主要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第五回合,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历时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标准论”与“两个凡是论”展开了决定命运的最后决战:11月12日,陈云发言带头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政治防线;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华国锋第一次被迫公开检讨,声明收回“两个凡是”。

   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始,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为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经历了“公开争论,决定胜负”的第二阶段。这一讨论当然有个继续深化的历史过程,但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一讨论基本结束。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开始了,邓小平理论也从思想铺垫阶段走向正式形成阶段。

    

   这场大讨论的推动者问题

   毫无异议,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推动的,而是集中了全党全民的集体智慧、集体力量,至少有三个群体,共同发挥了合力作用:

   第一个群体,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二个群体,是胡耀邦、罗瑞卿等第一线上年富力强的领导同志;

   第三个群体,是胡福明、杨西光、孙长江、吴江,乃至周扬、邢贲思等哲学家、专业理论工作者。

   其中,邓小平与胡耀邦二人都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政治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传导作用。这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究竟谁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帅?

   这里有两种说法,值得注意:

   一种说法,是在有些文章中,论及这场大讨论时,仅仅说到邓小平等人的重大历史作用,却根本没有提到胡耀邦在当时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这种说法,有失公正,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另一种说法,则是在邓小平与胡耀邦谁是主帅人物的问题上,有些模糊不清。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是一本下了工夫、资料翔实的好书。美中不足、白璧微瑕之处,是对谁是实践标准论的主帅人物、首要代表,在最后的理论概括上有些模糊不清:“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邓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有力支持者”;“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对这场大讨论的支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给人总的感觉是没有分清主帅和主将。

   实际上,从全局来看,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是:“实事求是论”、“实践标准论”的主要代表、主帅人物、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都应首推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大讨论中冲锋在前,功不可没,但他和邓小平的关系,好像大将与主帅、先锋与总司令的关系,这个关系与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最先明确反对 “两个凡是”提法的,是1977年在北京西山的邓小平;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积极倡导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最有力支持的,首推邓小平;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会议上,对于这场大讨论作出决定性评价的,首先还是邓小平。

关于邓小平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突出历史作用,讲得最清楚、最令人信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胡耀邦同志本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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