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 张文显:新时代首次修宪的法理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 次 更新时间:2019-03-02 23: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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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晔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良法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它演绎出新时代首次修宪清新而深厚的法理脉络。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为载体的前提性法理奠定了良法善治的基调并树立起“修宪之善”的标杆,是整个修宪工程的拱顶石。程序性法理与实质性法理则构成修宪的两个支点,实现了过程之美与结果之善合奏、合规律之理与合目的之善共鸣、形式之精与内容之善统一,使前提性法理实至名归。法理的三频共振支撑着新时代首次修宪,而修宪也启蒙着新时代法理中国的成长。

  

   关键词:新时代;修宪;法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善治

  

   2018年的第五次修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首次修宪,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新起点。这次修宪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引发了法学界、法律界的广泛好评。时事评论与权威解读凝聚了社会共识、打开了理论视野、激发了理论活力,同时也推进了深层次思考:新时代首次修宪的法理支撑是什么?必须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深入探究此次修宪深藏的法理根据,我们才能精准把握宪法修正案所具有的时代深意、实践价值和理论内涵,才能参透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构成修宪的前提性法理


   修改宪法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全局,影响深远,是国家各领域变革的指南针,是社会各环节运转的发动机。正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修宪就必然要三思而后行。“修”与“不修”,并非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要把握宪法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辩证统一,要综合考察宪法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从法理逻辑上,修或不修、可改与可不改取决于特定时代和国情下的宪法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2];“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3];“我国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4]等等。要找准新时代首次修宪的法理逻辑,就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中寻找其前提性法理。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表明了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统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5]宪法是根本法,并不是说宪法就是一部法律大全,而是说它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根基,它像是国家法律的一颗种子,蕴含着法律的一切基因,国家法律就是这颗种子有逻辑有秩序的展开。在我国,“宪法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最顶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赖以产生的法律根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矛盾、相抵触或不一致”[6]。宪法是根本法,还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必须“于宪有据”,宪法是一切行为的逻辑大前提,是一切权力的初始来源,是“基础规范”[7]。宪法的根本法特质,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从宪法入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福祉的法治保障要从宪法起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必须获得根本法的认可,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迈出稳健的步伐。

  

   (二)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体现出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杠杆作用和执政活动中的纲领属性。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宪法规定国家内部各种关系和国家权力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法律指南;第二,宪法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是国家基础性治理制度的定型化”[8],体现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为国家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9],实际上就强调了宪法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赋予“总章程”新的时代精神,多次指出“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把“总章程”的定位从第一个层次提升到第二个层次,就是突出了宪法在国家的动态治理中应起到的作用,使宪法不仅面向过去确认实践经验,而且面向未来指引治理方向。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而以宪法为基石的法治体系也应该日臻完美。只有把具有中国特色和实践智慧的治国理念、治国道路、治国经验、治国思路和治国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宪法规定,并依据宪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定型化,才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携手共进和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同时,只有不断提高宪法的品质、丰富宪法的内涵,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体制高效运转的统领,才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治强生于法”[10],正是治国安邦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让修宪成为新时代走向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不二选择。

  

   (三)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总依据

  

   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总依据,突出了宪法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导航功能,是对宪法之根本法观念的再次升华,是对依宪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法理凝练,是对法治运行中宪法实施的科学认识。“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11]宪法明,则法治兴,宪法与法治彼此依存、休戚与共,宪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法治前景的盛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每个方面都离不开宪法,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石是宪法规范,法治实施体系的关键是宪法实施,法治监督体系的保证是宪法授权,法治保障体系的前提是宪法统领的法律制度体系,法治体系的良性运行来源于良好宪法的有效驱动。同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尤其要保证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于宪有据,增强改革的合宪性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加快,法治各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亟需宪法对这些成果进行确认和保障。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法治仍需先行,要为那些经得住实践考验、经得起历史论证的改革之措和创新之举铺设宪法宪治的轨道,要为那些蕴含着法治新思路、彰显着法治新气象的理论话语和思想体系建设制度性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内涵着宪法更新的需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现实目的推动着宪法修改的步伐,宪法必须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合奏,法治才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业共鸣。

  

   (四)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结晶”的论断,阐明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揭示了社会主义宪法的阶级属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意志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意志。另一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利益与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等同,国家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相一致,国家就是“人民国家”。这样,共同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党、人民、国家在意志和利益上的统一性,而宪法作为国家意志的法理载体,当然也就凝结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三种意志的统一性正是通过宪法实践得以实现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融合在宪法文本上,党领导人民实施和遵守宪法,把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落实在法治运行中。但是,这三种意志并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也产生了历史性转变。在深刻把握矛盾变化、深入分析发展规律、广泛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们构成了党和人民意志的新的成长要素,并被科学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党章修正案中。而作为党和人民共同意志之最高体现的宪法,则相对滞后于党章规定,未能及时反映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新变化、新需要和新理念。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宪法,使其与党章相衔接,使其与党和人民意志相同步,正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成长规律所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要求。

  

   (五)宪法是时代发展的写照与引领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13]我国宪法制定和修改的每一步,都与时代主题相伴、与时代发展同步、与时代需求相应。《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引领和保障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82年宪法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引领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四次修改,1988年修宪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推动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修宪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1999年修宪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关键转型,标志着我国法治事业发展的新节点;2004年修宪把人权保障原则和私有财产权受保护原则写入宪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的里程碑。修宪历程真实记录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社会变迁,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前进道路,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宪法记载着时代前进的轨迹,时代也培育着宪法的成长。在新的时代需求下,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车轮、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本次修宪是对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下展开的,确认了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成就新经验,同时也必将引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的时代课题蕴含着新的历史使命,新的历史使命呼唤着宪法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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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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