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岑仲勉进出史语所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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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但我们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岑在古文、古史、古音研究方面,并未采纳傅斯年的意见,终因学术理念不同离开史语所。


2016年是岑仲勉(1886-1961)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论,纪念这位为中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人。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特别是从1933年到1937年,主要是通过《圣心》上发表的文字,与陈垣建立了学术联系,并由陈垣的延誉,渐为学界所知。第二阶段,是1937-1948年在史语所工作的十年。这是他治学最勤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最有成就的黄金十年。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果,都是在这期间取得的,而且都是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元和姓纂四校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以及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的主要论著。这都是傅斯年所着意表彰岑氏的“史籍碑版”之学。第三阶段,是1950年至去世,是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最后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此前就已一直在从事的《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也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同时,开始接受新理论,编撰《隋唐史》教科书。这部教科书的贡献,是对许多具体史事的考订,而不在于跟陈寅恪的商榷。


岑仲勉有关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成果,为中古史,特别是为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学界即已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即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陈先生而外,当推岑氏。著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足与劳格、徐松的书并驾”。1939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傅斯年遗札》,史语所,2011年。以下傅致函均出此书):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叹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辟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


顾颉刚将他的工作,与清代著名学者劳格、徐松并列;傅斯年则将他与司马光、钱大昕并举;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此外,岑先生一直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最初在《圣心》发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字,正是中西交通史的作品。这始终是岑先生的研究课题之一,作品大多收入《中外史地考证》。这些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引顾颉刚等《当代中国史学》,谈到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将岑与向达并列,称“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所举岑先生文,多是发表于《圣心》上的文字。岑氏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古史研究。代表作,大概就是后来收在《两周文史论丛》(商务,1958)中的文字,主要集中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这是傅斯年下决心要解聘岑仲勉的直接原因。


与岑先生一生学术最为密切相关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傅斯年。陈垣对岑仲勉,有援引(主要是延誉),有帮助(主要是借书),但对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并未发挥大的作用和影响。还有一位,就是陈寅恪,于岑先生的生平出处,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就隋唐史研究而言,他们二位却是同行。


傅斯年把岑仲勉聘入史语所


对岑仲勉的学术人生发挥重大影响的,是傅斯年。岑先生的学术黄金期的十年,是在史语所;奠定岑学术地位的学术成果,是在史语所进行的中古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岑仲勉自己也说:“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52岁到62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转引自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卷五,书目文献,1983)。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如前引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称“他是在1937年初得到陈垣先生的推荐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但我们现在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傅斯年曾劝陈垣想办法将岑聘入学术机构,最终未果。陈垣将启功从中学聘入辅仁,传为学界佳话,但在岑仲勉的去处上,却未能有所举动。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君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版,三联,2010)1935年1月9日,傅斯年致陈垣函:“岑仲勉先生想无法安居此百二秦关,弟时时思欲为之效劳,终想不出办法来,未知先生近接其来信否?”


终于到1937年,傅斯年得到了将岑聘入史语所的机会。是年4月2日,傅斯年致函岑仲勉:


屡承惠赐大著,感佩之至。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兹敢陈其梗概。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二、薪俸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则之一。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任何有给职务。……数年积愿,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


“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道出了傅多年的努力;“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说明是傅要聘岑,因岑与陈垣关系密切且傅由陈而得识岑,故傅将聘岑事知会陈垣,而非因陈垣的推荐——如果是陈垣推荐,傅还会说“得其同情许可”这样的话吗?1937年4月23日,陈垣致傅斯年函(《陈垣来往书信集》):


接岑先生函,知我公爱才如渴,至佩至佩。


可以说,岑之入史语所,不是陈垣的推荐,而是傅斯年“爱才如渴”,努力推动的结果。倘若要感谢,实在是应该感谢傅斯年才对吧。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傅对岑的古籍考订等工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这从1944年哈佛燕京的补贴事上,即可见一斑。1944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谈哈佛燕京社补助费事,岑被袁守和漏去,傅斯年将他人换去,将岑补入到补贴三万的名单;后又补上一万。11月6日,傅又致董函,为补助费事,“乞兄与济之、仲勉两兄一商”。


各行其所是


然而,到1948年,傅斯年却决意要解聘岑仲勉。《夏鼐日记》(华东师大,2011)中有岑离职并返粤事。1948年5月28日:


下午接傅先生来信,关于加薪晋级事,及辞退岑仲勉先生事。


5月29日,夏鼐日记:


上午陈槃君来通知,谓岑仲勉君决定辞职,此事即可如此解决。


6月20日,夏鼐日记:


晚所有宴请向觉明、岑仲勉二先生,连主人共八人。


7月11日,夏鼐日记:


晚间与高晓梅君同至岑仲勉先生处送行,以岑先生明日一早即上船离京也。


曾有学者认为,岑仲勉的离职,是因为他在1944年发表的有关《史记》中“不得”的记载,徐俊已发表《关于“不得”的后话》(《书品》2010年第3辑),详加辨正,指出此系误传。极是。傅、岑二人的分歧,措辞上看,是傅对岑的研究逸出约定范围表示不满;但究其实,则是傅对岑的古文、古史、古音的研究不以为然。


上引1939年4月17日函,傅在大力表彰岑仲勉的文献学研究之后,谈到了对岑治古史的不以为然:


古史一道,弟观感稍与先生不同……今日治此一事,弟以为应兼顾下列两事,一、乾嘉经学之最高成就(声韵、训诂之学),益以金文、甲骨为之材料。二、近代考古学之发明……寅恪先生言,‘书不读秦汉而上’,此或有激而作,然有至理存焉……夫古史材料,已成聚讼,若拉入后代中央亚细亚、印度各名词,似更如治丝而纷,恐此一路未能解决问题,徒引起无底之辩论,盖或出或入,皆无证据,故或如韩非所说后死者胜矣。然则第一组姑不治此一事,而以考古之学归之第三组,文字学归之经学家,可乎?此一大著疏通致远,弟所佩服。然其可能性究有多少,弟不能无疑。弟固不能断言周人不自于阗来,然其自于阗来说亦无证据。禹、于二字,古音绝不同,甸在金文即是田字;‘维禹甸之’,之田则动词也。故禹、甸决不能作为一名词。卤、周二字音形亦绝不相干。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语言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违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不合者矣。”


1945年2月2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


顷看院报告稿,大著有《琱生簋释名》一文,此不在先生研究范围之内(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故已代为删去。乞谅之。又,《元和姓纂注》、《突厥集史》两大书,可否今后集中精力,先成其一,其一既成,再成其一。如须同时办,可否先精力集中于此两书,姑舍其他。……古文古音古史,本所各自有专家,皆一时之俊,犹之先生擅长在中世史也。


3月26日,傅又致函:


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其所治之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盖语言学者,自有其纪律,非自少专攻,精通各种文字,不能得其真谛,则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矣。先生所示今年工作,有突厥古文一事,此则非先治突厥今文不可也,……西洋人治此古文者,皆先习土耳其今语,能说能写,然后参以蒙古、吐火罗之译名,然所得不过尔尔。若仅凭字典上之大写字母以论之,则西洋人早发见矣……总之,鄙意以为治此等古语学,非治今语学不可也。而治今语学,非自少年从头来不可也。如先生工作之范围,能以史学为限,而不涉及语言(无论中外上古),则弟公私均所感幸。


傅说得真是肯切之极!“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不特为学术计,也是为岑先生学术名誉计。大概岑先生接受了傅斯年的建议,隔不久的3月31日,傅致岑函:“惠书谨悉。大雅风度,感佩无似!……循读来书,益觉先生诚所谓古之善人,而吾辈之交情,当因国家之患难愈感其深且坚也。”然而,我们看《两周文史论丛》所收诸文,可知岑先生并未真正采纳傅的意见。而且,这些傅斯年不以为然的文章,又都集中发表在这封信之后的这几年(特别是集中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大概是傅最终决定解聘岑的直接原因——从上引1945年2月22日函“在昆明时有此旧约也”一语,可能在昆明时,傅已鉴于岑对古史古音的研究,而有此约定,冀以约束未受过相关学术训练而进行猜谜式的古史古音研究。这个约定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939年4月17日函、苦口婆心相劝之后不久吧。


当然,最终,岑仲勉并没有等傅斯年正式解聘,而是选择了自行离开。傅得知后,随即于1948年7月5日致函岑仲勉(7月11日岑买舟离京):


弟于先生治学之精勤,史籍碑版之深邃,十余年中,佩服无间,今犹昔也。至于关涉语言学之不同见解,绝不影响弟之服膺先生之治史,此不能不曲予谅宥也。闻驾将归粤,恐未获在京祖送,实不能无所惓惓耳。所示抄写各费,均当遵命。大驾行前理应致送若干月薪水,已托作铭兄转请萨先生核定。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尤钦慕。今以一科上之不同,遂各行其所是,亦事之无可奈何,望先生不以此事为怀。以后敬乞时赐教言,不弃在远,固终身之厚幸也。


仍认同岑仲勉“史籍碑版之深邃”,即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次年,史语所即印行了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


事实上,傅斯年对上古史研究的取法是一贯的,并不特别针对岑仲勉。他始终强调要用考古资料,而不提倡仅作“文籍中之辩论”。这在1944年8月15日,他给杨向奎申请入所工作的复函中,表达得尤为明确:


入所一事,一时恐无办法。盖第一组之范围,一部分为史学,一部分为文籍学(经子等)。后者规定仅当前者三分之一,今乃过之,不复能加人矣。而前者之古史一门,本所不提倡文籍中之辩论,乃愿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本所之学风也。


关于岑仲勉先生的对音,学界亦有评论。蔡鸿生《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的学术风格》(《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2007),引用了如吴丰培对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的评价:


近人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确实超越前人,总结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于“地”、“里”、“传”都纠正了前人之误,别申己说,有特殊见解。虽未谙古代西域语言,对音译尚有问题,然对于《汉书西域传》的研究,确实推进一步。


指出了岑“未谙古代西域语言”、“对音译尚有问题”。蔡先生在《我和唐代蕃胡研究》(同上书),谈及岑的对音时说:


岑仲勉先生是顺德人,乡音甚重,用粤语拼读“突厥”古名,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


“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可谓意在言外。季羡林《扫傅斯年先生墓》所言岑之离职细节,固属以讹传讹,但他对岑的对音的批评,却是中肯的:“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


总之,岑仲勉之入职史语所,并非陈垣之推荐,而是傅斯年出于“爱才如渴”的积极推动;岑的离职,也并非如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所言“因与该所主持人发生矛盾,借口所谓研究课题范围超越合同约束,备受打击排挤”,而是双方学术理念不同。当然,站在今天的学术立场来看,傅斯年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


陈尚君先生著文,称陈寅恪岑仲勉是唐史研究的双子星,岑略显黯淡。其实,陈、岑二人的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不同,陈着重于史的研究,岑着重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大具有可比性。谈唐史的线索,那只有引陈寅恪之论;但相关文献的整理成果,就只能征引岑仲勉的著作了。至于有学者贬岑仲勉为高级资料员,恐怕只能说明论者的狭隘,丝毫无损于岑仲勉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在上引徐俊文中,公布了邓广铭、周一良1959年给中华书局写的信函。二人在信中建议中华书局不能采用岑仲勉关于“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句读。在纪念岑仲勉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谭世保先生分在同一小组。他发言时,引用这些信,认为这是邓、周二人对岑仲勉的“诽谤”,对岑造成了不良影响。我认为,谭的这个认定是站不住的。邓、周二人的信,主要是针对《史记》的标点,并非审查岑仲勉的著作,此其一;其次,这些信是给中华书局供其判定《史记》标点的,并非公开发表的正式论著,故措辞不妥,大可理解;最后,事实上也没有对岑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第二年即1960年中华书局上编所印行了岑的《唐史馀渖》、1962年印行了《中外史地考证》、1964年印行了《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这还不说,近年的《岑仲勉著作集》也是由中华刊行的。所谓影响,从何谈起呢?


附带谈一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谈及的“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事。1933年12月17日,陈寅恪至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集》):


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这是陈垣将《圣心》转交陈寅恪之后,陈寅恪的回信。因为陈垣是粤人,陈垣所为延誉的岑仲勉也是粤人,故陈寅恪有此言。这完全是陈寅恪借粤人籍贯事,变相夸陈垣而已。岑仲勉其时只是在《圣心》上发表的那几篇文章,恐怕还不足以耸动陈寅恪。当时,岑仲勉请陈垣开在京学者名单,以便赠送《圣心》。其中接受赠送者,还有顾颉刚。顾在收到后,于1934年3月19日复函陈垣:“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虽然说了“至深、佩甚”的话,但也不过是因编《禹贡》,向岑拉稿;此后,从顾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岑二位并未因此而多所过从。收到论著,回复表示感谢时的夸奖的话,多半是虚套客气,不宜认作微言大义,大作发挥。其实,日记里骂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收到赠书、复信对书大加夸奖,也是靠不住的。


我们评价学者,指出其不足,正是为彰显其贡献。间草,方能秀苗。不足说得越中肯,贡献才能越凸显。不分好坏优劣,笼统肯定,名为尊、实则贬。这是不可取的。


(《南方周末》2016/12/25.本文原题“岑仲勉先生的学术生涯——兼谈其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贡献”,现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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