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照祥: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0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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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照祥  

内容提要:20世纪英国三大政党的权力角逐中,保守党占据明显优势,执政时间最久,作为最显著。这一是因该党在理论上守成稳健,再是它在关键时刻能实行较适度的变革,调整政治理论和政策,并尽力宣传以赢得选民的关注和支持。20世纪20至70年代保守党大选宣言的部分内容,印证了该党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展现出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包容性等特征。保守党理论和政策的变化适应了不列颠社会发展的态势,使之一再扩充和强化社会基础,这即是英国保守党和保守主义久盛不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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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工党替代自由党上台执政谈起


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史中,一个重大变局,是历时悠久的自由党被年轻的工党所取代。自由党的衰落是一个过程,前后达数十年。起初,有人以为自由党乃资深老党,大选中偶尔失手在所难免,以后还会重新执政。况且,就在1936年,自由党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支持和影响着政府的调控行为。①1942年,自由党官员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隆重推出名为《社会保障和相关服务》的政府报告,展示了战后福利国家的前景,赢得极佳反响。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得以延续,意识形态领域保守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平分秋色。自由党前后多次参选,每次派出三四百名候选人,但胜选者寥寥无几,彻底失去了单独上台执政的机会。②1980年自由党与新建民主党合并,拥有三百年历史的自由党竟然名号不保了。

自由党的衰亡引起学界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一些论著探讨自由党衰落和工党崛起的缘由时,忽略了对同时期保守党的研究,未将该党的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看作挤兑自由党出局的要素。20世纪英国三大政党的关系复杂微妙,触一动三。人们在探讨工党替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缘由时,不仅要分析工党的强势,还应看到:保守党的政治理论的变化和政策更新,也是促使自由党衰落下台的要素。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对英国三大政党的政治观念,较多地使用了批判的武器,但深度剖析不够。而且,比较而言,中国学界对研究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和自由党的自由主义,着力多了些,对保守党政治哲学的考察则显得不足。还有,在论及英国三大政党政治观念的逻辑关系时,存在着一种政党和理论体系“一对一”的模式:③自由主义归自由党,保守主义归保守党,社会主义属于工党。可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它们会有不同程度的交叉渗透。如在自由党的早期政治理念中,不乏保守主义的传统意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保守党人开始接受自由主义。而在20世纪后期医治“英国病”的紧急关头,保守党的左翼则举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旗帜。

中国学界对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够深入的原因之一,在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性研究不足。前一种的泛论式研究易导致教条化和程式化,且指向不太明确;后一种研究方式易就事说事,疏于理论分析和归纳提升。此外,还有一种缺憾,是中国学界研究英国政党意识形态时,偏重于各党代表人物的思想介绍,而忽略对各党政策和政纲的研究。其结论可能欠周严,不利于全面了解英国各大党政治哲学的真谛。

附带说明,本文所探究的保守党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含义要比“思想”(thought)、“观点”(view、viewpoints、opinion or idea)、“理论”(theory)等概念宽泛些,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含义相近。它不仅包括多年来保守党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还将该党的政纲和政策视作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

英文“保守主义”,分为词首字母小写(conservatism)和大写(Conservatism)两种。前者泛指英国社会意识和理念;后者多属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是本文探究的对象。笔者尝试用政治学和历史学交汇的方法,但因学力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一、守成:保守主义的政治“本钱”


人们初识“保守主义”,会油然想到“保守”“固执”和“守旧”等含义。④保守主义者固执守旧,是因为现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不希冀和追求别的未知而靠不住的东西。

研究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最简便的做法,是对保守主义做顾名思义的理解。该党既称“保守”,自然会因循守旧乃至反动,欠缺自由主义的开明、主动和社会主义的激进,甚至缺少权威性的现代理论,缺少深刻系统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历史上,除了保守主义鼻祖埃德蒙·伯克有一册《法国革命感想录》之外,其他如“保守党的第一位首相”罗伯特·皮尔,仅在大选之际发表了《塔姆沃斯宣言》;巧舌如簧的本杰明·迪斯雷里的新保守主义三项政策,只是偶尔出现于他的竞选演说中。⑤可见,保守党除了通过政策制定和宣传等方式展示其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外,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哲学体系。人们若要寻找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的“核心观点”,则会发现一些老生常谈的观念:对传统的眷恋,对英国君主制、等级制和国教会的维护,以及怀旧式的帝国情结等。

20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内外,阐释保守主义含义者络绎不绝。较著名的有这么几位:一是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Hugh Cecil,1864-1958),他于1912年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概括了英国保守主义的三项内容。其一是易于接受和容忍熟悉的事物,厌恶和拒绝变化,对未来不熟悉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并把这种心理提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另外两种是“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前者是维护英国的宪法体制和帝国传统,包括了君主制、贵族等级体制、国教、权威和财产权等一揽子原则。后者则被阐释为“热爱国家的伟大和热爱其伟大的上下团结”。⑥

晚一代的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⑦可问题在于,面对社会主义竞争的压力,英国保守党人还改造和接受了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与哈耶克同代的著名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则解释,所谓保守主义,“就是要偏好熟悉之物甚于未知之物,已验之物甚于未验之物,实施甚于神秘,实然甚于或然,有限甚于无限,近甚于远,充足甚于有余,实际甚于完美,现在的一笑甚于乌托邦的无边喜乐”。⑧有趣的是,未申明“保守党”身份的奥克肖特还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家。⑨

在英国伟人中,两度更换党籍的温斯顿·丘吉尔曾即席演讲,高度概括保守主义。1946年10月5日,他在议会下院中讲道:

我们的主要宗旨是:支持基督教,抗拒所有对它的攻击,捍卫我们的君主制和议会制。提供足够的安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海外贸易。为维护有法院所管理的法律秩序和正义公正,法庭自由不得经受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和施压。恢复对国家收支的健全财政的严格监管。捍卫和发展帝国贸易,舍其大不列颠将会死亡。采用各种措施去改善人民的健康和生活条件,支持自由企业和自发创新,反对国营贸易和工业国有化。⑩

丘吉尔的概括性诠释具有权威性,但失于笼统。以后几十年,英国一些学者继续回顾20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演变史,互相吸收研究成果,归纳概括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保守主义的内容,它包括:

其一,强调统治阶级政党与民众的主从关系。政党作为社会体系和文化界标,要能“体现那种去保存与之相关的工农业等级制之道德和不平等之意志”,使大众置身于拥有治理能力和良好秩序的社会,故应当认可社会上层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势,服从合法政府。在此之前,L·S·阿莫雷的表述更为露骨:英国应该是一个“民有、民享而非民治的”的国家。(11)哈耶克的评述更加直白:保守主义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该受到保护。(12)显然,保守主义的这种观点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是不相容的。

其二,理论体系的不充分性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如前所述,英国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其鼻祖埃德蒙·伯克的理论也未见系统性,其他人物过于平平。(13)在批判理性主义时,保守主义思想家昆亭·霍格解释得很直白:人是一种不完美动物,本性是善恶兼备。(14)牛津大学贵族思想家安东尼·昆亭则指出:人在道德上,更重要的是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他们需要被引导。(15)这是典型的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精英主体意识”,有傲慢自大的怀疑倾向。

其三,组织性社会和尊重权威。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机体,如同一棵大树,根干枝杈粗细不一,性能作用有别,各部分需要不同的养分,不可采用武断的方式轻易变更。所谓尊重权威首先是服从宪政,任何人不能以个人偏见去违反宪制。这实际上掩饰了其宪政观点和阶级局限性。

其四,自由和法治。现代保守党人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自由主义。奥克肖特坚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企业式国家和公民式国家。其中企业式国家中的人们从事共同的生计;公民国家中的民众共同认可遵守公民法的权威。政府的共和机构则依据民法保护公民,惩恶扬善。另一位思想家基尔默爵士宣称:英国自由权是多种传统、思想、法律和机构的高度复杂组合。它们唯有通过复杂结构的连续性,依赖必要的时间和环境来得到保存、修改和变异。(16)这些解释倒是具有现代性。

其五,财产权。财产是自由的堡垒,这一观念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保守党人通过扩展财产的优势,使越来越多的人去保卫它。财产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股份,对它的占有给人以安全感,并使其尊重他人的财产,维护社会安全,使之免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财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不可或缺。没有财产的人,会依赖他人和社会,当财产所有权不确定时,世界会使人们互相疏远,发生对抗和争斗。(17)可见,财产权是英国保守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点。

其六,适度民主。保守党人悉知民主的弱点:在选举权扩充时,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盲目从众,故应注意引导选民稳妥利用选举权,既不应漫不经心,亦不可情绪激烈、操之过急、过分索求。这种适度民主的保守主义观念蕴涵着较多的理性。

其七,安抚劳动阶级。此点最早可溯至迪斯雷里,以后在公民普选权完成之际,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等保守党党魁同样不敢掉以轻心。稍后,哈罗德·麦克米伦(Horald Macmillan,1894-1986)以“托利党激进主义的迪斯雷里传统的追随者自诩”,努力博取工人阶级和雇员们的支持。学者格林利夫则将保守党的这一做法称之为“保守党集体主义”(Conservative Collectivism)。(18)这种观念具有策略性。

其八,适度的国家福利。国家福利不可太多,个人应该自立自助。财政上,国家尽力不要颁布“迎合性”政策,不制订无益的经济规章,不干预个体的权利和自由。1925年,内维尔·张伯伦在下院发言说:“我们的政策不是使用国家巨大的资源,不分青红皂白地分配于大众,而是去帮助那些拥有意愿和渴望,去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做到更强和更好的人。”(19)性格强悍的作家厄奈斯特·本(Ernest Benn,1875-1954)在1920年发表《回归自由放任》,挖苦劳合·乔治等自由党头面人物提出的“给工人阶级住房”“使矿工过上舒适生活”的口号是恬不知耻的政客伎俩,意在以小恩小惠换取选票。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实施福利救助,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问题,本反对政府继续规定企业生产计划。(20)这也是考虑到一些人追求享乐的本性。

以上种种,仍然只是现代保守主义内容的一部分,诸多保守党人还格外看重经济发展和帝国问题,并为此而坚守历史传统。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20世纪前期,展示保守主义守旧特征的史实不胜枚举。世纪初年,约瑟夫·张伯伦呼吁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但在帝国内部实行关税特惠制。20年代的大罢工、经济危机和30年代的王位继承危机中,鲍德温在各方面均无建树,却能不露声色地固守阵地,使保守主义未伤元气。他在政治上最有名的做法,是要党人勿忘迪斯雷里的箴言:“不理解时代精神你就无法取得成功。”(21)其他呼应约瑟夫·张伯伦和鲍德温的保守党人,在经济学领域有亚瑟·斯蒂尔-梅特兰,在历史学领域有F·J·C·赫恩肖、吉斯·费林、亚瑟·布伦恩特,在文化界有作家厄奈斯特·本等,他们大多属于保守党的右翼。

保守党右翼对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宣传,未限于著书立说和会议演讲。为了培养本党骨干,强化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党校、读书会和研究机构。

1920年6月,保守党全国联合会在伯明翰召开大会,保守党要人阿尔德曼·戴维斯在会上提醒:工党为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培训本党成员和积极分子,已建立了一所学院和30所学校。为此,保守党应尽快建成类似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以便有效地迎战工党的政治宣传。

保守党的第一个“党校”——菲利普·斯托特爵士学院(Sir Philip Scott College),于1923年9月在北汉普顿郡的欧文斯通市创办,用作保守党发言人、大选候选人和党员骨干的政治教育中心,“学习反社会主义组织的指导性课程”。1930年,学院改名为“波汉姆斯特德阿西里基纪念博纳·劳学院”,简称“阿西里基学院”,其办学宗旨是提供“公民教育”,为“英国宪政发展和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特定人材。(22)整个30年代,该学院一直是保守党政治培训中心,它还为该党的“后座议员”(back-bencher)(23)领会保守主义原则,增强批判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讨论场所。

阿西里基学院拥有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其课程由青年政治活动家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1899-1985)编制,五套基本科目是:保守主义原则、公民权利、经济问题、现代工农业发展史和大英帝国史。其中,公民教育读本的内容包括各时期英国权利和职责的演变,重点阐释公民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以及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原则。阿西里基学院所坚持的阶级属性,决定这所党校要把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教育中的靶子。

为了实施教学计划,布莱恩特还为学员准备了“开创性读本”。他亲自编撰的教材《保守主义精义》出版时正值工党第二次组阁,这显然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为了使学院听课者领会保守主义理念,布莱恩特言明:“这些书籍的首要目的是要把保守主义作为生活的指导性哲学。实际上,它们还将会像费边社宣传社会主义的早期出版物那样,为了实施保守党的教育目的而发挥同样的开拓性作用。”(24)

考虑到本党学员们职业面貌的差异和工作时间的限制,阿西里基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周末班、暑期班和函授课程。在一些本属普通高校的公民教育课程中,也添加了讲授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内容。

在师资方面,该学院延聘了一些著名学者,其中有保守党历史学家查尔斯·配特利、H·J·C·赫恩肖、基思·费林等人,政治学专家为数更多。他们作为反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学者,曾发表多种著作,后来又在课堂上和政治俱乐部中面对更多的听众,阐释保守主义政治观点。其中阿诺德·威尔逊爵士于1933年10月在阿西里基学院演讲时说道:“托利主义不仅是党的教义,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思想态度政治,还是社会和伦理力量的回归。”(25)为扩大保守主义的影响,威尔逊号召未就业的保守党党人去从事宣传工作,使更多的人掌握和信奉保守主义理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党校创办只是保守党人实施党内思想教育的一个方面。为扩大社会影响,保守党精英们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印发政治小册子、招贴画,在报刊上发表文论,尽量传播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20年代末,道格拉斯·杰罗德就率先创办了右翼期刊《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大约同时,保守党作家弗兰西斯·亚茨-布朗也开始创办政治刊物。

其二,仿效工党组建读书俱乐部。1936年岁末,在书商爱德华·塞缪尔的赞助之下,布莱恩特出面建立了“右派图书俱乐部”(Right Book Club),并随即与工党的“左派俱乐部”开始了具有党派斗争性质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26)

保守党的“右派读书俱乐部”主要是重印该俱乐部编辑的旧书,阿西里基学院的教师和党内政要成为主要的编辑群。截至1937年4月,“右派图书俱乐部”已有会员10000名,“书战”初见规模。为了提高“书战”指挥部的层次,保守党还建立了“全国图书联盟”(National Book Association),并争取到了书商胡奇逊家族的支持,设立了专项基金。布莱恩特和保守党右翼骨干想使“全国图书联盟”在名号上弱化政治色彩,使之成为一个超越政党、超越阶级、超越宗派诉求的社会团体,(27)以使当时以保守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然而,由于“全国图书联盟”的党派立场是明白无误的,很容易就暴露出保守主义的右翼本色。它过多地依赖党魁意旨,甚至将错就错,追随领袖错误政策。它问世之际,正值英国绥靖主义思潮泛滥,前后两任保守党首相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为维护大英帝国私利,长期奉行绥靖政策,对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极力巴结讨好,不惜牺牲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全国图书联盟”随即在多家书店里,将首相张伯伦的畅销书《寻求和平》放在显著位置。此外,“全国图书联盟”还印发张伯伦的演讲集,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起出售。此时布莱恩特还在“德英友好协会”的赞助下访问德国,极力示好。阿西里基学院名师威廉·提令(William Teeling)在其《为何英国繁荣进步》中大谈他访问德国集中营的“美好见闻”,盛赞德国劳工集中营如何具有较高的卫生标准。所有这些言行,以后均成为历史笑柄。

诸多史实证明,守成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保守党人对此一向是轻车熟路。


二、缓进:保守主义的适度更新


保守党并非一味保守,一成不变,原地踏步或倒退。其中一些人总在行进着,尽管步伐不是很快,他们需要谨慎观测某种新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保守主义者可能最早驻足,但停顿只是暂时的。部分保守主义者会加入激进者的队伍,争取选民的支持,以免在逐步拓宽的民主道路上屡遭败绩。

保守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一味地保守。保守主义不仅要变,还要变化适中,不失本色。在社会改革方面,它略显慢了点,但其本意还是追求阶级利益的稳定,抵制冒进,避免民主对传统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威胁。这凸现出保守主义的守成能力,以及实现最佳社会价值观的目的。

可见,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面相:其一,恋古守旧,捍卫传统的主流思潮,使保守党行使“刹车”功能。其二,审时度势,为改变政治劣势而呼吁适度的改革,顺应社会潮流。换言之,英国保守主义最典型的两个特征是既守旧又主张缓进,前者诠释了不列颠的岛国文化传统,后者体现着英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渐进性发展特点。

纵观20世纪,展示出英国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缓进性特征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项是阿瑟·巴尔福首相允准的爱尔兰土地改革。1903年,为缓解爱尔兰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他颁布实施了“温德汉”法令,规定:凡地主必须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要求,并可适当领取赎金;贫穷佃户可向政府贷款,支付购买土地的费用,低息借款(3.25%)偿付时限长达68.5年,还能从政府无偿得到12%的补贴。至1909年,爱尔兰绝大部分英裔地主的土地被转手。这就动摇了英国在爱尔兰实行阶级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根基,终结了带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大地产制。令人惊叹的是,不列颠近代史上唯一的土地改革,竟然是由屡次否决自由党“爱尔兰自治法案”的保守党实施的。它使英国土地在数年中大规模转让,切断了英格兰地主和爱尔兰雇农之间的“主仆关系”,避免了苏俄式土地改革的强制和流血。

巴尔福在处置爱尔兰土地问题上有节有度,可在思想上却坚守保守主义阵地。1924年10月23日,他在议会警示:“你不应行事快速,也不可失去古老的文明。你必须利用他们,你可以改进他们,你应该去改进他们,但你不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代之以新的社会经济体制。”(28)

大致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政治界和知识界的保守主义者中,思想活跃、居高望远、精于思考和谋划、呼吁观念变革者始终不多,而麦克米伦却是其中翘楚。他不仅思考保守党如何在三党大选竞争中顺利胜出,还能未雨绸缪,于30年代推动保守党放弃传统做派,适当向左转,并匠心独具,提出了占据“中间道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

麦克米伦出身名门,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法定继承人,保守党优秀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投笔从戎,于索姆河大战中身负重伤,战后进入政界,善于思考社会大局,重视现实经济问题,被称为“自格拉斯顿以来最有书卷气的首相”。

1923年,麦克米伦进入下院,成为保守党理想主义者“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几年后,大萧条降临英国,不列颠失业率居高不下。1926年大罢工导致情况加剧,劳资矛盾激化。面对经济危机,他发现:在整个欧美,“旧式的资本主义结构已经崩溃……整个制度需要重新估价”,(29)变革不可避免,经济理论探讨当居于首位。幸运的是,他在探索过程中,一再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指导。

麦克米伦对“中间道路”的理论探讨经过了三步曲。第一步,他于1932年撰写了小册子《下一步》,呼吁组建一个由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组成的“投资与发展委员会”,探索扩大投资渠道、增加就业机会、解除经济困境的方略。他向议会提出建立“英国工业联盟”,以备在市场不景气时筹集资金,支持企业家借贷。(30)凯恩斯仔细阅读了《下一步》,肯定其内容的合理性,但指出麦克米伦在表达自己想法时“勇气不足”,秉持了中间立场;凯恩斯还认为麦克米伦高估了经济低迷时期私人投资的水准,低估了政府拉动私人投资、促使经济复苏的必要性。麦克米伦接受了凯恩斯的批评,但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深入思考所谓“中间道路”问题。他还尽量谨言慎行,在其报告书《以后五年》里,未过多发挥他的实行国家所有制和控制英格兰银行等激进想法,却提议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局”,去规范和鼓励资本市场;国家部门的职能也只能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即允许扮演“接生婆”的角色,却不可充任“母亲”职能。(31)这是他在重要经济理论方面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区别。

翌年,麦克米伦又写成《重建》,想根据当时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实现经济重构,提升企业效率,增加出口。但这依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职能问题。麦克米伦指明:1932年英国关税输入的益处之一,是刺激英国工业经济朝着卡特尔化方向发展。但一些在较小规模的基础上重组的企业,显然不能防止商品生产和供应过剩。所以,尽管单靠关税统计不能解决工业难题,但它毕竟会在工业重组的关键时刻,提供支持作用。若能根据企业本身的需要,去实现重组,国家的作用则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麦克米伦还质疑价格结构的效能,但又坚持国家只能干预那些在经济结构方面失能的领域。(32)

比较起来,《下一步》和《重构》仅仅是麦克米伦有关英国经济改革的初步思路,由此到其代表作问世又是5度春秋。此书的全称是《中间道路:自由民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进步问题研究》,内容包括:重新分配财富;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克服经济萧条;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以及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立法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33)考虑到保守党一贯的政治取向,他避免使用纯粹“资本主义”或纯粹“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设法避开雷同的语汇,呼吁要在两者之间进行谨慎选择。于是,他高度赞赏进步、多样化和自发性的行为,其中一段精妙论述是:

现在英国已在朝向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行走多年,这与英国传统的妥协和调整原则相吻合。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自由资本主义向计划资本主义继续和平地发展,或许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我们就无望保护法定的、民主的和文化上的自由。此自由是一种珍贵的遗产,它也许会在经济低效时受到限制。唯有通过采取此中间路线,我们才能避免实施政治管制和专制的方案。(34)

在涉及英国经济提升的细节方面,麦克米伦还就商品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资金用度和消费等问题,加以论证。针对政府有可能发生的“出格的”财政行为,麦克米伦明确指出:国家财政的职能是服务,它可以在资本市场尽量发挥影响,包括限制不当的反社会行为,控制不利于社会的投机行为,但“它的职能不包括,或者说不应该包括去制定和确定工商业必须运行的状态”。(35)

整个看来,麦克米伦代表着新一代保守党人,兼有保守党中“托利改革派”和“自由主义派”的双重身份。该派的观念是不过多地纠缠陈腐问题,而将目光投向经济领域,把经济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比约瑟夫·张伯伦主要注重帝国关税的思路前进了一大步,比起阿瑟·巴尔福的经济改革做派也棋高一筹。而且,在经济问题上,麦克米伦的自由主义立场虽然有别于以往的保守党人,却未偏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的大本营,更不同于工党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思想体系。所以,他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命名为“中间道路”,是颇为中肯的。

在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麦克米伦甚至寻求宿敌——自由党温和派的支持。1947年,他在著名首相威廉·格拉斯顿的故居,在格拉斯顿孙子查理·格拉斯顿主持的会议上激情演讲,争取对工党社会主义政策不满的自由党绅士的支持。拥有自由党身份的查理十分感慨,坚信“保守党已经抢走了自由党人的许多旗帜”,并且说:“我相信保守党代表老保守党和自由党一切最美好的东西。”(36)至此,似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分界线已经不清晰了。查理·格拉斯顿有可能加入保守党。

精明的麦克米伦,一次次展示了他的经济理念,预设了保守党以后几十年的政策基调,也预言了保守党在未来经济上应该关注的动向,赢得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赞扬和认可。渐渐地,他成为党内公认的经济问题专家,身边聚集了一批思想灵活的“托利改革派”,其中有骨干分子欣琴布鲁克子爵、昆亭·霍格、休·莫尔森和核心人物R·A·巴特勒,他们睥睨传统的党派对立模式,主动支持政府实施集体主义政策。其中彼得·索尼克罗夫特尤其厌恶宗派对立,慨然言道:政治选择通常不是不黑即白,而是在两个颇为相似的灰色眼镜片之间。这种态度使麦克米伦能在1947年支持巴特勒制定《工业宪章》,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充分就业”。(37)这为以后麦克米伦在党内外赢得选民支持,继而担任保守党首相,实施“共识政治”经济政策,准备了先决条件。

稍感遗憾的是,英国人似乎忘却了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倡导思想变革的先驱地位,未将他与杰出的思想家归列在一起。实际上,麦克米伦作为保守党内“中间道路”的最早倡导者,要比激进党派的改革者承受更多的政治压力。一些同党不理解他,在议会辩论中冷眼相观。原本关系密切的党内元老或要对他“走着瞧”,或寻找机会予以抨击。在批评者的行列中,偶尔还有德高望重的党魁温斯顿·丘吉尔。与麦克米伦一道制订《工业宪章》的巴特勒也遭受党内右翼分子的诅咒。保守党资深议员密塞斯爵士号召党内同仁一起否决《工业宪章》,戏称保守党新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向社会主义靠拢,使本党政策成为“兑水牛奶”。面对批评,麦克米伦和巴特勒等人多能以大局为重,坦然处之。

上述活动属党派行为,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单枪匹马抨击社会主义做派似属异类。他本是奥地利人,1931年来英伦教书,7年后加入英国国籍。在当时理论界,他自行选择研究课题,但紧盯着时代敏感问题。1944年,他发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其中多惊人之言:“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工具”;“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但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38)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哈耶克颂扬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赞赏“看不见的手”。他抨击社会主义的国家控制:“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39)

20世纪中后期,哈耶克继续活跃在英国思想界。作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其论著关涉多门学科。但直到他于1960年发表《自由秩序原理》时,他仍是一位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共识政治为己任。哈耶克还公开否认他是保守主义者,他坚守自由主义,认为其立场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根本不同”;他不仅拒绝参加任何“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断定这些运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且“还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这实际是声明他一贯反对保守党与工党所达成的“共识政治”,基点是他对自由和平等关系的理解。他坚信:现今社会最典型的一种特征在于,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获得大多数财富。而多数人的欲望通常总是由当时只能由少数人所获得的东西所决定的。人们之所以会不断希冀经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财富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40)

哈耶克对英国保守主义者评价不高。他断定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有着极强的道德观念,但在保守党人的政治理念中缺少主观能动性,甚至会在一条并非其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41)

谁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哈耶克说是工党,并对保守党激进分子的行为嗤之以鼻。他甚至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工党激进分子的差异,要比保守主义者与工党激进分子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保守主义者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通常是持一种温和的反对态度,而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反对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达成的“共识政治”。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重大事件的发生还需要多种因素的巧合。倘若不是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病”的恶化,没有越来越多人质疑两大党的共识政治,没有政治黑马撒切尔夫人的崛起,(42)英国保守主义左翼政治家或许会继续行走在共识政治的道路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可能只是白云苍狗,转瞬即逝。正是由于共识政治和“英国病”,使哈耶克连同他的新自由主义,趋近于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引导了保守党的头面人物。

撒切尔夫人不是专职学者,仅就热点问题发表过政论文。60年代末,《每日电讯报》约她撰写两篇关于政治哲学的短文,她针对共识政治论述道: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须的。因此,政党追求“共识”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选择的权利。

1975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接替捉襟见肘的希思,成为保守党党魁。她研读哈耶克著作,感悟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法则的魔力,形成以后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的改革思路。她决心修正福利国家政策,压缩国有企业规模,终结共识政治。1979年,她身居首相高位,开始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这次改革历时多年,内容全面,且雷厉风行,展现首相个性,被誉为“撒切尔革命”。

“撒切尔主义”含义丰富,既是1979-1990年间执政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又是保守党政府的政策,还是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它既有传统守旧的成分,又有政治思想创新的内容,并且其版权不归撒切尔夫人独占。存世长久的保守党思想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EA),以及希思辞职后新建的“政策研究中心”,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撒切尔主义直截了当地反对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共识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大国的主流政治意识抵制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撒切尔主义还是国际性的反对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的思潮和政策。

“撒切尔革命”范围广泛,它涉及税制、福利制、工会问题、文官制改革以及匡正社会风气等,其效果有目共睹。区区数年,“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跃居西方国家前列。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比法国快一倍,比西德快50%。1985-1989年间,英国生产率增长18.9%,在欧美国家中首屈一指,多国媒体惊呼“撒切尔奇迹”。当时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一向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也认可了以私有化为中心内容的撒切尔改革的“革命性”。

比较麦克米伦“中间道路”与“撒切尔主义”的异同,其共同点是,二者都体现循时而变的精神,旨在摆脱保守党所面临的大选困境。差异在于,前者是“讨好”、将就与容忍民主社会主义;后者是避开共识政治,谴责、抵制和限制社会主义。在政治态度上,前者是曲意接受,后者是断然扬弃。保守党内改革者的种种努力,为保守主义的理论更新不断注入了政治活力。

一向好强的铁娘子也许不会想到,她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同时也就大大改造了传统的保守主义。一些人(包括保守党人)惊诧于撒切尔主义者主动接受并捍卫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法则,感叹女首相大刀阔斧的处事风格,认为她宛如一名“19世纪的自由党人”。(43)最令人惊诧的是有人说:撒切尔主义根本不再是保守主义了,相反,它代表了与保守党传统的决裂。较为费解的说法还有:撒切尔主义是一种“减去了理想主义、加上了扶正国家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44)保守党改革派在主动接受并实施自由主义政策时,就同时将自由党诸多“本钱”夺了过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壮大、充实和更新了保守主义。

纵观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宛如鼎足而立的牌局,其中保守党人是一等一的高手。面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次次变局,他们不仅会洗牌和藏牌,还善于偷牌和换牌,故能屡次立于不败之地。


三、大选宣言:保守党政策的案例考察


政策和政纲是展示政党政治思想的要素之一。唯有知晓保守党的政策和政纲方可全面准确地理解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政策和纲领不仅是政党的思想,还是某些政治精英的思想要点,归属于该党政治哲学体系。在信息公开的英国,政党政纲往往是在政策声明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策声明,问世之前,需要经过多种程序。包括该党内阁或影子内阁、本党议员、年会、院外组织、党校、(45)研究机构以及智囊机构的构思推敲,讨论辩论,形成文字,方能成为本党政策的底本,以建议的形式谨慎提出。正规的政策声明则需要在两次大选之间,由党的领导们批准,再经党的会议(如年会)正式认可后,方可郑重发表。可见声明的内容,实为该党未来的政治原则和施政纲领。正因如此,它们还必须通俗易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46)

例如,战后保守党在野时期所制订的《工业宪章》,就经历了较为复杂的程序。它先由多人建议,由党魁温斯顿·丘吉尔委托R·A·巴特勒主持起草;再于1946年10月提交保守党年会审议;继而受年会大会委托,组成专门委员会慎重斟酌文字;大约同时,该委员会还到工厂考查,与保守党的主要工业家和工会座谈,听取不同意见。最后呈交温斯顿·丘吉尔修改敲定,即得到党内最高领袖的同意。前后反复多次,《工业宪章》终于在1947年5月正式公布,以后其内容和精神又融入1950年保守党大选声明。(47)

保守党最早的政策声明发表于何时?较为公认的是1834年罗伯特·皮尔的《塔姆沃斯宣言》。也有人认为皮尔的声明是针对他自己所在的选区的“小范围声明”,而非事先受到本党领导机构的正式委托而代表全体保守党人的正式声明。以此看来,1872年迪斯雷里的水晶宫演说,发表在保守党政党机构即将完备之际,并明确提出了维护本国宪政、改善民众生活、捍卫大英帝国三项纲领,又比《塔姆沃斯宣言》前进了一步。大致说来,英国大选中正规的竞选纲领出现在19世纪晚期男子普选权实现、两党制确立之际。1892年,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侯爵发表的竞选宣言,被认为是代表整个保守党的“第一个竞选声明”。(4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考察20世纪中叶保守党在几届大选时的竞选宣言中的部分内容,以揭示保守党不同时期的政策意向和立场。

起初,英国保守党的政策和政纲同时也使用了个人的名义。例如,《1900年大选时保守党的竞选声明》是以保守党首相兼党魁的名义发布的,故又名《索尔兹伯里侯爵宣言》。又如,1910年大选时,保守党在野,巴尔福任影子内阁党魁,《1910年保守党竞选宣言》又名为《巴尔福的演说》。可见,“宣言”和“演说”展现出大党地位和党魁身份的区别。(49)自1950年起,各党竞选宣言在标题上均不再采用执政党首相或在野党党魁的个人名义,政党意味反而更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保守党与工党的竞选宣言,内容差别较大。与工党和自由党相比,在制定政策时,保守党领袖的个人作用较为突出,立场态度也颇为明朗。比如,1924年,工党在其宣言中呼吁在教育上给所有的孩子以“平等的权利”,并计划实施较激进的农业改革措施。保守党虽在教育方面提出更为详细的做法,但避开“平等”的字眼,因为当时不少保守党人的子弟正在公学和名牌高校读书,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其他两个较明显的区别,一是保守党把帝国联合、帝国发展和对外政策作为政策重点;二是声明“保护农业不受社会主义和官僚暴政”的戕害,反对土地国有化、高额土地税以及所有的劫掠措施。(50)这与其政敌激进的农业改革政策针锋相对,阶级倾向鲜明。

1945年6月4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首相兼党魁丘吉尔在其大选演讲中,怀着偏激和偏见断言:“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憎恶英国自由观念……无疑社会主义是与极权主义交互渗透难解难分的。”继而将社会主义描写成盖世太保式的角色。(51)这就羞辱了曾在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工党同事,使选民想起保守党政府战前的重大失误和不端,包括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和该党的好战传统等,致使保守党的竞选宣言效果不佳。(52)大选结果验证了保守党的失败,604名候选人参选,仅获得204个席位,与工党的胜利形成极大反差。

五年后大选再启,保守党公布大选宣言时,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改革已经启动,与工党的“共识政治”初步形成。在经济方面,针对住房紧缺问题,宣言肯定“财产占有之民主”(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同时宣称“需要全面改变执政理念。只有保守党人能够促成这种变化”。宣言还列举工党政府的种种弊端和失误,许诺一旦掌权将终止各类国有化项目。在对外关系上,宣言哀叹共产主义在东欧诸国的扩张,哀叹中国五亿人被置于共产主义专政之下,表示以后将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去建立基于法制的自由体系,并密切与西欧和美国的紧密联合。国内政治方面则重申旧制。(53)投票结果,保守党比工党少了70余万张选票和17个议席,依然功亏一篑。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共识政治”仍处佳境,“英国病”尚在酝酿期,未成重症,麦克米伦带领保守党内阁顺利执政,其“中间道路”主张得以施展。当时的几次大选中,保守党的几部竞选纲领不仅内容变化不大,而且与工党的竞选纲领相比有不少雷同点,保守主义相对式微。

1966年,爱德华·希思继任在野党党魁,成为保守党新一代的掌权者。他决意发起一场“极为激进的变革,一次极为平静却又极为彻底的革命,……改变英国的道路和历史”,他丢弃指导政府经济决策多年的凯恩斯学说,用新兴的宏观经济理论“货币主义”为指导思想,医治溃疡流脓的“英国病”。可惜希思运气不济,就任首相后即面对通货贬值、制造业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能源危机、大罢工和移民潮等多种压力,终于在1974年的两次大选中连续败北。保守党境况空前不佳。

有幸的是,1975年2月,保守党更换党魁,励精图治的接力棒传给了撒切尔夫人。她随即进行紧张的说服工作,以达到党内思想的统一。翌年10月,名为《正确道路》的保守党政策宣言发表,内容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大计。经过几年的党内思想和政策调整,多数保守党政要在变革问题上达成了新的共识。1979年铁娘子带领保守党实现了思想更新,转化为可行性极强的撒切尔主义。其竞选宣言中不乏冷峻言辞:

在过去的五年期间,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无人不晓得我们社会的平衡已经越发失调,它以个人自由为代价,倾斜于国家。此次选举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使我们去扭转这一进程,以恢复权力的平衡,使之利于人民。因此,这是大战以来最关键的选举。连同对自由的担心,已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们一度伟大的国家,已经无端地落后,它现在去扭转局面已经太晚。我不接受这种现实。我相信我们不只可以,我们必须改变。这份宣言指明了方向,它没有包含魔幻般的公式或奢侈承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或完美的生活的良方。但它为我们的国家恢复设置了一个广泛的框架,不是立足于教条之上,而是立足于理性和常识,首先是以法治之上的人民的自由为基础。(54)

仅此可见,比起以往来,保守党1979年的竞选宣言有着更充沛的改革激情,尽管它还不是铁娘子亲自起草的。以后政府改革效果灿然,相关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考察了保守党竞选宣言的部分内容,介绍了几次大选中保守党政策的变化,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该党的理论表述,还散见于年会决议、研究机构和党校的文件,以及浩如烟海的论著、回忆录和信件等,但对大选宣言的解读还是可以看出20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演变的某些特征。

第一,制定政策性文件时党魁个人作用相对突出。在1966年保守党采取民主方式选举党魁之前,各党魁主要是依靠个人家世、才干而“自然涌现”的,他们大多出身显赫,阅历曲折,经验丰富,得到党内多方面的认可,在党内有着颇高的威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作用非同一般。例如,丘吉尔前后六次审阅1945年保守党大选宣言的文稿,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还加上了具有个性的标题——《丘吉尔先生对选民的政策宣言》。(55)保守党其他的“大牌首相”,如麦克米伦和撒切尔夫人,都善于利用政策制定的机会,抒发己见,渲染个人色彩。

第二,大选宣言中对工党社会主义政策的贬抑几成惯例。工党的国有制政策与举措以及在社会保障、税制等方面的问题、失误和缺陷等,一再被保守党宣言揭露、批评和嘲讽。而对于势单力薄无所作为的自由党的政策纲领,则一字不提。

第三,策略性,“共识政治”的政策多是如此。20世纪50、60年代,保守党在某些政策上向工党靠拢,目的是为了吸引选民,争取选票,挫败工党,赢得执政机会或延续执政时间,故某些有关社会福利、税收和就业的条款并非是真心实意提出的。该党在竞选纲领上列出的一些“进步条目”,多是暂时迎合中下层选民,是一种适应本国党派竞争的策略性手段。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共识政治”,也多有水分。为此,有人断言共识政治只是一个“神话”,理查德·劳则嘲弄道:计划经济“代表着一种无政府和专制之间的中间道路”,经济自由则“包含在最广泛的切实可行的权利分散之中”。他们一道呼吁回归本党的哲学,用经济民主去平衡政治民主。(56)这才是当时保守主义的真谛。

为了争取选民,保守党的政策宣传还使用一些小伎俩。如在1951年大选时,该党上层利用战后租房紧缺问题和经济危机形势,在宣言中许诺:一旦由它执政,将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并保证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1959年大选时,形势看好,该党的竞选口号是:“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勿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并借用美国的一句流行语“你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这么好”,提醒选民勿忘保守党政绩。

第四,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坚持个性诉求。保守党属社会右翼,会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和维护自己的立场观点,并因此呈现出它与工党和自由党的区别。较典型的问题包括:国有化和私有制、国家和帝国防务、对欧盟的态度、工会和罢工、爱尔兰共和军、移民政策与种族关系等。其中外来移民问题最早为保守党人所关注,并且在议会辩论、媒体宣传和大选宣言中,保守党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限制性措施,这一是为了回应党内强硬派的怨言,也是为了附和社会中上层阶级维护民族特性、追求社会稳定的愿望。相应之下,工党为争取少数民族选票,在竞选宣言中避免触及这一敏感问题。

这里,在论及保守主义的政策优势时,应介绍少许自由党在大选中的境况。该党的命运颇显戏剧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声有色,奠定了英国福利社会的基础。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党因内部分裂沦为议会“第三党”,大选时屡遭尴尬。1924年,该党不赞成工党提出的国有化计划,却要和工党组建联合内阁,无法对工党的公有化建议表达异议,只好宣称:在土地问题上,自由主义继续担当其历史的职责,使“所有阶级得到平等的机会”,即通过倡导和实施重大的土地改革政策,达到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在1929年的大选宣言中,劳合·乔治呼吁“自由主义复兴”,强烈希望国家事务的管理能再次回到自由党政府手中。可当时自由党的政策多与工党或保守党的政策雷同,导致选票流失。(57)1931-1945年间,英国建立三党联合的“全民内阁”,大战中颁布的《贝弗里奇报告》实是三大政党共同认可的文件。自由党只是偶尔声明继续支持小型企业利益,主张自由贸易,维护和扩大公民权利,但多属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以后历届大选,自由党最难摆脱的困境是,其稍显激进的政策,类同于工党的表述;而温和守旧的传统提法,则与保守党的政纲条目雷同。

多年来,对自由党压制最厉害的是“单一出线”的选举制度。如在1945年大选中,自由党赢得224万选票,却仅获12个席位,平均每个席位需要18.7万张选票,是每个工党议席所需要选票的6倍。为此,自由党人呼吁进行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实行公平的比例代表制,却屡被工党和保守党联手否决。(58)慢慢地,在失败中,自由党的旗帜褪尽了本色,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竟要由保守党人来守护。于是乎,自由党政治遗产的大部分融入了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了。


四、效果和缘由


20世纪英国保守党在党派竞争中屡操胜券,其保守主义的势头超过了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最能展现保守主义政治优势的是保守党执政的时间。100年里,不列颠共举行26次大选,保守党获胜14次。保守党单独执政6次,共48年;工党单独执政6次,计23年;自由党单独执政1次,仅9年;其他是三党联合执政。可见,保守党单独掌权的时间超过其他两大政党执政时间的总和。(59)

保守党不仅掌权时间最久,还以长任期居多。如,1951年它重返政府后,连续掌权13年;撒切尔夫人和梅杰的任期共18年,创下了自1830年以来一党连续执政最久的记录。任期的长短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在议会制国家,通常只有较长的任期,才会使某党有足够的时间,更换前政府的政策,全面实施自己的政纲。

保守党的政治优势还表现在三党联合执政时,它总能居支配地位,占有多数要职。例如,在1916-1922年的联合政府中,保守党拥有内阁6成以上的职位。1931-1935年的联合政府中,重要职位几乎全被保守党人所占据。1935-1945年,几届首相均由保守党党魁充任,为此,有人干脆称之为保守党政府。考虑到这一情况,保守党在20世纪执政的时间就不止48年了,而是60余年。

在英国式的多党制国家,大党竞争主要是围绕政策问题进行的。某党政策的优劣和灵活与否,常能决定他们在权力争斗中的胜负。比较而言,工党理论变通的空间不够宽广。一则,它作为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纲并宣称代表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政党,理当坚持和实施具有激进色彩的方略,一再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否则就不能维持占选民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还可能得罪实力强大、控制较多工人选票的工会。二则,工党领导层留恋旧原则和旧传统,对思想变革持怀疑态度。如在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连续三次落败,右翼领袖盖茨克尔断定: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会使大批中产阶级逃离工党;为了改变它在社会上的形象,工党应废弃党章中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平分配收入的第四条。这等于彻底抛弃社会主义,使工党不再具有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工党右翼的要求遭左翼反驳,引发激烈纷争,削弱了该党实力。60、70年代,工党两次执政,都面对“英国病”的折磨和内部争吵,分裂时隐时现。而后多年,工党饱尝在野之苦,以至于有学者惊呼英国是否还有两党制。(60)工党一再就意识形态和政策问题展开辩论,内部分裂加重,直至托尼·布莱尔就任党魁后,不顾异议,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将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方暂时弱化了内部思想分歧。

自由党在政策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其一,历史上,自由党有多次改革的盛名,选民对它的期望值一度居高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党无法单独执政实施改革政策,致使众多选民放弃了对它的支持。其二,该党作为自由主义代表者,不能轻易右转,实施保守主义政策,否则它就在政治理论上失去传统依托点,遭受党内左翼势力和社会进步势力的谴责。其三,自由党本是有产阶级政党,不能过于向左转,偏离阶级基础,否则会引发内部争议,导致分裂。自由党“理论失势”的重大转折点,就是1906-1914年它所领导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那场改革来得急了些,走得远了些。政府某些政策,如对“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附加税等,是采用强制性立法手段分配社会财富。这固然提高了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准,却严重伤害了多数地主和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多年来视为天理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悖逆了自由党的有产阶级立场。以后十余年里,其上层分子纷纷转向保守党,下层成员陆续投向工党。自由党一蹶不振,不再具备单独执政的实力了。

总之,就灵活性而言,三党之中保守党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首屈一指。它不必依据任何既定的原则制定党纲,确定长远目标,其政策制定具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能因时而变,甚至可以见机行事,直接实施其政敌的政策。

与自由党一样,保守党也曾追求过新的但不太迎合大众要求的目标,但通常为时不久,其后总有重要人物带来新鲜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使该党站稳脚跟,拓宽阵地,重夺胜筹。相比自由党它的长处是:向左转可以赢取政治资本,提高社会声誉,向右转可以退守保守主义阵地,得到守旧者的赞扬。在20世纪向左移右转的实例中,在守旧兼创新的“双重性”改革中,“撒切尔改革”最为典型。当时,“共识政治”千疮百孔,保守党中坚势力要求改弦更张。1975年,新任党魁撒切尔夫人下令本党智库更新党的纲领。于是,凯恩斯主义被搁置,货币主义被奉为圭臬,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入保守主义的门径均被阻断。1979年,撒切尔夫人荣任首相,全面实施改革,区区数年,国运逆转,以“双高”——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被治愈。私有化政策显见成效,全国持有股票者由1979年的7%上升为20%,国有资产由占全国资产的21%降为9%,英国保守主义再添异彩。一些国有企业——煤气公司、电话公司、汽车公司、物流公司、军械厂、机场、航空公司、服饰公司等的资产要么大幅度减持,要么被公开拍卖。政府从中获得了80多亿英镑的巨额收入,(61)财政支出绰绰有余。

保守主义理论及政策效果突出,还有助于提高本党士气,强化党内凝聚力。保守党一向内部较为团结,多数情况下,思想分歧不会引发组织分裂。即使出现意见分歧,该党上层也善于协商妥协,消减龃龉,化解矛盾。若暂时做不到,则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而不另立山头,以免伤害本党元气。这逐渐成为该党公认的政治伦理。例如,巴尔福于1906年大选失败后,不仅使该党失去了执政权,还失去了自己的议席。党内围绕关税改革法案各抒己见,保守党一时混乱,有分裂之虞。可巴尔福安之若素,慨然言道:“我们很像一家子人,在安逸之时沉湎于各种意见的争鸣,而在困难、紧迫或危及之际,则迅即坚强团结一致。”(62)又如,1922年,该党在多党联合政府问题上发生分歧,两派领袖通过说服和民主表决,达成一致意见。以后从1923年到50年代,保守党由两位资深党魁领导,其中斯坦利·鲍德温善于利用党内元老议决党内大事,消除党内矛盾;温斯顿·丘吉尔的才干和威望无人可望其项背,且门生故旧众多,却素来宗派观念淡薄,处事大度,对党内异议灵活相待,能在党内实行“家长式”领导。撒切尔夫人领导内阁时,保守党议员围绕经济政策形成了“湿派”(63)和“干派”,但两派总是“吵而不分”。1990年国防大臣赫塞尔廷要与铁娘子竞选党魁,为防止工党借机渔利,保证保守党“四连任”,撒切尔夫人在第二轮党内投票稳操胜券之际,毅然退出,支持财政大臣梅杰参选。梅杰得票不多,可对手赫塞尔廷为维护党内团结,主动退选,于是保守党议员共庆党内选举圆满结束。保守党这种较为和谐的情况,与工党屡次发生的惨烈内斗、一再出现“二党一体”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

保守党的理论研究机构也善于求同存异,化解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曾建立“解决战后问题核心委员会”,后逐渐就改革问题分为三派:威权派、托利派和自由派。其中“威权派”言辞娓娓但实力平平,30年代曾受大陆法西斯蒂政治哲学的影响,搞臭了名声,政治上难占主流。“托利派”又称“托利党改革派”,思想激进,是《贝弗里奇报告》的支持者。他们警示本党:“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报之于社会革命。”巴特勒成为该派中坚,势头渐旺,但他们始终接受领袖掌控。“自由派”人数最多,以党内显要温斯顿·丘吉尔和拉尔弗·阿舍顿为首。该派期盼减税、回归竞争性市场经济,坚持社会改革需依照经济形势谨慎实施,切勿操之过急。1944年,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问世,明确反对“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保守党自由派顿时得到了精神导师,在翌年的大选中继续支持丘吉尔的自由主义竞选声明,维护财产私有制。(64)

在党内外,保守党历届政府和影子内阁还有一贴长效的“粘合剂”,即他们一再倡导和宣传的“一个国家的托利主义”(One Nation Toryism)之理念,保守党还为探讨此课题而设立了研究项目;(65)这无疑会强化党内团结。保守党研究机构还利用媒体和附属组织宣传安全稳定和社会道德,倡导“维多利亚社会风范”,提升民众伦理素养。这都无形中提高了该党和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和威望。

质言之,保守党百年无分裂的重要原因,是它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其日常争论和分歧总是围绕着维护和增强党的威望而进行,中心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机会。

保守主义的再一点优势,是它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实用主义风格,习惯于着眼现实,很少对选民做宏大久远的政治许诺。这亦是保守党的传统,是政治上稳健成熟的体现。该党不预设详细而具体的发展规划和远景,就使政敌失去了一些可攻击的靶子,使选民不对其持有过高而不切实的希冀。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论著关注到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优势,并提出多种原因,但能以宏观的眼界纵览保守党阶级属性变化的依然不多。能从英国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细查保守党阶级属性与其政治理论协调发展的论著更少。仅见个别论著一言中的:“阶级是英国政党政治的基础,其他所有都是……微不足道的。”(66)

实际上,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变化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受制于保守党自身阶级属性的变化。换言之,是20世纪的保守党较好地顺应了本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规律,一再强化了保守主义的适应性,提升了竞争能力。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英国两个政党主要是以上院贵族为核心,兼顾资产阶级的利益,且以保守党最甚。他们依仗巨大的财力,把握着国家的政治方向,领导了两次议会改革。直到20世纪开启,索尔兹伯里侯爵卸任保守党党魁后,贵族世家对党权的控制方逐渐松弛,但他们对政党的影响并未中止,这也是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性常态。另一方面,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职业面貌也在变化,并诠释着不列颠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1906-1935年的下议院中,保守党议员中具有地主之身份者由28人减为10人,而律师、教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则由25人增至36人。工党业者的代表也呈增添趋势。(67)及至60年代,英国社会结构变化更加明显,家世久远的政治家陆续退出保守党的领导核心,一批杰出的中产阶级政治精英,如希思、撒切尔夫人、梅杰等,取代显贵直接执掌保守党领导权,这肯定会促使该党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发生变化。由此看来,保守党在20世纪的几次理论变革,均属顺应潮流水到渠成。

鉴于英国社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保守主义演变是一个颇大的议题,这里仅以撮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基本上仍以上层阶级为基础,反对工人阶级和雇员的联合抗议活动。以后渐渐地,英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多,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其中不少人成为保守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但这尚且不足以使保守党获取明显的政治优势。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产阶级仍不到全国就业人口一半。针对这种情况,保守党自愿者主动到工人区做宣传组织工作,利用媒体宣传保守党的业绩,吸引工人家属参加保守党附属性团体,在工人区持之以恒地培育“保守党工人选区”。通过耐心的说服鼓动,一些中下层选民开始将选票投给保守党候选人。(68)

概言之,英国保守党是西方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先后代表过贵族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政党,它还善于赢得部分下层劳动者支持。可见,循时而变,不断扩展社会基础,有区别地关照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乃是英国保守主义一再获取政治优势的关键。

①将凯恩斯视为自由党人有些牵强。他本人的说法是:自己只是习惯于坐在自由党一侧的座位上。

②1950、1951、1955、1959和1964年的五次大选中,自由党分别只获得9、6、6、6和9个席位,明显低于苏格兰民族党。参见Iain Dale,ed.,Liberal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London:Routledge,2000,pp.69,79,87,95,105.

③这种误判属于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习惯,也存在于英国社会乃至学界。见Michael Freeman,Liberalism Divided:A Study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1914-1939,London:Clarendon Press,1986,pp.2-4,6.

④1946年,保守党主席伍尔顿考虑到“保守”这一词根(Conserve)对诸多选民无吸引力,建议将之改名为“联盟党”。参阅《麦克米伦回忆录》第3卷,张理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6页。

⑤早在1835年,迪斯雷里的《捍卫英国宪政》(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一书就在捍卫英国政治传统时维护了保守主义。见Frank O'Gorman,British Conservatism,London:Longman,1986,pp.69-71.

⑥你·塞西尔:《保守主义》,杜汝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55页。

⑦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88页。

⑧大卫·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吴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⑨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04-307页。

⑩Robert Rhode James,ed.,Winston S.Churchill: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Volume Ⅶ,1943-1949,New York and London: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in Associate with R.R.Bowker Company,1974,pp.7388-7389.

(11)L.S.Amery,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21.

(12)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94页。

(13)但有人反驳说,20世纪杰出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堪称例外,他能深入研究保守党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一些较深刻的见解。

(14)Quintin Hogg,Case of Conservatism,Harmondsworth:Penguin,1947,p.11.

(15)Anthony Quintin,The Politics of Imperfection,London:Faber & Faber,1978.

(16)Sir I.Gilmour,Inside Right:A Study of Conservatism,London:Huchinson,1977,p.147.

(17)R.Scruton,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1980,p.99.

(18)W.H.Greenleaf,The Ideological Heritage,Volume Ⅱ,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40,p.235.

(19)See Anthony Seldon and Stuarts Ball,Conservative Century:The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19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31.

(20)Ernest Benn,The Return to Laissez Faire,London,1920,pp.10-11,42-43.

(21)Frank O'Gorman,British Conservatism:Conservative Thought from Burke to Thatcher,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6,p.180.

(22)E.H.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Conservative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5-136.

(23)即不在党内占据重要职位的普通议员。

(24)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137.

(25)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140.

(26)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143.

(27)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147.

(28)Philip W.Buck,How Conservatives Think? London:Penguin Books,1973,p.127.

(29)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高坚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26页。

(30)Horald Macmillan,The Next Step,London,1932,pp.31-32.

(31)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p.163-164.

(32)Horald Macmillan,Reconstruction,London,1932,pp.32,16-17.

(33)H.Macmillan,The Middle Way:A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London,1938,pp.36-37,102-104.

(34)Macmillan,The Middle Way,p.186.

(35)Macmillan,The Middle Way,p.194.

(36)参阅《麦克米伦回忆录》第3卷,第295页。

(37)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164.

(38)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101页。

(39)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157页。

(40)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89、146页。

(41)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88页。

(42)1974年,有可能成为保守党新党魁的基斯·约瑟夫在一次演讲中,要求下层妇女控制生育力,引发舆论抗议。约瑟夫无奈退出党争,鼓励其追随者撒切尔夫人竞争保守党党魁。参见Leonard Tivey and Anthony Wright,eds.,Party Ideology in Britain,London:Routledge,1989,p.61.

(43)R.F.Leaching,"Thatcherism,Liberalism and Tory Collectivism",Politics,Vol.3,No.1,2010,pp.9-14.

(44)Tivey and Wright,eds.,Party Ideology in Britain,p.66.

(45)1948-1977年间,位于约克郡马夏姆市的保守党“党校”斯文顿学院(Swinton College)担当了重要的党内教育任务,主要负责培训地方党员。参见Stuart Ball,"Local Conservative and Evolu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thony Seldon and Stuart Ball,eds.,Conservative Century:The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19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78.

(46)《麦克米伦回忆录》第3卷,第286页。

(47)《麦克米伦回忆录》第3卷,第286-287页。

(48)John Barnes and Richard Cockett,"The Making of Party Policy," Seldon and Ball,eds.,Conservative Century,p.354.

(49)Iain Dale,ed.,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London:Routledge,2000,pp.7,17.

(50)Dale,ed.,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pp.35,33; Lain Dale,ed.,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London:Routledge,2000,pp.28-30.

(51)James,ed.,Winston S.Churchill,pp.7171-7172.

(52)工党为了胜选,特为竞选宣言加了标题:《让我们面对未来:一份为国家民族所设想的政策声明》。

(53)Dale,ed.,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pp.75-81,87.

(54)Dale,ed.,Conservative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p.265.

(55)John Ramsden,Making of Conservative Party Policy:The 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 since 1929,London:Longman,1980,pp.145-146.

(56)Harriet Jones,"A Bloodless Counter-Revolu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Defence of Inequality,1945-51," Harriet Jones and Michael Kandiah,eds.,The Myth of Consensus:New View on British History,1945-1961,New York:Macmillan,1996,pp.8-11.

(57)Dale,ed.,Liberal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pp.45,61.

(58)Dale,ed.,Liberal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pp.102-103.

(59)F.W.S.Craig,British Electoral Facts,1832-1987,London: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s,1989.其中1910年两次大选中,保守党均获最多选票,但一次少获3个席位,一次相同。1923年大选保守党获得38.1%的选票和258个议席,实为第一党,但未组阁执政。

(60)G.Alderman,Britain:A One Party State? London:Christopher Helm,1989.

(61)Dennis Kavanagh,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The End of Consens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21-222.

(62)《麦克米伦回忆录》第3卷,第279页。

(63)是保守党内对撒切尔政府持温和态度的批评者,包括该党前首相们,如爱德华·希思等。参见Kavanagh,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pp.5,15.

(64)Jones,"A Bloodless Counter-Revolution: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Defense of Inequality,1945-51," Jones and Kandiah,eds.,The Myth of Consensus,pp.5-6.

(65)Andrew Boxer,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1951-1964,London:Longman,1996,pp.3,8; Green,Ideologies of Conservatism,pp.155,222,247-248,250-251,253,266,274-276; Andrew Gamble,The Conservative Na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p.79.

(66)Robert Waller,"Conservative Electoral Support and Social Class," Seldon and Ball,eds.,Conservative Century,p.579.

(67)Byron Criddle,"Members of Parliament," Seldon and Ball,eds.,Conservative Century,p.146.

(68)Waller,"Conservative Electoral Support and Social Class," Seldon and Ball,eds.,Conservative Century,pp.58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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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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