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刚:斯诺是个神秘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4 次 更新时间:2006-10-27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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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刚  

国外汉学界的现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似乎从未停止过对三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格妮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的研究。如所周知,三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早期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她)们向西方广为传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经典就出自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谈话。斯特朗出狱后即于1958年定居中国;而史沫特莱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治意义上的)后的1950年就向往“回”到中国,不幸病逝牛津未能成行。只有斯诺直到1960年才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

据一般资料介绍,斯诺是受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移居瑞士。但历史事实却是:这个所谓的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时代是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最晚于1954年寿终正寝。斯诺举家迁往瑞士是在五年后的1959年,这时,麦卡锡本人都已死两年多了。看来,斯诺因为麦卡锡之流的阻挠未能前往中国的观点站不住。不过,另一种揣测也似乎不可靠: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在新中国成立11年后才重新到访,其中必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奥秘。笔者认为,此现象虽然蹊跷,但不是不可以解释。据斯特朗的经历,从1940年底到1950年底的约十年中,美国公民(特别是记者)经苏联前往中国难度极大。斯特朗甚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这无疑主要与苏美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角逐,以及朝鲜战争的背景不无关联。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斯特朗的遭遇尚且如此,对待同是美国记者的斯诺,苏联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在当时,通过和中美都有外交关系的苏联前往中国是最为安全和便利的途径。从南边的香港入境危险更大,周恩来总理的座机都有人放炸弹。暗杀是直到当时的国民党等的拿手好戏,斯诺不得不防。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问中国的时间:1960年、1965年和1970年的确太有意思、甚至太耐人寻味了。1959年中苏公开交恶;1964年年底,即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年11月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苏关系出现解冻契机;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这实在是冷战时代全球战略平衡最具吸引力的三个时刻。巧合不能没有,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斯诺辗转瑞士来到中国,和另一位旅居瑞士的文化名人卓别林相比,后者因为接受了“共产党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和平奖、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宴请、还曾于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面等等原因,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挟拒签,才被迫留在欧洲的,而斯诺是自愿出走的,有没有选择中立国做“跳板”的意思呢?

据悉,斯诺曾于1968年春向在京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诉苦道:“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堪称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作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陈敦德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页)。如果这封信基本内容的真实性可靠的话,那么疑问就来了:

(1)究竟谁是“某些有权势的人”(“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那里的少数当权派”)?

中国1968年正处文革高潮时期,最有权势的人无疑当数毛泽东主席本人。毛主席不点头,如此重大的事情,谁又敢支持或者反对呢?作为西方的新闻记者,斯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一味褒扬,事实上,他的文章曾经对文革表达过不解和困惑。这些情绪与《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革命热情形成了某种反差,是这些文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吗?

(2)“外部世界”都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可为什么偏偏“反动派”除外?

如果“外部世界”的“反动派”不认为斯诺对中国是友好的,那他与中国交往不是反到更容易吗?斯诺是认为,中国当时“某些有权势的人”听信了“外部世界”“反动派”的挑拨离间吗?

(3)斯诺无疑是在表白,可为什么要表白,为什么要向爱泼斯坦表白?

象斯诺这样的智者,写这封信仅仅是想发点牢骚吗?他是否是在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某种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斯特朗当年曲线前往中国,求助的也是爱泼斯坦(之妻邱茉莉)。文革初期一大批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纷纷受运动冲击、被株连、有的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如路易•艾黎(新西兰)、北京外语学院外籍教师魏璐诗(奥地利)、医学家裘法祖夫人裘罗懿(德国)、翻译家戴乃迭(英国)等等。曾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马列编译局参与翻译《毛选》的爱泼斯坦也于1968年3月18日被秘密逮捕,并被关押5年之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爱泼斯坦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海外关系”,才被捕入狱的吗?中国政府又是如何转而答应斯诺的持续请求的呢?

(4)如果说,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了前站,斯诺是否为基辛格打了前站呢?

斯诺虽不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国人,但却是第一位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不算斯特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他亲切握手交谈,显然是在向几天前通过《时代周刊》有意无意地透露想来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的某种善意回应。换句话说,已是瑞士居民的斯诺有条件充当这样的角色。已于1957年就加入中国国籍的爱泼斯坦和公开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抨击“美帝”(参见何文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毛主席和她的谈话”,载于《中国青年》1960年第22期)的斯特朗博士都不再是合适的人选。

无论如何,斯诺对中国的神往似乎与四十年代的美国理想主义者们,如曾在美国航天总署(NASA)工作、后到中国务农的核物理学家阳早和寒春等不一样;也与七十年代他的(无论右还是左的)西方新闻同行,如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荷兰导演伊文思(文化影片《风》的作者)有区别。不过,斯诺急于来中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并非单纯地追求sensation,而是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也符合他的敬业作风(三十年代中期首访延安后一系列的“反潮流”的报道、调查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当局驱逐等等)。更重要的是:出于其作为记者所应该或必须秉持的独立,以及对其毕生所致力的美中友好的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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