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在大学教过书的人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在做每天都做的事情，比如站在粉笔灰飞扬的讲台前，面对满屋子的年轻人讲课，他们头顶上好像悬挂着看得见的荷尔蒙云彩，或者上讨论课的时候，找到的问题能让每个学生即使在春天乏人的季节，或没有人事先做了阅读准备的情况下都能开口讲话。或者在院系会议上，你的同事表现出各种职业身份来，俄国历史学家愁眉不展，德国学家碰巧谈论波兰，亚洲学家抱怨西方的无知和缺乏文明，美国学家惊讶地发现世界还有其他大洲。就像金斯莱•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描写的情景，你发现自己突然在想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哎，在互联网的时代，教授们仍然站在讲台上，面对不听话的暴徒般的学生喋喋不休50分钟，他们软塌塌的棒球帽蹩脚地掩盖了臃肿的眼泡？为什么在晚春似是而非的光荣中教授和学生一年一度穿着涤纶衣服，戴着滑稽的帽子游行？为什么明明知道我们的许多毕业生要当老师，还让他们花费几年的时间辛辛苦苦撰写厚厚的专业论文，经过修改和出版后，最后的读者不超过20人？这些活动不管是师生之间还是从现代生活来看都好像又怪诞又毫无联系。难怪常常让教授，还有学生家长，潜在的大学捐款者，大学管理者火冒三丈。

不久前，大学在公众的印象中还是截然不同的角色，学术界头面人物在走路的时候都呼呼生风。在1892年柏林的宴会上，本身就是世界级名人的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非常震惊地发现当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走进房间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学生“起立，欢呼，拍手，鼓掌，举杯祝贺。”

这是人的一生中仅有的几次让人非常吃惊的时刻。我没有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他在我看来是个巨大的神话，让世界逊色的幽灵，不是现实。对这件事的吃惊只有一个人突然登上高耸入云的勃朗峰（Mont Blanc）才能相比，他相信自己可以与勃朗峰比高。我本来打算攀登好多英里以便能看上他一眼，现在他就在眼前，不用麻烦，没有陷阱，不花任何代价就可认识的大师。他就在这里，表现得非常谦虚，让人误以为他和别人没多大差别。他来了，光亮的脑壳里装着罗马世界和所有的帝国皇帝，就像拥有银河和星座的宇宙。

蒙森的惊人精力和成就---出版了1500本以上的学术著作，使他成为学者甚至公众心中的英雄，到今天为止都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人物。他的《罗马史》前三卷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里都是畅销书，而且在1902年为他赢得诺贝尔奖。他站在大街上靠着电线杆看书，柏林的电车售票员能认出他来“那位就是著名的蒙森教授，他决不会浪费一点时间。”蒙森对喧嚣和工业化的当代的着迷和他对久远的过去的着迷一样强烈。作为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议员，他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俾斯麦首相发生争执。但是蒙森知道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如何与政府合作。他支持按照他那个时代大企业的独断专行的，企业家的原则重新组织对人文科学的研究，像西门子（Siemens）和蔡司（Zeiss）这样的公司的科学研究使得德国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强国。这个途径基本上产生了由一个杰出人物为首领导的一群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得到经济资助达成某个具体的研究目标。蒙森的观点是“大规模学术研究---不是单人研究，而是被一个人领导---是我们文化演进中必要的因素。”他赢得了公众的支持，这样的研究团队吸纳了许多，现在仍然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的文字，比任何文学作品都更形象地显示罗马生活是什么样子。他还给普鲁士政府任命学术领导提供建议，帮助成立柏林大学和普鲁士科学院，在西方让人羡慕的科学中心，你或许会说这是19世纪的哈佛大学。

蒙森代表的模式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模仿。在美国，内战后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如克拉克大学（Clark）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和芝加哥大学都通过成为研究中心竞相吸引顶尖学者加入开始赢得从前柏林大学那样的卓越地位。1892年，仅仅成立才两年的芝加哥大学通过答应给予超过其原来工资五倍的工资从弗莱堡大学（Freiburg）挖走历史学家赫尔曼•霍尔斯特（Hermann von Holst）。全国各地的大学城兴建新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至少持续到大萧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面临新的优先考虑的紧迫问题。从1980年代到现在学术持续繁荣的局面（中间有过干扰）激发了校园小说的出现，并造成文化战争中的冲突。和蒙森为年轻有才华的人着想形成对比，如今的学术明星们为自己的偏爱而战，不过是对19世纪末期学术顶峰的有讽刺意味的重复。

但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议题与我们所了解的大学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博爱的誓言，《何不纵情欢乐》（Gaudeamus igitur）的大合唱，维多利亚式歌德式建筑的石头门面有什么关系呢？现代大学的混合型继承是新书讨论的内容，它的题目《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的根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有点相互矛盾的味道。书的作者是一生都在研究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克拉克认为热衷科学研究，网罗著名教授，和穿戴学位制服的现代大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型于德国。他采用谨慎的分析方法，对档案资料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冷竣的幽默。读者很可能忍不住看这样的作者的著作，他开头这样写“和这个话题很吻合，这是一本很古怪的书。”

克拉克的故事开始于中世纪。首批在巴黎和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出现的西方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会机构的产物。它们的老师像主教一样是通过坐在讲坛上获得权威地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把教授岗位称为chairs（主席/椅子），用规定好的方式谈论指定的教材。克拉克说“讲课就像讲道一样，有礼拜仪式的色调和氛围。一个人必须被授权才能进行这个仪式，必须用权威的方式做。只有如此椅子才能给演讲者真正的魅力”。克拉克的“魅力概念”笼统地但是清晰的说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这个人提出了呈现权威的三种形式。传统的权威如国王和牧师，体现在习惯上，“对于真正的，传说的，或者猜测的永恒的虔诚”。第二是魅力型权威，不管是野生的还是破坏性的，都来自“特别的神圣的，英雄主义的或者个人的示范性格。”最后出现的理性权威代表了官僚程序的升起，区分责任，遵从严格的规章制度。

正如韦伯指出的，在任何机构中不同形式的权威相互作用和冲突。中世纪的教室虽然强调传统约束的等级和秩序，相反的力量也发挥作用，这样的力量为才华横溢的个人释放魅力提供了空间。在辩论中，一人支持讨论的观点，另外一人竭力批驳这个观点。（和讲课不一样，辩论并没有在机构中幸存下来，但是其现代遗产包括博士候选人的论文答辩，以及我们法律审判的模式等）克拉克把辩论称为“打斗，攻击，审判，格斗的剧场”确实，早期的辩论支持者把辩论比作古罗马的运动员争夺冠军的比赛。

早期的学术冠军是波斯语大师阿布莱德（Abelard），他狡猾地使用辩论的形式指出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的自相矛盾。他把教会牧师们互相抵触的观点列举出来，故意在挑衅性的标题“是与非”（Sic et Non）下面，邀请所有参加者辩论这个冲突如何解决。他在这些辩论中的胜利让他毫无疑问成为波斯语知识分子中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个女学生爱洛伊斯（Héloïse）给他写信“每个妻子，每个年轻姑娘都会在没看到你的时候想你，在看到你的时候热血沸腾。”他们的故事成为传奇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爱洛伊斯私下怀上了阿布莱德的孩子，她的亲戚作为报复把阿布莱德阉割了，两人的余生都大部分生活在修道院里。但是即便在阿布莱德的著作被谴责和焚烧的情况下，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希望跟随他学习。他拥有高手永久的魅力，可以战胜房间中的任何人。

从一开始传统的埋头苦干者和魅力无穷的精力旺盛者就在大学分庭抗礼。但是克拉克故事的核心不是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发生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不是在法国而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部分。这些领土狭小的公国的复杂关系和没有完全成型的城镇没有产生和巴黎抗衡的首都，走马灯似更换的领导人通过简单的竞争机制改造了大学。德国官员明白一个大学通过获得国际声誉和地位后就能赢得巨大利益。任何一个留在国内学习的富裕国民还是任何一个从国外，带家庭教师到来的贵族---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离开丹麦到撒克逊温廷堡（Saxon Wittenberg）一样，都意味着给大学带来更多的收入。吸引顾客的方式就是把教授和学生的所作所为现代化，理性化。

这些德国小公国自称“警察国家”，这不是受压迫的意义上的，而是如克拉克解释的，它们试图“得到好的管理形式（die gute Policey）以授权书来控制和管理臣民的行为”。首先，管理对大学意味着明确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官僚机构强迫大学印制大学提供的课程目录，这是有十多岁孩子的家庭塞满邮件的邮箱中掉出来的光鲜大学手册的早期现代祖先。慢慢地，官僚们修改方式确保大学教授履行自己的职责。克拉克说，在维也纳“1556年的一个判决提供了这样的情形，学生要雇佣两个人来为他记每天上课的教授的讲课笔记。”从1564年起，马尔堡（Marburg）大学礼仪官记录缺课的教授名单，每个季度提交给校长，由校长采取惩罚措施。教授还必须填写记录他们上课情况的纸条（Professorenzetteln）。教授们对这种官僚主义的干涉的反应像现在的教授一样是五花八门。克拉克重新制作了两份1607年的上课记录单，并排摆放。为开普勒（Kepler）上天文学和数学课的教授迈克尔•马斯特林（Michael Mästlin），最早接受哥白尼宇宙理论的支持者之一，列出了他讲课内容的详细提纲。而祖父曾经是路德（Luther）的重要同盟者的神学家安德里斯•奥塞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写了这样讽刺的话“要详细解释路德，我已经讲到第9章。”

官僚体制有其自己的逻辑，官员们推动看似理性的结果的出现，要产生能够整理，分类，向上级解释的结果。大学对此冷漠以对。古老的辩论被停止了，因为它们总是更多地强调辩论形式上的技能，而不是结果的真实性，在巴洛克（Baroque）和启蒙运动时期，好像开始枯燥乏味和滑稽可笑了。（更像院系会议和当今创造性写作讨论课，已经引起尖刻的讽刺）确实，大学开始正式的考试，由管理学生的人认真记录和评定成绩。博士候选人需要进行论文答辩。克拉克非常精彩地描述了这些艰苦的，让人恐怖的训练。当教授的女儿朵罗西•索尔泽（Dorothea Schlözer）1787年在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参加博士入学考试时，遭遇了7人考试委员会。为了尊重其性别，没有安排她坐在桌子尽头面对教授们，而是让她坐在两教授中间。这个考试（中间被喝茶时间打断）允许巧妙地展示专业上的卑鄙勾当。一个教授“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石头问她怎么分类。提了几个问题后，说要问她一个关于二项式定理的问题，但是因为他觉得同事中很多对此一无所知，决定放弃这个想法。”学生镇静地超越了教授。另一个教授询问关于艺术史的问题，她说她没有在简历中列举这个话题，因此本不应该回答，不过还是决定回答这个问题。两个小时后，一直保持沉默的一教授打断同事的话说“已经7点半，时间到了。”就这样，索尔泽通过了考试。

与过去决裂更加极端的事件是开始根据品德、才能聘用教授。以前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担任教授是正常的，聪明的男学生往往希望通过娶教授的女儿获得爬上大学城堡特权阶层的机会。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汉诺威（Hanover）等地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候选人发表的著作的质量聘用和提升教授，一个得到承认的地位层级结构出现了。当一个有才华的学者比如康德（Immanuel Kant）无视这种等级结构拒绝离开所在城市到其他地方接受让人艳羡的教授岗位时，就让官僚们非常恼火。19世纪初，变革的步伐达到高潮。

这些年大学内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克拉克认为是浪漫主义的新神话。他们主张不受迷信或者传统权威妨碍的实证科学（Wissenschaft），认为系统的，独创性的研究是所有学术成果的关键。如果大学想吸引外国留学生，就必须聘用能够进行这种研究的教授。在比如哥廷根和柏林这样伟大的大学，学生也要进行独创性的研究，撰写自己的论文而不是如他们的父亲做的那样掏钱让教授做研究。政府寻找著名教授，为他们提供高额的工资和研究基金，同时给学生提供奖学金。对科学的执着让长期以来大学间的竞争处于理想主义的基础上。

在1750年到1825年，学术研究企业站稳了脚跟，同时并排的是现在看来学术以外的，不可分割的机构：大学图书馆以及购书预算，大楼，漂亮详尽的课程目录，实验室，拥有自己研究员和特殊培训的院系等。新形式的教学如学生在做中学的讨论课，提交自己独创性研究的报告以得到老师和同事的意见等。这些新方法强调创新和发现，对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说都是刺激的，乐观的，吸引人的。万人左右的年轻美国人在19世纪的时候到德国留学。在这里，他们学会了从事学术企业赖以存在的学术研究。难怪现在我们仍然要求研究生写毕业论文，副教授写书才能升教授。美国大学的多元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构成仍然居住在蒙森时代的全部男性的、几乎全部是基督徒的研究型大学。

克拉克带领读者领教这种转变，一年一年看，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看。他还使用牛津、剑桥等古老大学作为德国革新的传统主义者衬托。到了19世纪过去很多年，牛津剑桥仍然是英国仅有的两所大学，那些不能结婚的教授们和本科生共同生活，他们的环境与其说是现代大学倒不如说是修道院。导师个别辅导的方式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学关心的不是培养出多少伟大的学者而是培养能够提供服务的公务员，律师和牧师。见证现代德国大学繁荣的18世纪的人是莫德林（Magdalen）学院退学者后来成为罗马帝国最伟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用深情的，（有点夸张的）语言写到：

我那个时代的研究员或者修道士都是体面的，随和的人，他们倦怠的享受创始人的礼物。他们的日子就是千篇一律的上课，上教堂，上礼堂，上咖啡屋，上师生共同休息室，直到退休，可以非常满足地长期的休息。从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劳累中，他们赦免了自己的良心，学问和心灵手巧的萌芽在地上枯萎了。

但即使在牛津，有些科学家或者学者提供创新性的讲授课程，相反，创新性的德国大学也没有完全放弃从前的一些做法。教授在主持讨论课的时候也仍采用讲课的方式。学术仪式继续举行，继续为大学的名誉做贡献，尤其是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开始吸引报纸的注意力后。而且人为制造出来的传统和历史悠久的传统同样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出身高贵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学生的名校。19世纪德国学生热衷的是用佩剑决斗，参加正式的宴会（比如马克•吐温看到蒙森的那种），而不是独创性的研究。马克•吐温被现代科学的化身柏林所吸引，但是他对海德堡景色如画的决斗学生联谊会和小酒店也同样非常着迷。

尽管教授聘用越来越看重候选人的才能品德，管理者长期以来为如何系统评价学术水平而苦恼。克拉克通过邀请我们陪同普鲁士部长弗里德里克•格季凯（Friedrich Gedike）参观14所大学。这次视察是在1789年6月7月，当时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16世纪17世纪的前任部长或许询问当地教授的性格和教学水平，而他问的是教授是否有听众，是否准时上课，是否对学生友好？格季凯明白国家竞相招揽杰出研究者造成的学术界的残酷竞争。比如在哥廷根大学只有50年历史的革新中心，他发现一个有趣的异常情况。教授们倾向于维持现有工资不再增加，除非他们能够从外来的捐赠的中设法取得更多的钱。因为大学主要想雇佣研究工作领先他们的最伟大的教授，年轻教授工资往往比年老教授还多。所以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觉得工资问题太敏感了根本不能谈论，格季凯只好从“明智的，消息灵通的学生而不是从教授那里”收集信息。”

格季凯询问犀利的，精确的问题，但是他的判断必然地依赖所咨询的专家的意见。其报告详细准确地评价了古典主义者、基督徒海纳（Gottlob Heyne），这个在推动哥廷根成为世界级的学术中心方面比任何别的教授贡献都大的人。但是此人除了对主导各学院的古怪人士的性格做出评价如“胆怯，疑病症患者，非常恶毒和厌恶人类者”外，也说不出什么来。事实上，格季凯和他的同事收集到学术圈的闲言碎语并传播出去。要编辑观点，做出决定，分配工作等，大学不仅仅根据对候选人水平的理性全面的考察，而且还根据知情者说谁热门谁不热门。这些过程对如今参加大学招聘决定的人都太熟悉不过了。房间里坐着一个委员会，成员们讨论装满闲话的文件夹，现在是关于其他大学的教授非常紧凑的技术报告。他们尽最大努力决定聘用哪个人，以及需要做什么来吸引这些教授，即使房间中没有人有能力总结，更不用说评价候选人的学术成果。所以采用最好的阐释学知识来审查简历和推荐信，扣除已知的争吵，在这点或那点添加一分，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正如克拉克显示的，对教授的评价只是更大的现象的一个方式。大学是个奇怪的和不和谐的地方，因为他们是书写古代和现代的羊皮纸。它们的历史跟随韦伯式的理性化叙述相似，但是也暴露了理性化的局限性。尽管蒙森现代性很强，但他说话和写作非常高雅，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一手流畅的拉丁文，也喜欢传统的大学仪式。现代大学真诚地试图发现最好的教授和学者，那些在自己的领域进行前沿工作的人，但是他们也热衷保持他们文化中传统的一面，喜欢教授穿着长袍，神气十足的样子。他们希望这些品质的未定义的组合会吸引17岁年轻人中最好的人才。

最后，克拉克从来没有全面详细剖析个别的教授---那些穿着蝙蝠一样的长袍振翅飞翔的奇怪的人物如何逐渐获得继承下来的魅力，与通过讲坛，职衔或者其他构成其学术核心的“物质行为”带给他的权威相对比。毕竟，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战胜的，在教室里一个学者可以通过智慧和性格的绝对力量能够激励人们，这种影响是官僚报告很少公平谈论的内容。但是克拉克非常谨慎地描绘了学术魅力的其中一个方面，也就是说，禁欲主义在创造伟大氛围的重要性。蒙森英雄般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放弃有众多的先驱者。学术界禁欲主义的根源肯定在于大学的修道院历史背景。确实，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尔格兹（Gadi Algazi）已经显示出虽然德国学者不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从15世纪开始被允许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无休止地承受痛苦来显示他们需要大房子以便能够不受干扰的工作，结婚只是他们能过管理有条的家庭生活不得已做的事情。

在18世纪和19世纪，专业性的禁欲主义从家庭转向工作场所，在那里采取了新的形式，最著名的是在史诗般的有时候怪异的程度上的生产量。教授的新模式让他疲惫不堪：思想的伟大和学问的深刻，像美女一样只有通过承受痛苦后才能获得。基督徒海纳把视觉艺术和古玩的正式研究结合起来，而且还负责哥廷根的大学图书馆，这是欧洲最大组织得最好的图书馆。还出版他为大学藏书收集和编目的8000图书的书评。海纳的学生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通过类似的方法成为传奇人物。作为学者，他的重要性建立在1795年的《荷马导论》（Prolegomena to Homer）一本非常成功的书，虽然只有第一卷出版，而且是用拉丁语写的，主张《伊利亚特》和《奥德塞》最初是口头诗歌的总集，被诗人和学者亚历山大拉（Hellenistic Alexandria）编辑而成。但是真正让他成为名人的是他的大胆和自我否认的结合。沃尔夫坚持作为文献学的学生而不是作为神学学生注册，虽然毕业生有限的工作机会是牧师而不是学者。海纳向他展示了他的课桌，上面堆满了学校老师的来信。“谁告诉我他们很高兴被绞死”但是沃尔夫坚持不懈。他用假发代替了学生的常见的独辫子，这样他就不需要到理发店，远离学生们狂饮的小酒店，远离可能遇见年轻女人的沙龙，甚至不再上课，因为他觉得他的时间用来阅读指定的书效果更好。他让老师怒火万丈，因为他上课前就把阅读任务完成了，把图书馆中所有海纳备课所需要的书都借出来。他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24岁的时候就得到哈雷大学（Halle）的教授职位。这个聪明的、牢骚满腹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反而成为后来学生的典范。难怪观察家半个世纪后极度夸张地称赞蒙森的无休止的勤奋：他不仅非常精彩地研究历史，而且按照禁欲的理想生活，至今对我们都有重要意义。

如今，学术魅力以及伴随学术研究的禁欲生活仍然在大学生活中占据一个核心的地位。各个领域的学者继续得到提升因为他们“生产量”（学术界表示“着迷”的委婉语），学生们继续模仿他们。未来投资的银行家让通宵工作的人钻研他们再也不需要重新了解的课题，多年后见面，他们回忆起当时奋斗的经历简直都不敢相信，而且往往有强烈的怀旧情感。大学从来不是一个油光明亮，效率高的公司。大学更像一个军营，一个既非常现代又在颜色和传统上非常陡峭的组织。很难说有多少神秘气氛可以剥掉同时不伤害到学校的整体。如果你要完全理性化学术魅力，它还能有魅力吗？

如果克拉克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当代大学好像是奇怪的，不稳定的创新和保守的结合，他也给我们需要担心的一些理由。蒙森或许喜欢把自己看作冒险家、资本家，但是他的钱来自国家。现在相反，日益减少的公共支持迫使大学管理者寻找其他资金途径，通过高效的市场模式评价教授和开设课程。外部的支持者倾向于让他们的支持流向能够产生实际的，可以出售成果的专业，比如生物科学，和可以量化的社会科学。大学本身也热衷资助能够为自己带来专利的研究项目。这种新的模式或许是得到结果的好方法，但是很难想象这种管理能够为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供多大的空间，或者为他们从事的长期研究项目提供多大空间。至于曾经是大学核心内容的人文科学，如今的人文学者带来的科研资助比蒙森少，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说明了一切。尽管有许多的特点和优越性，美国大学做事方式的低效率和自相矛盾，已经迅速改变其作为世界羡慕的对象的地位。100年后，克拉克将会告诉世人什么样的讽刺故事呢？

译自：“THE NUTTY PROFESSORS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charisma.by ANTHONY GRAFTON

http://www.newyorker.com/critics/books/articles/061023crbo_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