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6 0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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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 (进入专栏)  

  

   苏东剧变代表了20世纪革命范式的终结,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国家法时代的来临。法治吸纳革命的美国宪法版本,战胜了革命替代法治的苏联国家模式。革命范式的终结,也推动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William Twining语)所建构的民族国家法律内/外双重格局的衰变。


一、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Westphalian Duo)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近代法律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的秩序架构。在这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

   威斯特伐利亚第一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中世纪散落多元的裁判权体系的整合,以应对围绕于不同的法律管辖权所展开的宗教法/世俗法、城市法/庄园法、封建法/王室法、贵族法/商人法的多重冲突。通过君主对法律管辖权的集中性管控,解决了中世纪晚期以来正义与和平的内在冲突,以及极为棘手的宗教与世俗力量有关法律裁判权的冲突问题。它以法律统一运动的形式,缓和了社会的内战冲突状态,建立起以君主主权为政治-法律系统之效力顶点的统一政体。其中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成功典型。

   威斯特伐利亚第二期: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君主意志的驯服,以应对君权神授法和资产阶级自然法之间的冲突,通过以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作为民族主权的普遍代表,完成了统一国家理性的任务。这一阶段,解决了君主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冲突问题。以法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式,消弭君主主权意志与人民主权意志的冲突。其中以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为典型代表。

   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人民意志和革命暴力的驯服,以弥合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法治正义之间的距离,应对人民主权/人权、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之间的多重冲突。通过赋予《权利法案》以重要地位的宪法机制的建立,解决了革命与法治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宪法法典化运动的形式,缓和法治与革命的悖论。其中以美国宪法为成功典型。

   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国家与法律都始终相伴相随,变量则只是君主、革命和人民在立宪国家建构中的位置摆放问题。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是依次通过以革命驯服君主、以法治驯服革命的形式完成。但无论是君主、革命抑或法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与存续。近代国家诞生与成熟的过程,正是通过革命与法治张力的释放而得以推进,从而通向现代民主立宪国家的理想目标。

   在1648—1918年这一大历史的跨度中,有三个枢纽性的法律概念为现代立宪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一是“民族”。“民族”承接了君主与国家、革命与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三种内在张力,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吸纳了法治—革命的内在冲突。在资产阶级法治—民族国家宪法这样一种形式中,“民族”因此扮演了极为关键的中介角色。

   在这一历史阶段,宪法演进也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管治疆域之内。

   在这个历史时期,还产生了一个与“民族”同样重要且暧昧的概念:即“民主”。在19世纪初叶的革命理性国家时期,民族概念开始被等同于人民(民主)概念,它们共同以君主理性国家作为其革命和改造对象,民族动员因此以人民(民主)革命的形式得以完成;而在进入到184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期之后,民族概念的保守性与民主概念的激进性之间产生了历史分叉,沿着各国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不同认识,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决断,进而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宪法道路。近代立宪国家的发展,既得益于民主革命的刺激,也同时以规范与约束人民革命的面孔出现。

   第三个核心概念则是“立宪”。作为对法国大革命激进民主范式的替代,美国革命为这一历史大周期贡献了“宪政”模式。宪法理性国家是法治理性国家发展的完整形态,它的出现,解决了现代国家民主—民族动员的激进化问题,以“宪法理性”缓和“人民主权”的暴力倾向,以代议制民主和政党竞争轮换为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民主参与进程提供制度载体,以“法治理性”平衡“民主理性”的革命性因素。

   “民族”、“民主”、“立宪”这三个现代的核心政治-法律变量,为分离并连接现代国家的政治与法律之维,为隔离并衡平现代国家的革命与法治之维,提供了三种基本的解决方案,这三种现代的政治动员方案,既可能被单独使用,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对这三种方案进行不同组合,以趋向现代国家的“立宪国家”目标。

   从历史演化角度观察,直至进入法治理性国家阶段之后,通过政治民主化和法律实证化的双重机制,基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分化与结构耦合基础上的宪法理性的出现,才为现代“法治国”的出现奠定了根基。“法治国”的出现,也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演化趋于成熟。通过主权国家宪法化的形式,吸收法治与革命的张力,将革命因素吸纳到主权国家法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通过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扩展,弥合民主动员与阶级冲突之间的裂缝。经过从君主理性到革命理性,再到立宪理性的过渡,国家最终被驯服,在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内,实现了革命与法治的张力平衡。议会立法和代议制民主,则为法治与革命因素的内在冲突,提供了一个和平化的制度化解决机制。而在国际层面,通过建立国际均势理想,经由国际法条约体制的完善,从而试图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构建起国际法治理性的基础。通过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层面的体系完善,以建立现代的立宪主义目标。

   从1648—1918年,实际要解决的是近代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即中世纪社会的正义与和平的悖论问题,它在这个历史阶段获得了部分解决。革命与法治在主权国家层面得以调和,通过民族国家严格界分内-外法律的形式,通过民主立宪—民族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理性目标得以实现。但其依然面临两大新的挑战:其一,这种革命与法治、正义与和平的宪法解决方案,实际建立在国内与国际法律的二元张力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宪政法治的张力结构。与国际均势体系的构想不同,国际层面的正义与和平,实际难以通过各国国内的正义与和平的简单加和就得到实现。国际正义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爆发。国家之间的正义/和平冲突,导致了世界性的非正义/和平的悲剧后果。其二,伴随国际性非正义/和平状态的加深,国内的阶级和平/正义问题也愈发凸显,并最终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总爆发。如果说,从1648—1918年,人民(民主)最初驯服了君主,法治随后则驯服了民主,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又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最终打破了主权国家范围内法治与革命因素的既有平衡。


二、民族国家宪法危机与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来临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一期(1918—1945年),以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体系开始第一次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其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首次遭到冲击,意识形态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它以世界范围的总动员形式,完成了对现代世界秩序的一次深刻改造——尽管它只是以表面否定“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式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的民族国家的法治/革命辩证法出现了断裂。法治与革命的一体两面性,法治和革命经由主权国家的内在制度性整合,第一次被意识形态的左右阵营划分方式撕裂了。法治与革命呈现为敌对态势,一方国家阵营占有了法治,一方国家阵营则占据了革命。也正在这个法治与革命出现断裂的历史期间,近代国家与法律之间的一体性关系也出现了罅隙。马克思对国家概念的激烈批判,则进一步撬动了近代国家与法律概念之间近乎自然化的内在关系,而立宪国家的概念也受到了空前冲击。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二期(1945—1989年)。以冷战为分界线,世界法第一次不再主要以各国比较法的形式呈现,而是以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的对峙形态出现。全球法律体系在冷战时代进入到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第二个阶段。立宪国家概念的动摇,正是通过冷战阵营不同国家集团各自占有法治与革命的状况出现的。

   冷战格局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均衡体系,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形态,而世界体系的阵营划分,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出现,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范式。这为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法迅速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做好了历史准备。

   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989年—至今)。以美国宪政为经典蓝图的法律全球化模式,终结了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法治与革命的现代辩证法。通过人权观念、司法审查、民主机制的全球化,通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宪法性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球化,通过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法律的一枝独大时代走向终结。特别是,立宪主义进一步提高了法治吸纳革命的能力,革命动能被逐渐吸纳并不断内化,人民主权与人权的辩证法不断突破束缚,最终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超国家宪法模式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法治吸纳革命范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动力的终结,革命动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被吸纳入一种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疆域的全球宪法的体系化运动之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民族国家作为传统的政治与法律系统的结合体,其塑造和规范世界秩序的力量已大不如前。现代宪法内含的自我革命性机制,通过立宪体系的世界化进程,加速以自我运转与自我演化的方式推进,并不断以超国家法的形态得以呈现。

   从根本上来说,这也得益于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的逐渐转化与渐次解开。法治与革命、自由与民主、法律与国家这一系列近代悖论的展开,正是不断通过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展开与解除的进程而得以呈现。而当代宪法机制,最终证明:只有它才具备跨越国内与国际的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能力,当然,这也悖论性地体现为:只有通过对近代国家宪法模式的扬弃,赋予古典宪法模式以超国家的运行形态,才能最终将宪法机制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


三、超国家宪法的演进:政治和法律悖论关系的转化与解开


从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就逐渐确立了一项传统:通过国家,将政治和法律结合为一体性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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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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