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一生一次”:笛卡尔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新计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 次 更新时间:2022-02-10 23: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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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摘  要: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中尝试的现代形而上学“新计划”,突破了早年的方法路径,通过“一次性”的形而上学怀疑及其取消,在一个不可经验的认识原点上,为新科学及其认识原理提供了新的基础。

  

   关键词:一生一次;形而上学;科学

  

   一、新形而上学还是科学的准备?

  

   多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我自幼接受为真的东西有很多是假的,而其后我在其上建立的东西也非常可疑,因此,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中树立某种牢固而持久的东西,一生中有一次,一定要彻底推翻一切,从基础重新开始。(AT VII,p.17)

  

   《第一哲学沉思》的著名开篇,早已为人熟知。一直以来,笛卡尔的这一表态被视为笛卡尔采用普遍怀疑方法、重建科学基础的标志,这是笛卡尔开启的现代哲学最重要的目标。(cf.Popkin,pp.143-157;Curley;Paganini,p.229ff.)不过,对笛卡尔自然哲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加伯(Daniel Garber),依据笛卡尔的这段话断定,《第一哲学沉思》更多应被看作笛卡尔科学工作的某种“序曲”,本身“并非一个自主的哲学计划”。这一观点实际上意味着,《第一哲学沉思》为新科学提供的与其说是形而上学基础,不如说是认识论基础。(cf.Garber,2000,p.223)另一位专攻笛卡尔自然哲学的学者克拉克(Desmond Clarke)也认为,长期以来对《第一哲学沉思》的过度关注,掩盖了笛卡尔哲学的真正性质。笛卡尔主要是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偶尔才涉足哲学领域,他写的这些哲学“小论文”主要是为了澄清他工作的科学方法,但内容又往往过于晦涩,难以理解。后世学者将注意力过多放在这些哲学论著上,既歪曲了笛卡尔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无助于我们理解笛卡尔科学实践真正采取的方法。(cf.Clarke,pp.1-7)

  

   强调笛卡尔的哲学与科学实践有密切的关联,建议在理解笛卡尔的自然哲学时重视其具体的科学工作,这些都是相当清醒的告诫。但问题在于,这一做法并不能厘清笛卡尔为科学奠基的哲学工作本身的性质。如果笛卡尔真正的革命性工作体现在其科学研究上,那么他为此奠立的哲学基础,究竟是具有同样的革命性,甚至更为彻底地体现了笛卡尔与传统的决裂;还是相反,受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而未能真正解放科学的工作,这些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笛卡尔大致在1628年放弃了《指导心灵的规则》的写作,此后数年,他投入相当大的努力从事“形而上学”研究,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他科学研究的高产期,二者并未构成矛盾。(cf.Garber,1992,pp.16-20;Popkin,p.145ff.)1628-1629年,是笛卡尔形成形而上学基本思想的关键阶段。(cf.Beyssade,pp.34-36)在这一期间与梅森的通信中,他频繁谈及自己最近的写作计划,并提到,他之所以不再继续完成之前开始写的那些论著,原因是:“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我获得了较之开始写作时更多的知识,而当我想要在写作中容纳这些想法时,我就被迫进行一项新计划(un nouveau projet),比原来的计划要大一些。”(AT I,pp.137-138)笛卡尔将这一发现比作在建房子时发现了一笔意外之财,因此原来打算建的房子就显得不够大了。笛卡尔不无得意地告诉梅森,没有人会责备这个人打算建一座和他现在财富更相配的房子。那么究竟什么是这笔“意外之财”呢?笛卡尔在这封提及“永恒真理创造”的著名信件中承诺,在他撰写的物理学论文中将会涉及许多形而上学话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笛卡尔自信地告诉梅森,他已经发现“如何以比几何证明更明见的方式证明形而上学真理”(AT I,pp.137-138,144-145;cf.Marion,1999,pp.20-22)。如果这封信中谈及的“形而上学真理”就是笛卡尔在1628-1629年间实现的哲学革命的话(cf.Popkin,p.147),那么在笛卡尔看来,物理学虽然是他打算重建的那座房子,但是形而上学的“意外之财”使他得以建一座更为宏大的新房子。

  

   但如果形而上学是笛卡尔新哲学计划的关键部分,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和加伯等学者类似的困惑:笛卡尔为什么会多次拒绝过多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呢?(cf.AT V,p.165;AT III,pp.691-693;Descartes,1976,pp.30-31)笛卡尔明确指出,对于形而上学事情或问题(res metaphysicae),不宜求之过深,反复钻研,只需要“一次性(semel)知道”就足够了,否则将不利于研究物理问题(res physicae),后者才是对人生真正大有裨益的问题。难道对于已经在《第一哲学沉思》中深入探讨过形而上学,甚至将这一探讨在《哲学原理》中写成经院式教科书的所谓“现代哲学奠基人”而言,形而上学仍然只不过是一次“意外之财”,不可能成为现代哲学真正赖以维生的房子?

  

  

   二、“一生一次”:1628-1644

  

   尽管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笛卡尔在通过普遍怀疑重建科学基础时,多次强调这一努力必须且只需“一生一次”,但对这一表述在笛卡尔作品中经历的变化,仍需要系统的考察,从而提供理解笛卡尔形而上学性质的关键线索。

  

   1.《指导心灵的规则》“规则八”

  

   《指导心灵的规则》的“规则八”大体写于巴黎时期(1628年左右),特别是笛卡尔发现光学折射定律之后反思科学方法的关键时期。(cf.Schuster,pp.58-59)在“规则八”讨论完光折射的例子之后,笛卡尔马上提醒读者:

  

   不过,为使我们不至于永远无法确定灵魂能做什么,并且避免错误、偶然地劳作,在我们投身于具体地认识事物之前,我们必须,一生有一次(semel in vita),努力探求人类理性能够达到哪些认识。为了更好地做这件事,在同样容易的东西之中,我们应该总是首先探求那些更为有用的。(AT X,pp.396-397)

  

   笛卡尔的普遍数学的“方法”计划从“规则四”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东西”开始,在“规则八”这里转向了“人类理性能够达到哪些认识”的新问题。能够纳入方法次序中的问题,应该始终处于理性纯粹的直观之光中。方法就是指导我们如何运用心智直观的程序。(cf.ibid.,pp.371-380)然而,对“人类理性能够达到哪些认识”的探讨,却被看作“一生一次”的探究。这一探究关注人的灵魂的能力,以及人的状况所面临的障碍,从而确定何者超出了人的心智的界限。“人类知识是什么以及它所能达到的范围”或者“人类理性能够实现何种知识”成为最有用的问题,而且根据方法的规则要求,这也是必须首先研究的问题。而任何热爱真理的人,在争论自然的秘密之前,“一生总要有一次”(semel in vita),来探究这一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知识的真工具以及全部方法”(vera instrumenta sciendi et tota methodus),以防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灵魂能力的范围。(ibid.,pp.396-398)这一探究的最初形态就是“规则十二”对人类心智的初步考察,并被重新界定为“人类知识的条件”这一新问题。

  

   因此,如果“规则八”是笛卡尔面对1620年代思想危机的一个过渡性产物的话,那么其中三次出现的“一生一次”清晰地标识出一种与建立普遍数学、最终将一切事物纳入对简单自然的直观这一方法次序不同的探究方向。笛卡尔寻求的科学方法的要旨,是尽可能将事物通过次序与安排置于直观纯粹的目光之下,让直观的明见性确保事物知识的确定性。但在直观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关于如何建立认识的确定性,从而把握知识的性质,单纯自然的学说就有些捉襟见肘了。这一困难在“规则十二”表现得更加明显。最迟到1628年,放弃《指导心灵的规则》写作的笛卡尔已经意识到,这一对“人类知识是什么以及它所能达到的范围”,或者说“人类心智所能达到的限度”的探究,是全部方法的前提,是为自然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统一方法(“普遍数学”)之前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仅仅是为了确定“方法”的界限,寻求给方法的使用建立一个合法的范围。笛卡尔甚至未能决定,这一考察究竟是属于方法本身,还是已经超出了方法的规则,必须借助另外的手段来加以研究。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对“人类心智的能力”或“知识的限度”的考察,无论是就其自身的哲学性质,还是与物理-数学研究的关系而言,都尚未确定。“一生一次”既提示了“方法”的局限,也暴露了笛卡尔试图在方法内完成普遍科学基础的犹豫。

  

   2.《谈谈方法》

  

   约十年后,《谈谈方法》(1637)的“第二部分”将人的各种思想与一座古老城市的建筑相比,它是逐渐形成的,往往不合比例,更多受制于偶然。与此相似,人的判断几乎不可能是纯粹而坚实的,除非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完全只使用健全的理性,而不受欲望或师长的支配。然后,笛卡尔指出人面临这一思想处境的可能出路: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谁把全城的房屋统统拆光,只是打算换过样式重建,把街道弄漂亮;可是常常看到许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打算重盖,也有时候是因为房子要塌,或者房基不固,不得不拆。以此为例,我相信:个人打算用彻底改变、推翻重建的办法改造国家,确实是妄想;改造各门学问的主体,或者改造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是同样办不到的;可是说到我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它们一次性地扫除,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我深信,用这种办法来引导我自己的生活(conduire ma vie),得到的成就一定可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依赖年轻时并未查明是否真实就贸然听信的那些原则。(AT VI,pp.13-14)

  

   “彻底改变、推翻重建”是面对自己从小相信的各种意见的最佳做法。这一做法的要害是“一次性”(une bonne fois)地祛除所有的意见,然后才可能对自己的意见进行革新和改善。这一“一次性”不仅意味着否定性的“扫除”,而且是一种完全彻底的排除,而非“死守旧有的基础”。重建的工作属于其后的步骤(“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与“规则八”中对界限或范围的确定不同,《谈谈方法》明确地将“一次性”的工作规定为排除的工作,将之置于全部其他理性改进工作之前,甚至置于所有方法之先。“一次性”既明确指示了排除的彻底性,也暗示了这一工作与因循改良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根本歧异。

  

   在后来的“第七组反驳与答复”中,笛卡尔用一个例子解释了这一一次性排除工作的准确意涵:

  

这里我要采用一个日常例子,向我的批评者解释我的做法的理由,以避免他的误解。……假定他有一篮子苹果,担心其中有些烂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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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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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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