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若干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18-10-25 23: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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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大学的目的

  

   根据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大学是教学和科研中心。那么,大学的目的无非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这样的目的可以说是综合了中西大学的传统。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朱熹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学。……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论语集注》卷一)所谓“大学之道”是什么?《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这是通过学习而去除私欲,发明天理,推已及人,以达到“至善”之境。用扬雄的话来说,就是“铸人”,而老师就是“人之模范”(《法言·学行》)。这可以说是中国的教育传统,虽然也传授知识,但更重在培养德性。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概括传统的以及时代的若干信念,包括人格、知识和技能等,铸造出这种信念的担当者,使他们成为更接近于理想要求的人。

   西方的大学传统经过一些变化,十九世纪的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在其《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把大学看成培养绅士的地方,大学是保持古典文化传统的地方,教育的目的是对一种特殊形态之人的“性格的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这样,大学当然是一培养人才的机构。十九世纪末,从德国的大学开始,标举一种新的理念,即大学应该成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这一观念逐步在欧美各国扩散,影响深远。至今日美国的先进大学,研究院采德国模式,注重研究;大学部受英国影响,注重教学。

   中国的大学,从理念上说,要办成两个中心,这既是对传统的综合,也是对世界潮流的呼应。

  

培养什么样的人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职责。那么,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比如,大学应该施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是普及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培养技术员还是知识人?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可谓由来已久。孔子是个好学而且博学的人,他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达巷党人评孔子“博学”(《子罕》),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但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多学而识之者”,而认为是“予一以贯之”(《卫灵公》)。他还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里所揭示的是一个“博”和“约”的问题。而一个更为明确的表述,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颜渊说到孔子对他的教育,也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不过,这里所说的“博”与“约”,还不能等同于今日教育中的所谓“通才”和“专才”。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通才”为高的。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即便就写文章来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是常见的事,但可贵的还是“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典论·论文》)。但随着各门学问的发达,今天要想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通才”,不仅贯通六经,而且沟通文理,已经是不可能之事,但传统的教育思想仍然能够为我们今日的教育提供有益的资源。

   不仅儒家,道家思想中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资源。《庄子》讲述了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其精湛的技艺引起文惠君的赞叹:“技盍至此乎!”但庖丁的回答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可见在“技”的背后有更为重要的“道”。《天下篇》中把当时的各种思想学派,也就是当时人所认为的各种知识统称为“方术”,在庄子看来,无非是“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些人是“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一曲之士”。《庄子》一书中谈的不是教育问题,但同样给我们带来启示。

   孔子所说的“文”、庄子所说的“技”,约略近似于今日所说的“知识”;而这两位哲人所说的“礼”和“道”,则可近似于今日所说的“人文精神”。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是有具体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有着人文的素养和精神。不是一般的技术员,而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人。无论其所学专业为何,这种精神和素养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

   今日大学应培养这样的人才,其争论并不在是否应该培养,而在于如何培养。加强大学的人文教育,或称“素质教育”,在今日大学里似乎也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以我所知,许多大学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给理工科学生开一些讲座,比如诗词欣赏、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电影欣赏等等,似乎有了这些,学生就具备了人文素养,就完成了人文教育的使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与真正的人文教育相去甚远。

  

人文教育是什么

  

   科学和人文,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往往区分为二。其实,就精神实质而言,这两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密不可分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贯注一种精神的教育。既是人文精神,也是科学精神。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也完成其人格的形成。大学是现代教育中的最后阶段,学生走出大学校门,就将迈向社会,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中国政府曾经在多种场合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科学和教育,何以能够兴国?

   科教二字,如果就我的理解而言,应该将顺序改为教科。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使每一个受教育者成为具备科学精神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的公民。什么叫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是严谨与求实,它隐含在任何一门学科之中。有了科学精神,才可能对以往的知识加以分析、思索、怀疑乃至推翻,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科学精神,便会自满、武断或盲从,导致判断能力的丧失。就这一点而言,科学精神也就贯穿于人格和品德。

   当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人最需要的是哪一门知识时,他的回答是“使人抛弃谬见的知识”。当中国唐代禅宗的临济和尚,向他的门徒说明达摩祖师东来的目的时,说“为的是觅一个不受人惑底人”。说到底,“使人抛弃谬见的知识”不是任何一门具体的专业知识,在更确切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精神和能力。这就是科学精神和判断能力。十八世纪的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说:“人类智力上的最大弱点是缺乏判断力。”其基本含义是,人们往往仅根据极少的证据甚至毫无证据便得出包罗万象的结论。这正是由缺乏科学精神所导致的智力低下。

   大学四年,固然可以学习到许多具体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知识的学习过程,受到科学精神的感染和熔铸,从而在离开学校之后,凭着这种精神作为继续成长的资本。当他们带着这些精神离开校园,踏上社会,用科学精神对待工作、对待人生,就一定能够不断“抛弃谬见”,最终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判断能力的“不受人惑底人”。

   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说是浮躁,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背后也有一种思想在支撑,就是以实用的观点对待知识和学问。也就是在“技”与“道”之间,一味强调“技”的作用,忽视乃至抹杀了“道”的存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大力赞扬东汉的风俗之美,以为这得之于儒家思想长期教化的结果。大学教育对于社会风气的良窳,应该而且是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的,虽然这不是在短期内即可奏效。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曾经说,中国几千年中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我的理解,科学是应该比技术更高一层次的,科学的背后是有一种科学精神在支撑的。要改变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在大学教育中,就应该培养起一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在对于科学的追求中,摆脱功利的动机,而产生对于知识本身的真正兴趣。有了这样的兴趣,才能够形成科学技术发展所需求的文化凭藉,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才能够真正完成大学教育的使命。

   我这样说是因为感觉到今日的教育思想上存在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大学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而忽略乃至抹杀了大学教育对社会的改造功能。人们把教育看成是美好社会的未来,教育如果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那么未来也就不会是美好的。人文教育就是给受教育者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支撑,可以在心中建立起抵御外部和内心混乱的城堡,使生命的质量得以提高。由一批又一批近于理想的人走进社会,就能够提高整体社会的文明,并促进社会整体的不断进步。

  

教师的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教师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进一步认识。在中国现代的大学教学改革中,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正在日益得到重视,传统的教师授课法正遇到空前的冷落。加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必须更加重视教师的作用,必须重视传统的授课方式。

   这些年来,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呼声非常热烈,被树立为楷模的往往是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进行教学的尝试。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教师只需要事先将课件准备好,上课时可以一言不发,手拿鼠标调动画面,或者干脆将教材和作业放到网络上,学生做完作业也缴到网络上,教师改完作业再放回网络上。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从人文教育的角度来看,令人担忧。

   鲁索当年就曾提出,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某一课程要求的无形体现,不是将知识从一代人输送到另一代人的无毒试管。《世说新语》上也记载了晋人的话:“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而《论语》一书,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教学活动的生动记录。他可以让学生“各言尔志”,学生也可以对老师说“愿闻子之志”(《公冶长》)。他的行为和言论就是那样的感动了学生,使学生由衷赞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模范”,教学是一个需要感情乃至激情投入的活动。教师的工作,是将自己对学问的热忱,通过对知识的讲授,同时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感染,甚至是震撼。

   然而反观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中教师,由于受到各种利益的驱动,其学风问题甚为严重。报刊上已作公开揭露的,从堂堂的北京大学到一般的地方高校,教师用抄袭或变相抄袭的手法炮制论文著作者并不少见。一经揭露,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人厕身在高等教育的队伍中,即便其比例不是太多,但害群之马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利欲熏心之徒对青年学生的反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首先是要有一大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犹如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那么,教育才是有希望的。

   二〇〇三年九月写于韩国外国语大学

   注:本文原题《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若干断想》,载《读南大中文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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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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