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慢长历史，我们发现其中浸透了“和”的精神。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时，除了总结其中凝结的理论思维成果，还要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探讨中华文明发展是如何体现了“和”的精神，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一）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断融合其它少数民族的成果。
首先，中华民族的原体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部族融合周边少数部族的结果。起初是炎黄集团和犬戎之间的融合，接着又与东夷集团融合，形成夏王朝；商代八迁，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共伐殷纣王，也是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华夏与四周的楚、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一融合到汉代完成，形成了汉族。
其次，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又与其它少数民族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大夏、前燕、成汉、后秦等16国，并逐步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第三次是五代两宋期间，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在中国北部相继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与北方汉族融合起来。同时，南宋政权的南迁，与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融合。
第四次是蒙古人统一中国，吸收汉文化，使一部分蒙古族融入汉族；同时内地汉人迁往蒙古、西北、东北、云南等地，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另外，蒙藏之间、汉与契丹、女真、维吾尔、藏族的融合很突出。
第五次是满族入主中原，满汉融合，乃至几乎没了民族界线。同时，满、蒙、藏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也进行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10余万汉人跨海定居台湾，与当地高山等少数民族融合，使台湾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各民族在交流中寻求生存，在斗争中走向和谐，在团结中共同发展，在保持各民族丰富多样性前提下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的过程。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凝聚力、向心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和”的观念的理解，是“和”的精神的典型体现。
（二）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在“和”的精神指导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华文化融合周边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华文化就在这种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传承发展，丰富多彩，并深深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烙印，具有多元复合的特质。早在春秋时代，由于地理、政治因素，当时还存在多元文化的格局。李学勤先生就把春秋时代划分为七大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秦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2] （P11-12）但是，应该看到，以华夏族为载体的中原文化必定文明程度最高，可以借其优势向四周辐射，其它文化圈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原以外半夷半夏文化（夷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原来的东夷，此时的东方诸民族；广义泛指中原四周与华夏族相对的民族）、夷文化，在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在大国争霸兼并，商业发达，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变革形势下，也加速融入华夏文化，这就使华夏文化呈现出多样统一的特质，并成为日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方式。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更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加速吸收、融合、同化周边众多民族的文化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和”的精神的文化，也是综合了世界上诸多文化因子的产物。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围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密切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诸国也有频繁交往。今天，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就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随后被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在与原有道、儒相互争竞的基础上改造为中国式的宗教，以至于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种异域思想又普遍地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舞蹈都曾因此达到了中国文明史上罕见的高度，创造出诸如龙门、云岗石窟造像艺术以及敦煌壁画之类的震惊世界的文明成果。
唐朝对世界文化的吸收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更是空前的。且不说三教并行不悖，共塑大唐文明，就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时时处处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的浓浓氛围。李白有一首诗，说“落花踏进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胡人在中国开店是很普遍的。向达先生曾描述过开元前后长安“胡化”的情形：“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的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俗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3]（P41）唐朝对于异域文化的吸纳可见一斑。
总之，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大多数时候大都能够抱着宽容的心态，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内核基础上，以“和”的精神广泛吸纳、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并放射出新的光彩。
（三）中国思想文化在发展中其内部不同因素的整合也是以“和”的精神来进行的。
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集大成之作，它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是由“隆礼敬德”的礼制和《尚书》、《周易》两大哲学文献组成的体用兼备的完整思想文化形态，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路向，成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理论源泉。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化与晋、齐文化结合而有法家，与荆楚文化结合而有道家，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家。这三派中唯有儒家特别重视“和”，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在“中庸”基本原理指导下以“仁”、“礼”为两大支柱，来构建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以“和”的文化观初步对尧舜三代以来，春秋之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儒家处理自己与道、法的关系中，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孔子之后，儒家在战国时代产生了两位思想巨子：孟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视道德修养内在制约的“仁”的一面，形成心性之学，其极端可以和道家相通；荀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礼乐教化外在制约的“礼”的一面，形成礼义之学，其极端可以和法家相通。先秦儒学始终以道法为界限，又援两学以为用。到了战国中后期，以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派又经过百家争鸣，互攻互取，产生了黄老学派、《管子》学派等综合融汇特色明显的学派。到了战国末年，各流派走向兼综和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吕氏春秋》是这一趋势下的又一产物。该书是秦国富有政治头脑和远见卓识的宰相吕不韦召集各学派人才有计划、有目的的精心编撰而成的，试图综合先秦诸子，在思想上为秦的大一统提供理论准备的著作。该书以儒、道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并以自己的思路综合整理，构建了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并在消化各家思想后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见解。
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即使某一学派内部，也以“和”的精神进行综合、融汇。如先秦儒学，到了荀子手里，就形成了一次大的综合。荀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晚期，诸子的思想均已充分的展开，荀子曾在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有条件接触各家著作，并与当时学派进行学术讨论，交流思想，使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对各家进行了批判总结，取其长，剔其短，熔于一炉，显示了统一百家的气派，并企图为当时政治统一的历史大势提供理论指导。他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容综合各家思想的有机生成和进化的道路。
汉代是先秦诸子融合最终完成的时代。汉初用以使经济文化得以恢复的黄老之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至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标的，实际上大量采用道、法、阴阳思想和治术，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长远的统治方略，使中国政治文化整合得以完成，建立了其后运用达两千余年的阳儒阴法，德礼刑法兼治、王霸道杂之的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政治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影响十分巨大、深远。
总之，“和”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明在“和”的传统中发展出的两种优秀品格。带着这两种品格，21世纪的中华文明无论面对压力、挑战，还是面对欢歌、笑脸，无论是面对内部的紧张，还是面对多元文明的竞争，都会发挥出其潜在的力量，让古老的文明传统在现代社会焕发青春，铸造出刚柔相济，纵横捭阖，张驰有力，伸缩有余的新中华文明形态。与此同时，这也就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为人类新文明的塑造做出贡献。
《唐都学刊》2006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