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如今的城市，常常是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但农村却各有不同。

虽然影响中国城市的强大力量，同样在影响着中国乡村，但乡村总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抓地力，总有草根般的韧劲，总有水草般的适应力。无论水面多大，无论上层如何波浪起伏，水草的草尖，只是随波摇曳舞动几下，根部仍深植厚土，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变时代，为认识和改造变与不变的中国，乡村建设工作者已在城乡间往返奔走十数年。当乡村振兴号角吹响，城乡中国时代已然来临时，我们聚拢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学界好友，沿着草尖，溯回到草根，以跨学科、跨地域、跨古今的多视角，来到晋豫陕三省乡村，意图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

为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活动组织，笔者曾写下200多字的缘起：

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

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

刚启动调研，九人仍是不足，我们又有好友加入，遂有十二人行。我们一行十二人，在晋豫陕三省七个县区，走马观花，随走随停，白天看，晚上聊。十二天调研下来，吃三睡五干十六，风云际会、思想激荡，有同仁竟因讨论热烈，而至夜不能寐。眼见着，眼见着，这一树繁花，慢慢绽放起来了：

在第一站山西大学，我们看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农村集体化档案馆，这是当代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最为完整的地方。我们和中心主任行龙教授等十多位同仁展开集体化时期中国研究的讨论。我们看了300多个村庄档案的抢救式发掘，感受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研究从容。

晚上，笔者组织了以“城乡中国和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讨论，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乡土中国，也不是城镇化主流驱动的城市中国，乃是一个城乡各半，共生共荣的城乡中国。乡村振兴需要面对“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去创造新供给，催生新业态。

笔者也就此反思自己经济学背景下仍未褪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维痕迹，以及经济学瞎子摸象的独特性，和片面性。从张艺英的短文《从书斋到田野》中，也可以看到她作为历史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社会”，重新在乡村走近历史，重新发现中国的思考。

在第二站山西长治市的平顺县，我们一同访问了四个村庄。

第一个是西沟村，这是中国第一个互助组的诞生地，我们也有幸和几近90高龄的申纪兰大姐座谈聊天，她自1954年以来担当了第一届知道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世界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我们住在川底村，这是赵树理《三里湾》的原型地。我们还访问了另外两个村庄——神龙湾村（挂壁公路）和羊井底村。

平顺一行，大家和当年四大全国劳模及身边人士，以及当代愚公，一同回顾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在平顺的两个晚上，社科院的贺照田先生，做了“群众路线”的引谈。他引发了革命时期和当代实践中，群众路线的名实分离以及如何弥合的讨论思考。

华中农大的狄金华先生，做了“集体经济”的引谈，引发了汲取型和分配型两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动员效应，以及集体经济能否复兴，再组织化有无可能，集体经济发展条件等诸多争论。讨论内容可见狄金华短文《大历史的书写与小人物的命运》中，对劳模作为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讨论。

张谦先生的《人定则胜天，人不定呢？》以历史与现代不断交汇的叙述方式，对比了当初艰苦卓绝环境下的人定胜天，和当今人心不齐，集体涣散后的公共事务衰败。说明了“一旦人心不定了，社会分解成了个人，别说胜天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成了难事。”

在第三站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和闻喜县，我们一同参访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常镪老师主持的四处乡村整体营造试点，看到了专业素养与乡土实践的美好结合，也听到了黄亚平县长代表地方干部对乡村振兴“空前绝后，却无从下手”的感慨，以及李红民副县长对百姓“恨你有、笑你无”心态的无奈。

连续两个晚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常镪先生做了“乡村整全工作方法”的引谈，让大家了解了经济、生态、社群、文化四维度和十二图层的嵌套式工作方法，引发了大家对全域整全工作方法的讨论，并各自贡献自己对乡村工作方法的经验。常镪《乡土民居的衰败与思考》一文，对农民在城市给别人建房，在农村请别人给自己盖房这一最大收入来源和支出对象的一进一出，有了细致的刻画与反思。

在第四站山西永济市蒲韩社区，我们走访了这个从1998年至今20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当代农民合作组织，并参与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组织的第13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结业典礼暨青年成长观察交流会，和郑冰、梁少雄等活跃在当代农民组织化第一线的三十四位乡村工作者交流座谈。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通过交流，大家对过去12期207名乡村建设青年人才的扎根乡村，以及蒲韩综合合作的社会组织过程，有了本末终始的认识和思考。

晚上，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先生做了“国家-市场-社会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引谈，以及在蒲韩社区发展中如何处理好三方关系的应用性讨论。期待蒲韩作为自组织社会，能与政府、市场一起舞蹈，避免剥夺社会，乃是建设社会。其中点点滴滴，可见杜洁女士《重识黄土地》一文。她将一行遇到的人与事，与土地的密切连接做了系列说明，申明了“黄土地养人，黄土地养魂。”

在第五站河南灵宝，我们参访了弘农书院、函谷关老子著述《道德经》处，以及当地两个养老社区和生态农业、合作社和生态建筑，看了《弘农儿女》乡村大戏，开了第二届弘农论坛。还做了“从豫东到豫西的乡村建设”讨论，看到了从“走着瞧”（低头看路），到“瞧着走”（抬头看天）的乡建路线转换，见识了“何老师能把我们逼疯，也能逼成功，逼出辉煌的事业和精彩的人生”。这是何氏的“外发促内生”乡村工作具体方法。

晚上，把不少人“逼疯”的中国农大何慧丽老师，做了“知识来源与乡建话语”的引谈，对近30年新乡村建设历史进行了回顾性讨论。我们还做了乡村建设“神话”、“鬼话”、“童话”、“人话”和“真话”的话语讨论。

对于已近二十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是神秘化、妖魔化、浪漫化？还是人性化、理性化？北京大学的张慧瑜先生说:何老师营造的乡村建设氛围，有道德感、宗教感，很感人。这真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

在兰考的更多经历，可见何慧丽老师《穿越与跨界：灵宝来了一群学者》，从她的叙事中，可以略微感受颇为收敛的神话体叙事，我们带来了一股化雨“妖风”，我们意图从“悬浮式学术”中走到真实地面，我们邂逅了这块物华天宝的“有灵宝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三人叙事长文《欢欢、珍珍和丽丽》，从三位女性身上，更可以看到乡村的意义体系，以及地灵则人杰！

在第六站陕西礼泉县袁家村，我们在王村长带领下，参访了这个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即闻名全国的民俗旅游村，并为袁家村开启了第一次农民夜校。袁家村本是关中平原只有62户286人的“三无”（无资源、无资金、无人才）村庄，经历两代村支书的带领，无中生有地打造出一个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关中印象体验地景区，创出了“村景合一、三产融合”的乡村旅游商业模式。

礼泉往延安途中，西南大学的杜洁老师，做了“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集群”的引谈，让我们感佩于当年重庆北碚的卢作孚，与如今袁家村郭占武的社会企业呼应，当前中国乡村，需要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贤达。

关于袁家村如何以“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吃货经济起步，从而走出一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袁家村模式，可见李彦岩短文《生猛美味的袁家村》。她的文字，和袁家村的关中小吃一样生猛。

在第七站陕西延安革命遗址群，我们和延安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交流，并在杨家岭、枣岭、知青博物馆、路遥故居、梁家河的参访中，更加体验了红彤彤的社会环境，以及乡村革命派和乡村建设派的争论与呼应。

此行担当协调重任的重庆大学潘家恩先生，做了“乡村建设与乡村革命”的引谈，引发了大家就乡村建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比讨论。我们从梁漱溟与毛泽东“铁钩与豆腐”，批判武训告别乡建的历史争论中，看到两者实质上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联系。潘家恩的《延安与乡建》一文，可以看到梁漱溟作为乡建派的自我反思：“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农民运动却农民不动”，也可以看到乡建派与到革命派后“铁钩”变“托盘”， “豆腐”变“豆干”的政府与社会理想型互动模式。

在延安的最后一晚，我们做了一行总结，有好几位表示这是一次人生再出发、研究再启航的旅行。在乡村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化，发现中国柔软的力量，发现中国乡村兴衰演变的道路。我们也在多视角讨论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被学科定义的自己，和如何从学科定义中得到解放。

笔者主张以“全人”的研究，弥补学科定义的狭隘：我不是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不是一个理论抽象；政治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是我，每一个人都有多副实践面孔。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人，我们总是多副面孔的杂糅。个人若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如此。

从片段化的单一学科、单一视角走出来，以多学科跨学科，多视角复合视角，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乡村吧。

2018年8月，京郊天湖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