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 刘志鹏:弱者的新武器:农民微博举报的成因、内容、困境与出路

——基于M市的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0 18:15

进入专题: 反腐败   农民   维权  

刘成晨   刘志鹏  


摘要:“微博举报”从2012年左右开始在网络上开始爆发,其固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弊端,如“造谣”“诬告”等,但作为一种“弱者的新武器”,却有利于群众维护权益和监督权力。具体来说,其新颖之处在于网络改变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呈现出偏平化的特征。同时赋权和增权了农民,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弱者发声。微博举报也有其自身的困境,如抗争的有效性问题等。为此,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来加以解决:第一,用法律维护监督者的权益;第二,用党纪法规惩罚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及时回应农民的微博举报。

关键词:农民;微博;反腐;维权


基金项目:国家邮政局软科学研究项目(NYNY214126)

作者简介:

刘成晨,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讲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网络政治学;

刘志鹏,南京邮电大学现代邮政学院副教授、现代邮政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计算社会学



引  言


“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是詹姆斯·斯科特(Scott James)的一本经典之作,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的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1]


沿着这一概念对农民抗争继续进行研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框架或概念有“原始抵抗”[2]“日常反抗”[3]等。在本文看来,无论是静坐、磨洋工、偷懒,还是基于传统的抗争或日常形式的抵抗,都可以被纳入到“旧武器”或斯科特所言的范畴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属于非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的本能或策略而衍生出来的某种抵抗方式。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抗争模式又多了一种——即“网络抗争”[4]。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网络工具来进行抗争,比如网络信访、网络发帖等。我们把类似此类网络抗争行为模式称为“弱者的新武器”。同时,我们又将“弱者的武器”结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所提出的“中国语境”范式[5]来予以转换,进而提出“弱者的新武器”不仅仅是一种抗争的行为模式,也是一种网络的抗争工具。这也就是说,它同时具备两个属性。


诚然,农民就利用了“弱者的新武器”来进行抗争,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微博举报。问题是,其定义是什么,类型和形式有哪些?这是我们需要在论述前弄懂的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微博举报主要是指用户利用微博在网络上发帖等抗争不公和利益受害。同时,这样的利益诉求可能是生存利益,也可能有尊严利益。其次,微博举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实名举报,二是匿名举报。根据笔者多年研究网络政治的经验和来看,农民“微博举报”的发展逻辑大致上是从“匿名”到“实名”的过程。尤其是在近些年,“中纪委”等机构支持群众进行实名举报。比如,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举报网站正式开通,受理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党员(不含中管干部)违反党纪问题的检举控告。新华网报道说,协同中组部12380举报平台与中央纪委监察部12388举报平台,一支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反腐正规军基本建成。”[6]。再次,微博举报的形式大致上可以分以下几种:“(1)文字举报;(2)文字+图片举报;(3)文字+视频举报。”[7]原先举报者多半采取文字举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采取“文字+视频”进行举报,这样似乎更加能够保证事件的真实性与生动性,更有利于举报的内容在微博中漫延和传播,并瞬间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弄清楚这些基本的问题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谈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大致上有三个:(1)微博举报的成因和内容是什么?(2)微博举报的困境在何处?(3)微博举报的出路是在哪里?而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治理网络,更大的程度上是聚焦于中国的底层社会利益表达方式如何制度化。进一步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如果建设好这一点,则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有莫大作用。


一、文献回顾


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来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相关的文献回顾:一是关于“微博赋权”的相关研究;二是关于“微博举报”的相关研究;三是关于“弱者的武器”相关研究。[①]


(一)关于微博赋权的研究


与微博赋权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赋权的内容与改变原有的现状上。例如“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 [8]“通过对微博赋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得出微博平等开放、包容、自净能力较强的传播生态环境,不仅能使失能或弱势个体在自我认知与个人价值肯定、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获得权能的提升,在弱势群体的议程设置、公民新闻的合理发展、社会互助行动的广泛开展较传统媒体,具有划时代的进步。”[9]“微博赋权向我们展示出新媒体在提升民众主体意识、获取信息、实现舆论监督方面的巨大价值。博友通过情感的宣泄、诉求的表达、经历的阐述,找到了改变弱势话语权的平台;通过参与跟进社会事务,发现了一条实现自己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途径。”[1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微博是对于弱势者而言的一种新抗争工具。他可以通过互联网社会的交互特性从而实现问题与受众的关联性,让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


(二)关于微博举报的研究


微博举报在反腐方面表现卓越。“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新,论坛、博客、微博客等迅猛发展,我国网络社会状态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网民利用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提高,网络正逐步成为我国公众监督政府及公职人员行为的重要手段,成为反腐败的重要载体。”[11]“近年来,微博在中国的网络社会中逐步发展起来.网络社会正逐渐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它甚至已经或还将继续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它的基本表现是以微博为监督工具,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这也构成了反腐的社会化倾向,即政治生态的社会化.它强调的是政治生态的全民参与性,而微博就是全民参与的一个有力工具。”[12]


微博举报已成为政务建设的一种新途径。例如“我国互联网政民沟通已形成网络官媒推动、政府主办、第三方获授权主办三种制度化模式,它们都较早把握了互联网技术改变政治生态这一潮流,以网上公开解决群众问题作为新技术和与既有体制耦合的节点,从投诉举报处理机制拓展到全面互动的网络问政,营造了区域共同体。”[13]而政府对于微博举报的利用,正是让互联网技术成为一种治理的途径,让其便捷、高效的特性得到发挥,从而实现监督与举报成为可能,从而加强政务建设。


(三)关于“弱者的武器”的研究


“弱者的武器”不仅仅包括“偷懒”“磨洋工”等,还包括一些作为工具的语言或行为。例如“网络上的‘恶搞’当然是无奈之举,是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14]同时,“弱者的武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作为弱势一方的反抗工具,这一点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并未阐明,而是“中国遭遇”与“本土化”后所形成的一种新内涵。[15]同时,我在《“弱者的武器”何以失效》[16]里也曾谈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农民作为弱者,作为“数字存在”[17],他们一直是“被索取者”和“被欺负者”,他们的“武器”放在“底层抗争”[18]的维度来看不仅仅是偷懒,而是一种“工具性存在”。无疑,2000年后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9],将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利益诉求渠道,为农民增加了表达的可能性,同时,微博与微信的大面积运用,为农民增加了反抗的工具。故而,微博举报,这种作为网络抗争的新工具,为农民提供了“武器”。


综上,可以发现:一方面,网络赋权增加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机会;另外一方面,微博举报的前提是农民受到了利益伤害,继而采取网络工具——微博来加以反抗,而这样的一种工具,又是中国语境下的“弱者的新武器”。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结构访谈法。笔者在微博社区中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或者和举报者通过微博私信、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系,以电话访谈、实地调查和邮件访谈[②]的形式获得一手资料。具体来说,我们对9位举报人进行了访谈,网络上的这些农民举报者也对我们设置的10个问题进行了一一答复。


在地点选择上,之所以选择M市,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笔者从2014年开始一直在关注这个地方,并发表了多篇文章来谈论当地的问题。[③]所以,对于这个地方已经比较熟悉了。同时,我与M市的“有问题的群众”一直保持着联系,加上彼此信任关系[20],故此可以收集到更加真实、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二是M市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与H省和A省交界,人口流动大,且人员复杂,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在过去出过不少“英雄人物”,所以抗争性比较强,刚好切合了本文主题。


在研究的视角上,笔者采取的是“网络政治”的维度。进一步说,网络社区中的权力博弈形成了一种观察微博举报的独特视角,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微博举报”。


三、农民微博举报的成因和内容


(一)举报的原因


农民“微博举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网络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第二,线下的利益表达不通畅,甚至是无效。具体来说,首先,网络可以帮助弱者维护权益。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看到了一些利用网络诉求利益的成功案例,例如丽江被打的女性在微博上维权,再例如“携程亲子园的事件”和“三色事件”等,它们都是因为网络才受到了网友们大量的关注。所以,有了网络这样一个“弱者的新武器”,利益维护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其次,线下的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主要是因为“权力-利益结构之网”,具体而言:“在县乡基层社会,因人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小于城市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权力机器在失去神圣不可冒犯之特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以官权力为轴心来编织地方社会的经济、利益与人际互动关系的结构之网的趋势,地方经济活动往往围绕"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展开,而具体的社会成员也往往因各自在这一结构之网中的位置而决定其特殊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分享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不受这一关系之网的影响的,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现,也同样无法不受这一结构之网的约束,从而显示出对维权行为的重重阻碍。”[21]所以,农民就在这样的困局中遇到了网络社会中的微博,继而采取微博来维护权益和网络抗争。[22]


同时,村民D的回应也证明了上述中我们谈到的采用微博举报的原因所在:


一是如果仅仅本县城的办事处及村组小范围内,基层官员是官官相护,他们关起门来是一家人,老百姓根本说不过,讲不通他们,会上是一套,会后是一套,领导前一张脸,百姓前又是一张脸,所以,就尝试从网上公开透明举报;二是这件事情(土地问题——作者注)本来是一直是我父亲在老家上访,然而多年以来没有结果,那些官僚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一直搪塞和推诿。而我一直在广东S市务工,也没有办法亲身回麻城处理此事,就选择通过微博举报。


村民L1[④]、L2和T的回答是“走投无路的决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不透明的行政处理方式让其不相信,并怀疑官官相护,不能解决问题;二是人在外地,不方便在事情的发生地进行抗议和上访,从而选择微博这种工具进行举报。虽然后者是一种网络提供的便利性,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走投无路”,利益表达不通畅导致他们在线上进行举报。


(二)举报的内容


第一,土地问题和政府违反契约的问题。村民D告诉我们:


我父亲一块有合法手续的宅基地,在修M市杜鹃大道拆迁过程中,被农村党员校长TCY与LT村干部HSJ及GL办事处一些干部,互相勾结,半夜抢占,殴打我父亲。在事件被举报过程中,发现基层的一些腐败分子,互相掩护。互作假证,甚至村干部开出假证明来欺骗上级,欺压百姓。从而来掩饰他们在基层腐败行为和腐败人员。一些倒卖农村宅基地的人员与农村干部,基层公务员形成利益集团。


此外,L1谈到:


1993年3月2日,经M市公证处公正,我与M市果园签订的果园承包合同面积30亩,承包期50年。1995年果园果园方不让我知道将我的承包地卖给了中国XX银行(抵押—作者注),M市用来抵顶欠款。2000年,我在果园土地上盖了一个保护哨所,这时XX银行不准我盖,他们说:“这地方他们买了。”我说:“我的合同未到期,我在先,你们在后。”辨了几句他们走了。


从村民D和L1的表述或回答中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在微博上举报是因为土地问题和违反合约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他们采取了反抗,而不是隐忍。


第二,工作问题和生存问题


我叫LXF,今年76岁,现在孤单一个人生活,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但这些年为了叫冤,丈夫呕死(气死—作者注),儿子也被拖累致病夭折,三个女儿均已出嫁。我被政府当孤老收养在福利院,但是因为我的案件是惊世骇俗,我不是享福,而是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折磨我,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只要我死了,她们的罪行就可以烟消云散。……我原来是M市纱厂的一名正式职工,纱厂当年一段时间生产陷于低估,我过度性安排在乡农场,改革开放以后,纱厂红火了,收回老职工,当时乡政府就伙同人事主管人员,扣留我的恢复工作通知,让其亲属来顶我的工作岗位。我就成了农民,我后来才知道情况,就开始上访之路,由于当时在乡、县、地区、省各级讨不到说法,最终上访到了北京,终于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找到了结果(得到了解决——作者注),下拨了20万救济钱解决我后段的生活出路(生活开支——作者注),当时20万元钱也拨到了M市,市委书记签批到乡政府,但是官员们怕扯出萝卜带出泥,私自顶替我的工作黑幕曝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20万元钱拦截私分,一刀切断祸根。当M市劳动局告诉我20万已经下拨了,乡里还说已经落实到你的手上,还找什么呢?财政局有账可查,我受不了这个天大的冤枉,继续上访,H市纪委基本了解了头尾,干脆回答我说,你的事牵涉的人太多,时间长了,气候不适应,我们解决不了,把皮球踢到了M市(县级市),而M市纪委说他们力不从心,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我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并且,农民的这些举报都是实名制,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当我们问:“你们是采取的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为什么?”村民D的回答是:“我是采取实名举报,因为我的举张的证据全部是合法取得,并且是我们M市及LT村盖有公章的合法证据。我举报不是无理取闹,有凭有据。”L1的回答是“实名制,因为真金不怕火炼”。


综上,他们选择“微博举报”这种“弱者的新武器”的原因主要是土地问题、政府不遵守契约、工作问题和生存问题等。当然,还可能有其它的原因。而他们选择微博举报又是因为村民D所说的“基层官员官官相护,层层包庇,不透明”、“推脱问题,不处理问题”,所以才微博举报。加上自己在外地不方便,所以才选择在异地用网络维权。[⑤]并且,我们从他们给我们的资料、调查问卷上的签字,都有他们的名字、住址和手印(并且这些材料也被发布在了微博社区中)[⑥],这足以说明了这些材料的可信度。


总得来说:第一,作为博弈的一方,农民选择微博这种“弱者的新武器”进行抗争和维权是有其背后的道理的,尤其是“线下”的利益表达障碍会把他们逼到线上来表达。第二,线上可以直接“艾特”(@)“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微,似乎有一种“直达”的效果。(村民L2在表达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下文有论述。)第三,微博维权成功案例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加以效仿以网络抗争和维权。


四、农民微博举报的困境


(一)微博举报的效果欠佳


微博维权,有其利处,也有其自身的困境。例如农民发布的帖子被关注的程度不够高就很难解决(除非有大V或者媒体跟进,或许有被关注的可能),因此导致举报的内容极其容易石沉大海,表达无效和抗争无力。如此,“空喊”就成了农民微博举报的一个特点。


村民Z告诉我们:


我的微博举报有担心无效,因为自从微博举报,我们GL办事处再也没有得过先进荣誉,上过报等,以前经常上H日报被报道,而我们办事处书记亲口跟我父亲说,我差点把他搞下来了,地级市纪委查了他一星期,没有查到可以定量违规违法行为。所以,这件事这么年以来,在M市委书记视察现场以后,GL办事处的书记仅出面开过一次会,我们GL办事处书记及主任再也不在我这件事上出面,而是把事情推给下级信访综合办,城建,司法所等部门。而办事处及市一些无关的干部私下说法是,大家心知肚明宅基地是你的,但谁来拍板拆TCY的半夜抢建,谁来为你担这个责?拆了TCY地基,她也是要告上天,而GL办事处和LT村是收了TCY的钱,谁来查?谁来负责?所以,这事只能拖,除非你后硬,有背景有大官。……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担心无效,又相信党中央,反腐不会半途而废,坚持就是胜利。


(二)微博举报容易被删帖


因为举报伤及一些人和地方政府的形象,所以删帖不仅成为了一门生意,更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而做出的“营造和谐”的假象。中央早就明确表明不允许删帖,一再强调要重视网络举报,例如《中纪委网站开通接受网络举报》就谈到:“王岐山指出,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要重点办好反对‘四风’、惩治和预防腐败等栏目,架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要加强与群众交流互动,了解、收集社情民意,发挥好社会监督作用。”[23]但有的干部不愿意“沟通”,不顾百姓利益诉求,视网络监督如仇人,不倾听民意,还花钱找关系进行删帖。比如说一则报道就谈到:“举报官员的帖子是重点删除对象。犯罪嫌疑人李某介绍,‘表哥’杨达才在被查之前,网上涌现大量举报的帖子,不少同行都删过这些网帖。特别是‘十八大’后,出现过一股网络举报高潮,那时我们的生意非常红火,经常忙到凌晨。”[24]


(三)微博举报会被权力报复


村民D告诉我们:


目前只收到过口头威胁,以前对GL办事处对我父亲态度恶劣,声音大,有推拉等行为,这几年因为举报,政府部门人员都认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身上有录音机,言语有收敛。并且我举报的证据是以文件录音等事实,不是乱编乱造。目前我的举报还没有能力涉及到那些腐败人员核心利益,他们钱照赚,工资照拿。我娶了外地老婆,小孩户口挂在外地,工作在外地,这件事落实了,想把户口移了,不打算M市生活、工作,所以暂不担心权力报复。


通过他们的回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在网络中举报的农民可谓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当然,他们想到了基层权力报复的问题,想到了如何利用策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相信中央对于苍蝇的打击决心,他们在期盼。


同时,农民心里更为清楚的是,这样的坚持,未必有效果,他们也知道微博维权抵不过依靠权势或“后台”维权。例如,我们之前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案例。在安徽,一位村妇把准备铺水泥的小路弄了一道车辙[⑦],结果该村村支书直接指派黑社会去找她赔200元钱,她没给,结果一天之内被打了三次。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该村妇在县里有个当官的亲戚,其电话打过去告状以后,该亲戚直接找到该村村支书,他和黑社会才善罢甘休。并且,村妇至始至终都没有报案,最后也没有找村干部赔偿。[25]试想,如果村妇没有这层亲戚关系,又该怎么办?所以,普通农民的维权,可谓困境重重。


五、农民微博举报的出路


如何解决农民微博举报的困境?学界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角度,比如“要加强举报人的权利立法保护,尤其是对他们的人生安全和合法利益进行保护;[26]健全网络反腐立法和舆情监督机制”[27]等,但本文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补充和修正:


(一)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并加强网络反腐


例如村民Z告诉我们:


目前的计划,先用这些证据上访,因为我的证据是合法,而我们GL办事处及LT村只是在口头上狡辩,几年以来,拿不出任何文件及证明他们狡辩的理由是事实,并且他们对举报的信访回复是自相矛盾,同时我手上还有经过司法公正的协议书,GL办事处到现还没的落实,这些也是我向上级举报的重要的证据。在微博上举报还是继续举报,因为M市的基层作风,是完全脱离群众,基层及村干部是官小官气重,价值观扭曲,做事浮夸蛮横,造假及工作很不踏实,一些干部欺软怕硬,唯上不唯下,而这个风气一直麻城暗流涌动,群众的举报绵绵不断。政府部门之间互相照顾,很多社会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我认为M市一直有热点,也一定还有事会发生。如果事情还不能有进展,也许在下一届M市市委记及更换了GL办事处书记(后),会尝试一下法律诉讼。


L1则说:“万一无效,我不会放弃,铁心不倒,不到黄河心不死,《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封建社会能讨回公道,难道当今反腐全覆盖,是假的吗?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社会无法前进嘛。”他说:“微博举报如能直达中央权威机关和英明领导眼中,肯定还是好事,因为网上举报也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某种意义上,通过反腐和转作风等方式,即从基层执政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利于解决农民的举报困境。要知道,农民微博举报并不是为了举报而举报,而是为了问题,把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不会再举报(一般而言)。要治理的是举报的问题,不是举报这种行为。


(二)加大中央监督力度,不得随意删帖


村民D就曾告诉我们:“如今一些帮老百姓说话的微博,删的删,封的封,关的关。真是没办法。”所以,他们对微博举报的未来并不看好,因为“不让说”伤害了他们,可他们又是受害者,又“无处可诉”。同时,他们更希望他们的问题(民意)能被上级政府看到,被英明的领导重视,希望借助微博举报来监督基层干部的权力,从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杜绝基层社会中的伤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三)夯实“微博举报”的“正规军”地位,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农民的“举报有效”


村民D告诉我们:“对于微博举报,首先只要事实可以运用,在人多地方呐喊总比一个人在墙角呐喊更能增加胆量,也能得到一些合理建议。”村民L3说:“微博举报确实是一个落实情况的反馈环节,要夯实它的正规军地位。”由此可见,微博在农民严重的价值和意义在何处。微博“能反应一些现实社会问题,因为让普通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已的言论。”(村民D2)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解决微博举报的困境,首先是让受害的农民有地方可以“说”,然后再去考虑“说的效果”,继而再想办法解决“说的问题”。我们觉得沿着这个思路来化解微博所存在的困境或许比较有意义。同时,用法律来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转作风,加强反腐,完善监督方式,加强微博举报的地位和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保证举报的效果,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的利益伤害和尊严忽略。


六、总结与反思


的确,微博赋权给予弱势群体以新的抗争手法,或者说,增强了网络工具的抗争力度,让“有苦不能说”变成了“可以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利益维护的目的。同时,微博举报也意味着一种政治参与,尤其是对政府加强社会治理而言提供了线下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反馈。这种“弱者的新武器”所面对的问题,不仅需要在法律层面要加强对权力乱作为的监督,还需要在打破“权力-利益结构之网”,让农民能够通过网络这样的一种新工具来反馈事实——越过“中间权力部门”给上层以真实的底层社会写照。由此,社会的病情和问题才能得到政策层面的精准治理,也防止了基层干部的腐败。这对“十九大”报告里所谈到的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和方法,即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来精准达到[28]。


事实上,弱者的新武器也弥补了斯科特的部分研究,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农民依靠的是“磨洋工”、“静坐”等原始的,基于本能的一种被动型的方法来予以反抗,但是有了互联网后的社会,农民可能不会再静观其变,而是选择主动型的权利维护和主张利益。一方面,这种新武器提供了弱者以工具,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社区内弱者也被“传染”了一定的敢于维护权利的意识和文化。如此,善待网络举报,规范举报行为,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和对权力监督,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全阀门”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否则长期积压而无处可说,就会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转变对这些网络工具及其所带来的行为的思维和观念,则社会治理就会更加走向“善治”[29]和“共治”的境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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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晨.社会暴力的起因、类型与再生产逻辑—以“吴妈事件”与麻城T村的调研为基础的讨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28(9):20-25.

[26]刘静申.德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5, 22(3):97-101.

[27]李鑫.网络实名举报:困境与出路[J].廉政文化研究, 2013(3):44-49.

[28]刘晨.电子出生证亮相,带来的不只是便利[N].新快报,2018-6-7(A02).

[29]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44.


注释:

[①]我们之所以选择这3个方面进行回溯,原因在于微博作为一种网络工具,其改变了权力结构,导致其呈现出偏平化的特征,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监督工具。此外,正是因为这种赋权与增权,在利益表达的不通畅情况下,网民可以选择微博来作为抗争手段,从而在网络社区中进行相关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②]邮件调查法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其含义为:“通过给被调查者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将调查问卷发给一些特定的网上用户,由用户填写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再反馈给调查者的调查方法”,见《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风笑天 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如《网络政治视野下的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与农民的“以网抗争”——以鄂东G村为中心的调查》原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原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原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25日。等等。

[④]这是我们根据姓氏对他们进行的编码,下同。

[⑤]值得强调的是,因异地原因而选择微博举报与维权方法,在传统的研究中并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应星的以“气”抗争,还是于建嵘的“依法抗争”等。然而,网络却因为其特性给农民的微博维权提供了可能性。

[⑥]例如http://weibo.com/u/2986966201?topnav=1&wvr=6&topsug=1。

[⑦]笔者去亲自查看过,根本不影响修路。


原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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