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兼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5 次 更新时间:2006-09-22 00: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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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在评论《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的基础上,对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发生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第四次论战做了概要的评述。一方面,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存有差异,另一方面,两者却以不同的方式就共同的议题展开辩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论带有更多的哲学色彩,在深度与广度上远远超过第三次论战。同时,国际制度/规范—国内结构/规范互动研究议程,以及信任与治理研究议程,将会在未来两派的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自从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追求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测量与科学解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风尚, 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演绎与推理见长的经济学方法又开始在政治学与社会学分析中大行其道,其势头至今不衰。作为社会科学的次领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未能幸免于例外,工具理性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可谓支配,至少也是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取向。相应的是,历史、观念、规范这些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概念,被抽象乃至冷冰冰的理性、物质与功利等概念所取代,主宰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者对激发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探究,贡献良多,但是物极则可能向反,理性、物质与功利这些概念在分析中的流行,越来越可能使国际关系研究落入冷漠与沉闷的社会科学之列。规范的回归以及建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崛起,显示了对这一状态的不满,意在矫正理性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为多少有些沉闷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卡赞斯坦、基欧汉与克拉斯纳在《国际组织》杂志创刊50年之际所编辑的特刊,也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1] (下称《争鸣》) ,汇集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辩论双方的优秀论文,堪称了解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第四次论战的经典文本。

  本文是有关该文集的一个评论,目的在于对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论战中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2] 鲁杰在其收入该文集的文章最后说:“如果两种理论能够拓展自己的界线,向对方靠拢,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在哪些方面一种理论可以包容另外一种理论,在哪些方面他们对同样的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哪些方面一种理论可以补充或完善另外一种理论,在哪些方面两种理论表述的是完全不同和不可通约的世界。”[3]本文主要按照这四个方面,概述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基本观点上存在什么异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互相包容。《争鸣》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同时还涉及理性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比较而言,建构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尚难有作为) ,本文对此不做评论,不过,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研究议程,并顺带对此次辩论所引发的学科问题做一思考。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辩论之存异

  

  第四次论战发生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早在近20年前,基欧汉就觉察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这一论战趋势,在1988年发表的《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一文中,基欧汉敏锐地指出制度研究中存在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这一称谓后来多被建构主义所取代)之辩。[4] 就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尚未尘埃落定之时, 10年前还被主流学界认为只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建构主义,随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在1999年的出版,其影响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渐行扩大,如今可谓如日中天,新一代的学者们对之更是趋之若鹜,惟恐不谈建构主义就有落后之嫌。本书主题是有关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其风格类似鲍德温1993年编辑的反映“新—新”之辩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但在理论深度与研究议程的范围上要远胜后者一筹。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论争因此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大显要现象。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各自都有诸多派别。与新生的、人们较为熟悉的建构主义相比,理性主义对那些终日在课堂上被灌输各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研究生们来说似乎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因此,在此概要介绍理性主义的学理背景是必要的。理性主义也称唯理论,是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一种认识论形式,它与经验主义相对,强调人具有的理性能力可以在工具意义上消除物质匮乏,确立丰裕的物质社会,在价值意义上可以取代宗教,使人们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智,选择符合人之本性及其发展的目标。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可以追溯到培根与笛卡尔,它视理性为个体或群体思想与行为的一种特质,该特质表现为:个体受制于抽象法则,拥有明确的目标,能够周密地行事,并会适当地调整实现目标之手段。与相信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的经验主义不同,理性主义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不可能来自经验,而是依据理性,经过必要的逻辑推理而得。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者依据理性进行逻辑推理而得来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知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理性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理性主义深深感染并浸透到19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学,对当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意义当是不言自明的。

  在政治学研究中,我们需要辨别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英国学派理论家所说的理性主义以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5] 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痛陈理性主义之弊,其对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概括对我们理解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不无意义。欧克肖特认为,近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专注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崇尚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技术知识而非经验传统上的实践知识,信奉以理性来设计与控制政治,强调一式性与决定性而非多样性与偶然性,追求建立在理性计算基础上的“完美主义”政治。[6]理性主义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体现为法西斯主义、计划政治、集权主义、对政治设计的崇拜等,而在政治研究中,则体现为实证主义、个体主义、功利主义以及特别在战后美国盛行的所谓“科学的”政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与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同源的。当然,我们所要评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与英国学派代表人物怀特所说的理性主义还是有别的。后者与近代自然法传统紧密相关,相信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受制于习惯、法律与条例, [7]而当代国际关系辩论中的理性主义,则从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角度将先前处于对立双方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纳入一个阵营。[8] 从认识论上讲,两者都坚持科学实证主义,强调客观规律、逻辑检验与价值中立;就本体论而言,两者都先验地假定个体理性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在方法论上,两者基本都接受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个体主义原则,强调个体选择所导致的集体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节的中心问题上。《争鸣》一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涉及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异同问题,其中尤以三位主编以及鲁杰撰写的文章最为鲜明。大致说来,理性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至少在以下三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上存在直接的交锋,两者在本体论上存在最为明显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则并非那么明显。

  首先,个体身份与利益是先验给定的还是后验互动的结果。

  所有的理性主义对个体都采用工具理性的假定,这种假定先验地认为个体或者组织的身份与利益是外生的、有常的,即政治世界中的个体与组织都是(有限)理性的,以追寻最大化利益为行为的指导原则,个体或者组织可以精打细算,并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手段与目标之关系。冷战时期的主流威慑理论是理性主义分析的典型,新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的博弈论,也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把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国家)作为分析的起点以及解释集体结果的基础,国家属性因素被抽掉了。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问题不在于国内属性差异决定国家行为,而在于国际体系中作为同类行为体的国家总是以追求最大化权力为目的。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更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其对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假设与逻辑检验几乎完全复制了市场、契约以及组织理论。在理性主义理论看来,个体或者组织的身份与利益都是先验给定的,在分析过程中是个常量,但是对于利益与身份怎么来的,这点则语焉不详。正如鲁杰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没有回答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即体系中的行为体是怎样具有了自己的身份、并依此身份产生了自我利益的?[9] 理性主义理论另外一个先验假设,是把国际无政府性作为给定的外生因素,新现实主义的旗手华尔兹就把无政府性看作是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经久不变的特性,同样,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把无政府性作为分析的背景因素,两者不同的是,后者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际混乱或者无秩序状态。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第一,个体或者组织的身份与利益是后验而来的,是内生因素,其身份与利益是行为体社会实践互动的结果。理性主义强调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上的技术性知识的意义,而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实践知识,也即经验的、传统的、主体间互动知识在反复塑造行为体身份与利益中的作用,个体或者组织的身份与利益是不可通过先验假设而得的,更不可被置于常量地位上,并进而作为法则性演绎的基础,其身份与利益只有放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才可理解;第二,无政府性也是后验社会实践的结果,是个体或者组织观念互动的产物,换句话说,在建构主义这里,无政府性并非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态,它具有温特所谓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转换的可能性;第三,建构主义也承认物质的作用,但是物质只有与观念结合起来分析才有意义,建构主义更强调观念与规范对行为体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与决定意义。因此,如果建立在利益导向基础上的理性主义也可以称为功利主义的话,那么,重视观念建构的建构主义也可以用观念主义来代称。其次,探究表意性解释还是寻求一般性因果规律。

  近代理性主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相信并试图寻求确定性的因果知识,一来个人具有理性能力,二来客观世界有规律可循,第三,个人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而非直觉或者经验过程来逐步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因果性知识强调事物之间确定的逻辑关系,意在解释为什么在有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某种结果,进一步说,因果性知识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解释上,其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到预测。理性主义相信,最好的解释就意味着最好的预测,因为当因果知识揭示产生结果的那些条件时,等于就在提醒我们将来在同样条件出现的时候,相同的结果就有可能反复出现。理性主义这一抱负要求其任何理论都尽可能在中立基础上,把价值、规范、历史、直觉、经验与传统因素剔除出去,从而在对人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展出真正的社会科学,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种理论取向带有严重的极端主义与决定主义色彩,像前面所说的,它会使人们忽视丰富性与多样性,成为对规律的盲从者,并决定性地把规律运用到现实政治规划中。

  像谢林《冲突的战略》或者艾克斯罗德的《合作的进化》等书,完美地运用博弈论分析国际威慑与合作问题,展示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魅力。[10] 华尔兹优美精致的结构现实主义也如此,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上探求国家行为与国际体系稳定的规律所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识论上与结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立场,其理论目标在于为人们提供关于个体理性选择与制度限制方面的因果性知识。

  作为表意性而非因果性理论,建构主义,特别是在三位编者文中所称的批判建构主义,反对一式性与决定论色彩的理性主义所声称要追寻的可认知客观规律,认为理论无法脱离价值、权力与实践,所谓客观世界或者规律,无非“是理论界定了我们认为是客观世界的东西”[11]而已,而且由于不存在客观性和科学判断的基础,对理论的检验本身就是徒劳的。正如三位编者在其文中所说:“批判建构主义者十分怀疑发现普遍规律的可能性⋯⋯历史语境变化极大,所以,只能通过表意方式而不是通过试图发现法则规律的方式才能对其(制度、规范与认同)进行研究。”[12]这并不是说建构主义不在乎因果性知识。三位编者所说的常规建构主义与批判建构主义[13],以及鲁杰一文所划分的相信科学实在论的新古典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与更带批判性质的后现代建构主义学派[14],两者就稍有不同。前者在认识论上倒更接近理性主义,处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这一光谱的中间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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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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