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 罗森:科学家的自画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8 次 更新时间:2006-09-19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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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   罗森  

(吴万伟 译)

最近一些年,美国出版界畅销书系列里回忆录一直经久不衰。读者贪婪地阅读有关名人吸毒,乱伦,抑郁症等乱七八糟的个人问题,而且常常太容易轻信了,像最近作家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被证明的弄虚作假。这种书里有很多人性弱点的故事,以及作者如何获得救赎战胜这些弱点。这样的故事鼓励人们了解那些杰出人物的平凡生活故事,那些说明个人生活重要性的故事。这和从前喜欢名人生活故事的时代差别很大。当时回忆录是一些公众人物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版的,一个中西部瘾君子的回忆录能够吸引百万读者实在是反常和荒谬的。

回忆录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保证让读者窥探别人的感情世界。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第二部中说“所有男人的生活都有故事。”尽管这是不错的,不过容易出现在回忆录中的只是某些故事,有些内容肯定不会出现。回忆录不是简单的回忆,它需要从许多记忆中挑选,阐释,过滤以便塑造一个连贯的故事,从个人视角创造的完整形象。

回忆录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说是个陌生的文体。从职业角度看,科学家是客观世界的某些偏向理性主义者的学生。在《科学的文学伙伴》(Literary Companion to Science)中,沃尔特•格莱兹(Walter Gratzer)把科学家的回忆录描述成为“从总体上说是些乏味无聊的东西”,这种评价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乏味的,机械的日常科学研究不能吸引读者专注的目光,也不适合当代读者对戏剧性场面,救赎,和大团圆结局的偏爱。人们更容易在文学家的回忆录而不是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的回忆录中发现这些回忆。

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回忆录非常适合科学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构建叙述(constructing narratives)。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说科学家的工作是“构建解释性的结构,讲解受到一丝不苟、认真检验的故事,以便确定这些故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科学家的很多工作对除了少数专业训练人士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神秘莫测的,回忆录让科学变得容易接近。自传性的叙述帮助我们掌握现代科学到底是什么。

科学家的回忆录还能够提供对宽泛的科学文化的真知灼见,或许提供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比如科学到底有多民主?在21世纪把科学家当作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准英雄人物用途有多大?准确度多高?科学家的回忆录能在个人忠诚,伦理道德,公众的责任--让科学家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让人痛苦的成果负责等方面教给我们什么?在常常被用来作为科学造福人类的证据的新技术和医疗革新成果方面,我们对于科学家到底了解多少呢?

奇迹意识(Sense of Wonder)

尽管科学家写回忆录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是20世纪的回忆录在语调上明显和从前的回忆录不同。在从前的回忆录描写的世界里,科学是业余爱好者的活动,也就是说科学家纯粹是处于热爱而不是把科学工作当作职业。在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达尔文等人的回忆录里,表现出来的多是对科学的感情(sentiment)而不是独树一帜的科学家性格(scientific personality)。这种感情充满着持久的好奇和对自然世界的着迷,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个人野心。即使有,也被来自对迄今为止仍然不可知的很多东西的尊重所表现出的谦恭所约束。成为自然规律著名发现者的野心是被掩盖起来的,表现出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代文化相吻合的学生式的谦逊,同时还有业余科学时代才能培养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仍然充满着对偶然性力量的适当的尊崇。牛顿(Isaac Newton)在1727年去世前不久在文章中谈到这种情感,“我好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为偶尔捡到一颗更光滑的卵石,或者更漂亮的贝壳而兴奋不已,而真理的大海在我面前仍然是神秘莫测的。”

不信奉国教的一位论教派神学家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普里斯特利回忆录》(Memoirs of Dr. Joseph Priestley)中表现出对自然世界类似的敬畏。他是神职人员,碰巧喜欢涉猎科学,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对于神学的各种争论。年轻的时候,普里斯特利接受了五花八门兼收并蓄的教育,学习了代数,几何,阅读洛克(Locke)的著作,学习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他对自己年轻时被当作天才是非常谦逊的。他写到“在我看来,我只能说有点野心,想运用对我的职业合适的学说出人头地。”牧师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的。他明显的结巴和非正统的观点常常考验他的教徒和宗教上司的耐心。(普里斯特利最终还是在暴乱后从英国逃亡美国,人们对他的宗教言论和支持法国革命的观点不满,攻击了他的家)

与普里斯特利怀疑宗教主张相关的是对自然世界的怀疑精神。他最早的兴趣是电,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保持长期的通信联系。(在回忆录中他承认对富兰克林不是基督徒非常失望)普里斯特利1767年出版了《电的历史》,影响不大。但是他被派往利兹(Leeds)教区,碰巧住在啤酒厂隔壁激发了他对空气性能的好奇心。一连串的实验最终产生了和“固定的空气”(fixed air)(二氧化碳)相对,他称为“脱燃素气”(dephlogisticated)的气体。这是1774年在啤酒厂发现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在普里斯特利发现的基础上,把这种新的气体称为氧)。不过即使在这个重大的发现后,普里斯特利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教士。他的回忆录描述了法国之行,在那里他遇见了“很多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但是没有描述他与法国化学家的会面,向人家解释他的发现。

虽然普里斯特利的回忆录很少显示个人或者感情上的内容,(谈到妻子是只是说铁器制造商威尔克森(Isaac Wilkinson)先生的女儿),但是它确实为读者提供了当时的科学文化意识。尽管存在某些专门进行科学研究的人,科学界仍然欢迎像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业余爱好者的发现。一个规模不大、朝气蓬勃、科学思想浓厚的国际团体,新兴的行业还有刊物,举办学术会议等活动。但是没有严格推行诸如门槛限制,文凭,和后来超级专业化,因而可以让科学爱好者普里斯特利对人类的自然知识做出重大贡献。最终人们可能留下这样的印象普里斯特利主要寻找精神满足,其次才是寻找上帝创造的知识的追求者。

科学的感情

和普里斯特利一样,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在晚年(67岁到73岁)也写了回忆录。不过他的回忆录比普里斯特利的更完整,更有思想深度。结果《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成为出版的最迷人的科学家回忆录,让读者清楚了解科学家的生活,这在普里斯特利的回忆录中是缺乏的。

达尔文的回忆录严格按照他一生的先后顺序来组织。他写到在小时候“我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就形成了,尤其是收集物品。我试图弄清植物的名称,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贝壳,印章,邮票,钱币,矿物等”。学生时代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非常普通的孩子,在智慧上低于平均水平”,有一次遇见了一个倍受尊重的哲学家,发现自己和人家相比简直“像猪一样无知”。他写到自己赞同亲戚优生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观点“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小,我们的许多能力是天生的。”

在剑桥大学,达尔文的“收集物品的热情”仍然高涨,主要集中在昆虫,而他在自然哲学方面的阅读“在我的心中激起波澜,有一种强烈的激情要为自然科学的高贵结构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的力量。”但是只是在达尔文接受1831年参加贝格尔号(H.M.S. Beagle)科学考察船的活动后他才觉得真正的教育开始了。像普里斯特利一样,他认识到机会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洛伊(Robert Fitzroy)显然不喜欢达尔文鼻子的形状,“坚信他可以从人的外貌评判其性格特点”,差一点拒绝达尔文参加他们的航行。

尽管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考察船上的经历(详细记录在日记《贝格尔号航行日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强化了他收集物品的热情,提高了他的观察力和技巧,鼓励了他“为自然科学的众多事实添加几个事实的强烈愿望”,而且让他产生了“在科学界赢得适当的地位”的野心。然而这是个跳跃性的野心(bounded ambition)。达尔文在晚年时期回顾年轻时的热情时感慨,虽然他“最大程度上”关心伟大科学家的注意和认同,但是“我不太在乎公众的反应。”他写到“我肯定,从来没有为了得到名誉脱离正常轨道一分一毫。”

达尔文自传的其余部分描述了导致后来发表自称为“毫无疑问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的那些年的工作。而且也提供了认识达尔文科学感性的内容---一种对过去存在的对科学的心态,尽管在普里斯特利的回忆录里用不那么戏剧化的形式。达尔文在反思自己职业选择时用了非常明确的语言:“我相信做了正确的事情,永远遵从科学,献身科学”。后来他注意到自己对自然科学“纯粹的爱”,一种保持终生的“稳定和炙热”的爱。

这种献身的语言---与达尔文的难以抑制的观察,理解和分类的渴望相联系---是他的回忆录的中心内容。大自然作家约翰.布洛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描述了这种感性,注意到“像达尔文这样的人充满我们可以称为科学感性的东西。他心中充满了对事实的理想解释,充满了对科学的忠诚和热情,对大自然力量和神秘现象的着迷。他的所有著作拥有人性的和诗学的一面。”而这些东西是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回忆录中所缺乏的东西。

权力语言(The Language of Mastery)

或许从普里斯特利和达尔文的科学感性到现代科学家性格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901年---颁发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日子。诺贝尔奖永远地改变了科学家对待他们工作的心态。通过许诺一个具体的,国际承认的不朽方式,诺贝尔奖成为许多科学家野心的晴雨表。年轻的达尔文要在同行博物学家中留下记号的渴望到了20世纪变成了科学家渴望青史留名的奋斗。诺贝尔奖还让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转变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稀的事情。科学从业余爱好者普里斯特利从事的活动变成了一种职业,再从职业最终变成经营行为。

因为量子理论和辐射于191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的回忆录是这种科学感性(scientific sensibility)转变的代表。作为20世纪的人物而不是19世纪的人物,(他的大儿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儿子因为参与谋杀希特勒的阴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处决)普朗克称自己的回忆录为“科学自传”(Scientific Autobiography)虽然该书的第一句话用忠诚的语言描述从事科学事业的决定,但是这更多是出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不是出于纯粹的热爱。这本回忆录远没有达尔文回忆录的思想深度,大部分是记录普朗克的教育,在寻找学术岗位的时候遇到的各种挫折,挑剔的导师,前任诺贝尔获奖者的工作,以及他自己一门心思专门追求科学界承认的努力工作。

普朗克写到他年轻时的渴望“要在科学界赢得不朽的名声”。他的整个回忆录中出现的是竞争和斗争的语言而不是耐心和劝说。普朗克的名言是“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看到光亮而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对手最后终于死掉了,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普朗克的自传还显示了一个与普里斯特利和达尔文不同的对待自然世界的途径。在达尔文试图理解和秩序的地方,普朗克寻求的是征服。(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普朗克回忆起培根和笛卡儿的科学观,让真正的实验室科学追上最初的对自然研究的目的的现代理解。)这种心态不仅出现在他的回忆录里,还出现在他的讲演中。在1941年发表的演讲“严密科学的意义和局限”(The Meaning and Limits of Exact Science)中,普朗克注意到“因为知识意味着力量,人类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每个认识,人类总能够打开一扇最终征服它的新的大门,同时能够提升这些自然力量让它们接受人类的命令。”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目标不是理解世界,而是要通过理解世界以便控制世界。”

当然,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这点。普朗克对科学的心态在有些时候确实让人回想起普里斯特利和达尔文。他偶尔写到保持童年时代强烈的奇迹意识对于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以及科学先驱所需要的“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他能够从“他探索到的知识或者可以探索的知识”中得到满足,而且能从“悄悄的敬重无法探索的东西”中得到满足。但是,他从科学中看到更多的是力量而不是增加知识,他认为科学具有潜力能创造全新的价值体系。普朗克说“人类不仅想得到知识和权力,也想得到标准,衡量自己行为的尺度,判断有无价值的标准。人类需要意识形态和人生哲学,以保证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大的善---心灵的宁静。”他最后说,如果宗教不能满足这个渴望的时候,他将从严谨的科学中寻找替代品。”但是普朗克没有探讨的是科学本身产生的许多渴望---渴望控制人生中从前被认为是自然,上帝和偶然性支配的方面。

科学发现的名声

尽管普朗克的自传提供了一些关于现代科学家心态的早期迹象,真正定型化这种心态的是年轻粗犷的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写的回忆录。沃森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出版于1968年,在该书前言的第一句话中宣布了他的视觉。“这里我要谈论一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版本(my version)。”“个人版本”的说法是沃森向读者表明下面谈论的是主观的回忆而不是忠实的事实记录,也表明沃森的心态和对待科学研究的途径---开门见山的,追求名誉的,无需反思的。他承认“我应该写这本书的想法从双螺旋发现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

《双螺旋》是沃森的生活中某个阶段的回忆录:他1950年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工作的那段时间,和他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合作时期的工作,这些工作最后导致了他们发现DNA结构。书中的描写简直就是竞争和发现的扣人心弦的故事,确实是的,沃森拒绝了一个本来可能要求他用后来的经验知识改变回忆录的途径。“那样的话就无法表达自负的年轻人具备的冒险精神,以及真理一旦发现就应该是漂亮和简单的这样一种信念。”

沃森的精神和性格在整本书中都有体现,这也不完全是自我吹捧的自画像。他对同事的目光敏锐的判断,包括他自己的合作伙伴克里克的评价往往是很尖刻的。他写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克里克谦虚的样子。他忍不住要告诉所有想听的人他聪明的新观点怎样促进科学的进步。”沃森描写克里克大摇大摆进入当地酒吧“用尽可能大的声音说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对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更是不留情面。此人在X-光晶体学领域的科学成就在死后才被沃森承认。在沃森看来,她不过是个“愚蠢的女权主义者”,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外表和打扮。

沃森还津津有味地把自己塑造成为英雄主义的个人天才,为了人类的事业长期劳累,而不是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的许多科学家中间的一员。对于他的同事(甚至整个科学界同行),他表现出让人吃惊的蔑视。他写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和报纸和科学家的母亲支持的普遍想法相反,许多科学家不仅心胸狭隘,乏味透顶,而且还非常愚蠢,他就不能成为成功的科学家”。沃森显然对自己看得颇高,他写到“想象自己成为名人当然非常好,而不是成长为从来不会冒险思考一下的让人窒息的学者。”(不是所有的学界陷阱都是不受欢迎的。在和克里克喝茶吃点心的时候他想到“如果哪天我能够像改邪归正的书呆子(Magdalen don)一样生活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

但是沃森的回忆录成为现代科学界代表不是因为他健康的自我意识或者挖苦人的判断,而是因为他的外向感性(outer-directed sensibility),整本书中都表现出来的可以触摸到的感情—沃森相信全世界都在观看和等待他惊人发现的时刻。结果,实验室的语言如果不是直接的战争的话,至少成为激烈争论的语言。沃森的主要对手美国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被描述成为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的人。沃森写到“人们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打谁。”鲍林“肯定想方设法参加所有重要的科学评奖活动,很显然他对此兴趣浓厚。我到了剑桥几天后,我们就知道做什么了。学习鲍林并在他的游戏中打败他。”1953年元月,鲍林提出的DNA分子式模型失败后,沃森和克里克喝酒庆祝“鲍林的失败”。他们自己的DNA双螺旋模型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于1962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不管怎么说鲍林还是战胜了他们,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沃森和克里克获奖的1962年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沃森的回忆录结尾是他著名的发现(后来又写了一本不是很满意的回忆录《双螺旋之后:上帝,基因,和伽莫夫》(God, Genes, and Gamow: After the Double Helix)从《双螺旋》停下的地方接着往后写)。但是沃森很少谈论自己工作的意义。或许人们在年轻的沃森身上感受到的深刻的耐心,而上了年纪的名人好像有点不屑于(或者不能够)写这些东西了。考虑到沃森后来的某些热情,包括让人担心的拥抱通过胚胎基因操纵的优生学(germ-line genetic manipulation),他本来可以写出更深刻思想的。《双螺旋》成为并不缺乏伟大科学家的当今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回忆录是因为它反映了追求控制自然的人贫瘠的内心生活,或者是因为它抓住陷入自恋和谣言网络中不能自拔的超级理性的科学家自我的现代文化。

科学的眼光

尽管语调和敏感性不同,所有这些科学家传记都反映了作者的某些共同点,以及超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性格特点。多数科学家在年轻时就获得成功,牛顿说“他科学发明的顶峰阶段”是1665-1666年的鼠疫流行时期。当时他只有20多岁。沃森在第一本回忆录结尾的时候才25岁。正如许多科学家描写的,他们的性格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比如达尔文对收集物品的热情。

这些回忆录作者也提出了科学家具有普朗克指出的“创造性艺术想象力”的必要性。他们都敬重科学发现过程中独特的,常常困难的斗争(确保心情愉快的)。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写正式的回忆录,他也评价了自己的发现过程(他的相对论是在11年的辛勤工作之后才取得的),口气和多数科学家的口气相似。他注意到“在已经取得的知识帮助下,让人高兴的成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任何聪明的学生都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它。但是在黑暗中的摸索,充满焦虑的日子,内心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心和挫折与疲惫交替出现,以及最后亮光的出现—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

从这个意义上,科学发现的过程就像艺术家把思想变成具体艺术形式的挣扎过程一样。创造艺术所需要的思想专一和自信心同样出现在对公式,理论,或者实验室的结构的不懈追求中。在这点上,毕加索和沃森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科学发现的创造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比艺术家的创造过程更严格。科学家追求的情形最后必须经过客观证明真实后才能是成功的,这个情形要通过严格遵守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步骤进行。艺术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真理,但是科学必须是所有人的真理。但是尽管有客观性,有附加在我们身上的新力量,科学总是不全面有偏向的人类行为。科学描写和发现的真理从来不是关于人类的完整真理。

对于当今的许多科学家来说,追求精确的知识涉及几十年专门的研究,常常是枯燥的研究,虽然获得成功的时刻让人振奋。当然,伟大传记的内容不是非常苛刻的描述科学研究的日常实践,而是激励许多早期科学家的更宽泛的关怀---对生命的奇迹,对自然世界可以观察到的奥秘的惊叹。在当今时代,科学家追求的是个人荣誉,如果从世界的整体背景来看,即使在他们的个人努力减弱的时候,仍然能以权威的身份研究其中微小的部分真理。

译自:“The Self-Portrait of a Scientist”Christine Rosen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archive/13/ros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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