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已经拥有122年的历史，藏经洞文献也几乎全部公布，敦煌石窟的图像也大量数字化展示，敦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论普及还是提高，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然而，与成绩相伴而生的，就是敦煌学的有些研究课题已经陈旧，没有新意，甚至有不少炒冷饭、重复劳动的所谓“成果”，研究文献显得鱼龙混杂。
因此，我们应当面对学术发展的新形势，来探讨敦煌学研究能够提出什么新问题，要推进新问题的研究需要什么新的方法。我这里仅就自己所涉猎的范围，略谈几点看法。
第一，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资料无疑是许多没有见过的中古时期的材料，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但从罗振玉以来按照传统学术方法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数都把敦煌文书看作拾遗、补缺的资料。因为他们关注的历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政治史，以及在传统王朝体系范围之内的各项制度，所以他们利用敦煌资料主要是补充已知的历史叙事，比如用《常何墓碑》来补说玄武门之变，用唐代户籍补证均田制是否实施，等等。
然而，敦煌材料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原始性。我们现在有关中古时期的历史书写，主要都是依靠传统王朝的史家整理过的著作，如正史、编年史等，即使有一些文人笔记或文章，也是着意写作的“编纂史料”。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这些“编纂史料”受到很大的质疑。这种后现代思潮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有其道理。我们要观察一个时代的历史，更好的是用原始材料。敦煌就保存了大量未经人为的造作而直接废弃的原始公私文书，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历史、书写历史的原始依据。
不能否认的是，敦煌毕竟是一个边缘城镇，敦煌原始文书所涉及的内涵往往是当地的一些事件，甚至是民间的一些琐事，不能取代“编纂史料”所阐述的宏大叙事，但正是这种原始性的、边缘性的、民间性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观察一个地方社会本来面貌的最好视角。在帝王将相构成的王朝政治史之外，其实有着丰富的社会史、生活史、观念史、妇女史、医疗史等。在新的史学观念中，这些往往代表着“长时段”的历史，没有那么多战争、内斗乃至王朝更迭，而是反映历史长河中占据时间最长的“普通”史，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敦煌学者应利用敦煌提供的原始材料，利用我们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料中来书写历史。我与余欣博士合作，用保存最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公私文书，以编年体的方式，直接撰写“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第二，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或者说古书，有许多是散佚的古籍，有些甚至是此前没有见过的古人著作，因此十分珍贵。从敦煌学开始以来，一般都是用传统的观念，把敦煌写本文献放到中国传统的“四部书”系统当中，以版本学的方法，按照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作者，分门别类，对一位作者、一部书或一类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产生了很多“补遗”之作，也有一些分类合集。这些成果当然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为我们利用某个人、某类书，提供了可以依赖的文本和更加丰富的材料。
然而，这样整理出来的敦煌写本文献，显然不是中古时期文献的原貌，甚至把原本相关联的内容割裂开来。近年来，“书籍史”的研究给敦煌文献的整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我们必须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来重新整理敦煌写本文献，重新评估写本文献较之于版本文献的特点和价值。
我们应当建立“写本书籍史”的新学科，而支撑这一新学科的最为丰富的材料源泉，就是敦煌藏经洞保留下来的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写本文献。因为虽然吐鲁番也有大量写本，但多出自墓葬或佛寺遗址，很多是二次利用的材料，被人为地剪裁过；很多寺院倒塌使得文本支离破碎，完整性与敦煌藏经洞文献不可同日而语。
写本书籍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除了像传统文献学那样关注“文字”之外，同时关注文献材料的物质属性，把文本的内容和材料放在同一时点上去观察，既关注“文”，也注重“本”。纸本取代简牍用于书籍的抄写，是书籍史的一个飞跃。轻便的纸张使得书籍的传抄和传送都变得更加容易，带动了知识的流动。但卷轴装的正规书籍更多成为图书馆的藏书，这些藏书有承自简牍书籍的一些固定格式。但有些实用类的书籍，如书仪、药方、占卜书、变文讲唱作品等，卷轴装不便翻检，于是册子本在中唐以后逐渐流行。这是文本内容推动了书籍形式的转变，而书籍形式的转变，更加便利了书籍以及所承载的知识的流通。到了印刷术用于印制书籍，册子本便逐渐取代卷轴装成为书籍的主流。
敦煌文献各种内容和类型都有，比如普通佛经的经、律、论，纸张形式、文字字体、书写栏格等往往不同。经一般是一行17字的标准写本，律多用小字抄写，论则多用行书或草书。敦煌文献这些物质形态与文本内容的对应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是建立“写本书籍史”不可或缺的宝库，是今后敦煌文献研究的新方向，同时也提供了很多文献研究的新方法。
第三，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提供的丰富图像资料，很早就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辈学者在解读图像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地利用文献材料做对比，特别是有关佛教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经变画等，都从佛经文献中找寻相关的记录。敦煌石窟的营建与敦煌的地方统治者以及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整理和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的刊布，许多石窟的营建史料被勾稽出来，有助于我们对石窟造作的理解。
今天是数字化的时代，随着大量敦煌石窟壁画数字化成果的完成和展示，将有更多的图像清晰地展现在学者面前，但要做出超越前人的研究成就，仍需要在图像和文本的比对中下更深的功夫。
敦煌佛教艺术大多数是在同时代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创作和发展的，因此推进敦煌图像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源还是在中原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图像和文献两种，而两种材料除了传世者之外，都不断有出土的新材料，虽然十分零散，但需要随时收集整理。唐代敦煌无疑受到长安与洛阳两京画风的影响，因此两京地区相关画迹的记载尤其值得关注，如长安、洛阳寺观的壁画图像在敦煌的可能遗存，包括图像在寺院中的位置、组合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敦煌藏经洞中保留的莫高窟壁画榜题的抄本，将在莫高窟壁画榜题的整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莫高窟壁画榜题的系统、全面整理，将会对敦煌壁画的内容比定做出贡献。有些千佛图像和榜题的整理，还需要与不同系统的《佛名经》加以对比，厘清其归属的系统。一旦这种文本和图像对应成立，则可以整体阐明图像的内涵，使石窟壁画满壁生辉。
敦煌又是一个丝绸之路的都会，莫高窟也受到周边民族或王国的供养甚至营建。过去中国学界比较关注汉族大家族的石窟营建史，其实周边藏族、回鹘、于阗、粟特等少数民族民众也对敦煌石窟的营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洞窟的图像或许有其特征，而这些内容的解读还需要对藏经洞出土的上述诸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加以仔细调查、对证与分析。
敦煌无疑是中古时期同时保留了大量图像和文本的少数地方，应当在图文对照方面给一般的美术史提供更多的方法论例证。
第四，从学术增长的角度看，敦煌应当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从学术发展的一般逻辑可以得知，跨学科研究是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的最好路径。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拥有大量的图像和文本资料，应当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进行跨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实现共赢。
敦煌是一个佛教都市，敦煌石窟是佛教石窟，藏经洞文献也以佛典为主体，百年来学界对敦煌佛教文献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敦煌佛教史。敦煌原本处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最前沿，十六国时期属于凉州佛教的范围，自有其特点。虽然后来进入中原佛教的大体系当中，但中原一些佛典，特别是北朝的经疏多已佚失，而在敦煌有所保留。从北朝到隋唐，真正反映佛教思想的各家注释在敦煌都有哪些遗存，与中原部派的关系如何，哪些传来了，哪些没有，都值得仔细分析并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到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居然前后有两位唯识学大师——昙旷和法成，这不能不说是敦煌佛教的辉煌，但他们的学说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包括与吐蕃佛教的关系，与晚唐以后河西地区汉藏佛教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培养具有佛教学素养和敦煌学功底的学者来进行，是跨学科研究的最好领域。
作为“三夷教”的摩尼教和景教，因为敦煌都发现了这两种外来宗教的汉文经典，所以引起了研究者的反复整理和研究。但敦煌发现的四种摩尼教经典，还需要敦煌学家结合摩尼教专家的解读，在敦煌文献和历史时空中给出合理的定位；而景教文献，由于敦煌学者和景教学者对于一些写本的真伪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更是需要做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才能够去伪存真，向前推进。
敦煌保存的大量美术资料，曾经受到美学家的关注。但敦煌学此后的发展，并没有主动向美学研究者伸出橄榄枝。这方面合作研究的空间应当更大、更广，更加值得期待。
此外，像建筑学、文学、考古学等，都可以在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基础上，讨论可以合作研究的课题。
前面提到的藏学更是与敦煌学密不可分。现在看来，敦煌藏文文献不仅仅局限在原来限定的吐蕃统治时期，而更多的文献可能产生于公元9世纪后半期和10世纪，这中间既有一般的佛典，还有大量的禅宗典籍和早期的密教文献。把这些文献放到10世纪的河西来考察的话，许多藏传佛教的历史需要改写，而敦煌学应当提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些藏文典籍何以如此多地留存在敦煌的原因。
从丝绸之路的角度或西域学的角度，还有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文献材料值得关注。这些材料往往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其他地方的文献，或是粟特人、于阗人、回鹘人在敦煌撰作的文书，对于敦煌历史和敦煌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历史都十分重要。这方面需要敦煌学者与解读、研究这些西域古文字的专家充分交流，甚至共同合作，把这些文献的内涵更多地揭示出来。与此同时，敦煌石窟中藏文、回鹘文题记还需要彻底调查，而是否存有粟特语、于阗语的题记，则更是我们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些方面也需要两方面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合作。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及时关注学术研究的问题点，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增进跨学科研究，才能够让敦煌学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