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的时候，总是能够体会其理论支撑的宽厚和学科场域的宏大。因为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是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依托，以哲学、史学、数学等学科方法为研究技术的。同时，作为一个青年学者，也时常纳闷这些学科知识渗透力和感染力的非均衡，常常慨叹与这种非均衡相伴生的不对称的学术场景，那就是经济学的自负、社会学的自信和政治学的自卑。“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对经济学“现代化”的一种褒扬，经济学作为“显学”或者一种研究工具已经渗透到各门学科当中，它已经被定理化、公式化、定量化，是社会科学当中最靠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它被许多经济学学者自称为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最“科学”的一门学科，因此它的自负便可想而知了。而社会学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其“不示弱”的超常之处，那就是其研究领域所展现出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社会学学者的估算，社会学理论已经达到100多种，光对社会的解释就有不下数十种，显示了相当自信的一面。相比于经济学的高傲和社会学的雄浑，政治学却显得相当自卑，“政治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萦绕着许多初来乍到的学习者，而“政治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总是屡屡遭人诟病。虽然他们不明说“政治学的侏儒”，但确能使人感受到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生长不良和某些“失态”。一些人埋怨政治学的学术环境之不适，一些人则慨叹正宗政治学所受到的地盘排挤，更有甚者发出了“谁打湿了政治学的裤裆”的学术呐喊。其实，政治学的自卑也与政治学学者自身的孤僻和人为限定以及自己研究的相对不自信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分把持政治学的职业者人为地制造着政治学的封闭，他们不是去追求学术和投身学术，而是进行着所谓“诠释话语”的工作。怪不得政治学学者林尚立教授在多年前就疾呼“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1］。
政治学的尊严和自信来自于“以学术为志业”的政治学学者自身，来自于他们对政治科学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我们从政治学学者严强教授和孔繁斌博士合著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当中阅读到了政治学的理性以及重新拾回了政治学的自信，也维护了政治科学的尊严、保持了政治科学的高尚。这本书告诉我们，现代政治科学要能真正成为实现善治的知识依赖，政治科学必须首先回归基础理论研究。只有回归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使政治科学成为可能，也能使政治科学大厦稳若磐石。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政治科学合法性衰减”和“只有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才能提升政治科学的合法性”两个价值命题。因为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各个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同它的基础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当某个科学门类的知识越是具有科学性时，它就越需要铺筑起坚实而又丰厚的基础理论；而当某个学科门类的知识日益走向整体化、体系化时，作为支撑力量和内在骨架的基础理论就能清晰地显露出来；当某个科学门类的知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愈是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积累时，这一门类的知识就会更富有科学性，更能走向体系化。从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政治学从古代到近代的三个轴心发展时期，都坚持以深刻的哲理分析、执著的价值追求、慎密的规范论证为其基础理论支撑。无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还是到伯林、伊斯顿时期，西方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有致理的研究传统，他们要求建构政治认识、政治知识的体系必须具有哲理性、价值性和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其《政治学》巨著中指出：“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2］。只有坚持了这种理性而又踏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学术或学术研究才能达到至真、至善，西方的政治学也才维系了今天学术的繁荣。
虽然在中国政治思想早已有之，但将政治思考发展成为一种学术那是很晚的事情，19世纪末才从西方传入，与西方相比晚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推及中国政治学之“先天不足”以及后来的“后天失调”之个中缘由。在当代中国，尽管政治学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刚刚恢复了它在学术领域中本来应有的地位，但是，这一长期被强行戴上“伪科学”帽子的学科，即便是在其正名之后仍没能完全消除人们对它的怀疑。加上当代中国在政治生活中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和克服某些腐败的、神秘化的、主观随意的现象，这些又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政治学科学性的种种怀疑。对于政治学是不是科学的各种怀疑不是由怀疑者自己的主观所决定，作者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能否在一门学科上冠以“科学”的美名，可以从两方面来衡量。一方面是从学科知识的来源、作用及其对其知识的验证来衡量；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方法和逻辑结构来衡量。［3］我们知道，学科未必全是科学，而政治学科能够冠以“科学”二字，就是因为政治学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些人怀疑和反对政治学是科学，那是由于他们从所观察到的一些政治现象的非规范性、政治行为的非确定性、政治价值的盲目性而肆意得出的结论。对政治学的怀疑，也是因为对科学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张力认识不够，对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理解不透而形成的。只有把握了这些认识和知识，以政治学为术业的学者们才能回击和反驳那些持怀疑论者。从这部前后花了六年时间的学术著作当中，我们可以在学科论、范式论、方法论、范畴论四个论题上找到“科学的政治学和政治学的科学化”的理论注解和学术梳理。
顾名思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科学。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因为人的存在就必然有政治的存在。可在现实学术生活当中，我们对政治的研究尤其首先是对政治的理解投入太少，很多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高高在上而可望不可及的形上之物，显然这是对政治的误解。笔者所在高校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在社会上不敢说自己学的专业是政治学，因为一旦说出别人就认为他是做官的，既然是做官的，在“官满为患”的一些用人机构中会遭到拒绝的。那么，政治究竟是什么呢？政治与经济、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内容，其实“政治就是围绕公共产品供求状况而开展的公共事务管理”［4］。这个概念表明，政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资源的配置或公共产品的分配；二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或公共危机的治理。美国政治学学者查特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就指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5］。但由此而提出“政治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显然是一种“政治”幼稚，也是一种“政治”偏见，因为“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6］。倘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始终把持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我们的生活世界可能还是过去的那种充满着“阶级斗争”式生活，这是有悖于政治原旨的，也是远离政治文明的。由“政治意识形态化”所招致的现实危害比“政治意识形态终结论”之乌托邦主张的危害更大，我们从已经逝去的历史和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深深地感受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对政治概念的正确理解以及政治学知识走向制度化的必要。《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一书为政治学知识制度化建构了条件、规划了过程，为我们更进一步地科学地理解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学术框架。
当然，如果我们用“第三只眼睛”来看待关于政治学的争议以及各色人等对政治学的怀疑，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积极的、有益的学科建设和学术规划的起始之奏。一种事先的争论和论辩，它将带来一门学科的兴旺和繁荣。学术的规范和学科的发展基本上肇始于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和基础理论的探究，《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就是应对这种状况的理论产物。该书基于中国政治学对基础理论研究削弱的状况，以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为核心论域，在感悟人类的政治实践和释读政治学经典的基础上，以当代思想和思维水平为支持，批判性地系统阐述基础理论研究在政治知识求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涉及政治科学的学科论、范式论、方法论和范畴论四个论题，同时指出回归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当今政治科学繁荣的根本途径。作者之一严强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目前国内最早建构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学者，他所提出的“体系政治学”构想正在一步步变成学术现实。我们从他那严谨而又深邃的眼光和著作当中，领略到政治学殿堂的高深莫测和趣味横生。他的“体系政治学”基于辩证理性的立场，以构建体现对政治知识一般逻辑加以说明的科学体系为目的，其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制度理论四个领域。目前体系政治学的“四部曲”，已经有两本面世，那就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宏观政治学》和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本文所论的这本相当经典的著作。作为一个忠诚读者，我是怀着虔诚的学术心态和持久的学术热情阅读完本书的。书中充满着穿透力的理性思维和饱含着感染力的学术话语，使我热血沸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对该书的多次阅读，最后我所要说的还是那句话：体现和维护政治学尊严的时代已经到来，让“政治学侏儒”与“政治学自卑”走开！
2003－12－18
参考文献：
[1]林尚立：《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见http://www.pssw.net/articles/aaa/s/wz.htm.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8页。
[3][6]严强、孔繁斌：《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第65页。
[4]陈潭：《经济政治学论纲——理解政治的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5]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