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远招:永恒的精神,无愧的人生——杨祖陶先生遗著《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整理附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7 次 更新时间:2017-10-12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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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 (进入专栏)  


2017年元月22号,是一个特别令人悲伤的日子。那天中午,我正在新民路口的蒙娜丽莎餐厅吃饭时,武汉大学的晓平教授来电告诉我:杨老师今天去世了。这个噩耗让我极度震惊,也使我悲痛万分!24日上午,肖静宁师母以无比的坚强,带着女儿女婿,与杨老师生前的少数好友以及他所带的十多位学生一起,同杨老师作了最后的告别,并将他送至龙泉山孝恩园中一颗桂树下安息。就这样,杨老师以他一生始终不变的质朴风格,在明媚阳光的温暖中,在徐徐清风和音乐的陪伴下,安详地永别了他所挚爱的亲人,终止了他退休后一直不停的劳作。


是啊,自从1997年退休之后,杨老师便一直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读书、思考、翻译、写作,就是他的生活的主旋律。让我们先看看他的翻译工作吧!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从1997年退休一直到2004年为止,他呕心沥血地合作完成了影响巨大的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翻译和校改工作;接着,在2005年期间,他集中全力根据格洛克纳本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即《哲学全书》第三部分(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这件工作刚刚完成,他又记起了恩师贺麟先生多年前的嘱托——翻译黑格尔的《耶拿逻辑》,于是立马投入了黑格尔的《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翻译(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后来,他又根据“理论著作版”20卷本《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编辑的《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精神哲学及附释》对《精神哲学》进行了改译(此译本收录于张世英先生主编、他任副主编的《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从而超额完成了贺麟先生交给他的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任务。


在中国,黑格尔的其他著作早就有了中译本,但唯独这个《精神哲学》即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体系第三部分,却一直没有中译本。多年来,对不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德文原著的中国读者而言,要想了解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只能借助于黑格尔的其他相关著作(如早期的《精神现象学》和系统阐释客观精神哲学的《法哲学原理》等等)的中译本。所以,杨老师根据格洛克纳本首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且根据理论著作版改译《精神哲学》,最终推出两个《精神哲学》的中文译本,实为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巨大的学术贡献。同样,他所翻译的《耶拿逻辑》的问世,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助于学界更好地了解黑格尔早期的哲学思想。2012年12月28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杨祖陶先生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座谈会”,杨老师作了题为“黑格尔《耶拿逻辑》的历史地位”的主题发言。


除了完成上述翻译工作,杨老师还对早期出版的代表作进行修改完善,在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这就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被列入哲学史文库第2辑,2015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亦被列入哲学史文库第2辑,2016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杨老师的治学原则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他把“求真”放在第一位,主张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上述两部著作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求真务新”的治学原则,但是各有其特色。《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是杨老师深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的持续发展进程”、“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和基石”、“黑格尔理性哲学的体系和基石”三篇。其中尤为重要的内容,是他对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构成问题的研究,对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研究,以及对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和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原则的研究。代序“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郑重地提出:德国古典哲学集中地体现了“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两种精神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所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系统性的研究,堪称方法论的典范,它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并叙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尚属首见。


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部厚重的散文随笔集《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2010年11月)和《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2016年1月)。前一部书45万字,除了译事回眸,还回顾了求学为学历程,例举了要文要点等。后一部书59万字,用随笔的方式展开了“燕园结缘”、“珞珈情怀”、“巴黎散记”、“社会透视”、“译事续篇”、“论题新议”等几个板块的叙述,不仅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回味,对从前工作岁月的留恋,对巴黎美好人文景观的欣赏,对翻译和学术的新思考,而且表达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切。


杨老师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退而不休的生活,之所以不安于闲散,而始终坚持工作,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工作、而且是富有成就的工作才使人的心灵感到充实,感到生活才有意义。求学问道,思索钻研,只有真正的学者才可以体会到其中包含的无上乐趣。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后记中的一段话看得很清楚,杨老师在后记中写道: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暗中有一种自我充实感,为自己在各个时期,特别是在斗争哲学和大批判年代也能作出这样的学术而自豪。在看清样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情意。本来出版社只要求我提供本书的一些关键词,但我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将挑出的人名、术语按照汉语拼音从A—Z排列开来,就差最后一步落实关键词所在的页码了。我在此可以把即将问世的此书的索引称为人工排序与电脑终端检索的一种‘结合体’了。”


杨老师的内心充实感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表达,他也自豪即使在文革时期,因为自己的坚持而没有荒废学业,没有浪费时间,一直在坚持研究。所以,支撑他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动力和信念,就是这种对于学术的热爱之情,对于内心充实的由衷向往,而这种对于学术的热爱势必转化为勤奋的思考和探索,这种对内心充实的向往同样会促使他不安于清闲,而总是乐于工作。其实,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愿做的事情,都不是苦差事,而是充满了乐趣。


杨老师一生都淡泊名利,低调行事,但他对通过自己的工作而取得的收获,是满怀喜悦的。在《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后记中,我们读到这样几段话: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特殊条件下,我仍然守住自己的学术良知,既不趋炎附势,也不媚世迎俗。教学中我不顾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的非议,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媒体的压力,挺直脊梁,孤军奋战。在校操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力排众议,坚持真理,主张古希腊没有所谓的奴隶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在繁重的第一线教学之余,仍然坚持翻译和学术研究,大踏步地走在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写出了一篇篇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文。我给自己提出的学术研究原则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每篇论文都是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永远从第一手资料做起,永远在对大量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殚精竭虑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实质性规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是随意发挥或因袭成见之作。”


“我历来就是,而且也安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我看重的是从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新度上得到的愉悦,而把一切名利得失置之度外,甚至拱手相让。我这样的工作模式,亏得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工作时间,就算博士生导师七十岁退休,我加了十年没有任何报酬的退而不休。”


这些话是在《回眸》的后记中说的,事实上,在《回眸》出版之后,他在日益衰弱的暮年又继续工作了将近十年!我认为,这些话极为真实地表达了杨老师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他因为自己坚持了真理和原则而自豪,他真正做到了不图虚名,只求心安。


在《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的后记中,他把与天益网(后改为爱思想)结缘、开通学术专栏称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大事,认为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是的,没有这片新天地,怎么会有《回眸》和《哲学与人生漫记》的问世呢?


杨老师的幸运,不仅在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和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而且因为有师母肖静宁老师的一生真爱。多年来,师母不仅对杨老师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而且在杨老师的工作方面也给予全力支持。杨老师不会操作电脑,他的大量手稿,都是由师母亲手打印的。正是在师母的全力支持下,杨老师在退休以后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大量翻译和写作任务。两位老师的真挚的爱情令人深受感动,最后这部《哲学和人生漫记》作为两人共同完成的著作,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纪念物。杨老师深知师母所付出的一切,对师母的帮助也是充满了感激。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后记中,他告诉我们本书在引文出处方面有了改变:“本书此次再版,尚需具体说明一下有关引文的出处的改变。为了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查阅,第一章有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引文,除引自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意外,现都依据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4年和2003年出版的两书各自的译本引用。第三章有关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引文则依据人民出版社2015年刚出版的《黑格尔著作集》Ⅲ引用。”接着,他特别提到了师母对自己修改工作的支持:


“……她几乎是抛开一切全力投入,几天来终于完成了注释本校改的电子文本,共计改动注释32条、计4800余字。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将电子文本落实到清样上,这是更恼人的工作。她自己说是用了极‘笨’的办法,就是剪刀加固体胶,一行一行、一条一条剪贴到清样相应的位置上,其中有的一条注释要动十余次剪刀,就这样一页一页的推进,边操作边核对,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注释的校改工作,使清样校改稿看上去还蛮干净的。”


已经很清楚了,杨老师晚年的许多工作,都是他与师母两人合作完成的,有些书或栏目的标题,也是两人一起设想的。


现在,在回顾了杨老师退休之后的工作情况之后,我必须着重说说《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这本书,这是杨老师一生中最后完成的一件工作。由于他翻译了两个版本的《精神哲学》,所以,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编审在计划出版关于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的三部导读性著作时,便首先想到请杨老师来撰写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导读。此时,杨老师确实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听力也大大减弱,他起初也曾犹豫是否还有必要接受去承担这样一件工作。但是,自从他答应了撰写这部导读性著作之后,却又一如既往地鼓足干劲,全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


根据师母的介绍,杨老师已经拟定好了一个名为“黑格尔《精神哲学》导读”的写作提纲,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而展开写作的。他的写作程序大致是:第一步,根据提纲找出黑格尔原著中的重要段落,并做下记号,以便在写作时可以作为原文引用:第二步,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体会先写在一些纸片上,文字密密麻麻,字迹潦草,估计只有他自己才能全部认出来;第三步,再把这些留在纸片上的文字誊写在另外的稿纸上,此时字迹变得工整一些,容易辨认了。在这个过程中,杨老师不断地翻阅自己翻译的《精神哲学》,用师母的话来说,“差不多把书都翻烂了”。由于年事已高,他在写到客观精神部分时就感到有些吃力,但他坚持一直写完了绝对精神部分,其遗稿的最后一句话是:“至此,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就全部宣告终结。”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客观精神哲学和绝对精神哲学的提纲契领式的讲解。他留下了将近10万字的遗稿。


在杨老师写出大概三四万字的时候,师母就根据杨老师誊写好的文稿开始了打印工作。由于杨老师比较突然地得病去世,打印工作便停顿了一段时间。2017年春节过后,肖师母强忍悲痛,以坚强的毅力又继续展开了遗稿的打印工作。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全书的打印。2017年2月28日,我收到了她发给我的遗稿打印稿。在来信中,她告诉我:她在打字的时候,发现最后8页刚劲有力的秀丽字迹不见了,显然是注意力转移病痛,挣扎着画完最后一个句号。这当然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完整的初稿。“他是倒在他钟爱的学术工作的岗位上的。”我当然能够理解,这份遗稿是杨老师用生命换来的,是师母在音乐陪伴下强忍悲哀赶着打印出来的。师母还特别交代:杨老师生前曾经跟她有过交流,告诉她等稿件打印出来之后,会对初稿进行修改,其目标有二:一是适当地减少对原文的引用;二是将有些“欧化”的句子转换为更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表达,将过长而费解的句子适当缩短并使之简明易懂。遗憾的是,杨老师尚未来得及修改就撒手人寰了。


非常感谢肖师母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作为读者第一个阅读到杨老师的这份珍贵的遗稿,并万分荣幸地承担了整理遗稿的工作。为了表示对杨老师生前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尊重,我给整理工作定下了如下原则:尽量不随意改动杨老师留下的文本,以便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他的遗稿的原貌。依照这个原则,我展开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内容的补充。通读遗稿之后,我决定在尽量不改动遗稿原文的情况下对遗稿的内容做适当的补充。这主要包括:有极少数地方,杨老师只留下了几段引文,尚来不及做任何讲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解说;《指要》的导论,遗稿的原标题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问世”,其中对黑格尔精神哲学酝酿和形成和过程有很详细的叙述,但其他内容写得过于简略,只有一些有原则性的提示,所以,我在取得师母赞同的情况下,我“把精神哲学的问世”改为“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导论”,并按照杨老师生前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的一些说法,在内容上做了适当的补充;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根据杨老师留下的“写作提纲”上的提示,基本上采用了《精神哲学》2006年版译者导言第四部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意义”,但我读完,觉得杨老师的这个文本其实是把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当作一种人学来加以解读,同时突出强调了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所以,便斗胆把标题改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人学意义”,并按照增设的次级标题补充了一些内容。在适当补充内容的过程中,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要尽量不违背杨老师的原意。所以,这些内容所包含的基本观点都已经在在遗稿中有所提示,或者已经出现在杨老师已经发表或出版的其他论著之中。


二是句子和段落的处理。对极少数太长的句子,尤其是译文,我做了分句表达的处理,即将长句变成几个短句表达。这些长句可能显得晦涩,我想通过对句子的处理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更加简明易懂。同时,对于包含不少层次的过长段落,也都做了分段处理,以便读者读起来感到更有层次性,也是为了让读者不觉得引文过多或过于密集。通过这样的处理,密集的引文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稀释”。


三是添加标题。在分段的过程中,我增加了一些标题,以便对叙述的内容加以提示。同时,我发现在杨老师原先的写作提纲(目录)中,不是所有章节都统一到了三级标题,所以对目录中的标题做了统一处理,即都设计了三级标题,正文的大部分内容,甚至都有了格式基本相同的四级标题。需要说明的是,导论和最后一部分标题的添加,与其内容的补充是连在一起的。


四是纠正极少数抄写和打印错误。我把遗稿与杨先生送给我的《精神哲学》译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进行对照,发现有极少数抄写或打印的错误,也都作了改正。我的博士生刘丹凤同学曾帮助我认真仔细地校读了我的整理稿,并标出了一些错误,在此表示感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杨老师在讲解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时,用的是范扬、张企泰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这个译本比较老了,所以,当师母和我得知邓安庆教授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译本(见张世英先生主编的《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也曾考虑是否用新译本来代替旧译本,但后来我们感到,这样改动工作量很大,而且杨老师生前并未看到过新译本,这样改动反而不符合遗稿的原貌,所以最终放弃了改动。


我在阅读杨老师遗稿的过程中,时刻感到他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他的目标就是:要让读者即使不读《精神哲学》的原著,也能够通过阅读他的《指要》,而很好地把握黑格尔这本书的实质性的要点,亦即精髓,同时了解黑格尔这本书的逻辑结构,尤其是范畴过渡的线索。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黑格尔这部著作的准确而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上。我相信,杨老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对《法哲学原理》的参照,还意味着超额完成了任务。在整个解读的过程中,他也总是具有自己的理解角度,所以在材料的取舍方面,在用笔的轻重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独特考虑。


以杨老师一贯的治学风格,他肯定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发挥一点自己的感想了事,而是要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主要思想以及逻辑发展线索的理解表达出来。他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解读虽然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即他已经翻译、出版了两个中译本,但是依然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1)要把黑格尔《精神哲学》全书的逻辑线索理得更清楚。翻译的时候是紧跟着黑格尔走,而一旦要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介绍和解读,就需要重新斟酌和思考,要把一些可疑的地方想得更明白。


(2)要重新推敲《精神哲学》全书中的大量术语和句子。黑格尔的许多术语和句子是晦涩难懂的,虽然杨老师在翻译时已经仔细推敲过了,但是,一旦要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介绍和讲解,他又需要重新去推敲这些术语和句子。


(3)要着力讲解主观精神哲学的部分。主观精神哲学是《精神哲学》中的重头戏,它阐释主观精神哲学的篇幅,是黑格尔其他哲学著作都无法可比的,尤其是对研究灵魂的人类学和研究精神的心理学的阐释最为详细。我相信,这部分的许多内容是激动人心的,杨老师内心也肯定受到强烈的刺激,所以他写得非常流畅,也富有激情。


(4)要参照《法哲学原理》讲解客观精神哲学。由于《精神哲学》的篇幅有限,加上有一个专门讲客观精神的《法哲学原理》,所以杨老师不满足于只讲《精神哲学》中的客观精神哲学,而是力图把《法哲学原理》也参照着写进来,这当然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从最后完成的稿件来看,讲解客观精神哲学的篇幅居然与主观精神哲学部分大体相当。完全可以说,杨老师在完成《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的同时,实际上也附带地完成了对《法哲学原理》的“指要”。


(5)要讲出绝对精神哲学部分的特色。《精神哲学》对绝对精神的论述,虽然与黑格尔其他著作中对绝对精神的论述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对哲学与宗教合一的论述,其他著作好像没有讲得这样透彻,杨老师在这些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在杨老师的所有学术成果中,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本《指要》的类型大致与《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相同,即都是导读性或解读性的著作,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教材,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在杨老师为《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非话常重要,它不仅构成了撰写《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撰写《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的指导思想:


“我们撰写这部《指要》所抱定的宗旨是:逐章逐节地解读《纯粹理性批判》,既要指要,又要解惑,以帮助读者参照着原著逐章逐节地弄懂,这样地循着原著固有的框架和线索而最后达到读懂全书的目的。从这一宗旨出发,我们在解说时虽然必须考虑和尽量地吸收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立足于对原著的本意的理解,以原文为依据和准则去正面地解读,而避免陷入烦琐的历史考证和众说纷纭的歧义争论。在整个解说的过程中牢牢地抓住系统地阐明康德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线索这个纲,避免因逐章逐节解读而容易陷入的‘见树不见林’的误区。我们的目的是要对原著、原文、原意作‘客观的’解说,引导读者去理解真义和把握真相,但我们是从人类认识已经达到的当代高度来解读的,因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康德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各个基本观点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作出简要的评论,使读者在读这部‘康德书’(海德格尔的用语)时能始终保持更为广阔的视野。”


虽然这两部《指要》在写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两本书写作的情况毕竟有了很多不同:一是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时,杨老师尚未退休,还不到70岁,而在撰写《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时,他已经89岁高龄了;二是在撰写《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时,杨老师事先写有《纯粹理性批判》的讲课稿,而《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并没有事先写好的讲稿,杨老师在退休前也没有专门给学生开设过这门课程,因此,他必须依据自己的译本重新开始撰写;三是《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是杨老师独立撰写和完成的一部专门讲解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著作,而且是在退休之后的高龄期间完成的,更是杨老师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这本《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是杨祖陶老师给中国学术界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它完美地、但多少有些令人悲伤地诠释了一位纯粹学者的人生志向,那就是为了学术事业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在杨老师用生命来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肖静宁师母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是在清闲中安享晚年,而是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部投入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解说,这不能不使晚辈感到由衷的敬佩!在失去了至爱的杨老师之后,肖师母忍住悲伤,把自己的全部精神都寄托于本书的打印和整理之中。我们每次通信,她都极其关注我的整理工作的进展,并随时提出她的自称外行、而实际上很是内行的意见。当我把初步整理好的稿件寄给她后,她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并用红色和蓝色字体作了大量标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标记和看法有助于我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但愿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安慰杨老师的在天之灵,也能够抚慰肖老师悲伤的心。


人是有限的存在物,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也总是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还必须孤独地面对着死亡,因为生死必然由个体自己独自承受和体验。也许,当死亡真的降临时,我们并不会感到那样痛苦,反而很可能有一种奇妙的体验,就像一个人在恍惚中永久沉睡了一样。我相信,像杨老师这样的纯粹学者,一定会带着一种内心的满足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在永不停止的精神追求中实现了精神的永恒,也成就了圆满的人生。他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就寓于他曾经那样投入的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只要他是自我满足的,喜悦的,他的意义也就在那里。何况他留下了那么多的珍贵的文字,是他的学生和其他哲学爱好者可以继续分享的,那是一个打破了时空限制的意义王国,可以在思想者的精神交流中永恒。在此,让我引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一段极富哲理的话吧!“当然人的精神能够提升到超越那种只从事于对感性上在场的个别性的知之上;但是绝对的超越那种知只发生在对永恒东西的用概念进行的认识中;因为永恒的东西不像感性上个别的东西那样受到产生和消灭的更替的影响,因而也就既不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未来的东西,而是一个超越了时间、把时间的一切区别作为扬弃了的包含在自身之中的绝对在场的东西。”


愿吾师在自由而永恒的精神世界中安息!


舒远招  2017年夏,长沙岳麓山下


2017-06-22起草,2017-06-13修改

2017-07-25定稿,201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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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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