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

——论俞平伯胡适关系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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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以这一尺度衡量,奉为“泰斗”的胡适,无疑居于“新红学”的中心位置;“两个《红楼梦》同志”——顾颉刚、俞平伯,则起着同心襄赞的作用,是绝对无人否认的。


在“新红学”形成的历程中,有三个年份最为重要:第一是1921年,胡适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第二是1927年,胡适买到了甲戌本;第三是1931年,胡适看到了庚辰本。大约谁也不会料到,在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中,俞平伯却被有意地“隐去”了。



先说1921年。这年3月,胡适草成《红楼梦考证》,4月2日便给顾颉刚写信,中说:“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潜三,《船山诗草》八本。”顾颉刚于是去京师图书馆,频频寻觅曹家的故实。俞平伯其时常到顾颉刚寓里,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三个人的信件交错往来,“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辩”(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遂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两本“新红学”的经典。


现存胡适1921年的日记,是从4月27日开始的,屡见有关顾颉刚的记载,如5月1日访严范孙:“他问我为什么要查此书,我因告诉他我与顾颉刚因考证《红楼梦》而牵涉到曹寅的历史。”其后,有5月5日作书与颉刚,5月30日、6月27日、7月1日、7月17日、7月19日接颉刚来信;7月29日到苏州,颉刚来接,30日同去看江苏第二图书馆;8月13日颉刚早来谈了一会,下午到梦渊旅社去看颉刚等。关于俞平伯,只有5月13日一则:“俞平伯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说的三条理由之中,第二个最可注意。第三十一回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湘云事如此结束,确有可疑。其实不止湘云一人。小红在前八十回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决不应无有下场。司棋必不配有那样侠烈的下场。平伯又说,宝玉的下场与第一回说的完全不对。这也是很可注意的。后八十回中,写和尚送玉一段最笨拙可笑。说宝玉肯做八股文,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


到了1922年2月,蔡元培在北京《晨报副刊》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先后发表《〈石头记〉索隐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俞平伯遂于3月发表《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辩护。胡适3月13日日记抄录顾颉刚来信,复加评论道:“颉刚此论最痛快。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内中只有一段可取。”复贴以从报上剪下的俞平伯文。究其原由,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与顾颉刚着重史料不同,日记记得少一点,自在情理之中。



再说1927年。这年7月,胡适意外买到送上门来的甲戌本,这件天大的喜事,第一个应当告诉顾颉刚、俞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但胡适没这样做,而在8月11日写信告诉了钱玄同:“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钱玄同是胡适平辈朋友,1925年5月10日给胡适信中说:“《学衡》第三十八期一本,亦奉上。我送给你看,并非因为其中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乃因有吴宓底二篇和景昌极底一篇,你看他们底议论和思想,昏乱到什么地位?”(《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356页)钱玄同与《红楼梦》考证虽不是毫不相干,毕竟与俞平伯不能同日而语。况且胡适信中还说:“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既然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他与平伯、颉刚的主张,为什么不与二人分享呢?


——这里要说明的是,胡适1927年的日记不存,致钱玄同信是否抄进日记,已不得而知;若非鲁迅博物馆1984年《鲁迅研究资料》收录,也可能湮灭不传。但胡适未将喜讯告诉俞平伯,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周作人看到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3月18日函告俞平伯,并将自己的《新月》杂志借给,俞平伯方得知甲戌本的信息。


初读《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俞平伯有什么反应呢?他4月2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我在《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文中,疑心此三十回为单行的续书,现在您从脂本所得的材料,校正我说的误失,甚感。惟我当时所以弄错,因戚本只有八十回,原评书者既见此文,偏又不并抄入,觉得不甚可解。

至于您说;“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这并非事实。在《红楼梦辨》上卷一六一页上:“有正书局印行的戚本,上有眉评是最近时人加的.大约即在有正书局印行本书的时候。”此可为证。

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

平伯敬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

(《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俞平伯不擅长文献考证,对《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开头的一段话:“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丝毫没有“于不疑处有疑”的意念,想去追问卖书人的情况;反对最后一段“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批评自己的话,如“平伯误认此为‘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的一部份”、“平伯也误认这是指‘后三十回’佚本”、“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等,急切有所申辩与说明。


值得品味的是最后一问:“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从语气看,此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脂本刊印的建议,是钱玄同1928年4月6日给胡适的信提出的:“你的那部残本《脂本红楼梦》,我希望你照原样叫亚东排印出来(不标点都行),好让我们开开眼界。你愿意吗?”(《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2页)所以在此信之前,俞平伯还有一信写给胡适,内容当是希望一睹残本《脂本红楼梦》的真容;而胡适可能答以将付排印,故未能应允,“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之问,方显得顺理成章。


收到4月25日的信之后,胡适有没有回复,已不得而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又收俞平伯的另一封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在沪得谈,甚快。返京后迄未作笺以问起居。尊藏誊抄残本《红楼梦》,不知已印出否?颇亟思一读也。何时可以得读,暇中希见告。孟真久无音信,不知仍在粤否?有一信给他,可知其住址,祈为转寄,否则退回北京。

匆匆,祝安好。平伯敬 上。


据此信,可知二人曾经在上海见过一面,由于不署年月,难以判断准确月日。按1929年春,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迁研究所至北平。从“孟真久无音信,不知仍在粤否”看,当写于1928年秋。俞平伯已研读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对胡适所谓“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最近于雪芹原稿的本子”;批语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红楼梦》最初稿本的状态,可以考知《红楼梦》后半部预定的结构等等,自然关切于心,便借南下之机,希望能够一睹为快。不料人已经到了上海,胡适仍以要出印本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俞平伯返京后又写了这封短信。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为什么不肯将发现甲戌本的喜讯告诉俞平伯?甚至不肯将甲戌本给俞平伯过目?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觉俞平伯已经不能算“《红楼梦》同志”了。


倒退回去两三年,俞平伯1925年1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最重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说要贸贸然修正它,颇类似‘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有点儿骇人听闻。”


他为什么要修正这个“中心观念”?因为确定不了“《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他相信:“自叙生平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于是开始后悔自己“难辩解的糊涂”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对,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他还进一步自省道:“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我们定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只可以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用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361页)


在考证的领域,俞平伯也发觉胡适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65-366页)


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读过《红楼梦辨》,在1925年1月8日《晨报》发表给俞平伯的信,就《红楼梦》中“明儿”一词是“实指”还是“虚指”、贾蓉究竟何时续娶向俞平伯请教,俞平伯1月18日回信说:“你所提出的两问题,于我现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态度很恳切,属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说。临了,我告你,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33页)


这个时候,下距“批俞”运动还有30年,俞平伯未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凭着学者的良知,要“修正”新红学的“中心观念”——“自传说”。从此以后,俞平伯的红学观念,便从追随胡适转向逐步背离,他甚至寄希望于胡适的转变:


《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坌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迹,如是而已。波斯诗人Omar Khayyam的诗,适之先生所译的那一首,我觉得很能把这意思说得充分: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我希望他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48-349页)



这篇刊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1925年2月7日)的文章,胡适应该是读到的,但他1925年开始的日记,到2月1日就中断了,接下去的是9月26日的《南行日记》,俞平伯的意见、连同《〈红楼梦辨〉的修正》,都在日记中“隐去”了。胡适之所以不将甲戌本的事告诉俞平伯,甚至不让上门来的俞平伯看,就是感知俞平伯已经不是“《红楼梦》同志”了。他担心俞平伯“书笃头”性格,不但会就甲戌本的发表与自己不相容的见解,而且还会追问甲戌本的来历,给自己造成学术上的被动。


事实证明,这个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三年后的1931年6月19日,回到北京的胡适,不得不给俞平伯看甲戌本,还命他写了一篇《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中说:


此余所见《石头记》之第一本也。脂砚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然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页三)宝玉滴下泪来无夹评,却于黛玉滴下泪来有夹评曰,“玉兄泪非容易有的”,此误至明,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因余之前说,得此益成为定论矣;然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斋手笔乎?是不可解。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57页)



俞平伯跋语毫不客气地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脂批“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甚至说“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从根本上对胡适之说提出了疑问。而查胡适1927年到1930年的日记,没有出现俞平伯的名字;1931年开始的日记,写到5月28日就中断了,下一篇是6月28日,中间“空白”一个月,恰恰把俞平伯6月19日应胡适之命,写这篇《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的事情跳过了!


据《俞平伯书信集》,1931年9月30日,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九·一八”事变后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希望“平素得大众之信仰”的胡适主持和引导此事;但胡适1931年的日记,从9月26日跳到11月10日,又把俞平伯的长信“隐去”了。



俞平伯与胡适同住北京,见面的机会很多。据俞平伯生平大事记,1932年4月18日晚,往西板桥见章太炎,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等俱在;5月15日下午,周作人在家宴请章太炎,俞平伯、胡适等出席;7月9日,参加梁遇春追悼会,……但胡适1932年的日记,2月15日的“记病”,记到“这时”两个字,下面就失落了,接着便是November27,即11月27日,以上这些会面,也都“隐去”了。


在胡适以后日记中,唯一出现俞平伯名字的,是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抽阉入座,与我邻坐的为赵曾玖女士,为瞿□□之夫人,原籍安徽太湖,今为国文系二年生。”席间胡适与巴金交谈,与俞平伯竟无一言,可谓冷淡之至。



1933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胡适看到了庚辰本,且在书后写了一则题记:“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民国廿二年一月廿二日胡适敬记。”(下钤“胡适之印”)同日,还写成《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开头简略介绍甲戌本,说:“今年在北平得见徐星署先生所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部,凡八册。”结尾说:“我很感谢徐星署先生借给我这本子的好意。我盼望将来有人肯费点功夫,用石印戚本作底子,把这本的异文完全校记出来。”胡适心里清楚,承担“石印戚本作底子,把这本的异文完全校记出来”的最佳人选,就是俞平伯。但他从头至尾,都对俞平伯隐瞒了庚辰本的事情。


据吴修安考证,俞平伯的父亲有两位夫人,彭夫人去世之后,续娶的许夫人。俞平伯的大姐和二姐,是彭夫人生的;三姐俞琳和俞平伯,是许夫人生的。而收藏庚辰本徐星署,是俞平伯三姐的老公公。俞平伯和三姐同父同母,应该关系更近,关系更好。三姐家买到的庚辰本,近水楼台的俞平伯却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庚辰本。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俞平伯的大姐夫郭则澐,熟读了庚辰本,还自命“后脂砚斋”;堂堂红学大家俞平伯,1950年10月28日撰写《后三十回的<红楼梦>》,方说到:“忽忽过了二十多年,发现了两个脂砚斋评本。一个是胡适藏得十六回残本,一个是昔年徐星曙(好像把“署”写错成“曙”了)姻丈所藏,今归燕京大学的七十八回本(八十回本少了两回)”,岂非怪哉?!(《俞平伯咋迟迟看不到庚辰本〈红楼梦〉》http://www.toutiao.com/a6402564390655049986/)


更奇怪的是,到了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说:


甲戌本发见后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八大册借给我研究。……这八册钞本是徐星署先生的旧藏书,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斋甲戌如何重要,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看看,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胡适方将有关情况透露一二!既然早知徐星署是俞平伯的姻丈,为什么当时不对他讲,进一步了解此书的来历与传承呢?最最奇怪的是,胡适日记不仅“隐去”了俞平伯,还在关键时刻“隐去”了董康、王克敏、陶湘。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胡适是不想让俞平伯把事情搅黄了。


胡适现存日记最早记到董康,是1922年7月1日:“与董授经谈政治。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不配处于这个时代这个地位。我很可怜他。他问我对时局的意见,我劝他主张‘临时政府’之说,可以解决一切纠纷,可以消除南方的意见。他颇赞成此议,并说‘黄陂是可以做到这个办法的’。”



又一条是1933年6月14日:“我提了三个名字给孙哲生,请他添骋为宪法顾问:林行规、董康、孟森。”孙哲生即孙中山之子孙科,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


又一条是1934年9月9日:“晚饭席上与董康、傅增湘、章钰、孟森诸老辈谈,甚感觉此辈人都在过去世界里生活。”



胡适现存日记记到王克敏的,只有1934年1月13日一条:“去看王克敏先生,稍知政治情形。”


从日记用语看,胡适与董康、王克敏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只是后来二人沦为汉奸,使胡适不得不对日记作了“处理”,上面发现的几处,不过是漏网之鱼。


与本论题相关的,是1932年12月7日的日记所附札记:


徐星署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册


第一册“第一回至十回”“脂砚斋凡四阅评过。”无评,三回作《贾雨村寅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第二册“第十一回至二十回”,然首页回目只有八回。“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共廿八页。首页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笫十九回”无回目。


此册有朱批,除与我所藏相同之“松斋”“梅溪”评语外,有署“壬午春畸笏”,或单署“畸笏”。[第]十二回无“天香楼”的话,但卷尾总批云:“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王午春。”


《胡适日记全编》的编者以为,这一页可能是1933年l月间考证徐星署所藏《脂观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本撰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所作的札记。然而翻开1933年的日记,第一天便是3月2日,将拿到看到庚辰本并做了长跋的1933年1月22日略去了,遂“隐去”了具体的过程!从字面上,关于庚辰本的借阅归还,都是通过王克敏完成,“主人”徐星署始终没有出场;到了1959年11月11日,胡适《与王梦鸥书》说:“此书原在徐星署家,王克敏代为借出给我看。后来,此书就归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书后来都归燕京大学。”属于徐星署的书,由王克敏代为借出,后来又归了王克敏,这一笔糊涂帐,焉知不是托词?胡适如果真的想搞清楚庚辰本的来历,第一时间告诉俞平伯,让他回去一问,一切不就都明白了吗?


其实,关于庚辰本发现交易的所有陈述中,大清状元、相国徐郙的儿子徐星署,不过是古董行的噱头,王克敏也只是挡箭牌;真正的关键人物,是隐隐约约透露的董康、陶湘,以及他们背后的陶洙。


陶洙(1875—1961),字心如,江苏常州人,世居青果巷54号,他是少数接触过庚辰本的人之一。据周汝昌回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陶洙告诉他说:“‘庚辰本'是徐星曙所藏,如今不明下落如何;惟我幸得照像本,一字不差,从无人知。当时照像,只有两份,另一部由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得去了。此外世无副本。”(《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页)庚辰本明明已卖给燕京大学,怎说“如今不明下落如何”?陶洙若是局外人,又怎能得到照像本,且“一字不差,从无人知”?现存的另一个脂本己卯本,亦有陶洙添加的批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己卯本影印本《凡例》说:“此书经陶洙收藏时,曾据庚辰、甲戌两本钞补并过录其眉批、行间批、回末批等,凡属此类过录文字,经与两本核实,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己卯本原来极少批语之朴素面目。”己卯本的来历,向来都说是董康旧藏,后归陶洙。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与陶洙毗邻,同住青果巷,且有姻亲关系。其《书舶庸谭》四卷本,作于1926—1927年避居日本时。1933年11月,董康赴日本讲学,成《书舶庸谭》五至七卷。卷七1934年1月13日记云:



狩野与余评论水浒及红楼人物。余于水浒之宋公明,无所可否,金圣叹极端攻击,未为至论。然第一流当属之林教师。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狩野深韪余言。


此处所说“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言林薛属一人”之批不见于今存之己卯本(己卯本无第四十二回),唯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云: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代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董康并未说清,“尝阅”的“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是自己的藏书,还是在他处见到;而“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倒与胡适1933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所言“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相合。因为胡适爱修正自己的观点,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说法是:“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


1935年4月,东京汤岛孔子圣堂落成,董康应邀参加落成典礼,邀陶洙同行,成《书舶庸谭》第八卷。1935年5月13日记云:


三时许,诣文化研究会访狩野,并晤仓石、吉川。会中所储丛书全部皆由兰泉让渡,以故与心如相契尤深。导心如至二阶,逐一摩沙。陶氏以聚丛书鸣于一时,各部精选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旧椠外特树一帜。

归途至佐佐木书店,购紫式部《源氏物语》一部。此书纪宫闱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惜文笔为当日方言,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其真神境也。心如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馀闻》一篇。始知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董康是在“导”陶洙晤友人归途于书店购得《源氏物语》,以为“此书纪宫闱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足见董康其时的红学观,尚停留“纪宫闱琐事”层面。当他正感慨于“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源氏物语》真神境时,陶洙在一旁插话说:我“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馀闻》一篇”,董康听毕,恍然大悟,遂郑重记于日记:“始知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菀”,通“苑”,枯萎之意。“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即《红楼梦》写的是曹氏家门的兴衰(而非“荣宁衰替”)。“始知”二字,表明董康接受陶洙的观点,故斥责“通行本评语乃隔靴瘙痒耳”。可怪的是,一年前董康说“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一年后又记陶洙“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都没讲清是从哪里读到“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的。如果陶洙读到的是董康所藏的己卯本,他会当面向他说“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吗?拨开惝恍的迷雾,陶洙是现代学人中唯一自承撰有有关脂砚斋专著的人;1934年董康“尝阅”的“脂砚斋第四次定本”,就是陶洙给他看的庚辰本,董康只是接受了他的见解而已。《邓之诚文史札记》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云:“小陶来,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示。大约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小陶者,陶洙也;“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的观点也;陶洙带着庚辰本来邓家见示,为的是兜售推销也。


问题是:明明是陶洙自己的己卯本,却偏要说是董康的旧藏;明明在1935年亲口告诉董康,“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却要在己卯本加上“丁亥(1947)春”、“己丑(1949)人日”的题记,就是为了制造董康死后才归他的假像,以掩盖己卯本与他的密切关系。回头来看庚辰本,明明就在陶洙自己手里,方能用图书馆设备以“直接照相法”制作两套巴掌大的复制本,同样假托为徐星曙所藏,谎说“如今不明下落如何”。陶洙为何要将董康、徐星曙作为挡风墙?盖有所隐而畏人之知也。所欲隐者何?与脂砚斋批本之关系也。《书舶庸谭》明确记载:“耽于红学”的是心如;“著《脂砚餘聞》一篇”的也是心如。“馀闻”者,馀下之闻见也。岂有他人闻所未闻之际,拈此“馀闻”二字乎?《脂砚馀闻》至今无人目睹,从董康陈述看,主旨就是《红楼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亦即写曹雪芹家世的书,正与胡适的“家世说”遥相呼应。《脂砚馀闻》为何未公之于世?绝大可能是转化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了。


直到1961年5月18日,胡适作《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又追叙当年“发现”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情形时,提到董康、王克敏、陶湘,却偏偏没有陶洙;明明陶洙与庚辰本的关系最大,却要由王克敏把书送到胡适手里,还推说是他的亲戚徐星署的旧藏;徐星署又是研究红学的俞平伯的姻丈,俞平伯偏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岂不是怪事?可见一直到死,胡适都在和陶洙掩盖着事情的真相。


余英时赞扬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胡适自己也标榜说:“我受了十馀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从现象上看,他日记里的确保存了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但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保存的意图无非向当权者证明:自己正被人骂为“反动”,可见咱们原是一路人。但对于学术上的批判,胡适却绝对不能容忍。日记里对梁启超批评的火冒三丈,就是典型的例证。1935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晨报》经理陈博生,指责该报《艺圃》批评他的《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说文章“错误百出,又捏造了好几部书的名目”,并说:“我的《辨伪举例》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贵报登此诈欺文字,毁坏我的考证名誉,可否重登我此文,以赎此失察之罪?”逼得《晨报·艺圃》于8月5日、6日、7日、9日,四次重新连载胡的文章。该报同时又续登原作者的《答辩》,胡适8月19日再次致信该报,在指出《答辩》中的谬误后并批评该报袒护诈欺行为。“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就不容许人家批评?这就是功成名就的胡适的逻辑!


相对于蒲松龄的生年考,《红楼梦考证》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了。但即使在起步阶段,胡适从来没有无条件地赞扬过“《红楼梦》同志”俞平伯。他明白:俞平伯并没有继承他哲学与史学的衣钵,在北京大学黄侃才是他的导师;他也明白:俞平伯对自己从来没有百依百顺:1933年作《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对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中的错误予以驳正(《文学》1933年创刊号),1934年作《关于〈商颂·玄鸟〉》,认为胡适《说儒》,“纰缪往往而有”,“固不值一驳也”(《俞平伯书信集》,第196页)。胡适对《红楼梦》文本缺乏研究,不得不利用俞平伯的成果以构建“新红学”体系。一旦发现他在根本上与自己拉开距离,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就完全不能容忍了,日记的“隐没”,就基于这种心态。而在为“新红学”体系“制造”新证据时,既怕俞平伯说出不中听的话,更怕揭破个中的西洋镜,自然就更要加以隐瞒了。


1954年“批俞评红”的战略失误,在没看到俞平伯早对“新红学”进行了修正,导致对二人关系的严重误判,将他视为胡适的“代理人”,不能不说是大方向的偏差。胡适1955年给沈怡写信,称俞平伯为“胡适的幽灵”,断言“胡适的幽灵,是搞不清、除不尽的”(《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0页),一时为许多人所称赞,揭示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弄清他从来不是“胡适的幽灵”,对红学界日后的走向,也寻得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201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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