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伦奎斯特:倾听大法官的智慧之音

——在里士满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4 次 更新时间:2006-07-23 2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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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伦奎斯特[2]  

  (翟明煜 译)

  

  司法独立是我们政府在宪法体制中的试金石。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的信念不仅仅局限于法官们,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与大多数公众都分享着这一理念。在今天看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它拥有实施成文宪法条款的权威,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我们回溯到奠基者们起草宪法的1787年,它却是一种新奇而荒诞的观念。我相信,在政治学中,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独立贡献就在于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其拥有宣布州或联邦政府的立法因违宪而无效的权威。

  对司法独立重要性的一个较好的阐释要求我们回顾我国的《权利法案》[3]与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权利法案》获得批准是在1791年,而法国《人权宣扬》的批准则是在两年之前的1789年。如果对比法国《人权宣言》与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它们在某些部分是不同的,但两个文件所提供的基本保障却是大体一致的。然而,一旦我们从探究法国《人权宣扬》中的列举权利转向考察1789年以后的几年法国实际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就会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天壤之别。

  在《人权宣扬》通过后不久的几年,众所周知的法国“恐怖专制”时期就开始了。在这一时期,大约30万人被监禁,其中2万人被推上了断头台,还有另外2万人死于监狱或未经任何审判即遭处决。一位研究法国历史的专家把“恐怖专制”形容为“司法谋杀”。革命审判所被设计用来审问所有的“政治犯”。一位学者认为,革命审判所“在功能上类似于战时法庭,它以死刑为唯一的惩罚方式,且它的判决无法被推翻”。很少有人去留意司法权威与立法和行政的分立。国民大会是主要的立法机构;它创制了革命审判所,在其存在的短暂时期内,国民大会不断地改变革命审判所的规模与组成人员用以达到政治目的。革命审判所的法官和陪审员都由国民大会任命和更换。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国民大会既制定法律,又负责起诉,还能有效地控制法院。

  在当时的法国,审判的程序出离地迅速。举例来说,一个嫌疑犯,如果在早上被逮捕,那么接下来就是上午9点钟被起诉,10点钟被审判,中午被宣判,下午4点钟就上了断头台。纵然如此,革命审判所还因为太迟缓和谨慎而导致工作不利,后来通过的一个法令索性规定只要一场审判持续了一定的时间,陪审团就可以宣布他们的判决即使没有任何证据。另一个法令则禁止嫌疑犯为自己辩护,因为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和“对正义的阻碍”。

  所有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一个几年前曾经通过《人权宣言》的国家。而我认为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在“恐怖专制”时期,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能够捍卫《人权宣言》中所包含的诸多权利——立法机关居于最高地位,它颁布了法律,授权了起诉,又同时控制着法院。《人权宣言》上的所有美好叙述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却形同虚设,因为那个时期的法国没有任何独立的政府机关能够出于保护个人权利而去坚持和实施它们。

  与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府构架中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它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并有司法审查的权力。我们宪法第三章规定了法官在行为端正条件下的终身任期制并且法官在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第三章同时规定法官只能因弹劾而被免职。在保障法官的职位与薪水的稳定和真正实现司法独立之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那么我们是如何使那种纸面上的独立变为实际上的独立呢?那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在我国的历史上联邦法院的独立经历了三次最为重大的挑战。

  第一次这样的碰撞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初期,那时杰斐逊共和党刚刚在1800年的选举中战胜联邦党人,同时控制了总统和国会。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是“第二次美国革命”[4],由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共和党同时掌控了联邦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而在合众国的前12年这两个分支一直由联邦党人控制。

  联邦党人在1801年3月4日失去立法与行政分支之前,决定给予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人以最后一击。约翰·亚当斯当时还是总统,而无能的国会也由联邦党人控制。那届国会通过了《1801年司法法》,在和平时期,它或许会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司法法》废除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骑乘巡回[5]义务,新设置了16个巡回法官和许多治安法官。但在即将掌权的共和党人看来,这一法案显然是庇护联邦党人的诡计。据说,约翰·亚当斯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一直工作到深夜用来签署这些新法官的委任状,而这些法官就是后来所说的“午夜法官”。

  当共和党人在1801年3月上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着手撤销无能的联邦党人所作的工作,并试图废除《1801年司法法》。但是联邦党人继续从事抵制行动。杰斐逊在刚上任后不久,在1801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形容联邦党人“他们退缩到司法机关,把它作为堡垒,在那儿联邦党人的残余力量得到保存,并由国库负责供养,而共和党人的所有努力都被推翻或篡改”。

  因为宪法规定撤换法官只能经由弹劾程序,因此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作为突破口,并在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约翰·皮克林身上,一个精神错乱、经常酗酒的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地区法官。无疑,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拥有皮克林是一种耻辱,他本应自己辞职。然而问题是精神错乱与酗酒成性属于宪法中规定的“重大罪行或不端行为”吗?

  1803年3月,众议院弹劾了皮克林,一年之后,参议院投票认为他有罪并撤销了他的职务。参议院的投票并没有就司法独立展开激烈的辩论,并且在投票中显示了清楚了党派之争,所有的共和党人都认为他“有罪”,而所有的联邦党人都投“无罪”票。在参议院投票确认皮克林罪行的当天,众议院又将矛头指向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齐斯。第二个弹劾程序预示着一个可怕的后果。齐斯是六位[6]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之一,一名由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任命的联邦党人。如果齐斯像皮克林那样依据党派之分而被参议院撤换,那么联邦的司法部门,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会沦为联邦政府三个分支中的弱小地位,更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

  作为一名马里兰州的年轻律师和政客,齐斯曾在其反对新的联邦宪法批准中树立了反联邦主义的形象。然而,当他被任命到最高法院以后,他成了一个坚定的联邦党人。他在1800年负责主持了两起富有争议的审判。当杰斐逊在1803年5月听说塞缪尔·齐斯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审判中向大陪审团公然抨击共和党的某些政策时,他随即写信给约瑟夫·尼古拉森,他是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之一:

  “这种煽动与我们宪法原则中的政府行为(相抵触),在一个国家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行为难道可以放任吗?对你来说,公众是否应该寻求合适的措施来应对?我提出这些问题供你考虑,对于我本人,则最好不要卷入。”

  众议院首先调查对齐斯可能的指控,接着就开始投票弹劾。弹劾案中不仅包括他在巴尔的摩的大陪审团中的审判,并且指控他在1800年主持审判费城的约翰·福赖斯一案和里士满的詹姆斯·卡林达一案中涉嫌巨大不公。

  约翰·福赖斯是一起被称作“福赖斯暴动”的起义领导者。宾夕法尼亚的西北部农民起义抗议联邦税的估税员并且阻止他们履行公务。在今天,福赖斯可能会因为防碍司法而被起诉,但在那个时期他的罪名是叛国罪。齐斯审判了他,并判处他绞刑。约翰·亚当斯不顾内阁所有成员的反对,借用他的巨大声望,赦免了福赖斯。

  在里士满的詹姆斯·卡林达因为恶毒的《1798年煽动叛乱法》而被起诉,那个法案的目的是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卡林达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格兰人,一个臭名昭著的作家,一个酗酒之徒,他因为出版一本名为《我们面前的希望》的书而被起诉,据说在这本书中,他使亚当斯总统变得声名狼藉,他指责总统是个君主主义者和英国亲信。卡林达因为诽谤罪被处以200美元的罚款和在里士满监狱9个月的监禁。后来,卡林达死于非命——并不是因为他的书,而是因过渡饮酒后在河中洗澡被溺死。

  当参议院于1805年2月4日在新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审判塞缪尔·齐斯的时候,媒体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即将上演的一出“戏剧”。当时合众国的副总统和参议院的议长是艾伦·伯尔。他是个衣冠楚楚的人,一双黑眼珠中折射出锐利的目光。当他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坐在弹劾法庭上时,他本身还是一个亡命之徒。在前一年的夏天,他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新泽西的威豪肯郡决斗,并杀死了对方。新泽西州起诉他涉嫌谋杀而纽约州稍轻的罪名都在等着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大多数法庭是法官审讯谋杀犯,而在这个法庭却是谋杀犯在审讯法官!

  艾伦·伯尔作为参议院议长所要做的是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布置弹劾法庭,他动用一切来达到这个目标。在法庭的一端主席座椅的两侧各有两排长凳,与长凳配套的长桌上清一色地铺盖着深红色的呢绒。在长凳上就座的是将要审判齐斯的34位参议员:先前十三州各两名,另有来自佛蒙特、田纳西、肯塔基、俄亥俄州的各两名。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在大西洋的西岸尽可能地再现英格兰的上议院在18世纪末弹劾审判沃伦·黑斯廷斯时的场景。

  塞缪尔·齐斯,这个只要参议院弹劾成立就将失去最高法院法官职位的人,身高超过6英尺,肩膀宽阔,肤色棕红,这副外表带给了他“老年培根之脸”的绰号。他精神饱满,脾气暴躁,喜欢挖苦讽刺他人。对当事人来说,与其让他做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不如让他做一个共餐者。

  齐斯在律师行业有着杰出与成功的经历,1791年,他被任命为马里兰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1796年,乔治·华盛顿任命他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的法律能力众人皆知,但他鲁莽的天性使他有点儿类似在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约瑟夫·斯托里[7]把齐斯描述成“转世”的塞缪尔·琼森,“无论在个性还是在举止,无论在粗犷的力量还是在激烈的言辞与温和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在智力上”他们都极为相像。一位曾经与齐斯共事的联邦地区法官有一番更消极的反应:“与其他人相比,我最不情愿与他一起工作。每次和他坐在一起就倍感不适,因为他总是喜欢放纵与毫无必要的争论。”

  面临众议院的起诉,齐斯的主要律师是他的老朋友,路德·马丁。马丁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名著名律师,在美国法律界有着崇高的形象。他是马里兰州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在那个职位上他服务了有二十多年。他是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成员也曾是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与詹姆斯·卡林达类似,他抵制不住美酒的诱惑,但至少酗酒并没有影响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被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描述为“一个喜欢玩乐、诙谐幽默、大胆鲁莽的马里兰州司法部长……一个嗜酒成性、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联邦党人,……一个声名狼藉、堕落不堪的天才。”

  在审判塞缪尔·齐斯的法庭上的最后一位值得介绍的人物是众议院的议长,约翰·伦道夫。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从弗吉尼亚当选为国会代表,在1800年共和党赢得大选后,他变成了实际上管理众议院的领导人。威廉·波拉玛形容那个不满32岁站在审判齐斯法庭上的伦道夫是一个“脸色苍白、体格瘦小、像鬼魂一样的人”“他更像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不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南方的烟草种植园主,所以他仿佛是一个手持鞭子,脚登马靴的人在巡视着众议院的里里外外。

  证据的出示在参议院整整持续了十天,五十多个证人被传唤与审问。针对齐斯在福赖斯叛国罪审判中的起诉,即使是从当时的历史来看,也没有多少说服力。而针对齐斯在詹姆斯·卡林达审判的起诉则是逻辑不清,以至于只有少数人声称那次审判存在严重的偏见与不公。在巴尔的摩的大陪审团面前,齐斯指责了废除《1801司法法》的行为,并批评了一个马里兰州宪法待决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给予所有的成年男性以选举权而没有财产资格限制。

  参议院最后的辩论于2月20日开始,按照当时的惯例,又持续了数天。3月1日,参议院再次召集准备投票弹劾齐斯。康涅狄格的特西参议员甚至被用单架抬到了参议院去投票。因为每个参议员的名字总共要点8次,所以点名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次投票参议院共有25名共和党人和9名联邦党人,如果参议员依然按照党派之分投票,那么无疑弹劾齐斯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就可以满足。第一轮投票针对的是福赖斯的审判,结果是16人同意定罪,18人认为无罪。所有9个联邦党人都投了“无罪”票,而共和党25位成员中有9位加入了他们。接下来是对卡林达审判投票,这一次有罪票为18张,无罪票16张,但没有满足三分之二的多数。最后一轮投票针对的是在巴尔的摩大陪审团的审判,这一次弹劾的策划者最接近胜利[8]:19位参议员投了有罪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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