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如果上海没有季风,这个城市会寂寞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1 次 更新时间:2017-05-21 23: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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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我是在20年前与季风相识的,应该是季风最早的读者和书友。

   我记得1997年,季风开在陕西路一个很小的门面里,那时候书架排放的满满的,给人放不开身的感觉。

   我与季风老板严搏非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其实他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后来“下海”办书店,我们当时都觉得很惊讶,一个学者出身的人办书店是需要点勇气的。

   但是在97年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学术的书店,万圣是一家,还有门面更大的风入松,有好几家这样的书店围绕着北大。

   上海居然没有这样一家由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所以严搏非在上海属于吃螃蟹的。当时这对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上海终于有一家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在这之前,上海也有一家凤鸣书店,它在圈内有知名度,但是由于包括格局、地段在内的各种原因,对整座城市的影响毕竟有限。

   季风书园开在陕西路,1号线又是上海第一条地铁,客流量是最大的,因为处于这样繁华的地段,所以马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季风书园很快就有了知名度,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要买书就去季风。

   那时候已经有上海书城了,但上海书城的书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我自己对书店好不好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看分类行不行。上海书城最差就是分类不行:有多少个学科都被归为一类“社会科学”,这还是老新华书店的模式。

   但是季风是学者出身的人开的书店,所以非常懂得文化人、读书人、学者要看什么书。后来季风以后把旁边的溜冰场拿了过来,规模扩大以后,就非常考验书店的专业性,但我觉得季风当时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分类非常专业,就像风入松、万圣一样非常清晰,哪怕你不熟悉书店的布局,也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因为这种分类是我们所熟悉的。

   那时候要买书还是比较难的,图书的流动性不太好,要买一本好一点的书,有时候还要托北京的、出版社的朋友代买代寄,但是季风起了这样的作用,很快经营的非常好,严搏非就做了很大的决策,把溜冰场盘了下来。当时觉得他魄力太大了,这么大一个场地,租金管理各方面都要跟上,从经营上来说是冒进,我还挺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居然成功了。

   书店扩张以后,影响就变得更大了,因为品种也变多了,基本上你想要的书都有,没有的话也可以托他订。于是到季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买书到季风,要找朋友也去季风,每一回都能看到熟人。

   过道面积小的一部分在卖外文书,面积大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咖啡廊。书店又有了一个辅助的功能,坐在过道里大家就开始聊天。就从这条小小的走道开始,书店不仅是书店,同时成为上海文化人、学者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

   和朋友约在季风,既不怕朋友迟到,也不怕自己迟到,不管早到晚到反正先看书。季风一开始就是家书店,然后慢慢变成文化人一个雅居,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哈贝马斯论述的17、18世纪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些文人交往的空间,这些公共空间甚至可以为政治提供合法性。这些公共空间最早是以沙龙、咖啡馆、酒吧的形式来呈现,然后才是报纸杂志。

   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你可见是从书店开始,你很难想象一座一线城市居然没有书店,或者没有文化人的书店。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从那条咖啡廊开始,讲座就进入了书店。

   那时候大众书局也在办一些活动,但这些书店办的公共类的、文化类的讲座不多,会比较倾向于办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或者日常生活类的活动,季风会选择办公共性更强的活动。

  

季风在上海图书馆时期成为了公共空间

  

   如果说季风有陕西路和上海图书馆店两个时期,那我觉得在陕西路时期,季风(对我们而言)是以买书、会朋友为主的,讲座不太多,偶尔为之。

   到了陕西路的后期,有了当当、亚马逊之后,实体书店就受到了来自电商很大的冲击。13年季风迁址到上海图书馆之后,我觉得这不仅一个场地的改变,书店也进入了第二个时期。简单的说,书店卖书的功能在弱化,我们到书店主要不是买书了,习惯到网上买书,后来好像看有什么新书也不必来季风了,这十年,图书的资讯太丰富了。

   我当时也出席了搬到图书馆以后的开业典礼,好多朋友挤在咖啡吧里面,我记得那时候我讲的话:书店更重要是公共空间。那个时候在我的期望当中,季风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书,更多的扮演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

   而季风搬到上海图书馆以后,她更大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书上,她吸引人更多的是讲座。不是买书去季风,而是要听讲座去季风。特别是这些年季风与各大出版社越来越广泛,出版社也越来越重视营销,稍微上品味的,特别是文化类的书,很多安排在季风。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季风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已经奠定了她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这个变化不仅是季风的,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这样一家或者几家书店,在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发挥这样的功能。但是在我看来,季风在上海又是不可被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是她的品牌很重要,毕竟20年,已经在上海、全国、世界,形成了品牌,很多外国朋友知道,特别是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上海恐怕没有第二家书店有像季风这样的品牌。

   当年季风在陕西路似乎有危机,然后要关门,很多人联名呼吁,我想大家要保留的不是一个买书的地方,那时候买书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书店多一家少一家不重要。问题是季风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心灵上和文化上的家园,这是不可替代的,她的功能更多在于这里。而被公认是上海文化人、读书人的共同家园的大概也只有季风了,虽然这几年冒出不少同类的书店,在各自的圈子里有自己的影响,但是被公认,大概季风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书店,如北京的万圣,贵州的西西弗,厦门的纸的时代 ,杭州的晓风,南京的先锋,广州的学而优一样。

   因为上海的特殊地位,在我看来,如果北京和上海是双城的话,万圣和季风就像双子星座一样,代表和象征了民营的书店和公共空间的意义。

  

从文化人的家园,

到满足白领阶层文化上的新需求

  

   季风在这两个时期另外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读者、书友发生了变化。在季风的陕西路时期,读者、参与者主要是上海的文化人和学者。我发现,到了上海图书馆以后,季风的书友的构成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季风读者的主体,从文化人、读书人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就在这五年到十年期间,上海的白领阶层已经走向了文化舞台。

   在季风早期,在金融、会计、贸易等领域工作的白领,这些主流人群脑子里想的是赚钱,大部分并不关心文化。但随着生活达到小康,生活富裕了,心灵却发生了枯竭,所以这些白领,包括一部分企业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上海这个阶层流行一句话“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钱是有了,但灵魂却被掏空了,他们开始对知识有一种渴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知识来了解社会的未来,掌握世界大势,寻求心灵的归宿,反正各有各的动机,越来越注重读书,开始听讲座,开始和学者、文化人发生紧密的关系。

   这也就是这五年出现的情况,就是季风搬到图书馆以后所出现的新趋势,季风在图书馆时期,讲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活跃,一个与总经理于淼的理想有关系;但另外一定要说,这与城市发生的新的需求有关。

   现在听讲座的学生是不多的,90后的学生大部分人是很功利的,他们是网络的一代,更多通过移动网络、手机看资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并不像上一代人这么热切,今天的大学里面,学生原来不读书,这种现象很普遍的。

   与之形成反差的反而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企业家,不是所有人,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学习,而且学得都是无用的知识。他们有社会经验,很多问题都有所思考,虽然他们的身份不是知识分子,却像知识分子有家国天下的情怀,这是个人的生活的阅历、经验乃至这个城市所赋予他的。

   所以读书的重心从大学转移到了社会。过去,大学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重心,但我发现大学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已经被边缘化了,而社会自身出现了文化和读书新的中心点,还有各种书店、论坛都扮演了这种作用,但季风既是书店又办各种讲座,所以她的象征意义、影响地位,使她成为了文化地标。

   文化的中心从校园转移到了社会,这是很大的变化,从陕西路到上海图书馆,季风的影响在扩张,这个扩张与我现在说的背景有关。更多的文化人,学者也开始走出校园,直接面向社会公众谈知识,谈读书,谈心灵、谈国内外大事,这差不多就这五年到十年发生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季风对这个城市的意义。由此来说,这是一个城市的骄傲,现在上海终于有胆量说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文化大都市,这个文化大都市要在全国乃至世界发生辐射性影响,不能仅仅靠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扶植,更重要的是要借助社会的自发产生的文化需求、形成的文化秩序和格局。

   上海本来在历史上就是个文化大都市,在民国时还是文化中心,由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这些年经济的发展,白领阶层的崛起,才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格局,放在这个格局里才能理解,季风对这个城市的意义何在?但季风独一无二,如果上海没有季风,这个城市会寂寞的。

   一个大都市,通常都有这些地标性的书店和文化空间。实际上上海季风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纽约、伦敦、巴黎都是不是一家而是好几家这样的书店和文化空间,像这样,上海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意义上的文化大都市,培育更多的类似季风这样的文化书店和空间,为之创造各种条件,反正中国有法律,只要在法律界限里,文化都是自由的。


求知的中心已从校园转移到了社会

  

   最早我是一个读者、购书者,后来开始成为季风讲座的主讲者,这是第二阶段。近一年来,我现在成为季风人文讲堂的一个老师,现在的季风不仅有讲座,也有自己的系列文化课程。

   我感觉,我自己从1982年留校任教,有35年的教龄,对一个老师来说上课是不是享受,完全取决于听众。

   我可以很坦率的说,过去在大学上课是快乐的,我最早是从60后的学生教起,现在00后都快读大学了,但至少教了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年龄段的学生,可以说到1985年前后是一个断层,这之前我觉得学生的关怀和老师的关怀是相近的,1985年后出生的学生入学以后,我们明显感受到一个断层,父与子两代人的断层。

这个断层不是知识——知识是我们教给学生的——而是知识背后的关怀,这是没法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几年在学校教课,常常让人感到一种错位,让你激动的事情,学生是无感的,优秀的学生也会提一些问题,但他们提的更多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识也有技术和价值两个不同的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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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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