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 孙宇辰:中国百年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2016年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本科课程期中讨论纪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6:08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民粹主义  

袁刚 (进入专栏)   孙宇辰  


提要   兹为北大本科生就百年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的一次学术研讨所整理出的纪要,也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选修课一次别开生面的期中考试。三百余名本科大学生在课堂讲述及课外广泛阅读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论题形成自己的思考,写成发言提纲,先分组进行讨论,后集中讨论一次。课堂讨论思想解放,思路开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反映了本科大学生的理论思考及水平,也反映了北大莘莘学子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民粹主义


2016年5月12日,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本科“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选修课,再次组织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为主题的课堂学术讨论,评点反思百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得与失,评估其发展前景。参与讨论的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信息管理系、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元培学院等院系选修本课程的本科学生约三百余人,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不同的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课堂讨论由任课老师袁刚教授出题,同学们先分组交流,然后集中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课堂讨论。讨论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三个单元进行,同学们在民主活泼的氛围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不同切入点发言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点评思考,既展现了思路的广泛,也体现了思考的深度。此为依同学所交发言稿整理的讨论纪要。


一、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源于西欧,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清末民初时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影响巨大,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其核心诉求是公平、正义,五四时期在中国已广泛传播,形成汹涌澎湃的思潮。但社会主义义种类繁多,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道哪种是真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确定为真社会主义,中共则将马列主义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可与各种思想嫁接,形成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


1.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多样性的原因


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从民国时期就已有鲜明的体现。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大同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中国托派等,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民国有这么多家社会主义?有同学给出了四点解释:


(1)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多重定义的。黄仁宇讲到资本主义不因为先定而产生争议,社会主义却因为规划而得到斗争实践。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基本上是晚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都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是早于社会主义社会而出现的。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就有讨论的空间,就有分歧的产生。这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流派多的原因之一。


(2)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成长的境遇。马克思在《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对三种性质、共五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站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批判和反驳。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就一定会是有不同的结果和后代。社会主义的确不存在“纯洁”、“混血”或者“正统”、“非正统”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概念先于事实的概念。社会主义又为什么会斗争?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的,社会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到社会主义的批判。


(3)中华文化思想资源的丰富和学者们的理想化。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丰厚的思想资源,清末革命党中“国粹派”的存在,就可以解释中华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博大精深,即便是转型革命,也脱不开母文化的滋养。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但中国古代也有同行业互助协会,有行会组织。“新村主义”之“新村”一词来自日语,中文本没有“新村”、“旧村”之说。然就内容来说,其实新村主义有点像“桃花源主义”,仍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逃避世俗,渴望过晴耕雨读、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一种实践。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上世纪初,世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在中国被扭曲而失势,也抬高了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上的社会主义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但这种抬高也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以至于中国知识界在当时出现了过度美化社会主义的倾向,其直接后果就是将各类制度、思潮、文化中在当时看来优秀的东西,竞相迁移到社会主义身上,由此导致了社会主义这条大河上百舸争流的奇观。


2.中共建政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


建国前中国社会主义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考察离不开对历史环境的真切了解。(1)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来和西方的发展道路大不相同。中国古代社会许多特征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相符: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在此之上矗立着庞大的中央专制帝国。(2)进入近现代,马克思学说虽有传播,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受重视,马克思学说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高度发展的社会弊病的,中国人眼下的任务却是设法尽快走进资本主义工业化。(3)1912年民国建立后的混乱事实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知识分子对“西学”大失所望。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与变革范式。


在中国,很多早期社会主义者选择列宁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想中,唯有列宁主义依靠明确的行动方针、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灵活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者是通过列宁主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高度强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其铁血组织纪性和高效率,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中国的革命者特别是职业革命家有强大吸引力,孙中山就封列宁为“革命圣人”。


后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逐渐走出对列宁主义的迷信,开始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搞革命。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太低,没有可供使用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资源,传统农业仍占压倒性优势,与马克思描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相去甚远。1927年由“共产国际”策动指挥的共产党暴动遭挫败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道路”领导者们,在中国落后的农村逐渐发展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方针体系,对来自于苏俄的经验及理论,处处根据中国特有国情作了“孙子兵法式”补充和改造,变工人阶级革命为农民革命,使马克思主义“西方不亮东方亮”,让斯大林刮目相看,世界为之瞩目。


于是乎,自此之后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体现出以下特点:(1)认为只要党的总纲及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的,则其领导的群众中农民或工人之比例则不那么重要了;(2)更加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严格性,采用“民主集中制”;(3)认为需要建立一支武装去夺取政权,夺权掌权是一切革命的前提,实际上也是最高目标,其他许多纸面书本上的诉求反而不重要了。


而从更加宏观的层面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还具有以下特点:(1)更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而非其经济学;(2)更重视矛盾和斗争的辩证法,而非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论;(3)高度强调意识的“反作用”;(4)高扬革命伦理道德的作用;(5)自觉地使自己重新认同于民族传统。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由解决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社会矛盾的手段,变成在落后国家民族独立解放道路上扫除障碍、发展现代化的手段。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对理论把握的深浅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社会需要。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要避免“原教旨”地、字面地去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们认为对马列主义也可以“六经注我”,毛泽东就是高手。


3.民生主义: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一部分同学将目光聚焦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当时也是这样宣传的。民生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视民生。如果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主要是解决政治问题,那么民生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社会问题。孙中山明确指出人民的生计是立国的根本。二是强调发展实业,尤其强调国家在发展实业中的作用,实际上是搞国家社会主义。三是关注贫富分化问题。提倡“均贫富”,防止两极分化。四是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条措施来实现“均贫富”。所谓平均地权指的是核定地价,原价归原主,涨价归国家。“节制资本”是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限制私人资本,特别是在一些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应该由国家资本控制,防止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同时孙中山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设想,关注了农民问题,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这些思想结合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问题的借鉴,是有一定超前意义的。


社会主义从西方发源以来,流派既多,总结起来,同学们认为其内核主要应包含以下四点:首先,以社会为核心,强调对社会的保护。第二,在以社会为核心的基础上,还注重提出社会改革的方案,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带有对某种美好社会图景的描述,空想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实行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消灭贫富差距,国家社会主义则强调国家出面,采取固定工资的办法,限制利润。第三,在道德上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宣扬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有其独到的优势。第四,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集体与国家色彩。对社会的保护力量一般来自于集体或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往往也是通过实现公有化或国家管制以提高社会福利。


由此就不难看出,民生主义的确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它以保护社会、改善人们生活为核心,强调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同时提出制度设计,通过发挥国家与集体的作用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无论是“平均地权”还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中都有国家参与的影子。虽然最终缺乏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它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民生主义还富有中国特色:第一,孙中山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而强调阶级调和,这更符合中国国情,民生的不断改善就是历史进步的最大动力;第二,民生主义产生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的时期,是预见性的,强调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就要去尽量避免其弊端;第三,民生主义中还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小农阶级的均贫富思想,而平均地权等政策又来源于美国的单一税理论,兼具中西元素。在以上三个方面,民生主义都极具中国特色。所以说,民生主义确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成败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老师课堂上介绍的五四时期几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温和改良特征与先前宣传灌输的社会主义概念大不相同,从而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有一些同学的期中讨论就将重点放在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试图解释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中的一种温和方案,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历史的主流。


中国的基尔特主义者不是仅仅抱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所谓产业自治的观点,却也不是资本主义者。他们觉得资本主义是切实的目前该做之事,而社会主义是遥远的理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只是为了宣传他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充当了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一方论者的主角。二者分歧的核心在于,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以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失败了,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国家”阶段,推翻了后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却无法越过开发实业、发展经济的阶段。消灭了私有制,却没有其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又如何能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实业,只好引进没有效率的苏联模式。


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基尔特的驳斥并不算有力,其理由:第一,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在全世界成为潮流和趋势,但这与中国按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实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李大钊的驳斥即是可笑的:“要看中国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看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世界如何,中国当然要追随潮流”。第二,尽管中国国际地位落后,国际环境严峻,时间上不允许渐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罔顾国情,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好”的观点更是混淆了实然与应然。资本主义的确存在弊端,比如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快乐,会导致两极分化,但这也不意味着要采取社会主义。引用他们的对手陈独秀的话,采用已造成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只是“无谋”。李汉俊说:“俄国革命说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因此中国没有犯这种错误的必要。”但这并不是必不必要的问题,跨越历史阶段反而是犯了错误。


对于一些主义思想的成功案例,我们习惯上有一种解释方式,叫做“符合国情”。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有违中国国情吗?其实,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把握了一些中国的命脉,如张东荪就提出中国当时的国情就是贫困至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发展实业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想,首要是让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反而没有结果。


可是最后为什么基尔特主义者的观点没有被付诸实践呢?同学们概括了三点原因:首先,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发展经济的根本。没有国家独立,妄论发展经济。依附国外是没有出路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更是第一迫切需求。中国内忧外患,既要推倒压迫人民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也要赶走外来的殖民者,这都不是能靠温和改良的路径来实现得了的。基尔特主义的这种温良性质决定了它适应不了中国当时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情需求。其次,社会环境不需要这种温和的主义。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展开了五四运动。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率先成功的案例,这对崇尚激进的青年是很大的鼓舞。只有主张革命的观点才能吸引激进青年,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调和色彩,对崇尚激进的青年来说,吸引力还不够强大。最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传播者并没有对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停留在浅层的译介上。基尔特主义者没有展开深入的研讨,思想不够强势,从者既不多,他们最后又转向发展实业,反对空谈主义,更使得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研究搁浅。而且传播者对这种理论的传布并没有精心的策划、组织,他们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为之成立政党,开课,组织学会为之宣传,甚至有专门的“宣传部”,铺天盖地地宣传以争取支持者。张东荪甚至认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更无其所谓工人政党,没有在乎中共宣传的力量,温和者往往吃亏,使基尓特如坛花一现。


有同学指出,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基尔特主义者的观点没有市场,但是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基尔特主义者的很多观点却与改革开放不谋而合,现在借鉴其某些思想观点,反倒有利于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关于中国托派的评点评论


中国托洛茨基派也引起了同学们广泛关注。1928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组织初现雏形。随后他们大力宣传托洛茨基思想,造成了中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陈独秀。这个名称的来历是陈独秀等人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所谓分阶段的“不断革命”。托派并不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要分清各阶段革命的性质和策略,不能冒险,时时坚持无产阶级性质,不搞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由于不断攻击中共的路线并向中共示威,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1931年5月l日至3日,正式成立了全国性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不容于国共双方,既遭受中共的排斥,也遭国民党的围剿,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要求,也屡遭中共拒绝。随着一次又一次骨干被捕,群龙无首状态下内部分裂内斗,中国托派政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希望化为泡影。随着中共取得政权,中国托派又建立了潜伏组织,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地下组织,由此被中共彻底取缔。在能搜索到的史料中,苏共、中共都极尽所能对托派进行了妖魔化、污名化,对中国托派实际作为的评价有些偏颇。


其实托派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是最坚定的,中国托派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依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不断革命,主张全球一起革命,反对一国特色,听从第四国际,讲国际主义,这一点应该说是忠实于马列原教旨的。托派否认斯大林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成功,共产主义可在一国实现的所谓“创新”,这与中共后来的继续革命论也是有区别的。其次,否定工农联盟,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所有阶层的“革命性”都加否定,只承认工人阶级有“先进性”,农民则是“落后的一群”,而此话最初也的确是马克思说的。由此托派反对农村包围城市,认为那是利用落后势力夺权,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而坚持城市中心,甚至议会斗争。第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主张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只承认无产阶级有革命的资格,有专政的资格,认为泛化的“人民专政”是混淆了阶级阵线,也因此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进而攻击国共合作,攻击联蒋抗日,政治上他们是永远的反对派,且很坚定,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全球同步实现共产主义。


同学们对托派的评价是:首先,认为他们的存在尴尬而不合时宜,由于立场过激,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革命转型期依然追求世界革命理想,钻牛角尖较死板,不妥协不讲究策略,反对“机会主义”,因而失去了发展机遇,其人数始终很少,在中国没有形成实际上的政派。抗战时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均有代表,托派却独缺席;其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研究较认真执着,学理上功绩卓著,翻译了不少文献,写了些文件,但书呆子气十足,在实际斗争方面则屡遭败迹,奉行马列斗争哲学,左得不能再左,脑子不转弯。中国托派大多是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识分子,文化素质高,以文字为生计结成帮。他们执着于传播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有大部头著作,但影响力有限,败给了左联的“普罗文学”,连鲁迅也公开发文骂他们。托派虽有坚定的拥趸,却不知权变,以致于坐穿牢底,而名声并不佳。第三,人人自以为是,好斗好胜,忽视政党共同利益,内斗严重。中国托派像一个没有铠甲和武器的斗士,只想着如何斗争,没有考虑到保护自身生存和发展。托派曾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容许少数派的合法存在的。托派一开始并没有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另行组党的计划,但他们毕竟被开除出党,却又无法建立第二共产党与之争锋。中国托派本身内部分化严重,各小团体之间亦交锋激烈,导致组织涣散,过分讲究独立思考,具有“文人革命”党同伐异的通病,最后是一事无成,下场可悲。


就托派的成败而言,同学们认为他们既成不了大事,也就不足为训。中国托派思想极左,对革命充满狂热的执行欲望,在民族危亡之时为革命亦不惜挑动阶级矛盾,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托派否定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取消主义,抗日战争是革命失败,则其世界革命又能有何意义?因此,有同学认为中国托派“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他们虽是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对主义矢志不渝,绝不服软,但不顾国情,不顾一切地斗争,实际上会葬送马列主义。中国托派是纯情的理想主义者,水至清则无鱼,在中国特殊环境下,主义是不能保持纯粹的,至少不能是原装,但这个度的掌握在哪,也值得深思。


二、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缠绕


现在当人们提及社会主义时,常常会把它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本次讨论的第三部分,正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关系来展开的。


1.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对孙中山的影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个大杂烩,既包括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也包括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权主义,还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饱含大汉族本位的民族主义。然除其民生主义具有社会主义底色外,其民族主义后来也深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在阐释“民族主义”时指出:“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益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甲、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乙、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之自由平等之地位。”至此,孙中山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实为“大汉族主义”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显著变化,被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所取代。学者郑大华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在1923年后能够提出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而取代以前的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主要是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对此不少同学是认同的,孙中山晚年的社会主义观由欧美式转向苏联式,其政治话语和革命策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观也转向了。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吸纳共产党人,《国民党一大宣言》从初稿的起草到翻译、修饰、讨论和审议都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人员参与。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赴俄国考察,听取共产国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建议。而其时苏联因在欧洲及土耳其输出革命失败,转而向东方中国输出革命,革命屡遭失败的孙中山于是上了苏联的船,东方落后民族反帝反殖革命,正是苏联输出革命的有力理论,孙很快中枪落套。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彼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思想内核,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但也只是表面上的,其实践中仍存在着局限。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世界公民讲国际主义,宣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1878年马克思在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列宁进一步将其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武器。但孙中山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则是较为保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文字表述上,是“承认”国内民族有“民族之自决权”,但孙中山依旧秉持着中华大一统的原则。孙中山也同意“五族共和”,当时中国局势危难,孙所谓民族自决、共和,都还是出于其革命的战略目的,是机会主义的诀择,最终要服务于其中华一统的政治立场,与社会主义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国民党的蒙藏委员会教育司就明显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强制推广汉语汉字,因此,与其说孙中山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认为其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中国传统民族政治理念的糅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缠绕


在讨论中多数同学对此都很疑惑,认为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都重视国家概念,但二者对国家有不同看法。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自主性的主体,国家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社会和经济政策,而“科学社会主义”对国家的经典界定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二者也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在试图达成的目标上,都是主张用集体主义来实现整体利益。国家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则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19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与我们北大关系很大,李大钊很支持,北大学生有很多人参加,如邓中夏,毛泽东作为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但后来左派参加了共产党,右派则成立了青年党,当时热血青年都很激进,容易趋于左右两极。反对日本侵占山东的极右爱国学生们,更有迫切的救亡之心,希望看到国家复兴。他们痛心于中国的旧文化旧价值的崩溃,加上当时中国缺乏自由主义传统,国家主义于是得以时兴。主要代表人物有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他们多为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南方人,至少具备大学学历,并有法、日、德、美等西方国家留学经验,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多是“少年中国会”成员及后来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党员。国家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国家至上,其爱国热情超乎寻常。


中国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讲改造社会,用集体动员方法,但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同。在如何实现国家强大的方法上,社会主义者认为应通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资源的公有制和国家分配;而国家主义者则比较关注发展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鼓铸国魂”。国家主义者提倡超阶级的国家观,解决国事须从全国国民各阶级的共同福利着眼,而非只为某个阶级谋利。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为前提,共产主义是以阶级为前提,中国国家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干预中国的工具,因此早于国民党提出“反共抗俄”,极力反对共产党。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国家主义反对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则具有跨越国界的世界社会革命诉求,这一点尤为国家主义者病诟。在哲学层面,国家主义具有唯心主义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具有唯物主义的底色。作为学派与政派,二者在五四后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国家主义者最反对的是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自称全民革命,自以为是,树敌很多,策略相当混乱,虽号称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实际影响力其实不大,往往只停留在主义的表述层面,缺乏实行力。


具体看五四后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可以发现:国家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并不抱偏见,且吸收了社会主义关于“劳工阶级的同情”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但国家主义者质疑用马克思列宁取代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最为反感,认为是挑拨离间,造成国内窝里斗,所谓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是妄费心机办不到,认为各国都有本国根本利益,各顾各;听命共产国际,为别国“工人”舍命,是上当受骗!青年党讲爱我中华,振兴中华,反共反马列比国民党还要坚决,二者的互动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共视他们为大右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比国民党还反动。


中国现代国家主义诞生于民族危亡背景下,国家主义派把希望寄予在政府身上,以强政府来进行其救亡强国梦。中国青年党创办《醒狮周报》,其意即“醒来吧,东方雄狮!”初衷是在广大青年学生群体中,开辟出一条国、共之外的全民强国之路。后期在全民抗战时与国共都有些合作,但独立性最强,作为一个想去改变和参与政府的“党派”,想掌权又无权,无法与真正掌握国家机器的国、共对抗,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缺乏能力,从未掌握武力。而社会主义者是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底层革命身上,历史的天平最终倒向了社会主义者,最后中国青年党选择跟随国民党离开大陆,随着国民党的衰败,中国国家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中国青年党也衰落了。但国家主义的衰落并不能说这个理论就此失去了魅力,中共建政后反而采用了许多国家主义的措置,改革开放后更不再讲国际主义了,许多政策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行国家主义之实。现在爱国主义成为最动人心魄的口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复兴了,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缠绕在一起,实际上已成为主导国民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采取了许多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新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体系,苏联其实是一个国家主义体现得十分明显的国度,毛泽东晚年对其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利益毫不含糊,国际主义只是表面招牌,其实质还是国家主义。中共建政学苏联,便不可避免地会染上国家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计划经济即可看着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层既十分重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所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如公有制,又有国家主义成分,如计划经济,突出国防!“先军主义”等,这样两种主义交织,同学们既感困惑,又感觉理解,强国梦谁又能不讲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就是“中国梦”吗!


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国家高于一切个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中共宣传部门高扬的就是舍己为国的雷锋、王杰、焦裕禄式的“共产主义精神”,要人人都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50年代初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采用计划经济统一定价等手段稳定经济,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同时,将国家收入主要集中到中央以增强国家实力,仿照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保障国家利益,也体现出国家主义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利益更被极度地忽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被拔高到无可企及的地位,在人民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在重工业及军事工业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本,发展“两弹一星”,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主义。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被抛弃,国际主义也不讲了,文宣部门叫得最响的就是爱国主义。有位叫何新的左派学者竟公开打出“新国家主义”,认为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并非不可兼容,并为国家社会主义正名,称希特勒的“纳粹”应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加社会主义是好的,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公然缠到了一起,但何新的主张并未超出当年青年党的擘划,其所谓“新”只是将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反而有些不伦不类。


3.当代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当前,在微博转发、留言、评论上,常见到“底层”声音,形成民粹主义浪潮,民粹主义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和警惕。网络民粹主义有极大的市场和影响,有些网上贴子关照民间疾苦,是出于改造社会的目的,但仇官仇富现象十分突出,也有些网民的攻击会让被攻击者不堪其负。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维稳手段,如删帖,封锁微博账号等,反而引起更大的不満,被追问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什么关系?界限在那里?当今政治体制下如何接纳人民的意见,以作为改进社会调节矛盾的方式呢?


共产党自称代表人民,一直是打底层民众牌的,劳动者、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等,都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社会主义下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社会主义的人民因政治因素而联系起来。我们可从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中窥见: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在这个定义中,预设了一个人民的对立面。这种预设的对立面容易导致“扣帽子”,往往会牺牲掉部分不满社会甚至是希望改造社会的群体,如底层上访户和敢发声的人。政府认为人民是和党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问题是如今底层民众不再沉默了,且有了互联网,很容易发声,这是当今民粹主义泛滥的基础。但民粹主义下的人民,更接近于一种虚构概念,人民因情感和利益因素联系起来,总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民粹主义者天然反精英反政府,提出的诉求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表面上体现得更为公平公正。其精神实质可能是人类朴素的正义感,或仅仅是无数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其所代表的可能是部分被社会忽视或故意无视的利益群。在这种情况下,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府就不得不容纳民粹主义的声音,以改进社会改善民生,求得民粹认同。


但政府不能被民粹绑架,民粹主义的呼喊不应成为社会主流。其一,民粹主义诉诸感情,反对精英统治,自己又没有水平,行反智主义,这来源于底层民众自身的特性,否定权威,否定秩序。群体缺乏思辨力,感情冲动,则极易产生错误思想的洪流,造成对社会的危害。其二,民粹主义自身容易被政治所利用。虽然其以反对精英政治为主要诉求,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历史上绝大部分民粹运动均由精英领导,比如庇隆及其夫人对阿根延民粹主义的操弄,各新兴右派政党及其领袖对于欧洲新民粹的领导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不加以限制,则容易造成惨剧,使社会陷入困境。


民粹主义往往成为一种极端的、不可控的思想运动,我国当前所谓“制度化维稳”,也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进行调节。就全社会福祉来考虑,有必要通过一些手段,使社会既能包容民粹主义的积极属性,又能过滤其不利影响。


法学院的同学则从司法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都强调群众在司法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存在怎样的差异?怎样界定呢?


司法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在于民众参与的形式和参与的程度不同。社会主义认为群众在司法中应当是间接的参与,在司法中居于辅助地位。民粹主义认为群众应当直接参与司法,在司法中居于主导地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


(1)对平等的理解不同。


这是根源性的差异。社会主义追求相对平等而民粹主义追求绝对的平等。就司法而言,社会主义承认相对平等,从而在司法层面将人民置于一种辅助、监督的位置(如人民陪审员);相反的,民粹主义追求绝对平等,则司法也毫不例外要以平等的方式——民意来进行。从而在群众参与的问题上,群众的意见就是司法的最终标准,因而群众应当成为司法的主导力量。


(2)对群众参与司法的意义理解不同。


现代的司法强调的是严格法定之下的程序正义,在此基础上追求结果的公正。这要求在司法中遵循一定的流程和标准。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民主的参与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一种体现,其重要作用在于对司法的程序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的司法机关按照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进行运作。相对的,民粹主义以民众的直接参与为最高司法的标准,对于程序、规则持否定态度。民粹主义认为,为了实现最终的实体正义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而评判司法正义的标准是群众的集体认知(比如,人贩子一律死刑)。


(3)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态度不同


现代司法(法律)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很多情况下,法律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需要通过长期的类似于学徒式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两种主义在是否承认司法人员在这一社会分工下,因教育、实践而具有特殊的技能或超过常人的认识和判断能力,进而在司法中居于主导(特殊)位置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社会主义崇尚知识,从而认可司法人员的特殊地位,因此在司法中将缺乏相关训练的群众置于第二位。而民粹主义表现出鲜明的反智主义,否认司法人员的特别知识和技能,因此认为司法应当是群众的道德和情感的表达,据此认是群众在司法中应居于主导的位置。


从以上三点来总结评点,民粹主义特征是简单化的社会治理风格,道德与情感至上,其反智主义等和现代司法是格格不入的,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导致的分歧。在我国现阶段,因民众对于法律认知落后,相对缺乏理性,情感冲动性大等情况,民粹主义不应强势介入司法实践。“人民的呼声”不应干扰法律的严肃判决,但可发挥其革命性、冲击性的一面,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司法的体制改革,为沉默大多数发声的民粹主义,可作为司法与现阶段过度膨胀的行政权相对抗的补充力量,同时可以外部监督的方式防止司法机关的腐败。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与中国实际情况,邓小平在主导改革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马列毛理论主要框架,也有大胆的舍弃和新的说法。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叫得最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不再提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已被认为是荒谬,中国特色的最大特色就是要爱中国!习近平据此提出了“中国梦”,此亦可认为是最大创新点。另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虽仍有不少中共大佬坚持,但被邓小平坚决舍弃了,当今时代不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最后垂死阶段,而是仍有活力仍在发展,被敬称为“发达国家”,我国因落后反而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向西方学习!中国不再搞世界革命,要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自己也搞市场经济,做大资本与欧美日做生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多年下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走上这条道路曲折艰难,过去失败的教训也要记取反思,本课程讨论的第三单元主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正是希望通过讨论,激发同学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当下现实及未来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关切。


1.毛式社会主义和邓式社会主义的成败


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庞杂,其最具创见的夺权“农村包围城市”等,在此不作讨论,同学们专就毛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反思评点。毛泽东对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针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模式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均提出了许多见解。当然,这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政学两界早在公开的评论,我们北大学子也可作些评点。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一些成果:(1)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有独到认识,认为要摆脱苏联模式,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经验。(2)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苏联人早就把社会主义看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认为其是短暂的。毛在“穷过渡”失败后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一分二,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认定中国属“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3)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全面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说尤为出色。(4)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提出过“百花方针”;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说过一些话,批判斯大林专权搞个人迷信,这些话当时传布不广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结果后来毛自己也犯了斯大林式政治错误。


毛泽东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尽情暴露,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此前毛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过左急于求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特别是执意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使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文革中強化专政,批修不准对私有化有任何松动,实际上也是对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毛式社会主义斗争哲学后来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最后是空对空带有严重唯意志论空想色彩。


邓式社会主义是对毛式社会主义的纠偏,特征是讲求实际,直面已发生变化的世界,实事求是,接受挑战,不讲空话,解决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邓式社会主义。文革结束之时,我国经济状况很糟,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落后于台湾等“四小龙”,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可谓满目疮痍,邓小平敢于突破马列毛教条和两个“凡是”,重新审视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况,拨乱反正,告别过去,不搞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私有制存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功劳很大。


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僵化!如改革之初邓小平断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振聋发聩,此论在“经典作家”里找不到依据,以前都强调阶级斗争调整生产关系才发展了生产力,此话若在文革中说必然被打倒。但邓小平敢于冲破教条,他放眼看到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已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中国不能再错失机会!邓不但继续讲文革中遭到痛批的“猫论”,还讲起了“摸论”,都是讲求实际,敢于探索。这就打破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呆板迷信,为中国的发展建设开辟了新路,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世界接轨”,打破了过去故步自封唯我独“革”、唯我独“社”的闭关锁国状态,在改革中实现了开放,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真切实在地振兴了中华。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他也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结合现实重新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突破苏联模式的限制,突破旧的“经典”教条,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来,以新的世界眼光科学态度看待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都实实在在,没有一条是空谈,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屏弃了毛式虚幻目标,且邓小平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小康”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全体民众尝到了甜头,发展经济成了“硬道理”,不再怕被批为“唯生产力论”,中国融入世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与毛时代“突出政治”不重经济发展实效,形成了鲜明对比。


2.改革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效和前景


中共“十三大”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学们认为这是对邓式社会主义的精确概括,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概括得好,并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但30多年来这条路线仍然不断受到左右两方面的质疑攻击。邓小平很强势也很强硬,1992年“南巡讲话”,邓重申了这条路线,并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明确表示不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老路,并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发展经济,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邓小平理论也得以最后确立,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同学们认为总体说来比较适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都没有异议,当年华国锋在位也表赞同,邓小平放弃毛泽东“阶级斗争年年讲”,转而“一心一意谋发展”,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使中国走向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发展经济的同时政治放在什么位置,一直就受到质疑,也有人提出两个中心,把“反对和平演变”也列为中心,遭到邓小平反对。邓的个人魅力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摆脱了关于“姓资姓社”的质疑。同学们认为“两个基本点”实际上是邓平衡左右,但两个点是互相牵制相互矛盾的,邓在能平衡,邓去世后天枰更多地倾向了左,能不能管一百年,同学们有疑虑。


除了左右两方面的理论质疑,在30多年实践中,邓式社会主义也面临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的挑战。按照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与经济格局,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可能卷入经济危机,中国在社会保障层面上的负担会加重等。官僚腐败和民主缺失也阻碍了社会经济进一步成长,马克思对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又被左派人士拿来攻击改革开放,质疑带有“资本主义成分”的邓式社会主义。


邓小平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国两制”,允许港澳全面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并说50年不变。当时的确对稳定和发展香港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但20多年过去,问题也来了,经济自由能容忍,政治自由因对内地影响巨大,就无法按原来承诺走下去,如普选直选。目前香港离心力越来越严重,问题已到了不可忽视的状态,“一国两制”能长久吗?还有“藏独”、“疆独”、“台独”等,同学们很是纠心。以前有首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中国好好的,为什么他们要独立呢?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性质吗?其实,历史铁的事实业已证明,苏联模式的民族政策,所谓“自治”是最失败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就是教训,是不是也该加以改变,而应有新的论述呢。社会主义既要讲中国特色,就应进一步屏弃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成不变,所谓50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只能说是方向性的大政方略,具体制度政策则该变也得变。邓式社会主义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怎么变呢?苏联早期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首诗,题为“向左!向左!向左!”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向左转适应不了变化的世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前景并不看好。左的一套不值得留恋。时代发展了,世界形势变化很快,中国变化更大,同学们期望中共“十九大”能针对30多年的国情世情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有进一步的阐释,前景应该说还是光明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需要开放宽容的条件


中国既坚定不移搞改革开放,其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而绝不能搞封闭僵化故步自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提出、成长,突破僵化教条,与时俱进,必定还要充实发展。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官方的事,民间也可参与,特别是大学课堂中,也可以讨论。对此同学们兴致很高,认为五四以来北大就是思想论争的中心,是五四新思想新思潮的摇篮,陈独秀、李大钊是社会主义巨擘,当时就都在北大,现在改革新时代,北大不能无声无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同学们愿意提供意见。


同学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需要开放宽容的条件,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就是多样多元的,清末之时社会主义就传入了中国,五四时期形成思潮,流派众多,有激进的,也有温和保守的,左、中、右都可言说。最激进极左的要数无政府主义,俄国的克鲁泡特金最受追捧,李大钊、毛泽东最初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北大毛泽东还参加了新村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并到新村主义始作俑者北大教授周作人家去请教,后回湖南也办了新村—文化书社,投资者不收回本钱。新村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有同学认为,毛后来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又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走“五·七”道路,其中可以看到青年时代毛积极投身新村主义的影子。毛泽东思想也吸收了各派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子,当然,也包括毛青少年时熟读的《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是古今中外思想的融汇综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古今中外思想的融汇综合,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孙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说共产主义好是好,但不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吸纳了社会主义好的东西,又合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早就出现,国民党比共产党早,但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既要发展,就要与时俱进紧跟已发生变化的世界,依实际情况对马列毛主义进行修订补充,“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学们认为,现在不要害怕修正主义的帽子,对马列毛主义一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教条,该舍弃就应舍弃,如马克思无产阶级只讲阶级利益不要祖国论,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成了一句空话,是该舍弃了。习近平适时提出“中国梦”,应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一个突破!不要祖国不爱中华,又如何能谈得上中国特色?既讲中国特色,就不讲世界主义,不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搞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专心搞本国建设谋本国发展,实现中国梦。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反对暴力和激进。现在中国政府对世界上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袭击都加以谴责,包括美国“9·11”恐怖袭击,这在文革时及文革前都会拍手叫好,认为是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但这种恐怖袭击针对无辜群众,有何益又有何结果呢?中国政府对之谴责的态度,表明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是大踏步明显进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讲和平与发展,讲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再搞你死活的斗争,没有必要去埋葬资本主义,消灭“帝修反”;而是自己也搞市场经济,成立投资银行,“一带一路”搞点资本输出,发展和壮大自己。但也有人不服,以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由,重申阶级斗争为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马列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是向后看,不是的前看,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还有人自封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但除了原教旨却未见其“创新”观点,最近他提出中国应纠合朝鲜、越南、老撾等“社会主义国家”,再成立共产国际,共同斗争!这非但没有任何“创新”,反而是明显的走老路,是顽冥不化,斗也斗不出个什么名堂。如此决绝不知权变,其结果只能如托派那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是一事无成。当然,原教旨也应有其说话表达的空间,但原教旨的“斗争哲学”,视不同意见为“敌对势力”,要将对手斗垮消灭并专政,不是互相讨论而是垄断真理,唯我独“社”,这非但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反而会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需要开放宽容的条件,这一点同学们认为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时,也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表达了对孔子对儒家的尊崇。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亲自到曲阜孔府,并到孔子研究院考察。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又亲自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指出孔子和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民族发展壮大的宝贵财富。国内新儒家大受鼓舞,适时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并认为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追寻中共思想史,从五四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林批孔”,儒家思想都被中共视为“封建糟粕”,比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如,一直是遭革命“大批判”,被打翻在地。孔子与马克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交集,总书记习近平对孔子儒学超乎寻常的尊崇,应该说表达的是一种宽容开放胸怀。既然讲中国梦,也的确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于是乎近年来不仅新儒家思想十分张扬,新法家、新道家,甚至新墨家也粉墨登场,大有春秋战国诸子争鸣的局势。本课程专设一讲,列为新保守主义,对当代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和新墨家作了介绍,同学们对此很感兴趣,并就此选题撰写期末考试论文,各抒己见。除此之外,当今中国思想界还有剝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新右派、新权威主义(现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时曾力主此说)及老左派等思想主张,更有甚嚣尘上的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况。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大变革时代思想界的必然光景,是值得称道的好现象!抚今追昔,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百家思想也各有其价值,值得当今借鉴。如儒家思想虽较保守中庸,但其大同思想含有社会主义的因子;道家思想中亦有小国寡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元素,或曰无政府主义,又有任自然的自由主义精神;法家主张国家主义,较激进,但也较早提出了法治思想,能为当今各派主义借鉴;墨家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也讲平等讲社会主义。新诸子在当今复兴,有积极的思想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派思想,也各有其价值。如今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更需要思想的引领,需要各派思想的论争,已经没有必要象秦皇汉武那样独尊一术,搞思想专制了,也不能象国民党蒋介石当政时那样,搞“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然而,同学们也看到,改革时代中国的思想界,并不能及时为改革提供思想养料,虽有左、中、右各派论争,却缺乏体系深厚有说服力的思想,各派都还停留在介绍性浅表性解说层面,没有大师,总体上看思想很是贫乏。甚至比不上五四时期,既没有能以春秋诸“子”比肩能独创学派学说的人,也没有五四狂飙能担纲称之为“名家”的人,没有或很少!为什么呢?同学们认为还是思想解放不够,禁区禁忌太多,独立思想受到牵制钳制,思想界仍是充满风险的领地。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除禁忌。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题写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文化方针,要营造宽容的思想环境,让各派各家、官方民间共同来发展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大莘莘学子,深切关怀着国家的前途,愿为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016.5月初稿,7月改定。整理者课代表孙宇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3届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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