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究竟是怎样爆发的，多年来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意见是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上概括北大师生的动机，以为巴黎和会不断传来的外交失败导致了北大师生的不满。这些主流看法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比较世俗的视角对这场具有中国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发难
当年，蔡元培是满怀热情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由先前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奋斗，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导下，蔡元培启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换了先前一大批旧人，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坚决反对。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候的事情，现在北京政府权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手里，而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职掌北大后的作为非常不满，以为引用非人，败坏士习，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说，阴为破坏举动。北京政府将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发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北大和蔡元培实际上与政府处于几乎全面的对立状态。
说得更明白的一点，蔡元培隶属于南方的国民党，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时主持北京大学是用北京政府的钱，但在许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却与南方的孙中山政府遥相呼应，而南方的孙中山政府此时正在想方设法推翻北京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为北京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呢？势之必然不得不然。他们双方都在积蓄力量，都在寻找机会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这种平衡终于因某种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动状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年元旦，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的《新潮》杂志创刊，其中的激进思想终于被反对者抓住了把柄。于是从1919年初，北京官场、学界乃至一般知识界关于北大的传言就越来越多。如果仔细体会林纾在五四游行前发表的那两篇影射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知道当时政府对北大的不满其实已经传到社会上。
林纾的第一篇影射小说是1919年2月17日发表在《新申报》上的《荆生》。这部小说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师陶然亭。他们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等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里的皖人田其美，显然是指陈独秀，田与陈本一家，这是中国史的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显然是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当然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为周边族群的汉人称呼，而狄则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树铮，或以为是练过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荆生》的发表终于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新文化主义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林纾原本自戊戌年间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只因为给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那么一点点建议，希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注意“古文之不当废”，就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给打入旧文学的阵营，并被钱玄同、刘半农以“双簧信”的形式肆意调侃，恶意攻击。
林纾的积怨并没有因为《荆生》的发表而消解，他似乎也有点得寸进尺，得理不饶人。紧接着，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说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幅：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宜矣。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的基本风骨与人格。
为林纾这两篇小说居间协助发表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即张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人。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读书，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所以他后来似乎有意动员、介绍他在五城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林纾创作影射小说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
或许是张厚载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纾接连写了这两部只能是发发牢骚的影射小说。只是不巧的是，当林纾将第二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说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及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1]，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最近外间谣言纷集，这大概都与所谓新思想的传播有关。晚清以来，人们恒信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现在民国将十年，上述期待都成为现实，然而国未强民未富，反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
现在所谓新思想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实，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崇奉伦常，但西方国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现在所谓新思想所说的那样简单。林纾在信中指出，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若《水浒传》、《红楼梦》，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是林纾关于文言白话的系统意见。
至于道德，林纾对当时所谓新道德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的说法予以批评，以为当时学术界一些新秀故为惊人之论，诸如表彰武则天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尊严嵩为忠臣等，其实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标新立异，扰乱思想。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地位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是非常危险的。很显然，林纾尽管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以守常为是。[2]
小说《妖梦》没有被追回，而林纾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林纾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
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似乎非常愤怒，指责张厚载为何不知爱护本校声誉，爱护林纾。[3]至于他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更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陈独秀、胡适等人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等言论有所辨明。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4]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之所以公开致信蔡元培，实际上并不是指责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别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的特殊关系，方便的时候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及地鼓吹过激之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还是持适度的保守态度比较好。他在写完致蔡元培公开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过自己的这点心迹：
他表示自己多年来翻译西方小说百余种，从没有鼓吹过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现在那些年轻一辈何以一定要与我为敌呢？我林纾和他们这些年轻人无冤无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说要争名的话，我林纾的名气亦略为海内所知；如果说争利，则我林纾卖文鬻画，本可自活，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联，更没有利害冲突。我林纾年近古稀，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如此悬殊，我即老悖癫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而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追随？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的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5]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了罢。[6]《每周评论》第12号转载《荆生》全文，第13号又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批判，并同时刊发“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摘发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余家报纸谴责林纾的文章。
传言的困扰
林纾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7]
蔡元培何止“必有所闻”，而且正为此事而烦恼。1919年初开始，关于北大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有的是扑风捉影，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刻意造谣，要之，北大确实进入一个动荡岁月，多事之春。3月4日，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报》“学海要闻”栏刊载“半谷通讯”，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为此往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半谷通讯”的“斑竹”为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或许确实与北大那些新派师长有不同意见，或许与老派师长来往密切，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1919年初通过《神州日报》的“半谷通讯”栏目一再散布的消息，诸如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以思想激进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态度消极，准备辞职等，虽然被蔡元培、胡适一再否认，并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然而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张厚载的这些所谓“谣言”，为什么都在后来不幸而言中？
张厚载关于陈独秀辞职的报道显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专注，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以言此事者，以为北大将发生大变故。舆论界的传言显然影响了北大的运转，不得已，蔡元培在张厚载的消息发布后半个月致函《神州日报》，提出三点更正：
一、陈独秀并没有辞职的事情，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绝对否定之。“半谷通讯”中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蔡元培信誓旦旦说这番是在3月19日，不幸的是，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3月26日，蔡元培就与汤尔和、胡适等关系诸君商量陈独秀事至深夜。
二、关于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蔡元培也在声明中否认，以为此事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定，当时陈独秀也在场，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半谷通讯”说自学期实行，显然是不对的。至于设立教务长一人，纯粹为教务进行起见，于陈独秀是否辞职并没有必然关联。
蔡元培的这个解释其实等于否认陈独秀辞职或许是事实，因为文科不再设学长，而归诸教务处，就是“半谷通讯”中说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确实在3月1日的北大评议会上通过。更为吊诡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当场议决将已发表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马寅初当选。这里面虽然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圈内部不易说不便说不忍说的矛盾和阴谋，但也不能一味指责张厚载是造谣生事。
三、至于张厚载在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消极，而陶孟和、胡适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蔡元培在声明中认为“全是谣言”。[8]
然而，细绎陈独秀等人在此时前后的心迹和活动，也不能说张厚载的说法全无根据，全是谣言。
陈独秀是一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性格率直，不拘小节，他在北大主持文科的时候，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陈独秀，就只好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上是弱项。
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他出面发起北大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尽管如此，陈独秀也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成为会员。
然而入会不久，却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是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被妓女抓破了下身。这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终于使那些反对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大概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个传闻，“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
林纾的信件加剧了这些传言的传播，同一天的《公言报》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标题下，以林纾信中所说为据，指责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批评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而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即前后抒发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发行。文章暗示北大同时创刊的《国故》杂志与《新潮》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不一样，相互争辩，各守新旧，然而遗憾的是两派总是忘其辩论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
这篇文章还说，日前哄传教育部有训令给北京大学，令北大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辞退。但据记者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这虽然否认了北大将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的传言，但无风不起浪，谣言依然在知识界继续流传，人们总是相信这个谣言变成事实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于《公言报》的这条消息直接牵涉《国故》杂志和刘师培，《国故》和刘师培即便不能认同于陈独秀等人的学术主张，但他们也不愿介入这种人事纠纷，于是《国故》杂志社和刘师培很快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只是这个声明只涉及《国故》和刘师培自身，至于其他事项，他们当然也不愿表态。
《国故》与刘师培的声明是否受到某种压力，我们不好推测，但蔡元培有恩于刘师培，而刘师培和《国故》且都是北大的人和北大的杂志，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们不希望北大内讧，即便内讧，他们也不希望这些家丑外扬。[9]
刘师培和《国故》杂志社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派教授对老派教授的怀疑，但是这个化解刚刚开始，不料又被张厚载给粉碎。张厚载大约当此时致信蔡元培，表示林纾的小说《荆生》是他转给上海《新申报》的，“半谷通讯”的栏目是他张厚载的，有关北大的那些传闻都是他张厚载发。
张厚载的“投案自首”并没有使蔡元培感到高兴，一向对学生无限宽厚的蔡元培这次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他告诉张厚载：“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10]温文尔雅的蔡元培终于一反常态发怒了。
蔡元培的愤怒等于坐实张厚载、林纾所言并非全虚，尽管有的地方可能有夸大，有失实，但其毕竟是无风不起浪，总有蛛丝蚂迹可寻。于是北大和蔡元培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3月26日在汤尔和家专门讨论怎样处置陈独秀问题的会议，与会者有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和汤尔和等。而后面这三个人都是蔡元培最为倚重的浙江帮，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蔡元培的三个“谋客”。他们在蔡元培背后出主意，原本都是怎样对付北洋政府的，不料今天晚上他们将精力、智慧都用在怎样对付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身上。
按照胡适后来的说法，蔡元培颇不愿意此时“去”独秀，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承认外面的谣言是对的。而汤尔和不知什么原因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并根据外间传言添油加醋地渲染陈独秀狎妓事，说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陈独秀将该妓女下体挖伤以泄愤。[11]汤尔和认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这个说法其实与林纾的攻击一致。
汤尔和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劝蔡元培解除陈独秀的聘约，并要制约胡适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元培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汤尔和等人说了几个钟头后，方才点到问题的根本。汤尔和说，如果我们一味保护陈独秀，那么北洋政府就不会放过北大，那么我们多年来的辛苦就将付诸东流。这句话真的打动了蔡元培。蔡元培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12]
而且，那时，蔡元培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所以当听了汤尔和等人所讲的陈独秀那些“私德”后，也不好再为陈独秀辩护。
政府诸公的闹心
北大内部纠纷有着复杂背景，陈独秀案只是新派知识分子内部纠纷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当然还是有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我们知道，北大之所以惹来外部麻烦，其实就是从1919年1月1日发行《新潮》杂志始。
林纾、张厚载以及报章杂志如《公言报》的批评说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则是对北大爱护有加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13]傅增湘对《新潮》所代表的激进思想高度关注。
傅增湘对激进思想的关注主要来自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着蔡元培和北大的动静，担心教育上出问题，担心学生闹事。所以蔡元培、陈独秀，乃至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范看，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黑手。
说来其实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安徽，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这两股安徽势力各自争锋，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叉不愿意沟通，宁愿与外省人一起收拾安徽人。这也算是安徽人的劣根性了。所以陈独秀在6月被捕时所散发的传单，其主要斗争矛头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树铮、段芝贵等人。
大约在3月末，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以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傅增湘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为证。张元奇还表示，如教育总长对此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但据新国会中的人说，弹劾案的提出须得到多数议员的赞成，此次张元奇表示要弹劾傅增湘，只不过是参议院中少数耆老派的意见，并不能形成参议院的共识。张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过是恫吓而已。[14]
尽管张元奇和安福系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的搬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他的恫吓也不能不引起傅增湘的重视。4月1日，蔡元培应傅增湘的要求到教育部面谈一切。由于年初以来外间议论纷纷，《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6卷2号开篇就刊登大字声明，否认《新青年》与北大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声明指出，“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15]这个声明一方面告诉我们外间的谣传还真的不少，而且时间也比较早，另一方面为保护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都人理直气壮地声明这个杂志与北京大学无关。
《新青年》编辑部的声明减轻了蔡元培的一个压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并通过傅增湘向安福系说明的只是《新潮》杂志的问题。
《新潮》确实是经蔡元培、陈独秀同意出版的一个刊物，其经费补助也来自北大官方。根据傅斯年的回忆，他与罗家伦、顾颉刚、潘家洵（介泉）、徐彦之（子俊）等同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影响下，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社团，创办一个杂志，表达一些主张，为自己将来走向社会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所以他们想到了创办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由徐彦之找文科学长陈独秀汇报，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表示：“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所以说，《新潮》当然是北大的刊物，尽管是以学生主体。
有了陈独秀的表达和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筹备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了杂志的基本宗旨：
一、批评的精神；
二、科学的主义；
三、革新的名词。
基于这三点宗旨，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 Renaissance，直译应该是“文艺复兴”，而中文名词在罗家伦的坚持下定为“新潮”，其实也蕴含着英文的意思，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发行等事情搞定。于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面世。
《新潮》出版之后很快发生很大的影响，有几家报纸几乎天天骂《新潮》，几乎将骂《新潮》作为他们职业。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至于树若干敌，结许多怨，尤其是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个人，更是因此成为许多人攻击的对象。特别是有位“文通先生”，一贯和北大过不去，所以当《新潮》出版两期之后，他又开始看不惯，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和几本《新青年》送给地位更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纵容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斟酌办理，并示意蔡元培辞退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教员，开除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这就是当时传言的所谓“四凶”。他们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所以仔细阅读蔡元培复林纾的信，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那封信里，并不只是对林纾说话，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话。
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办《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弹劾傅增湘。再接着，就是林纾即傅斯年所说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伟丈夫”徐树铮。接着就是老头子们罗唣当局，当局罗唣蔡元培。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如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罗唣几回，再不来了。按照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的说法，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总统徐世昌。[16]
最高当局对蔡元培对北大已经严重不满，接下来或许会有所宣布，所以在五四前夕，北大和蔡元培实际上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他们之所以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传言影响下一跃而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有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的意思。
注释
[1] 张厚载迅即致信蔡元培，表示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见《蔡元培书信集》上，39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书信集》上，391页。
[3] 《复张厚载函》，《蔡元培书信集》上，398页。
[4]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蔡元培书信集》上，388页。
[5] 《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12号，1919年3月9日。
[6] 庚言：《敬告遗老》，《每周评论》15号，1919年3月30日。
[7] 《蔡元培书信集》，389页。
[8] 《致〈神州日报〉函》，《蔡元培书信集》上，401页。
[9]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24日。
[10] 《复张厚载函》，《蔡元培书信集》上，398页。
[11] 《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89页。
[12] 傅斯年：《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蔡元培先生纪念集》，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3] 《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书信集》上，404页。
[14] 《申报》1919年4月1日。
[15]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16] 《传记文学》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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