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攀:半生坎坷谈笑去,一流才气笔端来

——痛悼我的师长何芳川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6 次 更新时间:2006-07-11 18: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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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攀  

  

  那天傍晚,京城电闪雷鸣,暴雨倾盆。

  何校长走了。

  看见加了黑框的讣告,我的眼泪无法抑制。心是乱的,手是冷的,

  2000年初,我开始直接协助何校长工作。不久,我从法学楼的办公室搬了出来,可那时办公楼还没有校长助理的办公室。何校长笑着对我说:“小老弟,找两个小马扎来,咱俩各坐一个,合用这个办公室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难得的时光:我每天都到他的办公室去“上班”。他同我谈工作。闲暇时,他同我谈历史,谈文化。有时,也谈起他的经历。

  在他办公室那两年多时间里,我听他讲了许多故事:从他念大学到毕业,从燕园到干校,从“四清”到文革,再到后来粉碎“四人帮”。他的身份,也从世家子弟到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再到系主任乃至副校长。出身历史专业的他,有着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自己的故事,非常生动,也让我深受感染。

  每当我要用纸笔作记录时,他就一定笑着婉言谢绝,“小老弟,不可用笔记,我讲的是无字天书,听便是了。”

  如今,何校长走了,我只能后悔,那时我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那么多故事只能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一位超凡脱俗的领导,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还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人文精神厚重,童心不灭的老儒生。

  在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副校长期间,提出了“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提倡文科的学者应集中力量,争取一些较大的科研项目,出些分量重的成果。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也许有一些学者不十分理解。去年何校长在北大主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时,我听了他的讲座,这时才理解“开大船”比喻的来源。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都是由规模巨大的“宝船”组成,因为只有大船才能经得海上的大风大浪,才能远渡重洋。

  在文科的学术科研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较长历史过程、拥有较宽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当我们捧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水经注》这些传世之作的时候,感觉到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作者熬干的心血。这些名著,都是要花很长时间来积累,耗费作者毕生精力才完成的大作品;再比如中国美术史上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画作,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为它们大气磅礴,构思复杂,融像度高,而不是仅靠技巧取胜的小品。

  作为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一定要有为全世界所赞叹的大作品,质量当然是第一要紧的,但数量和规模也多半是超级的。我想,在何校长的心目中,“开大船”不一定是要很多人一起合作,也可以是一个人完成。重要的不在人数,而在于作品本身的格局“大”,在东西方学术界都能引起注意。

  何校长在任上的时候,还提出了“清除赝品,拒绝平庸”的口号。面对现实学术界中的浮躁,他提倡“出精品”,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在全校召开的大会上,他作了重要发言。他的嗓音很厚实,讲话带着很激昂的感情,他鼓励北大文科的学者要继承前辈学术精神,像冯友兰、翦伯赞、王力、邓广铭等老先生那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尤其要学习他们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作风。北大学者要有出精品的意识,抵制浮躁,拒绝平庸。

  何校长曾经跟他的学生讲过一段话,我想抄在下面,因为这段话是他一生做学问的经验总结:“我认为,就人文学科而言,所谓治学,治的就是学术新意。如果没有新意,就不要忙着下笔写什么东西。因为,那其实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所谓新意,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前进一点、两点……,讲前人未讲过的;前人讲得不足的;或者前人讲失误了的。而若想在这三方面有所建树,就需要沉下心来,静下气来,积累、蒐求。打好理论基础、打好外文基础、打好专业基础。几十年了,我的心常沉不下来,气也常静不下来,所以只有惭愧。这份惭愧,留给来者,或许也是一种价值。”

  北大论坛(文科),是何校长在任时的一个创举。当时文科各学科缺乏整体性国际交流平台。何校长领导社科部和文科的各个院系、所、中心,办起了第一届北大论坛(文科)。他亲自主持论坛,并且邀请教育部周济部长、闵书记、许校长讲话,邀请国内知名大师作主题发言。

  次年,在何校长的领导下,北大文科又召开了第二届。两年前,北大论坛与“北京论坛”合二为一。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是规模更加宏大的整体性交流平台,来自国内外的500多位顶尖学者,分别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到论坛上来自由交流,这是全世界学术界都瞩目的盛会,而且成为了北大文科的品牌。在去年的北京论坛上,何校长以《全球化视野下东西方文化交融》为题,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从东西方文明史的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指出两种文明的特点和优势,指出只有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才能在未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和谐、和睦、和美的精神推动力。

  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十分投入,有时还很容易动感情。特别是在他任期的后半段,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讨论“211”和“985”项目时,每当他要发言,总是先举手,对主持会议的许校长说:“校长,诸位,芳川有本上奏。”然后,他便就北大文科的发展大计说下去了。说到激动时,他声音哽咽,眼里流出泪水,听者无不动容。

  何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在任上时,我这样称呼。他卸任后,我也改不了口。有一次,何校长的父母,两位90多岁的老人来北大参加为季羡林先生举办的一个活动。老人听见我说何校长时,立刻对我说,“不要叫他官名,叫他芳川,就叫他芳川。”

  这是他的家风,他自己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官,也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知识人而觉得高人一等。对周围工作的同志,从司机到保安,从秘书到学生,无论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他都笑着跟他们说话,毫无距离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秘书们叫他“何老师”,同龄人叫他“老何”。

  何校长离开岗位时对我说,“小老弟,我自由了,你要辛苦了。我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写几本过去想写而没有功夫写的书,将来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还要写一些东西。那时写好了,我会先给你看的。”

  两年后,我先后收到过两本他出版的新书。他还给我写了一些信,内容多是谈工作的。信上小字娟秀,一气呵成,看不出有任何改动。这些信件,竟成为他留给我的最后的文字。

  他虽管理北大文科多年,自己却不是北大文科资深教授。有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抱不平,很惋惜地对我说,如果他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凭他的才气和勤奋,必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其实,在我心目中,何校长早已超越许多“大学者”之上了。他能超越,还不用凭他的第一等的才气,仅凭他的道德文章足矣。

  何校长是在6月29日下午走的。老天有灵,不久便雷声大作,风雨交加。

  大家都说,北京近年很少下这么大的雨了。那是因为何校长走了,上天以雷电为声,讲述他心中想讲而未来得及讲的故事;以大雨为墨,为他书写心中想写而未来得及写的文章。

  何校长千古!

  

  200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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