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评说历史人物应超越功利——从凯末尔与孙中山的“成”“败”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0 次 更新时间:2016-10-27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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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近现代史、帝国兴衰史、中东史。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学界有不同形式的研讨和纪念活动。这个夏季,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土耳其的政治制度问题也引发热议。凯末尔开创的制度,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九十多年来土耳其的发展,都成为讨论的话题。有人提到孙中山和凯末尔的异同,尚未见深入的探讨,为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研究近代土耳其历史的王三义教授作了解答。


一、直观地看,或者简单一点说,孙中山和凯末尔这两个人物,可比性在哪儿呢?


王三义:简单地说,孙中山与凯末尔的可比性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两人都是“共和国缔造者”,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中华民国之父”),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人之父”。土耳其文“阿塔图尔克”(Atatürk),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的,成为凯末尔的姓氏,其含义就是“土耳其人之父”。


第二,都为铲除“帝制”或推翻旧秩序做出了贡献。


第三,都有思想和治国纲领,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凯末尔有“凯末尔主义”(六个原则)。


第四,两人为操劳宏大事业而损害了健康,孙中山活了59岁(1866-1925),凯末尔活了57岁(1881-1938)。


第五,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有人格魅力,对两人的崇敬都产生了道德力量。


第六,为什么凯末尔成功了?孙中山未能成功?这是主要的关注点。


二、孙中山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早已熟知,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首举反清、反封建的旗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革命的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他创建了中华民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对于凯末尔的贡献,或者他的成功之处,大概只有世界史专业的人才知道得详细一些,你能否做一个介绍?


王三义:如果仅仅是取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凯末尔充其量就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关键是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西亚北非地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使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在伊斯兰世界实行民主制的样板,也是从帝制到共和制成功转型的特例。


土耳其现代史中,对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一般概括为这样八个方面:


1、成功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国家独立;


2、创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


3、废除了素丹制度,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为民主制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4、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系;


5、发展了民族经济;


6、教育改革,文字改革, 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培养了大批人才;


7、通过社会习俗改革,破除了迷信,提倡了科学;采用姓氏,改革服饰和其他传统象征物,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同校,给妇女以选举权,实现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


8、维护民族尊严和土耳其国家主权。


我自己的表述是: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从“制度变革”入手,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会。


三、你认为凯末尔的最成功之处在政治制度的改革?


王三义:是的。根本上是政治改革的成功。没有这一条,其他改革都无从谈起。


我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结论是,这个帝国的症结在制度上。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完成了改朝换代、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多重任务,最关键的在政治层面。


首先,凯末尔实现了一个“取代”,两个“分离”。


一个“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制取代了素丹制”。


两个“分离”,一是指迅速实现“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即政治领域打破宗教势力的干预,实现世俗化,教科书里都有,不需多说。但还有另一个“分离”,这就是逐步实现“军政分离”。“政教分离”在谈论凯末尔改革的书中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没错,但“军政分离”的意义被低估了。


当时,战争在先,治国理政在后。从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战争,一连串的战事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因此,刚建国时,政治精英大都是军人。比如,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部长、省长、大使,有不少是由军事将领担任,整个国家由军人操纵。


如何摆脱军人操控政治,凯末尔和他的同僚们费了心思。凯末尔和伊诺努以身作则,脱下军装,从事专职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务。并从1924年起,规定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军人必须离开立法机构;军权限在军营,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实现军人领袖的文职化。


也就是说,这两个分离都很重要,没有这两个分离,政权能否稳定都难说,何谈后来的其他改革。


四、你刚才提到“凯末尔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过有效的政治操作”,这如何理解呢?


王三义:我这样说,是涉及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和推行改革的细节问题。因为,我们常见的土耳其史书籍中,把凯末尔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忽略了,或者对他的“成功”的描述简单化了。


第一,土耳其共和国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于是产生一个惯性判断:“没有凯末尔就没有现代土耳其”!这样一来,凯末尔的卓越领导才能被神话,似乎他有撒豆成兵的本领,而且振臂一呼、应者景从。事实不是那样。


奥斯曼帝国突然瓦解,国土和首都被协约国占领,土耳其人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所有土耳其人面前的问题:维持素丹体制下的君主立宪?被美国“托管”(委任统治)?还是有新的道路选择?当时产生许多争议。在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时,凯末尔一派的观点并未完全占上风。即使到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后,土耳其的社会思潮充满矛盾,伊斯兰教与西方现代性的争论,保守派与激进西化派的冲突一直存在。保守派批评凯末尔背离传统、依附西方,而激进西化派批评凯末尔的改革不彻底。


第二,凯末尔领导独立战争和建国大业,既讲策略,也讲妥协,一路上“如履薄冰”,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一蹴而就。


1919-1922年是独立战争决定性阶段,要号召土耳其人参加这场反侵略的战争,靠凯末尔对未来前景的空洞描绘是不行的。真是的情况是:在废除素丹制之前,对奥斯曼王朝的忠诚是愿意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各派的共识,伊斯兰认同是不可动摇的。依靠广大军民对素丹和帝国的忠诚,还有穆斯林对哈里发的忠诚。


赶走协约国军队后,就要“收复伊斯坦布尔”,凯末尔等人的说法是:“解救哈里发和素丹”,即:把素丹从敌人和身边的愚蠢官僚手中解救出来。因为,丧权辱国的错误都推到了大维齐和内阁身上。所以,收复伊斯坦布尔带有“清君侧”的味道。


在整个过程中,还重申对“素丹—哈里发”的忠诚,哪怕仅仅是策略。其实,建立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军事胜利后才公开提出来的。关键是,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各派观点和主张不统一,凯末尔和伊诺努等人尽量劝说和协调,在妥协基础上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已。


第三,废除素丹制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们自作聪明,给凯末尔提供了机会。在1922年安卡拉政府取得军事胜利后,协约国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故意同时邀请“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府”。这就迫使凯末尔等人做出果断决定,在说服工作基础上取得多数一致意见,迅速废除素丹制,取缔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按当时的形势,面临着谁“摘取胜利果”的严峻问题。


至于建立共和国、进行改革,并非凯末尔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在改革过程中,除了“废除哈里发”是排除万难,毫不妥协的,其他的改革都是针对实际情况,见机而行;有些改革多次搁置,往后拖延。


五、你刚才所说的“细节”,也正表明了凯末尔非凡的领导才能:运筹帷幄,从大局着眼,善于把握形势,当机立断,不是吗?


王三义:凯末尔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他的个人品质、才能、毅力是超群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在我看来,凯末尔是幸运的。他的成功有这样一些客观条件:


其一,奥斯曼帝国自己垮了,不需要凯末尔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这个帝国选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了失败的结局。


其二,协约国占领军那么不经打,几次战役就败了。1918年11月之后陆续占领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军队,主要是希腊、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军队。凯末尔的国民军面对的强敌,希腊军队号称15万,法国1万,英国9千,意大利不到7千。实际上主要是和希腊军队打仗。


其三,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土耳其独立。一战后的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镇压土耳其民族运动投入过多力量,相反,希望很快与土耳其和解,以便解决土耳其海峡航行问题、摩苏尔问题、亚历山大勒塔归属问题等。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统治”虽然落空,但威尔逊十四点的影响是广泛的,有利于“民族自决”。苏维埃政权亟需南部边疆安定,也有能力支援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


其四,奥斯曼素丹政府的丧权辱国,使素丹和哈里发的“光芒”不再像以前一样耀眼。废除这两个制度,难度和阻力大大降低。


其五,晚期奥斯曼帝国百年的西化改革实践,使西方文明的观念深入知识分子头脑,尤其第二次宪政(1908-1918)直接为土耳其共和国储备和训练了一批领导干部,包括凯末尔本人。


六、这样看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似乎就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幸运?


王三义:可以这么说。和凯末尔相比,孙中山的要完成的任务太艰巨。凯末尔只改变了1000多万(1923年)土耳其人的命运,在7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新国家,而孙中山要改变汉族、蒙古族、回族、维族等数十个民族4亿多人的命运,要在1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外蒙古)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国。


孙中山不是军人,没有军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社会地位;面对一盘散沙的社会,面对庞大的文盲群体,抓不到改天换地的环柄。起初他只是以卵击石的拼命蛮干,1924年才建立黄埔军校,筹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


孙中山既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幸运,也没有列宁那样的机遇。俄罗斯帝国军队开赴前线打仗,资产阶级发动的二月革命已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天赐列宁夺权的良机。起义的工人和水兵驱赶了临时政府,就成功夺权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当“事后诸葛亮”,姑且在纸上推演:把孙中山放在土耳其或俄罗斯,他也会成功;把凯末尔或列宁放在中国,他们照样不成功。凯末尔若在中国,最大可能像袁世凯那样,甚至还达不到袁世凯那样的地位,能成就段祺瑞那样的“功业”就不错了。


七、过去大家比较孙中山和凯末尔时,往往会忽视一些客观的条件,只盯着“一成一败”,把原因和结果都简单化了,是吗?


王三义:是的。从起因来看,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世界大战造成的,不是被革命者推翻的。帝国的覆亡并非旧政权塌垮,而是被占领。根据条约,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是从协约国军队手中收复失地,不是直接推翻奥斯曼政府,夺取国家政权。当然,他们在安卡拉建立了政府,与伊斯坦布尔政府形成对抗。问题是,赶走协约国军队之前,这两个政府都是有政权而无国土。安卡拉政府完成了民族解放事业,收复失地,受民众拥护,自然取得合法性,全国政权转移到新政府手中,是顺理成章的。


从结果来看,土耳其共和制虽然取代了帝制,但,由一个庞大的帝国变成了一个中小型共和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国土面积最大时跨欧亚非三洲(约430万平方公里),而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体,只有78万平方公里。巴尔干和北非的属地脱离帝国,西亚的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等成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书的人,一定记得,帕慕克每想到“帝国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共和国所取代”,就深感忧伤。


孙中山要推翻满清政府,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王朝全部领土,仍是一个大型共和国。孙中山革命的难度要大得多。


还有一点:无论“西化”还是“世俗化”都不是凯末尔的独创。帝国晚期的数十年改革中,坦齐马特的官僚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主张西化和世俗化。


凯末尔不是革命者,而是奥斯曼素丹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使命类似于克伦威尔、戴高乐。孙中山在这一点上和凯末尔没有可比性,孙中山不拥有政治资源,他就是靠一个信念、一张嘴。


孙中山的理想不能实现,“并不在中山自身之不能力行,而在环境与时会关系”(民国报纸上的评价)。孙中山研究专家指出:孙中山干革命,事事勉为其难,他不喜欢武力而被迫使用武力;他生性信任他人,而往往受到挫折;他确认革命和建设都亟需人民的觉醒,但他的哲学和政纲处处碰壁。


八、再来看孙中山和凯末尔的思想,或者治国纲领。我们知道,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凯末尔有“凯末尔主义”是吗?先简要说说“凯末尔主义”的内容。


王三义:“凯末尔主义”,也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是共和人民党的执政纲领,也算是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


凯末尔不是理论家,凯末尔主义不是一次提出的,而是在1919—1931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本来没有系统性。直到 1931年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用“六箭头”表示“六个原则”,有了“凯末尔主义”。不过,“凯末尔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土耳其官方文件中是1935年。有时“阿塔图尔克主义”等同于“凯末尔主义”。


这“六个原则”是:


(1)共和主义,土耳其文Cumhuriyet?ilik,英文 Republicanism,一层含义是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体现共和原则;一层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而非个人独裁 。


(2)民族主义,土耳其文Milliyet?ilik,英文Nationalism,含义是土耳其领土完整,土耳其民族独立,在国际上应有自己的地位。


(3)平民主义,土耳其文Halk??l?k,英文 Populism,也被译为“民粹主义”,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反对特权;反对将土耳其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


(4)革新主义,土耳其文?nk?lap??l?k,英文 Revolutionism 或Reformism,也被译为“革命主义”或“改革主义”,含义是:不满足于现状,积极进取,不懈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革。


(5)世俗主义,土耳其文Layiklik,英文Secularism,含义包括:政治和宗教分离;反对宗教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摆脱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和束缚);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世俗化;取消宗教特权。


(6)国家主义,土耳其文Etatizm ,英文Statism,内容是:国家干预经济;鼓励私人工商业;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在某些领域的“垄断”。


九、从概念来看,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原则中,只有“民族主义”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字面相同,含义和内容一样吗?


王三义:单从慨念看,“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凯末尔主义中唯一相同的。但,实际含义和内容差异很大。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起初是“排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反满族统治为主。后来抛弃了单纯的“大汉族”主义,强调“五族共和”。在1924年的讲演中,对民族主义有新的解释,包含了反对列强侵略,承认民族自决权等内容。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相对于世界主义的。孙中山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能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民族主义的,由于满族统治了几百年之后失去了,所以应该恢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看来,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是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国族团体”。途径是:首先迎头赶上,使自己强盛起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等自己强盛起来后,还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


凯末尔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六个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在多民族的大帝国解体后,土耳其人只能建立自己的共和国,领土以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为主,居民限于说土耳其语的居民,和为数不多的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等。实际上,土耳其共和国经过了“民族重构”,才有宪法中说界定的土耳其民族和民族主义。


凯末尔是一位实践家或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的言论往往是根据实际经验,针对具体形式而作出的。凯末尔在1922年3月和1923年3月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民族观,厘清了“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土耳其民族传统”与 “伊斯兰教”的关系,提出了重建“土耳其认同”的目标。凯末尔反对“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伊斯兰主义”,他把“土耳其民族及其历史”与那些复杂的思潮和观念进行了剥离。


为重构民族认同,凯末尔及支持他的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土耳其早期历史,编写历史教材,召开历史学大会,创造出了一个“土耳其历史观”。主要工作是把土耳其历史向前延伸,结论是:土耳其祖先是把文明带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伊朗高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创造者。凯末尔钦定的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宗教”。北大历史系昝涛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谁有兴趣也以看《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1年版)。


十、凯末尔主义的六个原则中,有没有类似孙中山“民权”和“民生”的内容呢?


王三义:有的,孙中山主张“民权”、“民生”,强调铲除皇权思想,还政于民,更强调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


凯末尔主义“六个原则”中,字面上没有提“民权”“民生”,但“共和主义”指明“人民统治”而非专制独裁,“平民主义”主张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谋福利,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原则一致。凯末尔改革中,把法制改革放在核心位置,用法律保障民权,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民受教育和谋发展的权利。“世俗主义”主张废除一夫多妻的落后制度,消减宗教方面的禁锢,使社会生活世俗化。“国家主义”鼓励私营经济,也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


当然,凯末尔主义中的“民权”“民生”问题,是制度变革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听起来入情入理,其实只是他个人的构想,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尚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北伐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理论上尊奉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既未兴民权,也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


简言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系统、全面,深思熟虑,富于远见;凯末尔主义是实用的政治实践的概括总结,切中要害,便于操作。


十一、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凯末尔倡导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是不是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王三义:凯末尔没有提出宪政的阶段问题,但土耳其民主之路显然有阶段性。从1920年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召开算起,到1929年平息叛乱并终止《维持治安法》,这九年军人掌权,其政治本质类似于“军政”。从1929年到1950年逐步实现了军政分离,但一党(共和人民党)独揽大权,政治本质类似于“训政”。1950年结束了共和人民党独享政权的时代,土耳其政治进入“宪政”阶段。


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去解释土耳其民主政治进程,从学理上讲是不恰当的,我自己也有疑虑。不过,偶然翻到民国时期《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训政时期的土耳其》,可见民国学者就拿孙中山创造的术语来谈论土耳其政治了。


十二、对孙中山和凯末尔,你总体的看法是怎样的?今天评说这两位历史人物,应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三义:对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我更多地看到他们的差异。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但直到1925年去世时“革命还未成功”,留有遗憾。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战争,三年多就取得成功,凯末尔的成功和土耳其的胜利鼓舞了孙中山。孙中山的文章中没有专门谈凯末尔缔造共和国,但对土耳其革命(1908年革命)持赞赏态度,以此激励中国的革命志士。


要看到,凯末尔的起点和孙中山大不相同。凯末尔领导民族独立运动时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将领,也是奥斯曼帝国议会(1908-1918年是君主立宪制)的议员。孙中山一介布衣,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无论反清、反袁世凯,还是反北洋政府,都属于“以下犯上”。他靠自己的志向、才能和毅力,屡败屡战,贡献是巨大的。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很珍贵。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参照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理论,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制度,创制考试和监察两权,为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所独有。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是:“……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的历史观是:人民同君主争权,发生革命;民权时代,即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民权渐渐发达。通俗地说,“古代选有能力的人做皇帝,现在人民自己实行皇帝之权,选举有能力的人组成政府,为人民做事;如果政府不好,人民有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道理简明晓畅,通俗易懂,也很透彻。


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不计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坦坦荡荡的领袖人物。按照钱穆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孙中山和凯末尔都是生于末世,在历史上有所表现的人物。凯末尔属于得志成功的人物,孙中山是不得志的人物,但其影响力并不比得志成功者差。后来人评价他们,或多或少带着情感或出于特殊目的,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


在土耳其,出于对凯末尔的崇拜,共和国早期的那些传记,明显有拔高凯末尔之嫌。在中国,对凯末尔这个“外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具有戏剧性。比如,民国时期有人撰文赞扬,是当作榜样来学习的。1949年至1979年之间,官方对凯末尔评价不高,也曾对“基马尔和基马尔主义”进行了批判。 当时把凯末尔翻译为“基马尔”。至少亚洲史、世界史的教科书中,都持这样的批判态度。我没有仔细探究过,那个年代为什么批判凯末尔?但可以猜想:凯末尔是土耳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走西化道路,土耳其在朝鲜战争中坚决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还出兵朝鲜,与中国为敌,自然是我们批判的对象。1979年后要搞改革,凯末尔的改革就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遗憾的是,学者们写的论文论著,能成为领导人的“资政新篇”的恐怕很少,至少未能变成“智库”资源。最近几年,国家搞“一带一路”,突然对土耳其关注起来,感觉有好多人在谈论土耳其。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关注土耳其呢?“热”过这一阵子后,还有人关注土耳其吗?显然,我们对凯末尔和土耳其的研究,是非常功利的,随政治风气变换,不是冷静的学术研究。


以“法治”的角度看,土耳其与真正的文明社会还有距离。当代土耳其人可以公开谈论凯末尔,质疑“凯末尔时代”,甚至批评凯末尔,这是土耳其的进步。我们对待孙中山,是否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评说?


在土耳其历史上,“改革”二字并不新鲜,晚期奥斯曼帝国就改革了122年(1792-1914),是整个亚非拉地区坚持西化改革时间最长的。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每次改革都要坚持两点不变:对素丹的忠诚不变,宫廷是帝国权力中不变,其他各个领域都改革了,结果呢,帝国一天不如一天。凯末尔的改革其实简单,先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其他方面。这就是凯末尔经验。我们要向凯末尔学习吗?凯末尔的改革,目标是走向现代文明社会。作为必要手段之一,改革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催生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造就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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