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指出，所谓“某某国家治下的和平，绝不是指真正独霸全球，而只能是相对而言，其势力所及总有一个范围”。因此，大国的兴衰直接取决于它周边地区控制力和影响力。有研究则认为，国家获得霸权就意味着它获得了最大安全保障，而由于巨大水体阻隔，使得国家获得全球霸权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国家首要选择是谋取在本地区霸权，从而获得最大的安全。因此，研究大国外部安全环境，离不开考察它对周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提升或减弱。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本地区秩序的议程制定中更为主动，同时来自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外部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中国积极的对外战略姿态，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它们越来越相信某些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是确有其事的事情，其中在东南亚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菲律宾企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黄岩岛。在此次“黄岩岛事件”中，中国一反常态，选择较为积极战略手段来应对菲律宾又一次对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的侵占。中国与相关国家展开针锋相对的高强度博弈，甚至发生了军舰相互对峙的事件。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菲律宾、越南)在南海海洋权益归属问题上矛盾日趋尖锐是有着较为深刻的现实背景。在国际层面上，美国高调声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且把它的全球战略部署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层面上，中美权力开始发生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权力的开始移位，那些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海洋权益实施侵占的东南亚国家，构成巨大的心理和体系压力。在国内层面上，随着中国民众民族自豪感的增强和新一代精明强干的中国领导人走入历史的前台，使得中国对外战略，由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变成了十八大后的有所作为。同时，美国从2010年以来，强势介入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来，并与中国在南海有海洋权益争端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深化政治和经济、军事合作，甚至有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与美国结成政治和军事联盟。这些东南亚国家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保住或扩大它们在南海，非法侵占的中国合法海洋权益。在此背景下，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逐渐升级，并演变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前哨战。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为维护中国在南海合法权益和可能在此过程中，遇到美国政治或军事干涉，进行了充分的战略准备（包括进行国内动员的准备），以此在战略上威慑美国和那些与中国存在着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以此来保障中国南海战略的实现。中美在南海战略博弈已经拉开了序幕，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普通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现在已演变成了中美在东南亚地区争夺战略主导权的战略之争。那么，中国如何进行国内动员，以回击美国在南海地区政治和军事介入？中国进行国内动员因素和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又是什么？本文将回答这些问题，并研究和探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面临单极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民意压力，以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时进行国内动员的过程。
一、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战略转变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有着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普遍倾向。因此，国家在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谋求相对较多的权力来保障自身安全，是国家最理性的选择。尤其是，本国自身固有领土和领海、海洋专属经济区是国家权力最基本和合法来源，也是国家维护其安全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这种对国家权力和安全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也是国家大战略最基本的任务。在大国博弈中，要实现国家大战略最基本的目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国家大战略指导下，在国内实行规模不等的动员和整合资源，以此来实现国家大战略目标。特别是，国家遇到战争或潜在战争威胁，以及国家之间冲突升级时，有效国内动员对于消除来自外部威胁和实现国家大战略的目标。这种战略行为模式已经深深影响到各大国的战略行为之中去，而理解大国的战略，就必须探究大国在国内进行战略动员的逻辑。中国在南海战略改变与之相应地中国在国内进行动员，为什么会2010年之后正式开始进行？此前中国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而没有进行这样的国内动员来威慑美国和尽快解决中国在南海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在这一时期面临国内外压力，从国内和国际，以及领导人，这三个层面上研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国内动员的主要战略考量是什么？
（一）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
沃尔兹（KennethN.Waltz）认为，各国紧密相连，某国一旦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它自己将处在非常不利劣势上，这一切将会使国家趋同。而国家面对战争和严重危机时进行的国家动员，被认为是国家应对危机最有效战略手段，也是各国应对危机的首选战略手段。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选择，直接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重压力作用的影响，而前者又会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取向，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作用。中国在南海战略的转变，并因此在国内实施战略动员，来自外部最主要的动力是美国高调介入事务，以及一些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纠纷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它们加速进行对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的侵占。特别是，美国宣布要介入南海事务之后，这些东南亚国家更加有恃无恐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海洋权益进行非法侵占。2012年所发生的菲律宾企图强占中国在南海的固有领土黄岩岛，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高潮。面对急速升温的南海问题，中国被迫在南海问题上开始战略转变。简言之，中国受到的国际体系压力，主要是美国前所未有的介入南海事务，以及美国拉拢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争端一些东南亚国家组成遏制中国的准政治和军事同盟。
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强了对南海事务政治和军事介入的力度。美国对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的纠纷，由过去的中立转变为现在积极介入（美国在南海海洋权益纠纷中，并且明显的偏袒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达到美国在南海方向上，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处理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南海海洋权益问题争端中变得异常谨慎。其导致直接后果是与中国在南海存在海洋权益纠纷一些东南亚国家，主要是菲律宾和越南，继续变本加厉窃取中国在南海合法的海洋权益。而奥巴马政府通过支持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达到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的目的。同时，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的实现，美国大幅增加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援助额度，进一步加强与菲律宾和越南军事合作关系，并且积极拉拢马来西亚和印尼纳入到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体系中来，从而达到美国在南海方向上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为了迅速达到这一战略目的，美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互动频繁，在“黄岩岛事件”发生的前一年，2011年6月13日，越南在冷战后罕见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军演，次日美国与东盟六国联合军演，28日美菲军演，7月9日美日澳联合军演，15日美越军演，仅仅两个月之内，美国联合它的盟国和与中国存在着海洋纠纷的东南亚国家，上演五场针对中国为假想敌的五次军演，其频度之高，为冷战之后所罕见。而美国在南海这些举措，打破了从冷战后美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因此，美国在南海这些战略举措，可以看做是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一种正常的战略反应。换言之，美国强势介入南海海洋权益争端，这种战略行为是基于美国权力相对衰落与中国权力相对增长战略判断，美国在东南亚霸权和全球霸权，都会受到中国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国这种极度战略焦虑，使美国做出了利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来拉拢那些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权益纠纷的国家，共同在东南亚地区组成一个反对和牵制中国力量的联盟。在美国全球战略层面上，这是针对中国国力快速增长，将来可能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战略应对。而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战略层面上，是为了巩固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霸权地位。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动，有些事它们鼓励国家去做，有些事则它们（体系原则）鼓励国家别去做。因为各国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共处，它们去做任何它们想做的蠢事，但是它们很可能顺应结构的压力行为而受到奖励，也会因反其道而行之而遭到处罚。例如，在2002年—2010年之间，中国领导人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选择了退让和规避的战略，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战略目的(维持南海现状)，反而让更多的中国合法海洋权益被一些东南亚国家所蚕食。在2012年“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新的领导人开始逐步调整中国的南海战略，一改过去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退让和规避战略。
（二）来自国内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逼迫之下，使中国国内民众和社会舆论给领导人压力日益增大。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时，受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有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和政治参与程度高低存在着正相关性。这种政治广泛参与，使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在制定任何国家对外战略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双重压力下，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在制定新的南海战略过程中，呈现出双向博弈的表征。
近年来，美国加大对南海事务介入的力度，从而加剧了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烈度。2012年4至5月间所爆发的“黄岩岛事件”，就是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白热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黄岩岛事件”爆发期间，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微博、社交网站、网络电子出版物）都给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施加非常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海洋权益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卫。由此，中国在南海战略开始逐步调整：2012年6月21日中国设立了三沙市，以便对南沙群岛实施更有效的行政管理；2012年7月19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复广州军区批复，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主要负责三沙市辖区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协调军地关系，担负城市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等。从而正式结束了中国在南海地区，有海无防的局面。
再进一步地讲，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之后不久，又在通过国内立法把南中国海改名为“菲律宾海”，以此来宣誓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此外，越南在中国的西沙海域干扰中国正常的海洋石油勘探作业，并且在2014年5月13日发生了“反华大游行”，在这次游行中，中国在越南合法投资项目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华人在越南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严重的威胁和损失。菲律宾和越南这一系列反华举动，引起了中国民众和新媒体的强烈愤怒，这也直接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对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重新调整战略的倾向。此后，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态度日趋强硬，而在实际战略行动层面上，中国也表现出比过去更为积极，例如，中国对南海石油资源开发和勘探相对于以往更为积极；中国海监船也在南海海域实现常态化的执勤和巡行；中国还在努力收复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仁爱礁。从这些中国在南海战略行为来看，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调整中国原有的南海战略。而这种调整，已经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受到外部压力而进行国家战略调整。同时，也受到国内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这种压力所起到不再是微不足道的作用，而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做国家战略决策时，不得不考虑重大因素之一，这种因素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诉求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洪流，使得中国领导人坚定的相信，中国在南海战略的调整是顺应的民心善政。因此，在这种民意基础之下，会持续推动中国领导人在南海问题上，重新进行战略调整和部署。同时，由于越南和菲律宾政府持续奉行联美反华战略，并在其国内大肆煽动民众反华情绪，使得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地区低烈度的摩擦和对抗，将会成为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新常态。再加上，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和多元化，中国民意和社会舆论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决策层在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影响力逐渐增加。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尤其是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时，更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和感受。而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蓬勃发展为民意表达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中国领导人也更容易了解到民众诉求。因此，民意的因素给中国对外战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战制定过程中，呈现出内外因素交织的状态。今天的中国对外战略是由多种因素构成，而非像以往一样，只是受到领导人个人意志和外部压力所主导。因此，中国对外战略在制定过程中，需要兼顾更多国内各方的利益，国家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制约，而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因素对国家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影响是日趋增加，尤其是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长期以来，中国民意和社会舆论希望领导人和政府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采取更为有效地南海战略，从而彻底改变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海地区非法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局面，而美国高调介入加大力度南海事务，也刺激了中国民意对既有的中国南海战略进行调整的要求，给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进而成为推动中国南海战略进行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精明强干的新一代领导人
在2013年中国政府新老更替正式完成，而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也随之顺利完成。相对而言，以习近平为核心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更加奋发进取、有所作为。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执政伊始就提出中国梦这一理念，以此来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反映在对外战略层面上，这一理念追求的是与中国国力提升相比配的国际地位。全面地看，这是一种奋发有为的对外战略，其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且积极推动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进而构建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第二，积极部署和落实中国对周边新的对外战略，进而摆脱过去一段时间来，中国外交处处被动和疲于应付的局面。2013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对中国对周边的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在对周边外交战略中，要以国家维护主权和安全为外交战略第一目标，以此扭转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处处被动的局面。在此次座谈会结束之后，中国政府积极部署和落实在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中国对周边外交新的战略。第三，在十八大以后，中国适时调整了自己在南海战略。菲律宾企图非法侵占黄岩岛图谋被中国挫败后，中国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派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这片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进而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实现有效控制和管理，有效宣誓了中国对南沙群岛所拥有的主权，并且实现中国在南海战略的重大转变。同时，中国也对属于自己在南海海域自然资源进行了积极开发，再也不像过去一样为了维护中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的形象对南海自然资源开发持谨慎态度。这样既保护了中国在南海合法利益不受其他国家的蓄意侵害，又确认了中国在南海地区具有实际存在。中国在南海战略的转变，取得丰厚战略回报，中国不仅巩固了在南海控制已有的海域和岛礁，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力图收复被其他东南亚国家非法侵占南海地区的海域和岛礁。有研究指出，领导人引导民众，使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给于完全支持，进而达到国家预期政策目标。当代国家，随着民众参与政治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国家所塑造出的某种特定道德价值取向，对民众支持国家动员和相关制度安排，以及激发民众的潜能去支持实现国家大战略的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执政以后，积极调整南海战略，并且通过引导民众，使得民众对中国政府调整南海战略给于完全的支持，从而使中国政府顺利在国内进行了小规模动员，以应对美国在南海的战略挑战。这一战略举措不再是委曲求全的传统战略理念，而是相对于过去更加奋发进取、有所作为国家战略理念。
二、中国国内动员与解决南海海洋权益争夺
一个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是由社会经济资源作为基本依托。而这种动员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不同而异，其在国内实施动员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中美相对权力开始逆转的条件下，中国在南海方向实施低强度国家动员，意在威慑美国、日本等，南海地区地外大国，对南海地区事务的政治和军事干涉，从而使中国在解决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变量目的。
（一）低强度的动员与威慑
国家动员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利用全国性总动员的战略手段，而使法国可以对欧洲各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并成就了拿破仑的赫赫战功。此后，国家在国内进行全面动员，成为国家在应对重要安全威胁时，最有效的战略手段。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大国都把国内战略动员，当成是打赢战争，实现国家战略和政治的目标最佳战略手段。
有研究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已经深刻改变了大国之间博弈的行为，换言之，大国之间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很低，当代大国之间的博弈呈现出特征是低强度竞争。在这样地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了一个相对低强度对抗的时代。因此，像拿破仑战争或一战、二战，那样的国家全面国内动员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这也不是说，国内动员成为战略史的化石，而是说在当代大国之间博弈中，国家实施国内战略动员国在规模和强度已经大为降低。实际上，在当代大国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也经常使用低强度国内动员这种战略手段。尤其是在当代大国之间博弈中，其中实力较弱的一方运用低强度国家动员战略手段，来威慑强大敌人和达成自己战略目标是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由于美国公开的介入，使得中国在南海地区相对权力明显下降，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造成了很大地困难。同时，这也使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并且影响到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有研究指出，国家战略行为受到其主观战略判断影响，因此，中国在南海方向上实施低强度的国家动员来威慑美国，是基于中国对南海形势日趋复杂化的战略判断而做出的战略回应。那么这种低强度国内动员，有什么新的特点？其是否可以达到预想的战略目的？
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只是中美在全球博弈中的一部分。国家在不同国际体系中所受到压力不尽相同，其所运用战略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兰德尔•施韦勒（RandellL.Schweller）研究指出，国家对外部威胁反应和相应所采取的战略行为，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对外部威胁认识是否统一，统治集团是否可以有效控制国家，统治集团和民众对外部威胁认识是否一致。照此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就不能理解，中国在应对中美在南海博弈的时候，调整其南海战略。就中国而言，当前中美在南海博弈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政治和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对中国国家能源和海上通道安全也构成了长期和严重威胁。但是，中美在南海博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它又是今后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中美在南海博弈也会严重影响到正在构建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甚至在博弈白热化时会引发中美之间全面的战略对抗。从这方面来看，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也是中美在全球博弈中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上，美国采取了多种战略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单级体系压力作用下，促使了中国政府在国内进行了低强度的动员，以应对来自外界这种体系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也在采取积极反制措施反制美国对中国遏制战略。第一，中国推出了一路一带战略，以实现中国与整个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使得中国周边国家从中国崛起中得到实际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使中国得以突破美国为遏制中国所精心构建的C型战略包围圈。第二，自从“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积极派遣海监船和海警船对南海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和执法，对南海海域和岛礁加强了实际管控，从法理上再次确认中国对南海海域和岛礁永远不可争辩的主权，杜绝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依据。第三，当美国开始对南海事务大规模介入时，使得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升级，迫使中国进行了低强度国内战略动员，来回击美国，进而实现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国际单级体系压力迫使迅速崛起的中国，积极寻找应对这种体系压力的国家大战略。在具体战略措施上，特别是，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积极调整了南海战略，一举扭转了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被动态势，第一次获得在南海海洋权益争端中的主动权。因此，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中国以低强度国家动员来回击美国对南海事务进一步干涉仍然是有效和适用的。
（二）动员的制度安排与国家的战略目标
王逸舟研究指出，中国的军事、经贸、外交、文化实力，统筹设计和经营南海有关部门的见解完全不同。在王逸舟看来，过去(2012年以前)中国在南海战略，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而导致中国在国内无法进行有效动员和整合国家资源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作为中国南海战略进行调整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其在推行这项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通过某种制度上安排，在国内进行动员和资源整合，以确保这项战略成功地实施。中国新的南海战略若想达到它预期战略目标，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迫切性，因而在执政伊始，就对制度安排做出了相应地调整。第一，在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在制度安排上，有利于中国在应对来自外来安全威胁（包括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时，可以更加有效实施国内动员和战略资源吸取。第二，重组国家海洋局，将过去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海洋发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执法，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这次在制度上的重新安排，一改过去长期以来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分散，重复检查、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执法效能不高，维权能力不足。使得中国海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海上执法力量整合和动员、统一调度、效率都得到明显增强。第三，中国版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也在构建之中。2014年12月25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的意见》，要求各级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军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不断增强组织指挥部队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解放军新型联合指挥作战指挥机构的建立，将大大提升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和军事动员效率，从而为实现中国在南海进行战略调整和相应军事动员，提供有力军事制度安排上的保障。
简言之，中国为了调整在南海战略和回击美国在南海可能的大规模介入，中国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以配合中国南海战略调整。
三、结语
当前南海局势日益紧张，一些东南亚国家不断非法侵害和蚕食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等国家安全老议题依然存在，而美国在不断加大力度介入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等新的安全议题又日趋严重。中国面对这些层出不穷新老国家安全议题，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解决这些安全议题的难度。中国应对和处理这些复杂安全议题的时候，需要审慎而创新性的战略。战略评估可知，中国在南海战略最理想状态是，通过国内动员来回击和阻止美国对南海事务介入。这种战略是以中国国内动员为基础，以展现中国在捍卫国家领土、领海、海洋专属经济区等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以避免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为政治目标，来达到在没有域外大国（美国）干涉下，由中国和南海地区当事国双方自主解决南海海洋权益的战略目标。中美关系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如果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南海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并且，中国一路一带战略布局上，就可以形成一路和一带齐头并进、两翼齐飞的有利的战略态势。中国的崛起速度也会超过预期。中国国内动员和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调整，使得美国在南海地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迫使美国承认中国在南海地区拥有“部分主权”。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国内动员和其相关制度安排，并积极引导民众树立新的南海战略观，使国内动员发挥最大的潜能，给美国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从而使美国回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道路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