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林:社会工作的南北两派

——考试失败、制造疯人与空间隐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7 次 更新时间:2016-09-17 0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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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林  

  

   赵万林,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

  

   社会工作专业的构成其实是一支异质性高却认同于相同知识典范、任务使命的人士与团体所组成,但在两位开创元老巨擘Addams与Richmond以其不同的干预焦点造就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后势,但也埋下了专业发展的二元论辩论与挣扎,例如生理相对于心灵、巨视与微视、心理学相对于社会学。(Simon,1994;宋丽玉等,2002)

  

   社会工作自发端处就具有的这两种不同干预焦点或取向,在中国大陆大致上体现为南北两个地域之间的分殊。将社会工作分为南北两派,并不意味着这种划分完全遵照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划界。换言之,虽然有的社会工作学者、教育者和实务者生活或工作在北方,但其对社会工作使命任务和发展路径的理解与判断仍然可能属于南方派,反之,南方的从业者也并非必然是本文所说的那种南方派。另外,提及派别,我们往往会将其与学派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但是,这里要澄清的是,本文所提及的无论是南方派还是北方派迄今可能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它所反映的只是当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取向。而本文之所以将其划分为北方派与南方派,主要依据是此两种取向所依托的主要据点——中国大陆当前两所最有典型意义的高校。之所以选择高校,一是因为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教育先行”(史柏年)以及“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王思斌),高校及高校教师对于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二是因为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为何我认识的那个很厉害的研究生没有考上南方某高校”(该生在北方某高校就读社工本科)。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工作学子基于有限观察而得来的一个感受,事实上是否存在着南北的派别之分,或者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则视各自的经验而定。

  

   南方派与北方派基本上都认同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但二者对于社会工作之社会控制功能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的判断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南方派认同社会工作属于民间发育的自主力量,其追求一个能动社会的形成,主张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应当摆脱功能主义取向的修修补补,召唤社会学的想象力,开展整合的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不只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促进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的能力建设与发展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在社会工作(社会)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南方派保持着非常高的敏感度,也正因为如此,南方派对于政府购买服务始终保留着一份谨慎。除此之外,与北方派公开承认社会控制是社会工作的衍生功能不太一样,南方派由于更偏向于积极的(radical)社会工作理念,其对于社会工作的社会控制功能持有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北方派认为社会转型伴随着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出现,需要社会工作出面来协助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而这也恰好迎合了政府对于处理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因此其对于社会工作发展的预期是一种“上行路线”,即借助行政力量的帮助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社会工作嵌入到原有体制之中而得以发展。对于社会工作的控制功能,北方派认为这是社会工作的衍生功能,也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但要求社会工作者在结构的制约下发挥行动者的能动性,讲究策略与技巧以应对结构的制约,北方派乐观地相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增量,最后会推动行政力量的社工化,而且,随着增量的累积,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不断扩大。在南方派与北方派之间,目前由北方派掌握着主流话语。

  

   概而言之,南方派与北方派,一个代表了积极的社会工作取向,一个代表了保守的社会工作取向。为何形成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分殊?为何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二元论辩论与挣扎在中国大陆形成了这样一种空间上的隐喻?或许,首先,从地缘上就可以得到部分解释。北方派的主要据点(某高校)靠近真正的权力中心,跟权力中心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紧密,这样一来,就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北方派更能发挥所谓的“政策影响”功能,说服权力支持社会工作(且北方派对社会工作持有的一套话语结构更有利于得到权力的支持);权力中心可以更为方便地对这个“新事物”进行监管和控制,相对来说不会产生更多的顾虑和“恐惧”(本文并非没考虑到权力中心更为谨慎这一现实,而是认为,对于权力来说,社会工作并不会直接带来某种威胁,尤其是在北方派的社会工作论述中)。而南方派在地缘上虽然没有北方派那样靠近权力中心,但是却毗邻港台。香港的社会工作受到欧洲更多的影响,与美国偏实证取向不同,欧洲的社会工作体现为更多的积极性,而台湾“大社会”的现实势必会影响其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是在港台的影响下,南方派更容易接受积极社会工作的理念。其次,必须说明的是,南方派并不只是被动地去接受港台和欧洲的影响,其走向积极的社会工作还根源于南方在地的情况。在工业化的浪潮下,有许多农民工涌入到南方那些开放较早的城市,作为劳工,农民工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劳资冲突频繁,甚至出现了诸多因劳资冲突产生的悲剧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因此,在这些城市,较早出现了一些专为劳工提供维权和服务的NGO。涉及到劳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务操作,都会表现出与积极社会工作之间的亲和性,因为其会涉及到劳工、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多重博弈。(当然,劳工社会工作与所谓的企业社会工作或EAP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而,劳工工作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方派的积极品格。

  

   南方派与北方派的划分虽然以其主要据点为依据,但从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划界去理解,大致又不会出现太大的差错,这是因为,南方派与北方派各自以其据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一定范围的“文化圈子”(可能存在地理边界,尚待考证),在各自的圈子内,成员对社会工作使命任务的理解及其实现路径有着相似的理解,虽然在细节上存在差别,但两个派别之间的边界仍然比较清晰。这样就又可能带来一些后果,比如本文的问题意识——“为什么那个厉害的学生没有考上南方某高校”——该高校即为南方派的据点;又比如生活、学习或工作在北方的南方派遭受着怎样的边缘化待遇甚至排斥,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他如何成为了一个异端,或是一个疯人?

  

   2016年9月15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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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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