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9 次 更新时间:2016-09-02 17: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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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  

   摘要: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本文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

   关键词:  公民身份 共和主义 免于支配的自由 品德 人权保护

  

   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自由主义一直将基本义务视为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及对基本权利的最强侵害,[①]其特征是敌意、怀疑和防御。立基于公民身份,共和主义认为义务是对人权的保护,其特征是效忠、信任和热爱。资格、品德和参与勾勒出共和主义下的个体形象,安全而非伤害提供了重新理解基本义务宪法属性的思想背景。

  

   一、一种公民身份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是一种基于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身份而产生的职责。这种公共身份的主旨并非参与,而是自主和对共同善的奉献。不同于传统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共和主义的自由是第三种自由,从属于无支配的自由,而非免于干涉的自由。

   自由的反义词是奴役,无支配的自由是一种摆脱奴役的状态。这一自由观来源于古罗马,是欧陆民法精神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初体现在西塞罗的思想中。该思想将自由视为把公民和奴隶区别开来的一种身份,即不必生活在主人权力之下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不是原子基础主义的,而是基于共同善,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罗马法规定,只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个人即自由民才可享有权利,外邦人和奴隶缺乏法律人格。《查士丁尼汇编》开篇题为“人之身份”,公民联合体内部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是把享有身份的人,或曰“自由人”,与生活在奴役状态中的人区分开来。该汇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之身份法的主要区分是,人要么自由,要么奴隶。人皆如此。”“自由人皆享有自由,乃是因为他们处于‘自己的权力之中’,而非处于‘他人的权力之下’。相反,奴隶丧失自由,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位主人的权力之下’,从而受制于主人,或曰专断意志。”[②]

   何谓共同善?共同善是指共同事业,可译为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罗马作家认为:“只有当法律和政治的安排能够保障政府将不得不关注共同善(common good),公民才能享有这种地位。”[③]虽然这一精神是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思想观念的继承,但主要是在古罗马共和制度诞生的。在其漫长的发展传统中,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卢梭、洛克成为其代表人物。马基亚维利热切赞同古罗马这一传统,认为自由等同于不受支配;“无支配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以共同善为导向之政制中的成员身份才能获得;这样一种政制具有法治、分权、阶级代表等罗马制度的特征”。[④]洛克是共和主义自由观的极佳代表,他在《政府论》(下篇)专辟“论奴役”,认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和自然法之下”“谁都不能以协定方式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即支配自己的生命的权力,交给另一个人”。[⑤]强调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决定了基本义务的宪法品质。

   无支配的自由既有别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也不同于柏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与霍布斯阐述的免于干涉的自由亦有本质区别。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是积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表现为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义务的积极履行,“这种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权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个人独立。” [⑥]义务具备公共属性,无论税收还是服兵役都属于公共事务。税收是增加公共财政,负兵役是维护国家安全。积极自由的核心价值是参与,与共和主义免于支配的自由有着本质区别。

   柏林在贡斯当的基础上发展了著名的二分自由,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消极自由是一种摆脱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自由。[⑦]在无支配的自由观看来,这种自由的叙事方式维持着一种古老的乡愁,延续着贡斯当对自由的想象。即以雅典人的公共生活为模式,将前现代人的自由想象为关注民主的成员身份、参与以及由这些归属带来的满足感。现代人的自由关注个人主义的社会,他们放弃了公共参与的理想,在此领域中个体可以随心所欲,个人保护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柏林将自由立于希望和恐惧之上,[⑧]表现在基本义务的履行上,公民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同时,始终在情感上持有警惕和抗拒。

   霍布斯的自由观属于无干涉的自由。物理学给予其灵感,通过对运动着的物体的观察,霍布斯发现阻挡物体前进的是障碍,排除障碍物体就可获得前行的自由。他说,“本义上的自由”仅仅是“物理的自由”,是物体不受外在物理妨碍而运动的自由。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霍布斯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对自由的妨碍和威胁,但是,只要法律受到了制约,遵守这些法律就不妨碍自由。他的推理依循于这一逻辑,所有的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害,纯粹意义上的自由只存在于法律的沉默之处,只有在法律没有触及的地方才存有自由,“即法不禁止即自由”。共和制下的公民并不比君主制下的臣民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同样生活在法律的干涉之下;反之,在君主制国家,臣民在没有完全受到法律强制下是自由的。[⑨]这是典型的臣民自由,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当时的学者们认为“霍布斯一心鼓吹的那种绝对归顺的形式,将导致一种彻头彻尾的束缚和奴役状态。”[⑩]

   霍布斯提出了租税对价说,也可称为“租税债务说”,认为租税是对政府所行政务之交换的对价。公平征税属于平等正义的范畴,税收的公平不依赖于财富的平等,而依赖于每人由于受到国家保卫而对国家所负的债务。[11]霍布斯认为义务是与个体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维护个体生命、财产和安全的代价。义务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国家保卫个体安全,个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纳税还是服兵役,其目的是使每一个人各安生计,因而是正义的,税收不过是个人因享受国家保护所负之债。“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鉴于每一个人由此得到的利益是得以安生……而生命则无分贫富一律珍视;所以贫者对于保卫他的生命的人所负的债便和富人所负于这种保卫者的相等”。[12]霍布斯的“租税债务说”带有典型的社会契约特征。但是,无论对价还是债务,虽然都不乏公平和正义,依然不脱消极和被动属性。义务的履行既非基于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也非公民品德,其所谓的“个体安全维护”带有强烈的恐惧色彩。这与《利维坦》的主旨、霍布斯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契约的心理假设完全一致,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说明支撑霍布斯义务观的心理基础是恐惧和仇恨。昆廷.斯金纳持类似观点,认为霍布斯“将国家视为一股威慑性的、同时也是保护性的力量。”[13]霍布斯善于用视觉表达观念,在一幅画中,“图中的民众崇敬地仰望着他们的主权者,这份崇敬属于那些能够镇压住分裂势力,为臣民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使之得以生活在繁荣与和平之中的人。”[14]

  

   二、伤害与安全

   自由主义认为义务是国家对个体权利的残忍剥夺,共和主义认为基本义务的履行是为了个体安全和幸福,而非是对自由、财产和安全的伤害。主人而非奴隶和仆役使个体乐意为国分忧,这种甘之如饴的奉献精神就是公民品德。

   传统观点认为,共和仅限于政体上的民选而非世袭、限任制而非终身任职,这只是共和观念的一部分,即民主和参与。虽然民主参与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并非共和主义的根本和重要价值。共和观念的核心是免于支配,摆脱奴役,被称为“自由之前的自由”。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以下几方面形成重要区别:1.自由主义奉行无干涉的自由,共和主义坚持无支配的自由。2.自由主义的个人从属于自然状态下,是原子式的、分散和孤立的个体,共和主义之下的公民是政治社会的主体。3. 自由主义之下的个人具备自利品质,共和主义的公民要求美德 4. 自由主义对法律的实质价值没有要求,只要求法律具有形式正当性,共和主义要求“良法”或“善法”,追求实质正当。 5. 自由主义之下的个人对国家保持永远的警惕,共和主义要求公民服从国家。6. 自由主义对待国家悲观,是一种消极的不信任,共和主义乐观对待国家。7. 自由主义要求国家是一个“小政府”,共和主义赞同一种更大的国家权力。简言之,但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公民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自然自由。

   自由主义认为义务是国家是对自由的干涉。这种伤害论和干涉论一直主宰着基本义务的叙说方式,成为强制义务观的主要版本。在自由主义看来,通过征收赋税和实施强制性的法律,政府就是对人们生活的干涉。戴雪偿言:“和平意味着较轻的赋税,而战争自然意味着沉重的赋税,但是重税,不论其是否正当(一般来说是正当的),永远都意味着要缩减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能力。这是对他的自由的侵犯,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十分正当的干涉。”[15]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义务观,它将义务视为对个人的伤害和行动能力的缩减,由此构成了自由主义法治的中心,以及对国家的永恒警惕。“共和主义者拒绝将法律限制自由的方式等同于暴徒或窃贼的方式”,[16]而是认为“如果共和国是合法地强制公民、向其征收赋税甚至把他们投进监狱,它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自由。”[17]洛克说道:“如果(法律)仅仅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堕入泥淖和悬崖,那么就不应当被称为限制”。[18]

   “对有德行的代表的信念正来自于公民(德性)的乐观主义。”[19]麦迪逊在起草宪法时说道:“我遵循有德性和理智的人民选举有德性和智慧的人这一伟大的共和主义原则。”[20]对国家的热爱和信任使共和主义将义务视为对个体自由和安全的保障,而非剥夺和伤害。罗马是一种区分主人和奴隶的政体形式,这种政体的精神实质是品德。“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21]这是孟德斯鸠对各种政体精神实质的精辟概括。严复在译介《法意》之时将其凝练为“共和之精神在德,君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22]各种政体不仅有其内在的精神实质,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公民德行。卢梭说道:“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样子。”[23]孟德斯鸠认为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在君主国里,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应该是荣誉;在共和国里。应该是品德;在专制国里,应该是恐怖。”[24]何为“品德”?此处的品德是一种公德,而非私德;是公共领域中的个人道德,而非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品德;是利他的政治道德,而非自利的私人道德。简言之,就是爱祖国。“我应该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因此,我把爱祖国、爱平等叫做政治的品德。”[25]“善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具有政治品德。“他是爱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人;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爱他的国家的法律。”[26]品德不仅是共和政体的精神实质,还是平民政治必不可少的动力,因为义务是对个体的伤害和侵犯,反而是个体安全和快乐的保险。

孟德斯鸠提出租税保险说,认为租税是人民因生命财产上受国家保护之利益所付之报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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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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