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重启共和:现代早期共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2 次 更新时间:2021-06-16 16:26:45

进入专题: 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   民族国家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审视西方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史,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共和主义的复兴。共和主义在中世纪并不是政治致思的核心理念,它之所以能够从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重回政治致思现场,是因为兴起中的民族国家需要政治理论支持。在自由主义成为现代国家的规范政治哲学之前,共和主义就扮演了为现代民族国家兴起提供正当化支持的理论角色。这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哲学在古代向现代过渡时期重回政治世界的最好机缘。现代早期共和主义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支持,一直成为当代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争夺现代建国正当化理论首席位置的历史依据。其实,只有在自由主义出场之后,共和主义才真正落定了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目标。除此之外,共和主义很难成为独立支撑现代建国的理论支柱。

   关键词:现代早期;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族国家

  

   从现代国家建构史来看,在诸政治理论中,共和主义先拔头筹,成为现代建国的核心理念。由于近期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流发展,使得这一思想局面具有了需要解析的新意蕴。从当代政治思想史视角看,在冷战时期,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凸显。冷战降温及结束后,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外部敌人的批判暂告一段落。在此情形中,长期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同盟的共和主义,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内部清算。因此,厘清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与现代建国的关联,成为政治思想的前沿话题。从历史维度看,现代发展经历了从现代早期到成熟现代、极度现代的演进,共和主义对国家建构解释权的争夺、对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兴起关联性的区隔,成为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何种主导思想的政治理论争执焦点。

   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世界,主要是由共和主义思想家所主导。从现代政治学的开端者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1469—1527)算起,到英国现代建国思想的重要阐释者哈林顿(1611—1677),法国现代建国的重要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美国开国领袖杰斐逊(1743—1826)、麦迪逊(1751—1836),都是共和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这几乎将现代建国进程中的重要国度都囊括其中。审视这些共和主义思想家的起承转合关系,可以发现一条共和主义与现代早期建国的吻合关系:马基雅维里开创现代建国的端绪,就承接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并将之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共和主义且作为建国的主导思想。哈林顿既反对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也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共和建国,甚至直追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共和传统,认同马基雅维里的共和理念,拒斥霍布斯的《利维坦》。自由、财产、均势、法治,构成了论述共和国的基本主题。如果说这两人的共和主义论述,还主要聚焦于政治实践世界的国家建构理念的话,那么,共和主义在法国的现代建国进程中,获得了最为成熟的理论形式:孟德斯鸠提出了宪政共和主义的理论,卢梭提出了民主共和主义的理论。这对美国现代建国的共和主义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形成了相互拮抗的共和主义两大支脉。

   何以共和主义引领现代建国的政治思想风潮呢?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

   一、共和主义如何重回政治现场

   在早期现代建国的进程中,共和主义重回政治现场,但并不是独领风骚。在与共和主义竞争的政治理论中,君主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民主主义交替出场,最终共和主义提供了绵延长久而主导整个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史主线。所谓“现代早期”(the early modern), 就是传统与现代交替之际的那个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现代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现代轮廓已经非常清楚了,但人们阐述现代常常借助传统的资源。因此,人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传统之中,殊不知他们已经为人类探索出一条现代道路。从时间上讲,这个时期大致在16—17世纪。一方面,我们头脑里冒出共和主义这个概念时,感到很熟悉、很亲切。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共和主义。亚当斯在其三卷本的《共和主义》一书中似乎也没讲清楚什么是共和主义。究其原因,共和主义包含了古代追求伟大政治的理想,又包含了现代建国的初始设计。这就意味着共和主义被充填进太多的内容,需要经过一番条分缕析的工作,才能明其究竟。另一方面,在现代早期,共和主义混合了三重因素,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因素。这还只是共和主义思想史的显线索。至于共和主义思想史的隐线索,则是中世纪带来的一些为古希腊、罗马不可能理解和接受,或者不需要的政治理念,主导了人们对中世纪后期政治和国家问题的思考。譬如,个人面对教会、王权或国家怎么办?这实际上是共和主义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现代共和主义阵营很少有人重视个人主义,大多数共和主义者认定的是一种集体自由。中世纪复杂的因素楔入了整个政治建构以后,不仅带来了个人和国家关系的改变,而且“双剑论”的争论让教权与王权互争高下之余,开启了共和、宪政之思。在马基雅维里抨击基督教的时候,他已经自觉地在隐线索的作用下张扬了一条高扬王权、贬抑教权的中世纪思路。人们熟知的“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显示出教权与王权的分流而治,但“双剑论”的最后结局却是“政教合一”合一于政。

   这个思路楔入现代早期的国家建构进程,就使得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的纠缠变得复杂起来。提及这个纠缠,当然不是发怀思古之幽情,而是试图从中获得现代起源的信息:马基雅维里想通过古罗马的思想,尤其是他在政治上对人文主义的明确拒斥、对西塞罗的蔑视,呈现出现代建国的独特政治问题。马基雅维里之所以被认为是古今共和主义分界的标志性人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理由。

   这就使得现代早期政治理论的第三个三重交叠因素浮现出来了。人们努力挣脱的那个古典希图建构的现代究竟是什么?这很难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马基雅维里所吸取的古代共和主义思想资源,古罗马资源是显线索,中世纪资源是隐线索,但他希图建立的又是一个现代国家。因此,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智慧之间的强大张力,让人不敢贸然下出断语。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们对其的表达,似乎一直到孟德斯鸠都不是很清晰。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贡献很大,但通读《论法的精神》可以发现,其实他对三种权力的明确分界也是语焉不详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孟德斯鸠的观点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正式政体可以分为三种,它意在指出权力的三种形态而已。但如果人们把权力的三种形态理解为现代的三权分立,那可能是一种过度解读,因为权力的分立并不是现代立宪民主制度的核心,权力分立之后的制衡才是关键问题。在这点上,孟德斯鸠并没有把制衡体制说清楚。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司法权逐渐强大,三权的连环制衡体制才正式浮现出来。至此,从洛克到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制衡理论才付诸实践,现代国家的结构形态才完整呈现给世人,现代早期朦胧模糊而指向明确的政治理论结构特点也才清晰明确起来。

   由于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资源混生在一起,突兀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其在实践上表现出边际不清的特征。有人将现代早期的时限从中世纪晚期一直绵延到19世纪中期,但究竟何时是现代降生的相对准确时间,众说纷纭。中世纪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一个桥梁,中世纪的时段划分清楚了,现代的时间起点也就自然清晰地呈现了。但问题是,中世纪的时段从5世纪一直延续到16世纪,现代起源的时间显然不在16世纪,因为16世纪已经是传统与现代明确分流的世纪了。现代早期确定无疑地先于15世纪萌生,但那个时候,大时代上还属于中世纪。当教会改革完成以后,“政教合一”合一于教宣告终结,政教分离尘埃落定,现代就正式降生了。而这个时候,再去划分中世纪与现代的时间界限,意义似乎不大。历史学家裁断,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算整数就是1500年,这就为现代世界划出了准确的降生时间。戈德斯通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给出的现代早期的时间范围便是1500年至1850年。1848年的欧洲革命,被视为欧洲成熟现代浮现的标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开始受到社会主义的冲击,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代替了现代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混生,现代早期的时限含混性与现代早期的结构含混性,同时呈现在人们面前。

   笔者之所以指出现代早期的时间范围和结构特征,是为了解释现代兴起的便利,这不是一个规范的划分。从世界史范围来讲,1500年作为现代的起点,是一个世界史层面的界定,并不是基于现代发生史的解释需要。如果从现代发生史视角看,1215年英王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才是真实起点。很显然,何时是现代起点,不可能达成共识。

   以1215年作为现代的起点,同样是基于解释的方便。这样的便利,简单地说有两个:其一,由此确认立宪权力是世俗权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很多人不愿这样去解释《大宪章》,其实可能有遗珠之憾。中世纪权力博弈,是神权和人权的博弈,或者是以神的名义为依托的教会权力与同样以神的名义为依托的世俗王权之间的博弈,这就生成了一个对现代早期特别关键的结果,那就是拒斥“政教合一”合一于教的教权,而生成了一个“政教合一”合一于政的王权。这样,绝对王权理论出来了,并成为中世纪的政治遗产。现代早期生成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对现代挣脱传统具有重大贡献,但随之而起的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博弈,才正式拉开现代权力博弈的帷幕,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正是拉开这一帷幕的象征性事件。解释现代早期的独特政治形式无需重回罗马,不用借助塞涅卡开其端绪,更不需要由基督教门径切入——很多人讲,中世纪的政治论述都是非政治的,不把它这个至上的神的“盖子”给揭开,有什么政治可言?所以,伯恩斯在《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里特别强调当时的政治是一种扭曲的事物;萨拜因在他的《政治学说史》里也专门指出,中世纪实际上没有政治思想,如果非要承认它有政治思想,那就一定要把神这个“盖子”给揭开。总而言之,只有在封建论等形式下才能发现西方中世纪的“政治”论述。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人的行为并未被分为不同的部分,基督教本身是抵制任何性质分化的。分别从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人的行为,并不是中世纪人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未经分化的基督徒主张宗教不与政治分离,政治不与道德分离,诸如此类。最重要的是人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他的社会或道德行为。至少在公共领域中,他的行动不能以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任何规范来判断。这种整全性的观点,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名字,叫作“极权”的观点(虽然我们需要马上补充,这和极权主义的现代含义并无关系)。其二,可以在特定的因果关系中发现所需要的解释要素。当然有人可能会拒斥这样的做法,批评其为了解释方便,不惜把现代时限提前,以便挖掘一些世俗因素来为共和主义的现代激活寻找早期源头。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尽然是为了解释便利,因为人们在历史追溯中可以看到,英国的现代建国,终究是在告别共和主义、坐实自由主义之后,才成为自觉的现代国家。换言之,共和主义只有在接受了自由主义规训之后,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治理念。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尚不足以让共和主义成为独立的政治思潮。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古希腊传统中的二分方法一直主导人们对主客观世界诸事物的类型划分。凡是三分,很难确证。原因在于,这个世界的对应划分从来只能是“是vs不是”二分的。所谓三分,无疑是一个既包含“是”,又包含“不是”两种含义的含混说法。共和主义所谓“免于支配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免于干涉的自由”都是“免于”(free from)的自由,两者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不同自由,而不是两个类型的自由。从类型学上讲,“是”与“不是”是划分不同类型的基本根据,并因此形成两相对应的类型形式。西方政治哲学界对自由的划分,据说可以列出16个类型。严格地说,这不是对自由的类型划分,而是对自由具体形式的罗列。

在这个意义上,对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早期”作一个简单定义,就是以罗马共和主义为起点,借助于中世纪的隐性线索,为共和主义的现代激活且落定在自由主义平台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   民族国家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018.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