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 马慎萧: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6-05-17 1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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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   马慎萧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新变化。左翼学者将二者的关系解释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并不符合真实历史进程,而且极易引起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含混性和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误判。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接连出现又接连失败的两个独立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其“黄金年代”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并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资本积累体制,无论是倾向于产业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还是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方案,都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这充分体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其替代方案只能是社会主义。

   关 键 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化  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新变化,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并未经过严格和细致的讨论,从而不但未能准确说明这两个重大事项之间的关系,而且导致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含混性,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判断也将进入误区。因此,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这两个重大事项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一、新自由主义是表象,金融化是本质?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却并不充分。例如金融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戈拉德•A•爱泼斯坦虽然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并列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变革的三大进程,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①

   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关系进行明确考察的主要有美国每月评论派和法国学者杜梅尼尔和莱维等。每月评论派认为,金融化或“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而新自由主义则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象,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将其“垄断资本”的理论和方法“一以贯之”认为“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②在这一总看法的指导下,每月评论派认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及其在全球的扩张。对此,保罗•斯威齐提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的实质就是“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的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即“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约翰•福斯特继承并进一步强调了斯威齐的这一看法,他认为,金融化与滞胀存在共生关系,金融扩张成为滞胀的主要“修复手段”,而新自由主义应当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政策搭档”,为了顺应金融化导致的新要求,资本主义进行了新自由主义重构,甚至“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③。

   每月评论派对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看做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金融化即金融资本力量的相对上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而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金融化在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无独有偶,法国学者杜梅尼尔和莱维则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其与每月评论派相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旨在恢复“二战”后一度削弱的金融资本霸权力量的政策方案。他们“把新自由主义看做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上层统治阶级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这一上层统治阶级可以“称其为‘金融资本’即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他们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阶级关系模式颇为复杂,但“金融资本支配着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霸权这一术语说明金融资本上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④之所以说是金融霸权的“恢复”,是因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间的时间里,金融资本曾经实现过第一次金融霸权,其后,金融权力被削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一次实现了金融霸权的统治。因此,他们实际上明确地认为,金融化或金融霸权的恢复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目的。

   然而,上述关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视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仍然需要回应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如果认为金融化主导了新自由主义方案,那么新自由主义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主导性?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方案在其全面提出时是否以恢复金融资本的统治性地位为主要目的?

   其次,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恢复是新自由主义的目的,那么金融化或金融资本地位的上升所需要的制度性条件是否是由新自由主义方案所直接创造的?

   再次,无论是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还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恢复金融霸权的社会秩序,都不难推论金融化应先于或至少同时发生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实施。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是否如此?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以上三个重要问题上,上述西方左翼学者们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视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们将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方案及金融化发生过程的考察,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更为具体的说明,从而更加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这两个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新变化的实质和相互关系。

  

二、新自由主义方案及其本质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常使用却又不甚清晰的术语做一界定。在我们看来,左翼学者在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时,通常有两种相互联系却又存在口径上显著差异的含义:首先,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的一套经济—社会政策,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大卫•哈维所概括的:“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限度……”⑤其次,新自由主义还被用来代指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积累体制或新阶段。左翼学者往往将20世纪80年代之后称为“新自由主义时期”,而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则通常将其定义为新的社会积累体制,如维克托•D•利皮特所说:“我现在认为一种更宽泛的分期法,也就是将1980-2007年指定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非常合适。”⑥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常常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开列的“政策指南”,以著名的“华盛顿共识”为标志。例如,阿根廷左翼学者凯茨坦率地说:“我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目前时期的情况,并描述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实施的一套模式。”⑦

   显然,上述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含义在口径上非常不同。第一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较为确切地指称了一组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可称之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而第二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宽泛,不仅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在内,而且还包含了这一“时代”中所包含的其他与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关系不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与政策,即“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大卫•哈维很清楚“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中所包含着的矛盾,他评论说:“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新自由主义立场所产生的大量矛盾使得逐步开展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变得走样,离貌似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相去甚远。”⑧但是,哈维在他的考察中采用了广义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因而这种矛盾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自有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与其他制度要件的冲突所派生的。因此,如果使用第二种含义即“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口径,那么包括金融化在内的这一时期的所有新事项都将涵盖在新自由主义概念之中,讨论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的关系就变得毫无可能。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以“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为标准,即将新自由主义界定为“一组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即新自由主义方案。

   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不同,但左翼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70年代“滞胀”危机的应对方案,或者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方法描述,是在战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崩溃后旨在重建新的积累体制的方案。因此,要获得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准确理解,我们不妨从其源头即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开始进行考察。

按照SSA学派最简洁的描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种积累结构的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劳资合作以及大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模式(与战前政府较少干预经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的特点相比,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⑨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大卫•戈登、托马斯•维斯科普夫以及塞缪尔•鲍尔斯的《力量、积累与危机: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兴衰史》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战后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四个制度性支柱,它们分别是:第一,劳资关系调和,这一点是指在保证管理者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工人可以分享资本家的繁荣,包括工人实际收入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就业保险等;第二,“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点是指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制度结构和政治关系为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支配作用提供了保证;第三,资本—民众关系的调和,这一点是指战后的积累体制中包含着一套政治安排,根据这种政治安排,资本接受政府在为民众提供必需品、提高民众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同时,公民和政府也接受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合法性和主导性;第四,资本主义竞争的现代化,这一点包括两个部分,在国内,垄断企业之间以非价格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其他工业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受到严酷的竞争威胁。这一研究从资本—工人关系、资本—国家关系、资本—资本关系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制度基础进行了描述。⑩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危机”正是这一积累结构衰退的结果,即上述制度性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均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在资本—工人关系上,确保劳资协议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使工人工资的持续提高受到了限制,而较强的工会力量和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政策则使得工人的工资水平难以降低,这一矛盾造成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矛盾的加剧。其次,施行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较高税率水平和政府较多的微观管制在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恶化了投资意愿。最后,欧洲和日本经济重建完成,开始在国际市场甚至是美国市场对美国企业产生强烈竞争,终结了美国资本在战后享有的低竞争局面。这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在资本—工人关系、资本—国家关系、资本—资本关系三个维度上出现了全面的失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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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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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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