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兰永海 杨帅:组织创新与租值社会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6-05-13 20: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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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兰永海   杨帅  

   [摘 要]“新常态”下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对高成本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而总地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以“租值”社会化来改善公共治理的思路。本文以浙江杭州依托本地资源推动组织建设作为案例,来分析公共资源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以在地化的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再定价的增量租金收益为基础,动员多元社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形成以社会再组织化为实质的组织创新,形成了多元社会主体有组织分享增量租值收益,以租值社会化形成良性公共治理机制,从而内部化处理了公共资源治理的外部性风险,借此推动了产业升级。

   [关键词]本地化资源;治理成本;组织创新;租值社会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 (14ZDA064);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网络状、生态型社会结构与和谐创新的经济运行研究”(413213020421)

   [作者简介]温铁军(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兰永海(1987-),男,河南南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杨帅(1984-),男,湖北襄阳人,北京理工大学讲师。

  

一、研究背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治理成本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依靠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单位制这两大组织体系,得以内部化地处理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各种外部性问题。[1]改革中发生的去组织化,使整个社会的非结构化问题愈益突出,城市治理面对分散对象导致制度成本过高问题开始凸显[2];国家从单位的全面退出所带来的制度性收益主要是经济主体的自由化、多元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制度性成本则是社会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的不断增加。[3]同时,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意味着在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基础不同于过去,对城市科层制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4]

   “新常态”下,经济基础的变化对这一高成本的城市治理又形成了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进入了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开始地方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扩张。[5]期间,我国因长期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而客观上使政府对城市分享改革红利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多元群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维持城市治理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变化。如图1-1,我国经济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从2012年开始回落到8%以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2014年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期。

   图1-1 中国历年经济增长率以及二三产业占比(略)

   经济基础的变化弱化了维持城市社会群体治理的收益基础,对高成本的城市治理上层建筑构成潜在的挑战。产业收益率下降,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恶化,资产价格增长乏力等,不利于吸纳规模不断增加的城市中产阶层等社会群体的收益需求(就业创业投资等),加上,中产阶层等市民群体不同于作为兼业化小农的农民工群体所具备的风险承载力,其对收益增长变动的反应极为敏感,更容易显化为城市治理风险,进一步推高城市治理成本。因此,如何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形成新的增量收益及分配,化解对高成本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本文受斯蒂格利茨总地租理论“以区域内总地租收益支付公共开支”[6]的启发,尝试以这一具有租值社会化内涵的思路,结合杭州在城市公共资源治理的创新实践进行探讨。


二、理论创新:总地租理论与租值社会化机制

   亨利•乔治最早提出“单一土地税”思想阐述地租社会化,“必须把土地当作公共财产”,公共开发所形成的地租上涨应该进行社会化,实现“涨价归公”,进而“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7]斯蒂格利茨则在用总地租理论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有效率,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8]

   从地租社会化到总地租理论的内涵都是以土地得增值收益来支付公共开支,体现了租值社会化的内在机制:以一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租值”收益来支付公共开支。这为现代城市治理思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指导。1977年詹姆斯•愛德華•米德(James Edward Meade)提出“公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依赖,从而提高市场整体效率”。[9]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维度:若以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主体来经营和占有“总租收益”,以城市公共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增值收益支撑区域内社会化开支,最终形成有效率的现代城市治理结构。

   其他人的研究为租值社会化的思路提供了支撑。史正富(2013)提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思路,将公共财产收益内化为国有企业收益,并以此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支付公共开支。[10]崔之元(2013)分析了重庆市通过国有企业占有公共资产收益——总地租收益,形成“对公共物品和民生的支撑作用”,内涵了将总地租内部化为国有企业收益,支付公共开支的社会化思路。董筱丹、温铁军等人则使用总地租理论分析了苏州工业园管委会通过对土地的一级二级开发的把控,内部化地占有总地租收益,以涨价收益支付公共开发与治理成本的实践经验。[11]其共同之处,是都通过政府的介入形成参与市场化的组织载体,将形成租金收益的外部性问题做内部化处理,进而实现增量租金收益的社会化分配。

   可见,租值社会化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地租的社会化机制,还内涵了城市中具有外部性特征的不同资源治理的制度安排。

   关于“租值”的形成。盛洪(2007)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提出“经济租”的概念来分析稀缺性资源的租金收益,认为“经济租”实质上是因资源稀缺性造成的租金。[12]王萌(2010)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资源租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1、级差地租2:因资源所有权垄断形成的是绝对地租;由于自然条件优劣形成的是级差地租1;由于连续追加投资形成的是级差地租2。[13]李国平等则以矿产资源为例,指出矿产资源租由稀缺租和级差地租两个部分组成:其一,稀缺租即霍特林租,表现为使用者机会成本,即今天开采的资源量导致未来利润减少量的折现值;其二,因丰度、开采条件、资源品位、交通便利性等因素,具有开采成本上的差异,从而形成矿产资源的级差地租。[14]

   稀缺租或霍特林租与盛洪提出的“经济租”本质上具有相似的内涵——以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同时,这些学者也都把级差地租的理论纳入到对资源租的分析当中,基本形成了关于资源租的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具有稀缺性的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因连续追加投资形成的增值收益,客观上也是一种重要的租金来源。

   这些城市资源治理又都具有外部性的特征,往往因 “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体的利益”[15],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但因城市的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是本地化的,只要构建依托本地化资源的组织,就在客观上具备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处理的条件。

   总而言之,总地租理论为我们以租值社会化来改善城市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路,本文以此来分析杭州在公共资源治理中的创新实践。其中,租值收益只是政府用于现代城市治理的一个基本来源,一旦形成城市不同群体的再组织化,客观上会使得城市在地化的文化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在不断追加投资的条件下都能以要素资源再定价的方式形成增量的“租金”收益,这不仅形成政府有效的公共资源治理,带动产业升级,而且巩固了租值社会化分配的基础,从而改善政府在公共治理的刚性约束。

  

三、案例分析:新常态下杭州公共治理的实践

   杭州因率先进入“新常态”的结构调整而使其实践经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自2009年起,杭州的GDP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图3-1),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图3-2),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新常态”。同时,杭州多元化社会结构中的城市新兴中产群体,人数在200万左右,约占杭州市区就业人群的半数左右。这些都对城市公共治理形成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实现了经济结构的顺畅转型和公共治理的平稳过渡,在全国经济下行的2015年上半年,杭州以10.3%的增长率仅次于重庆居全国主要城市增长率第二名。

   图3-1 杭州市历年经济增长率(%)(略)

   图3-2 杭州市历年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万元)(略)

   本文所要探讨的,即是杭州公共资源治理创新的租值社会化机制对改善公共治理和推动产业升级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杭州本地化的丰富且长期被市场低估的文化品牌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随着新世纪以来资本全面过剩和城市中产阶层崛起,有了在结构转型中被市场再定价形成增量租金收益的条件。

   一方面,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已经告别短缺开始进入相对过剩[16],21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逐渐异化于实体经济走向相对过剩[17],进一步形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三大过剩。[18]过剩资本本质上要求不断地寻找要素价格低谷以获取资源资本化的超额收益,为城市中长期被市场低估的资源提供了再定价的条件。

   另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群体崛起带来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休闲旅游、文化品牌、生态环境、生活品质等具有文化内涵的消费品需求,也带动对文化资源在第三产业中再定价形成溢价收益。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已达到15%左右,并加速增长,到2010年总数达3亿多,占到社会总人口的23%左右,并将在2015年后达到5亿-7亿。[19]

   根据以上背景,本文以租值社会化为思路,通过杭州丝绸女装产业联盟以文化品牌治理带动产业升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与文化资源治理带动经济发展、杭州运河文化景观资源治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案例,来分析杭州公共资源治理经验。

   (一)杭州丝绸女装联盟与租值社会化

丝绸和女装是杭州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新世纪以来,在资本整体性过剩和中产阶层崛起的背景下,杭州“丝绸”“女装”这一原来被市场低估的品牌资源有了被市场重新定价获取高额附加收益的空间。但是,因杭州丝绸女装产业长期以来门槛低、中小企业乃至小作坊多,分散而无组织,导致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整体性的 “杭丝”“杭装”品牌升值所带有的外部性特征显化,每个企业几乎都可以无偿的使用杭州丝绸女装的品牌并享受收益,但每个企业都没有激励也没有能力独自支付品牌塑造和升级的成本,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派生出一系列“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结果是杭州丝绸女装产业并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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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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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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