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穆蕴秋:“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

——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16-04-26 12: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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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穆蕴秋  

一、影响因子在当今中国的声势

   期刊的所谓“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如今在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绝对是高居神坛,而它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风靡全球的“影响因子”游戏中,长期遥遥领先——二〇一四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几乎可以这样说,对《自然》的迷信和崇拜,就是对期刊“影响因子”迷信和崇拜的表征。

   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看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 据二〇〇六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二十五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高达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在当前国人的错误认识中,普遍将期刊“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视为一种“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二、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

   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女记者,在和我们讨论有关问题时, 曾非常自然地问:“影响因子”难道不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最客观评价吗?她这样问,当然反映了她对“影响因子”公正性的深信不疑。让笔者稍感吃惊的是,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中,作为一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记者,她按理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比一般公众及文科学者更为专业和清醒的认识。结果我们看到连她这样的专业人士都受害如此之深,可见“影响因子”的神话已经误人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我们忍不住告诉她:你要是知道“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你就不会那样问了!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 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的商业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是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将它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让我们先“剧透”一点调查结果:“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 )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一九九二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但是且慢,“科学情报研究所”难道会是私人商业公司吗?

   是的,对于习惯于“循名责实”、“名实相副”的中国公众来说,这太出人意表了。但是别忘记,这家公司是在美国。公司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味道,但在一九六〇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晚年的加菲尔德功成名就之后,对于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用那么讳莫如深了,他曾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 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营利机构。”但在美国, 他这样做并不违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条规,而在中国公众所习惯的观念中,那甚至有可能涉嫌欺诈了。

   我们知道,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之情,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的商业性质,就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三、尤金•加菲尔德的创业

   SCI和JCR这两种数据行用半个世纪,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科学界的学术生态和发表机制。他们的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不管历史功过如何,已经足以名垂青史。

   加菲尔德一九二五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一九四九)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一九五四),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一九六一)。一九五六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Current Contents,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Bell Lab)成为他的第一家企业用户。加菲尔德后来回忆,为了完成贝尔的订单,需要先投入五百美元作为印刷费,而这在他白手起家的早期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从私人银行贷款才勉强渡过难关。

   一九六〇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该项目对一九六一年二十八个国家出版的六百一十三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一百四十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一九六三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通常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 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1964年加菲尔德首次出版一九六一年的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他又先后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八年开始推出“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完全套用了 SCI 的产品思路和模式。

   从起源上看,“引用索引”的想法并非加菲尔德首创,它是受到美国一种判例援引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律遵照“判例”原则, 法院进行判决时,必须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做出的判决保持一致。一八七三年,芝加哥法律出版商谢帕德(F. Shepard)开始出版一种他自己编印的工具书,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 统一编列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这种工具书能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出版后大受欢迎,法律界人士几乎人手一本。谢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出一个法律术语“Shepardize”,意为“查阅《谢帕德引证》”。

   而作为一种期刊评估手段,JCR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格罗斯(Gloss)夫妇一九二七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个人局限的左右。格罗斯夫妇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对它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两百四十七篇文章的三千六百三十三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

   SCI 作为 JCR 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在于,格罗斯夫妇及其后继者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 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却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四、讲个故事推销产品:“影响因子”预测诺贝尔奖

   加菲尔德白手起家,从最初五百美元都要靠私人银行贷款,发展到今天至少在科学界俨然有君临天下之势的“信息帝国”,确实堪称科学、信息、资本三者结合的传奇。这个帝国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影响因子”本身是不是合理,还不是本文打算讨论的内容,要留待以后再说。但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 却不可不提。这里也姑举一例以见一斑。

   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要让他的信息商品位居高端,乃至凌驾于学术之上,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

   一九六五年,即SCI推向市场的次年,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for Naval Research)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加菲尔德做了大会报告。当时他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所以这次大会报告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次不失时机的产品推介。加菲尔德宣称,SCI有五项功能: 一、便于学者了解前人工作;二、可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手段;三、便于追踪研究成果的发表来源;四、可用于计算期刊的“影响因子”; 五、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一种辅助手段。

在阐述第二项功能时,加菲尔德选择了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贝尔奖预测”来进行论证。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一九六一年度SCI报告,统计了一九六一年二十五万七千九百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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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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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5期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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