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19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10: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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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  

   从1920年起到1947年的27年中,粮食歉收和严重的灾荒遍及苏联最肥沃的黑土区(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沿岸)、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盛产粮食的地区。灾荒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没隔太长时间就又会发生,1920-1923年、1924-1925年、1927-1928年、1932-1933年、1936-1937年、1939-1941年、1946-1947年的饥荒成了这27年中苏联经济发展的重大标志。

   在苏联时期的粮食歉收和粮荒的进程中,乌克兰是首当其冲的受灾地区,而其中对乌克兰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当算1920-1922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粮食歉收和粮荒,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变迁的综合性危机。

   1920-1923年的饥荒是一场席卷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大饥荒。这次饥荒是从1920年夏天开始的,1921年大旱大灾,22%的粮田绝收,192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13年的43%。1922年,虽然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却持续汹涌发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夏天。1921年的秋到1922年春,这次饥荒发展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饥荒扩展到了有9千万居民的35个省,结果是有4千万居民处于饥荒之中。

   1920年并不是饥荒年,但是由于这一年余粮征集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产粮地区的农民作为抗议手段大幅度减少了播种面积,从而大幅度减少了粮食产量。也就是说,余粮征集制使农村处于破产的状态、国家面临深重危机的边缘,废除余粮征集制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事。1921年的大灾荒发展和深化了1920年的人为的粮食短缺现象,演变成了席卷俄国中部地区的大灾荒。

   关于这场饥荒,列宁是承认存在的,但只是归结为在计算和使用粮食上犯了错误。1921年2月,列宁对莫斯科的党的积极分子说:“现在是春季,我们的粮食困难又加剧了,虽然不久以前粮食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征粮计划制订后所取得成绩向我们表明,情况是有可能好转的。人民已极度饥饿,以至非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了。不仅需要救济他们,而且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估计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

   对于这样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列宁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方针:一是向农民要粮,二是向富裕的农村要粮,尽管这时列宁已经决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及租让等一系列较为自由的农村、农业和发展工业经济的政策。关于向农民要粮,1921年2月,列宁十分开诚布公地说过:“你们知道,这一年我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多少粮食?有将近3亿普特。如果没有这些粮食,工人阶级将怎么办?就是这样,他们也一直在挨饿!我们知道,农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改善这种状况……我们不能向农民许下立刻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诺言,要摆脱贫困,必须把工厂里的生产提高100倍。”列宁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农民要想活,就必须先让工人阶级活。而这时,列宁对农民的基本态度是:“农民——这是另一个阶级;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在我国阶级还存在,要消灭阶级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谁答应很快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就是骗子。农民过着个体的生活,他们自己当家,单独经营,他们有粮食,可以靠粮食来盘剥所有的人。”

   关于向富裕的农村要粮,在列宁的视野里就是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也是在这一年的2月,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批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不理解“要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余粮都比俄国中部农民多。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俄国中部这样的处境。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农民都从来没有经受过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三年来所经受的那种贫困和饥饿(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所收获的粮食比乌克兰的农民要少得多)。他们通常拥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他们总认为,要他们拿出这些余粮就得马上给他们商品。要使工厂开工,就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工人。我们不是在绝境中而是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来忍受空前的牺牲的。这个差别决定着一切。”这些话所揭示的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真理:苏维埃俄国的农民和农村是划分为二等的,一等的是等待别人必须提供粮食的大俄罗斯地区(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另一等是必须无条件提供粮食的小俄罗斯以及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

   5个月后,7月9日,列宁将向乌克兰要粮的决策更坚定了、更细化了。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如下建议:“如果歉收和饥荒地区的人口达到2,500万,是否应当采取一系列最革命的措施,从该地区征召大约50万名(甚至100万)青年入伍?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救济居民,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供养了一部分饥民,而且寄粮食回家也许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济饥民,这是第一点。第二,把这50万人安置到乌克兰去加强粮食工作,他们同粮食工作有切身利害关系,会深切认识到和感受到乌克兰富裕农民大吃大喝是多么不合理。”列宁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乌克兰领导人拉科夫斯基的谎报:“乌克兰的收成据统计(拉科夫斯基)约为55,000-65,000万普特。除掉15,000万普特留种和30,000普特(15x20,000万=30,000万)作为口粮和饲料,平均尚有大约15,000万普特的剩余(55,000万-45,000万=10,000万;65,000万-45,000万=20,000万)。如果把从饥荒省份征召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去,这个剩余部分就能全部收集起来(粮食税+商品交换+向富裕农民专门征收的救灾粮)。”

   在这里,列宁明确规定了要从乌克兰征收的粮食和具体的方法,于是,乌克兰不得不在余粮征集制后,农村缺粮、灾荒的影响之下,面临一种新的在“帮助伏尔加河流域居民”的旗号下开展的交粮运动。8月2日,列宁又签署了《告乌克兰农民书》:“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是,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必须大力帮助他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余粮分给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东西下种了。”

   列宁的精确计算和对乌克兰农民的呼吁显然都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灾荒并没有停息,而伏尔加河沿岸的灾荒不断激起民变。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也就是在发表《告乌克兰农民书》的同一天,苏维埃政府照会国际社会:“俄罗斯政府将接收任何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来自何处,并且不将其与现有的政治关系相联系”。此后,对俄罗斯进行了有效赈灾援助的是由国际红十字协会下属的南森领导的“赈济俄罗斯灾民国际委员会”和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署。自1921年9月至1922年9月,南森委员会总共为俄国提供了9万多吨粮食。而美国救济署的赈灾自1921年10月1日起开始,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组织在进入苏维埃国家时也曾遭遇到过惯常的麻烦。

   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向世界各国呼吁援助。这是当年有关此决定的一幅宣传画,画上面的标题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拯救饥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劳动居民!”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议决与美国救济署合作救灾的过程中,斯大林就提出,美国救灾署向俄国灾民寄送食物是一种贸易而不是慈善事业,所以应该征收从边境至仓库的运费和仓库保存费。列宁驳斥了这种意见:“即使目的是贸易,我们也应当做这个尝试。因为我们只会得到救济灾民的好处并且有监督权,而且有权在3个月内拒绝。因此,不应收运费和仓库费。应经政治局批准派我们的一名检查员前往美国救济署督办此事。此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具备监督一切的本领。”(黑体字为列宁本人所用)

   伊•弗拉基米罗夫:《偷窃红十字会的救灾粮》。画家为当年的彼得格勒“契卡”工作人员。他的画是他随行各地,速写画下来,再创作出成这样的。他用画笔记录下来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在看来,是极为难得的“档案文献”资料。

   这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也是美国(通过救济署)第一次参与俄国国内的事务。这在当时,美国救济署的行动是与苏维埃俄国向万德里普和哈默等美国商人租让工业企业是同一个进程。两年中,美国救济署的粮食救济总额为7,900万美元,其中美国政府出资2,800万美元,苏联政府出资1,300万美元,其他为私人组织和慈善捐款。到1922年10月,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赈灾援助。

   1921-1923年的灾荒以及随之引起的疾病瘟疫流行,死亡人数达到了520万之多。而对于乌克兰来讲,灾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它在灾荒年所经受的粮食剥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与伏尔加河流域没有两样。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紧缩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强调“社会主义愈是深入发展,社会的阶级斗争愈是尖锐”的理论,执行了一条在全国将资产阶级全盘消灭的政策。尤其是在农村,被认为藏有余粮的富农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而1924年又逢大旱,11%的粮田绝收。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受灾人数达到了800多万。这时,乌克兰并没有受大旱灾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却成为中央政府加强粮食收购、不断增加收购量的主要地区。乌克兰的粮食成为斯大林决策中解决灾荒的重要砝码,通过高强度和高压力的采购,以及在全国各地对因灾荒和政府粮食政策不满的农民骚动和起义的镇压,1924年的大灾荒才算艰难度过。1927年,斯大林本人承认了这次灾荒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国家还没有从1924年饥荒的后果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从1926年起,乌克兰农村开始出现灾情并且延续到了1928年,1928年的灾情席卷了乌克兰盛产粮食的南部各地区:克列缅丘克、扎波罗热、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克里沃罗格和波多里斯克等地。而到了1929年秋天,受到国家优先照顾的工矿重区顿巴斯的情况严重恶化。全苏煤矿工会的一份报告里描述了这种困境:“没有肉,没有土豆,即使有的话,那也搞不到,因为到处都在排队”。对苏联政府来说终于到了灾难性的一天:乌克兰也严重缺粮,粮荒遍及乌克兰全境。而乌克兰的粮荒迫使苏联政府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加紧了武装征粮的进程。1931年1月,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实行主要食品和非粮食商品的全国性凭证供应制,法令中还特别做出保证:“在1931年实施全苏凭证供应制时,政府承诺将给居民相对高的供应指标。至于面包、肉和糖的指标,它们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国家给自己的公民所定的指标。”

但是,斯大林认为粮荒是富农的破坏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加速对农村尤其是对乌克兰农村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1928年起,对农村富农的剥夺和镇压就演化成为一种独具斯大林特色的阶级斗争模式——“把富农当成一个阶级来消灭”,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而在乌克兰,伴随农业全盘集体化进程的还有加强加大对粮食的采购。但是,对乌克兰农村的强力采购并没有征集到政府所预期的粮食。到1932年,当全国性灾荒已成定局时,不仅没有粮食供应,甚至连春播的种子都没有了。乌克兰终于表示异议了,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致电中央要求向乌克兰受灾地区提供救援的粮食。乌克兰的请求令斯大林及其当时的主要助手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震怒。在6月28日召开的讨论粮食收购问题的会议上,做出了派遣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去乌克兰就地监督征粮的决定。1932年7月2日,卡冈诺维奇在给负责国民经济计划的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会上不得不狠狠批评了地方当局,特别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情绪,尤其是丘巴尔的情绪很糟,他们带着这样的情绪不仅不能完成计划,总的来说也不能收购到粮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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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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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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