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复辟时代

——2015.2.10清华大学法学院“家国天下”座谈会上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4 次 更新时间:2016-03-20 15:15:23

韩水法 (进入专栏)  

  

   我提老人洞的事,我的意思是不是完全要否定军宁的意思。,包括新儒家也好,还是其他的儒家也好,有一个意点思一定要弄清楚,士大夫讲的儒家理论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曾经调侃说,孔子的学说本来是两头不靠的。他老人家要克己复礼,那个礼跟他没有多少关系,是五百多年前周公的规矩。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董仲舒的功劳,在孔子五百多年之后。新儒家现在也有点两头不靠的样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的理论之所以被人信服,是因为它能够维持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有效运转。中国传统社会不仅自给自足,而且在现代以前的多数时间里,多数人还可以过得不错。即使如此,儒家在传统社会中也不能通天贯地,至少在唐朝之后,儒释道三家合流,都有各自的影响力,民间还有各种信仰、乡规民约和家训,以及各种习俗。这些伦理和准则有各自的作用范围,彼此之间是有冲突的。孔孟之道只是一个大原则。比如,老人洞就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它与儒家的原则是根本冲突的。现在,人们不研究这个问题,我想,主要原因是脸面上过不去。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事实。

  

   我这里先讲几个具体的事例。这个座谈会讨论家国天下,那么在中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去年年初花了一点时间专门考察了一番中国传统社会的家的问题。起因是国家文化部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合作举办“敢于信任——首届中德领袖论坛”,主办方邀我在这个论坛上跟德国一位教授做一个对谈,从哲学角度来谈信任问题。为了准备,我读了福山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繁荣》。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繁荣的一个前提,这无疑是对的。他在书中比较了中国的家跟日本的家。这当然很好。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的家庭缺乏信任,日本的家庭充满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无血缘的人的信任,可以把家传给女婿甚至其他外姓人,所以日本的经济繁荣,中国则不是这样。这本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材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是,福山在引征资料时并不诚实。他对中国的家与日本的家之间的根本区别避而不谈。中国的家和家族纯粹以血缘为原则,而日本的家是血缘与企业合而为一的结合体,有时完全以这个家能否经营下去为原则来决定继承人。福山引用的都是对他的观点有利的文献,对他的观点不利的文献,他不引用。这当然违背了学术客观性的原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读了不少文献和资料。不过,这也带来了郁闷,因为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有关中国的家和家族的最好的研究是由日本人做出来的,滋贺秀三。他几乎一辈子研究中国的家和家族,提出了关于中国家族的系统的理论。

  

   日本所谓的家通常就是一个企业,日本武士的家也是类似企业的单位,这个企业的职业就是武士。家能否存在,取决于这个家的传统职业,包括身份,能否维持下去。如果家长的亲长子和其他孩子没有本事,不能或不愿意继承这个职业,维持这个企业,就无法继承这个家,外姓的人就会被选来接掌。这在日本是一个很长久的传统。不过,在日本封建时代,这样的家是贵族的家,至少是武士以上等级的人的家。在武士阶层以下,日本社会的基层民众类似西方封建社会的农奴,是附属的,没有独立的家。

  

   我们在这里讨论家国天下,是否也要区分一下中国的家与日本的家呢?我想,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你就不会明白,那家满大街都能见到的日本快餐连锁企业怎么会叫做吉野家。

  

   中国的家在历史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姓与氏的区分,从西周分封制到郡县制,西周的家与东周的家不同,春秋战国的家与秦汉的家就更不一样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至西汉初年,中国开始正式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是以男丁为主来统计、征税的家庭单位。这跟先秦的家的主体就很不同。台湾杜正胜写过一本很不错的研究编户齐民的书,书名就是《编户齐民》。写此书时,中国对他来说还是我国。后来他转向台独立场,中国就成了外国,他也当了陈水扁的教育部长。

  

   从秦汉到清朝,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编户齐民,这就是家在国家制度中的正式地位,因为它是纳税乃至负担徭役的基本单位。魏晋南北朝的佃客,唐朝的部曲,都是这种主流现象中的特例。大量人口聚于门阀豪族之内,中央政府是收不到税赋的,它的执政基础也就削弱了。因此,它们都不是郡县制国家的正常现象。理解编户齐民是理解中国传统国家的性质和基础关键,当然,对理解中国的家也同样重要。你不能只从儒家的教条去理解中国的家和家族,也不能只从个别的事例去理解中国传统家族制度,而是要从这个国家的基本的经济和法律制度来理解家,然后才能理解国。

  

   不同的时代,家也各有变化;不同文明,不同地区,家也各有它的特定的形式。有些人常常说,西方人不重视家庭,以反衬中国重视家庭,这种说法与事实不太符合,却流传很广。欧洲的家和家族历史也其来甚远。古希腊雅典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就是要打破家族对雅典城邦的控制,以便深化民主制度。他把雅典划分为城内及近郊,农村和沿海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分均划分为十个小区。然后,取城市及近郊、农村和沿海各一个小区组成一个行政区,整个雅典就变成由十个这样的行政区域组成了。这既打破了原来的家族势力,也打破了原来的地区势力,雅典民主便得以建立在区域和家族均衡的基础之上。

  

   欧洲的家庭关系实际上要比中国的复杂、多样和多变,因为现代之前的欧洲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宗教、民族和传统,而且还有相当不同的文明的直接影响,因此,那里的家庭形式和原则的多种多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近代起,欧洲有两个地区较早地向现代所谓的民族国家发展。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法国,但是,两国的道路和方法是大相异趣的。法国从亨利四世开始,慢慢地剥夺贵族的特权,如税收等等,中央集权逐渐建立地起来,到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这样,国王就从第一贵族成为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当年,红衣主教黎塞留纵横捭阖,发挥高超的政治手段,如果没有君主专制的制度,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英国的情况与法国不一样,相比之下,比如,在大宪章时代,英国的国王的权力和特权就要比法国国王大许多,但依然是一群诸侯的“头”。当时,诺曼人征服了英国,国王是全国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1],但是诸侯有自己的领地、军队、法庭,管理这些领地的权力不属于国王。英国的这种封建制度实际上又是诺曼人从欧洲大陆带过来的。国王对诸侯权益的侵犯自然很容易发生。于是,诸侯也就非常在意限制王权,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们一有机会就行动起来,大宪章就是这种行动中的某一个的结果。

  

   在当时所谓法国的地盘上,就如基佐所说,有许多小君主还不知道国王为何物,是独立为王的。那个时代的小贵族们大修城堡就是这种现象的外在标志:因为他们之间经常陷入战争,所以要建城堡以自卫,也方便不时去攻打别人。如果有一个有权力的国王在那里,这种现象就会比较少出现。[2]

  

   不过, 那个时代,国王和贵族的生活的大体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他们之下的自由民,农奴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很模糊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对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封建国家来说,家不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国是建立在各种层次、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之上的,而封建贵族的谱系虽然有赖于血缘,但它们存在的根据却是封地。一个贵族可以有许多封地,一块封地也可以换过许多领主。但是,没有封地就没有贵族。2013年夏天我曾在德国海德堡附近一个名叫鹿角古堡的城堡里住过近十天。它只是一个骑士城堡。我查了一下历史,这个贵族的封号在最鼎盛时代,曾经领有一百多个领地。

  

   至于在这之前直至罗马灭亡之后的更早时期里,欧洲的情况是怎么的样?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家又是如何维持的,其实是不太清楚的。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在他的《欧洲文明史》里就说,有些历史学家装做很了解的样子,其实也就知道一个大概。整个欧洲究竟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封建领地,是一笔糊涂账,因此那时的家和国对今天的人来说,也就更加不甚了了。

  

   基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但是,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政治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自于他,《共产党宣言》有关阶级的表述就受基佐的很大影响。基佐等人开始用阶级理论来解释欧洲的历史。人们说欧洲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不是说那时候的人就认识到自己处于阶级社会,希腊人没有认识到,罗马人也没有意识到,只是到了圣西门、基佐等人提出阶级理论,人们才有了阶级的概念,并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历史和社会,才有了以阶级为名的政治斗争。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很大,要是没有他们的理论没有影响,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少受好多苦了。

  

   直到12世纪之后,欧洲各个不同的地区逐渐进入封建社会,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的文献和资料保留下来才多起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有所改善。不过,直到近代之前,欧洲多数人其实是没有家的,或者无所谓家的。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和封建时代的农奴,没有独立的人的资格。比如农奴,既不能拥有财产,也不能签契约,也不能够离开他们所从属的土地。因此,他们是没有家的,他们只是在特定的封建采邑上的贵族的家的附属。有一句从上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的欧洲口号,大家都很喜欢说,这就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自由在当时是特权的意思,只有贵族才拥有。如果农奴这样说的话,那么贵族就可以说,你去死好了,你本来就没有自由。

  

   大约从15世纪开始,英国、法国的农奴制度开始慢慢瓦解,家在欧洲才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之前,家和家族都是少数人的事,尽管在这些人那里,家和家族的规矩和制度很复杂,而场面也很奢华。

  

   从整体上来说,欧洲的家和国和中国的很不一样。至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家国关系就趋于稳定,家是国的基本单位,主要不是在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政治、经济、法律的意义上。我想,经济的意义尤其重要。国的财政来自何处?来自家。国的兵力来自何处?来自家。自汉朝之后,编户齐民就是基本制度,道理就在这里。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恶政也以家为基础,株连等等,皆如是。大概就在汉初之时,人们才发现,儒家学说是有助于维护这样的家和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从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我以为,家国天下的概念需要仔细分辨讲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分疏。不能把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古今中外的家一股脑儿混在一起笼统地说,否则就是徒增混乱。如有精力和时间,不妨去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实际的情况是,一旦你了解熟悉了具体的历史事实,那么就会发现,要做出一个古今中外通用的家的概念,国的概念,其实是相当困难的,自然,你也就更不会轻易去做出那些大而无当的一般论断了。当你深入历史的文献去了解实际的社会状况,有些事实,有些细节是很令人震惊的。最近,我在写一篇有关汉语的文章,读了一点英语史和法语史的文献。有一个事实让我很感兴趣,当然也不免吃惊。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多少人讲法语?我问了一些人,包括一些专家。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怪,他们当然是讲法语。也有明白的人,知道不少人不讲法语,讲其他语言。但大家都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时,也就是1789年前后,整个法国,境内一半以上的人不讲法语,而是讲其他种语言,不是方言。法语主要通行在上层社会和精英分子中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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