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德: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6-03-16 1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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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德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晚清以来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以来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走出科举评价的极端化困境,既是科举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科举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晚清/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科举制

  

   一部科举考试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们认识、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甚至在科举废止以后,科举评价仍然在继续。①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科举制至少经历过六次比较大的“存废之争”,期间甚至出现短暂停止的情形,但这一制度总能“起死回生”。②这充分体现出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项综合性社会建制在精英选拔、社会稳定、文教昌明、风俗淳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如同任何重大社会制度无不伴随着争议一样,“贡举者,议论之丛也”。③可以说历来对于科举存在不同声音,但纵观历史上有关科举制度的评价,科举虽称不上是“最好”的制度,但也算得上是“最不坏”的制度,最起码“科举”应当被看作一个“中性的名词”。④

  

   然而,自晚清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科举制成为一个长期被误解、被“妖魔化”的制度,“科举”也成为一个“负面化”“污名化”的语词。甚至在科举废止百年之后,科举仍然背负“恶制”的骂名。⑤我们可以把这种对于科举评价的极端化、污名化概括为“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发现晚清以来随着国势日蹙科举制度遭遇了一个持续的、递进的批判过程,尤其是到甲午、戊戌前后,科举批判达到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生死搏斗”中出现的“文化撕裂”与“现代性焦虑”,在“贬损憎恨”情结下所采用的“负面化”“极端化”评价,不仅从理论上宣告了科举的终结,同时也主导了20世纪的科举评价,并限制了今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理性认识。

  

一、晚清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形成

   晚清科举评价是近代中国遭遇“大变局”后文化反思的一部分,社会局势的恶化与科举批判性的深化构成因果关系。无论是在大众舆论还是在精英言说当中,批判科举成为科举评价的主旋律,这是一部由地主阶级改良派(包括部分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等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的“集体演出”,而甲午之役正成为晚清科举评价“变奏”的关键节点。总体上,科举评价也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众声喧哗”到甲午之后“千夫所指”的递进过程,至于戊戌变法而达到高潮。

   (一)“众声喧哗”:改良派的八股批判

   历经“康乾盛世”,到近代社会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呈现出“衰世”的征兆。龚自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在于八股取士——“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⑥他说八股取士令“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⑦龚自珍对于科举的有关言论,常为后来者所援引。譬如,魏源曾对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提出批评:“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呜呼!天下果真无才哉?”⑧他认为舍弃八股取士当为改革的关键:“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⑨

   在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中,冯桂芬第一次明确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晚清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等识见和“采西学”“改科举”“制洋器”等主张让人耳目一新。⑩他所谓八股取士“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其“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11)由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交往频繁,冯桂芬的言论对洋务运动中的教育改革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与冯桂芬同一时期的王韬曾经长期游历海外,是少数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并具深刻认识的中国人。他认为:“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12)并认为“时文”取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13)为此,他明确提出废“时文”、兴“实学”的主张。可以说,王韬将废时文与人才的选拔、社会治乱联系起来,将科举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4)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论”的郑观应认为近代社会取士方式过于狭隘,天下士子“或湮没不彰,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之害”。(15)为此,必须废时文以为西学、新学开路,“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16)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培养近代化人才,为此必须学习西方,必须废除八股制艺,这个基本的逻辑主要是由郑观应等人提出的。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他与洋务、维新、革命三派人物都发生过联系。他关于科举方面的言论对晚清实力派人物曾经产生过积极影响。以攻击八股、阐扬西学为主要思想的《救时揭要》《易言》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风行一时。1894年,《盛世危言》刊出后,郑观应包括科举改革在内的诸多思想不仅影响了张之洞等清流派,同时也为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吸收,成为戊戌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晚清改良思想家还包括了薛福成、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共同推动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科举改革方面,他们都主张取消或改变八股取士制度,加快武科的改革步伐;都呼吁向西方学习,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以西学科目选人,让学校教育参与科举选士等。不少的意见针砭时弊,见地深刻。如果说,近代社会尤其是在戊戌运动前后曾经出现过一场取消八股、改革科举的大合唱,并最终演化成为废除科举的风暴的话,那么,改良思想家就是近代社会批判八股、科举的先驱。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他们的思想在中国近代考试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17)

   (二)“千夫所指”:维新派的科举批判

   “戊戌变法”实际是维新派持续数年思想、政治运动的顶点与终结。在维新派的言论中,科举评价有着非常重要位置。为了申述变革的理由,维新派将科举、八股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困境相联系,提出由局部到整体、由“渐变”到“全变”的改革策略。将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与新式学堂的关系确立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冲突关系,并且提出八股、科举为近代政治、外交失败负责的主张。可以说,维新派继承了早期改良思想家对科举、八股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转化为更加激愤的批判,这是维新派当时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也是由这种形势引发的极端化思维决定的。

   康有为批判科举次数之多,对八股取士抨击之激烈,所用言辞之尖锐,提出的改革方案之迫切,其激进化和绝对化思维对后人影响之深远都超过前人。尽管戊戌变法中他实际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但总的来看是主张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的。(18)在康有为看来,八股取士造成恶劣的学风,科举中人“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19)最激进处在于,康有为认为八股实乃国家军事失败、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20)他疾呼必须坚决“永远停止八股”,(21)断言“此制一变,则士民靡然响风,人才非由,孔子所谓一言兴邦道,未有捷于是者”。(22)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是居于中心的政治人物,他以激越、犀利的文字对科举、八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发布罢废“八股”的诏书。虽然随着变法的失败一切旧制旋即恢复,但将对于八股、科举的批判转化为相应的政策,这是康有为等人努力的结果。晚清新政领导人物虽然未必认可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但在实践上继承了康有为等人所提出的改革计划。

   梁启超曾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又受其邀请创办《时务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为《时务报》等报刊撰写五十多篇文章,其中以《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最具代表性。前者是他救时的政治主张,归结为变科举兴学校;后者是他救时的学术主张,归结为中学西学并重。(23)不仅如此,康有为一些重要的奏折也由梁启超捉刀。可以说,戊戌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24)梁启超称八股取士除了败坏民德,还导致思想窒息,民智低下。更严重者,八股取士下的教育不仅愚其民,“又将上愚王公”,因为“近支王公,皆学于上书房之师傅,师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学,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学,近支王公,又何从而开其学识,以为议政之地乎?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承平时代,外无强敌比较,内无奸宄作乱,“群愚熙熙,固无害也”。而今却大不相同,“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在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他断言,守八股而不变,等于其自弃“数百万之秀民,而割千万里之土地,以亡我三百年祖宗艰难缔构之天下”。(25)梁启超犀利的文字,宛如投向科举锐利的匕首,读者闻之无不动容,废除八股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

被梁启超称作“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译著十余部,诗文数百篇,可谓名重士林。因此,严复对于科举尤其是对于八股取士的批判颇具象征意味。严复的科举批判集中于《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道学外传》等文章中。“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不仅是严复科举批判的核心观点,也是他对八股取士弊端的全面概括。“锢智慧”使民智低下,“坏心术”使民德浇薄,“滋游手”使民力涣散,三者“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邪!”(26)他指科举所取之士为“蠹”:“士者,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务必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27)又形容传统士子是寄生在中国社会机体上的“群虱”:“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焉,固已晚矣。”(28)严复对于八股、科举的批判,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将其上升到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东西文化的比较分析当中,这使得严复对科举的批判更加系统、更有力度。“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29)这是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废除科举的言论。(30)严复关于八股“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的概括反复为后人所援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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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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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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