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0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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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内容提要】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关 键 词】人民币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地位/货币外交/国际制度竞争


人民币的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人民币若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不仅将对既有的国际货币格局构成重大冲击,甚至还会影响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

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并非发生在一个完全真空的市场环境中,而是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国内货币的政治基础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居民所拥有的强制力,只要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没有遭到破坏,其发行的货币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就不会被动摇;而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货币来说,其政治基础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货币合作伙伴网络与国际货币制度体系,两者构成了支持和保障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架构。

与美元相比,人民币是一种后发的赶超货币,要超越国际市场业已形成的美元依赖,更加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正式拉开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国内制度改革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外展开了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包括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建设对己有利的国际货币区域/全球制度,以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

受研究主题所限,本文暂不考虑国际货币的伙伴基础,而是聚焦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在分析国际制度对于护持国际货币地位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中国政府为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所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努力,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探讨其在宏观层次上所带来的国际后果。

一、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

国际制度的大量产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所谓国际制度,是指国际社会中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一整套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规则,它规定和限制了行为体的角色及行为,并塑造了行为体预期,具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三方面的内容。①其中,国际组织是指具体的国际机构,国际机制是指明确的国际规则和运行程序,而国际惯例则是指一些默示的非正式规则和传统习惯。

国际关系学中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公共服务的功能,他们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重复性博弈的平台,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国际制度因此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公共产品。②有些学者则注意到了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认为不同成员在其中的收益并不均等。③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指出国际制度主要服务于主导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权力护持的工具。④

上述宏观辩论为具体议题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在国际货币领域,却鲜有文献触及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垄断国际货币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专注于观察影响国际货币使用份额的市场原因,却没有触及国际制度这一政治变量,⑤另一方面则在于一部分从事货币政治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专注于探索已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国际权力。⑥这两类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群体均没有将国际货币的成长和维持与相关国际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关于国际货币研究的重大缺失。

事实上,在货币领域,相关的国际制度对于培育和维护国际货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⑦著名金融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chigreen)就曾指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除了拥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外,还需要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就包括制度化的安排。⑧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可分为全球性制度和区域性制度,它们分别服务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货币秩序安排,分别对应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两项功能上。

第一,相关的国际制度为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提供基于国际认可的合法效应。国际制度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项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该制度具有规定和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得到制度参与者的一致认可和自觉遵守。⑨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合法性的定义者。⑩

稳定发挥国际通货职能的国际货币并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它还需要官方层面的认可,因为各国政府本身也是国际货币的使用者。相关国际制度是对国际货币关系的一种法律化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对中心货币地位提供集体认可,从而强化该货币作为中心货币的合法性。此外,在一种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中,对该货币有利的国际制度能够为其做出背书与承诺,以保障使用者对该货币的信心并形成对其的使用动力;而有些微观的制度安排还对该货币的国际流通和使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使其作为国际货币具备技术上的保证。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次为美元登临国际货币舞台提供合法效应的重要会议。尽管自一战以后,美元就不断在市场上扩张其国际地位。而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的三次打击之后,英镑在市场上已经不断撤退,但美元需要一场正式的“加冕礼”来宣告其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一次对美元进行的“黄袍加身”,从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认可。

随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是国际货币史上首个带有“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它以主权国家间政治协议的形式做出了“双挂钩、一固定”(11)的制度规定,从而明确规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12)这相当于对美元发布了一项正式“任命书”,从而强化其国际使用的合法性。

在区域层面,欧元作为一种超主权货币,其诞生到成长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来赋予其合法性。(13)欧元在欧洲的区域使用完全是建立在欧元区强大而精密的制度体系基础之上的。

除了上述宏观制度外,一些微观的国际制度设计也能给某种货币的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主要国际货币构成,却未将其他货币纳入该货币篮子,这就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四种货币的国际通货职能提供了合法性认可。(14)中国政府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的第五种货币,则是希望通过国际制度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层面的认可程度,进而为人民币提供国际货币地位的合法性证明。

除了这些正式的制度设计,非正式的制度也能为国际货币提供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历史上,英国领导的国际金本位制虽然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有明文的制度规定,但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它“却是19世纪全球经济秩序中最强有力的制度规则”。(15)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黄金与各国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制,并进行自由兑换,但由于黄金在日常交易中的不方便性,英镑便替代黄金发挥了国际货币的诸多功能。在1871年之前。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殖民地及其盟国葡萄牙实行金本位制;而到了1879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和美国等大多数工业国都加入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网络。这种通过模仿而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为英国在19世纪掌握货币霸权地位提供了合法性。(16)

第二,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还可以对守成的国际货币产生“锁定效应”(lock in effect),从而有利于其国际地位的维持。除了在货币成长阶段提供合法效应助推货币崛起之外,国际制度还可以在货币维持阶段发挥锁定效应,强化国际市场对其产生路径依赖。(17)此外,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国际制度还可以提供反市场力量(counter market forces),进而延迟某种国际货币因为经济和市场的原因所可能出现的衰落。

在国内层次上,一种货币的使用不会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干扰,其原因在于该货币受到政权强制力的保障,除非该政权倒台,否则不可能有其他货币对其产生替代。(18)在国际层次上,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威来对某种国际货币进行强制使用,发行国就只能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来锁定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

由于自发的市场演进所带来的货币国际化成果很容易因受到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波动,特别是对于那些赶超货币而言,其国际地位并不稳定,不能像霸权货币那样形成稳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因此,只有通过明确的国际制度安排所发挥的锁定作用,才能形成持久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使用习惯,从而巩固国际货币地位的稳定性。随着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该货币的国际地位也会随之被牢牢锁定,直至有重大危机事件出现并打破原有的惯性平衡。(19)因此,在市场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发行国寻求全球层次(如美元)或区域层次(如马克和欧元)的制度安排,是货币国际地位巩固的必要条件。

尽管作为一种“硬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但其遗留下来的两大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B)——仍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两大金融机构的对外援助仍然主要使用美元。通过这两大机构,美国得以锁定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中心货币地位,并未受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和美元贬值的影响。

同样,英国也曾利用其国际制度体系来延缓英镑衰落的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英国领导的国际金本位制,英镑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冲击下,英国再度退出了国际金本位制,这使英镑的国际地位丧失了国际认可的制度基础。但是英国随即在其殖民体系内部建立了分享贸易特惠的帝国集团和实行共同货币政策的英镑区。由此,英镑经历了由全球霸权货币衰落为区域中心货币的重要转折,但也正是以英帝国体系为框架的英镑集团构成了维持英镑地位的区域制度基础,从而部分锁定了英镑在区域层面的国际地位,保卫了英镑作为区域货币的角色。(20)

在区域层次,欧元体系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货币制度安排,它锁定了欧元作为区域超主权货币的地位,使得退出欧元体系的成本异常高昂。尽管欧债危机中的希腊曾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困境,但若这成为现实,不仅希腊本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还会对欧洲央行、欧洲金融体系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成果带来严重损失。因此,欧元区的制度架构保证欧元形成了只能向前不能退后的锁定格局,也即所谓的“自行车效应”。正因为如此,该制度体系的领导者德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而不是任凭危机撕裂欧元。(21)

总之,无论是在崛起阶段还是在守成阶段,相关的国际制度都为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护持作用。相比于英镑、美元和欧元先后作为国际(全球或区域)主要货币都曾有比较坚实的国际制度基础,日元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负面案例,即因为缺乏国际制度基础而导致货币崛起受挫。

日元自1984年开始迈入国际化进程,到90年代中后期,日元的国际使用在获得了一个短暂高潮之后,其市场表现却进入了一个不升反降的周期,美元重新收复了被日元所侵占的“失地”。日元剩余的国际使用份额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在很多国际职能上还不及英镑。日元崛起的挫折,固然有许多经济层面的原因,比如经过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美国重新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美元因此重新获得成为强势货币的经济基础;而日本在这一阶段却因为泡沫经济破灭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22)但另一方面,日元的国际地位之所以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此敏感,完全不能抗拒市场风险,正是因为日元缺乏提供稳固支持的政治力量,其中就包括缺乏国际制度基础。

由于政治领导能力不足,日本既不具备推动全球制度改革的能力,也不具备开展区域制度建设的能力。作为美国在安全和外交上的追随者。日本难以发起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美元体系的全球倡议。在区域层面,相比于欧洲在二战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区域制度建设,日本在东亚区域制度建设上也长期乏善可陈。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已经长期盘踞世界经济第二、亚洲经济第一的位置近三十年,却没有政治能力在东亚建立起有效的区域制度框架。(23)

由于日元国际化缺乏稳固的国际制度基础,导致日元的国际使用缺乏“黏性”,一旦市场环境出现“风吹草动”,日元国际地位便“随之摇曳”。(24)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反向的市场力量把日元积累了十多年的国际化成果彻底“推了回去”。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Y),这是日本提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倡议,有利于为日元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夯实区域制度基础,但这一制度创意很快被美国打掉,再次证明了日本在制度创建方面能力的有限性。(25)

总之,国际货币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强大的国际货币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加以保障,尤其需要有利的国际制度提供保护。不论是货币霸权国还是货币崛起国,都需要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利用相关国际制度的力量,为其货币寻求国际认可以提供合法效应,同时利用制度的锁定效应巩固其货币地位。(26)

如同英镑、美元和欧元的经验一样,人民币的崛起也离不开相关国际制度的保护。但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在国际层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践行的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融入而非改造。以谋求通过搭乘制度便车来收获各种“红利”。(27)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既有的制度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中国的利益和权力需求。在国际货币领域,既有国际制度体现的是传统的国际货币格局,反映“在位”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利益。作为一个后发的货币崛起国,中国面临着两种战略选择:要么改革既有的国际制度(简称“改制”),使之反映人民币的崛起;要么通过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国际制度(简称“建制”)。2009年以来,中国围绕人民币崛起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外交,同时包括“改制”和“建制”两方面的内容。中国政府“双管齐下”的努力既获取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

二、全球层面的“改制”努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崩溃,但美国在1944年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护持美元地位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化。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由美国主导,而且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1975年,美国发起成立的七国集团(G7)成为此后其领导全球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28)这三大正式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支持美元霸权的基本框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航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韬晦”角色,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

第一,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包括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以为中国争取更大的货币发言权。作为“经济联合国”,G7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全球货币事务的治理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一直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制度治理结构下,其他货币的崛起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货币治理的基本格局。

战争和危机往往是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的最好催化剂。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转变,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问题。(29)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因为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G20取代G7,一举改变了中国在货币事务中只能担当局外人的局面,为人民币今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最为宏观的制度平台。(30)

第二,推动既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反映人民币崛起的新格局。除了提升G20的制度地位外,中国还进一步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全球性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提升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创始者,美国一直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权和份额权,并且是唯一享受否决权的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两个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这显然不利于人民币的崛起。

自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开展金融外交,以贡献者的身份通过增资等途径着力提高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权。在中国的努力下,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份额权改革的决议。其中,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从3.994%升至6.390%。投票权从3.803%升至6.068%;(31)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这一世行的关键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升至5.25%。(32)一旦决议落实,意味着中国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IMF和世行的第三大股东,这将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货币权力莫定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职员。除了份额权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人事权改革。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人事权所获得的重大突破。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职员并不直接代表本国利益,但大量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能够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的话语权。(33)

第三,推动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以弱化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伦敦峰会之前发表文章,提议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批评的矛头直指美元滥用国际货币的特权。(34)这种非正式的公开倡议,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首次公开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35)并得到了俄罗斯、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积极响应。(36)

SDR作为一项国际储备资产,不仅能在短期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收支清偿需要,而且能够避免单一依靠美元资产所存在的各种风险。(37)正是意识到SDR潜在的“超主权货币”特性,中国在提升SDR作为国际官方储备货币地位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以使其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汇率调整的基准,借此制衡美元。根据2009年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协议。IMF增发2500亿美元的SDR,使总额达到2040亿单位,约合3160亿美元,中国按比例获得约93亿美元的SDR,全球排名第六。(38)这意味着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提升。除此之外,促使IMF放宽SDR在私人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也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如逐渐允许SDR成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乃至普通商品的计价单位,并在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交易货币等。(39)

作为货币崛起国,中国对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相关国际制度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40)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很早就预测的,“美国将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保守的力量”,(41)它将成为“体系维持者和特权享有者”。(42)作为守成的货币霸权国,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高潮阶段确实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满足中国的“改制”要求,进而换取中国支持美国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金融危机压力的逐渐缓解,美国对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一系列“改制”努力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阻碍。(43)

首先,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在金融危机的最初几年,G20在集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G20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白宫宣称,“美国已将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点从八国集团转向了二十国集团”。(44)但从2011年开始,随着中美和俄美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加剧,美国开始有意冷落G20,排斥中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造成该机制有重新沦为“清谈馆”的趋势。

其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至今没有实现。美国国会至今仍然拖延有关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45)IMF的重大改革须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生效。美国掌握着近17%的投票权,相当于其利用自己事实上的否决权阻挠了IMF改革,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46)

此外,美国也无意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继续由本国提名的人事制度。自成立以来,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2012年,在新一任世行行长争夺战打响前夕,时任世行行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就称,“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本应在顶尖的国际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47)传达出其希望世行中的“美国血统”继续传承的暗示。尽管遭遇了来自新兴国家的巨大挑战,但美国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还是当选了世行行长。

最后,美国反对SDR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不支持人民币被纳入SDR的货币篮子。面对周小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倡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示美元依然坚挺,没有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48)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参加2011年G20南京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时称,美国支持改变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但有关国家必须具备弹性汇率政策、独立的央行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49)这等于变相否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也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体系。

从中国在过去五年的金融和货币外交实践来看,直接改革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制度十分困难。诸多证据已经表明,美国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来改革对美元有利的既有制度体系,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复苏,以及所面临的危机压力日益缓解,其对中国在全球层次的“改制”行动所施加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

三、区域层面的“建制”努力

由此,在人民币的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只能绕开霸权国另辟蹊径,从全球“改制”转向区域“建制”。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与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这也预示着人民币的崛起将走一条“边缘包围中心”的新道路。

(一)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简称金砖机制)是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创建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制度框架。中国在该机制下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促使金砖机制成为护持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

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刺激了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50)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首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标志着“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组合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51)

金砖机制虽然关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能源等非常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金融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直是金砖机制最核心、最持续的关注议题。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货币合作的水平。

在外部改革呼吁方面,金砖国家在2009年的首次峰会上系统地提出了“改制”的要求,其中包括:(1)支持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中心作用;(2)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3)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4)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52)这一系列诉求成为此后历届峰会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改制”细节上更加完善,在“改制”愿望上更加迫切。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首次触及更加具体的SDR改革问题,包括SDR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53)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54)而在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对2010年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认为这将“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这是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言辞。(55)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56)尽管如此,凭借着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联合新兴国家不断抱团发声,以既有制度挑战者和修缮者的姿态倡导制度改革,特别是其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仍然对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合作,借此施压外部改革。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57)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58)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开始着手内部货币合作。

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成员国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成员国行将合作发行债券,加强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贷款等方面的合作。这是金砖机制为反对美元霸权所提出的最具实质性的措施,而且五国货币之中人民币更稳定,因此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更大。(59)而后,一系列减少美元使用的具体实际行动不断开展。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币结算方面起步最早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如两国于2002年签订了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协议,到2013年,两国本币结算份额不断提高,并被越来越多的中俄企业认可。(60)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61)中国与巴西的本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10月,近年来又因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南非也自2010年年初就启动了本币结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为亚洲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民币结算额大幅增长的国家之一,两国近10%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其中人民币占8.7%。(62)

其次,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应急储备机制。鉴于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实质性改革,金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建立自身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始评估建立开发银行的可行性。2013年的德班峰会上,各方正式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如此,此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建设金融安全网。这两大区域金融机构的建立,标志着金砖机制的内部货币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的相关细节正式出炉,意味着这两大机构的成立步入快车道。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在1000亿美元的应急外汇储备基金中,中国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其余的50亿美元。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综合计算后,中国投票权为39.95%,印、巴、俄各为18.10%,南非是5.75%。(63)

金砖开发银行成为自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贷款机构,其不仅彰显了金砖机制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还标志着金砖国家在货币合作方面已迈入务实新阶段。(64)不仅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65)

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获得主导地位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将成为金砖机制在货币领域所推动的对外改革和内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66)

(二)升级“10+3”机制货币合作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结构下,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在部分地区和国家之间率先实现国际使用,而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全球市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地缘基础。(67)无论是从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从战略环境的重要程度来看,东亚地区都是人民币崛起的首要地缘空间。

长期以来,由于该地区的最大经济体(2010年前)日本缺乏政治领导能力,东亚经济合作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框架,政府间的货币合作更无从谈起。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刺激了东亚各国进行团结自救。日本也改弦易辙,开始重视日元国际化的地缘基础,并将东亚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方针。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日本国际货币战略的核心一直是单边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一极。(68)

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10+3”机制下的货币合作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2000年启动的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双边货币互换弥补了IMF在救援时效性上的不足以及苛刻的附加条件,(69)但作为东亚国家最主要的货币合作框架,它存在四大缺陷:第一,其双边性质难以形成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第二,互换的额度有限,不能发挥实质性救援作用;第三,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第四,互换资金中的90%要与IMF的贷款条件相挂钩,从而妨碍了清迈机制的独立性。

因此,清迈倡议并非一个完善的区域货币制度体系。自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入WT0之后深度介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开始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介入到东亚货币秩序建设进程中来,并极力倡导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升级东亚货币合作水平。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这标志着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日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70)

而此时,人民币的崛起进程已经全面开始,东亚外汇储备库作为“10+3”机制下最为重要的货币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在中国的努力下,2012年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由1200亿美元翻番至2400亿美元,而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比例则下降至70%。(71)中国下一步货币外交的重点是将东亚外汇储备库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体性区域金融机构,以加强该地区在货币治理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除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外,中国还在2013年年底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是中国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外交中的一项最新举措。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对于该行的具体制度设计,有中国学者建议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以财政部作为出资主体,可使用人民币、外汇储备或两者各占一定比例的形式出资,可效仿IMF特别提款权的模式,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72)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成立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这一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73)与金砖开发银行不同,亚投行由中国主导,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中国,注重亚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家“可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74)

作为世界上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东亚总体而言仍然处于一个美元本位制的环境下,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制已经开始在东亚地区全面“失宠”。(75)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东亚国家都有摆脱美元依赖的动力。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

(三)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

尽管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它在经济合作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现有的经济合作也集中在贸易、投资和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76)因此,相比于上述两大区域性制度体系,中国在如何利用上合组织的制度框架来助推人民币崛起的问题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以扩大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端。(77)金融合作必然会对货币合作产生需求,近年来,中国正试图将货币合作引入上合组织框架,将其打造成为保障人民币崛起、特别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另一个区域性制度框架。

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货币互换是双边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能够起到重大作用。(78)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互换,国家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所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货币互换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

目前在上合组织中,俄罗斯卢布和哈萨克斯坦坚戈之间已按相关协定稳步推进本币自由结算,开创了欧亚经济联盟各国间货币结算的先河。而中国现也已与其他五个成员国中的三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79)与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如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80)

中国应加快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实现货币互换的步伐,这意味着要推动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保证在各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结算和金融风险的援助,借此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础。(81)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这既是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支付结算体系能为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规模提供便捷的服务。(82)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本币贸易结算规模,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下提供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民币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框架下的结算和支付体系。(83)而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人民币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84)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构建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85)

第三,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杜尚别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上,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在其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中国拟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分担其余20亿美元,但这一建议因未能得到俄罗斯的赞成而被暂时搁置。

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愈发迫切。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强调,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86)由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在上合组织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应主要使用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成员国的人民币贷款力度,来加强人民币在组织内部的流通。(87)

总之,金砖机制、东亚“10+3”机制和上合组织共同构成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三大区域性制度平台,中国在这三大平台下进行了一系列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努力,从而发挥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

四、货币崛起与制度竞争

尽管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审慎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即中国至今并未实现完全的货币可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但中国已经在采取各种有力的货币外交手段,来为正在出现的人民币快速崛起奠定国际制度基础,这将在不远的将来拉开新一轮国际制度竞争的序幕。(88)

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围绕货币问题所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既为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崛起提供了合法效应,也将为今后人民币地位的护持提供锁定效应。

首先,在合法性问题上,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和金砖开发银行,外加三大制度框架下正在快速发展的本币结算,是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层面既有机构和机制改革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共同宣告了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和美国领导的既有机构和机制出现重大了合法性危机。因此,它们将在今后充分发挥“去美元化”的作用,进而对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重大冲击。

中国所参与并领导的三大区域制度体系共有21个成员国,(89)其中包括世界上经济规模第二(中国)和第三(日本)的国家,包括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中国)和第二(印度)的国家,包括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一(俄罗斯)、第三(中国)和第五(巴西)的国家,包括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韩国和新加坡),也包括非洲和拉美最主要的国家(南非和巴西),它们在反对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的机构和机制这一问题上汇集到一起,因此具有广泛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机制还将为人民币增加国际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便利。人民币要走出国门,除了贸易手段之外,还需要有金融手段。借助贸易手段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更加借助金融手段助推人民币走出去,即向其他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上述机构和机制由于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它们在币种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中国在其中具有重要发言权,因此人民币将有可能更多地被用作这些机构的国际币种,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90)

首先,对于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而言,二者旨在建立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通过内部互助来防范金融风险,如果今后人民币在这两个机制中被广泛使用,人民币在区域货币危机中被用来发挥救援作用,这将意味着人民币在官方层面上发挥干预货币的国际职能,从而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91)当年德国马克在崛起进程中,首先就是通过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有效发挥了干预货币的职能而得到了欧洲国家的普遍认可。

其次,对于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而言,它们旨在为本地区提供开发性援助资金,如果今后人民币在这三个机构中被广泛用作信贷币种,三大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将使得受援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从而有利于人民币在贸易中发挥结算货币的国际职能;同时还因为今后这三大机构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以发行债券的形式进行人民币资金的募集,因而有利于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有评论认为,这三大开发银行将共同构成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92)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除了实现了美国的对外援助目标之外,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推动美元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所以有学者认为,对外援助也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93)

一旦这些机制和机构接受和适应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发挥职能,又将会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产生锁定效应,从而对人民币地位的维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制度外交另外一个深具国际后果的方面体现在,中国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所展开的“改制”和“建制”努力,为未来国际体系展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新格局,即以美国领导的既有制度体系不断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集体质疑和挑战,中国领导的新兴制度体系因此必然会遭到来自美国施加的诸多压力,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正在和日本联手不断游说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拒绝参加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94)这与1997年美国阻碍日本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如出一辙。

美国通过捍卫既有的制度体系来护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通过“改制”和“建制”来支持人民币的崛起。货币的竞争牵发了两大国际制度体系的竞争,这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演进的基本特征。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处于美国权力和价值主导的制度体系之中,尽管苏联作为权力的另一极对美国在多个方面发起了挑战,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盟友竞争、军备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美苏竞争并未明显地体现为国际制度的竞争,这是因为苏联缺乏进行制度建设的能力。而日本和西欧都是在美国既有制度体系下实现的崛起,也未能对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构成挑战。因此,上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只能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货币领域则是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三大区域货币制度体系的竞争。

事隔60多年以后,人民币的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这种制度竞争既是对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的竞争,也是对制度领导者政治动员能力的竞争。三大开发银行在职能上对应世界银行,而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在职能上则对应IMF。前者致力于提供长期的开发性贷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后者则致力于提供短期的金融援助,以防范各种金融风险。这些新机构和新机制的出现所产生的国际制度竞争压力,将迫使IMF和世界银行等既有机构完善自身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否则它们就将被成员国不断抛弃。(95)作为新制度,它们也蕴含了中国的“改制”决心:如果既有的制度改革依旧停滞不前,中国就要另辟蹊径、联手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由此产生的制度竞争,来倒逼国际社会接受人民币的崛起。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国在区域层面的“建制”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并非坦途望尽,而是遭遇了各种挑战,这主要是源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国在国际政治领导能力方面还比较有限,在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难以完全贯彻自身的意志和实现自身的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进行大规模“建制”的努力之时,其正“挟大战胜利之威”而处于全球政治领导能力的巅峰时期。

首先,由于金砖国家内部面临着复杂的矛盾,中国没有能力单方面主导金砖机制的货币合作。虽然应急储备机制的份额构成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权力地位,但是金砖开发银行成立的缓慢过程,体现了成员国之间复杂而艰难的博弈。金砖开发银行的设想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就已经提出,但直到两年之后,各种细节才正式确定。而关于开发银行平等出资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都体现了成员国之间“权力平摊”、“利益均沾”式的妥协,这并非制度设计的最优结果,也不利于该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直到最后,印度还在与中国争夺开发银行的总部地点。如何弥合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不断升级金砖国家货币合作的水平和效率,考验着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96)

其次,从2005年开始,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凸显,包含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等域外大国的东亚峰会开始对“10+3”机制形成挤压效应,甚至在政治和贸易等议题上有取代之势。东亚正呈现出一种“制度过剩”的局面。(97)尽管日本本身也有强大的“去美元化”动力,但美国不断利用安全诱饵拉拢日本偏离“10+3”合作轨道,加入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这对“10+3”机制构成了重大考验。中国是“10+3”机制的积极捍卫者,如何继续确保“10+3”合作的主渠道不被动摇,不断深化以东亚外汇储备库为核心的货币合作,也是中国东亚多边外交非常严峻的课题。(98)

最后,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目前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重要的障碍来自俄罗斯对于中国经济势力在中亚扩张的警惕。客观上,中俄之间存在货币竞争。卢布在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2009年,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美元在贸易结算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俄罗斯希望卢布来充当中亚统一货币。(99)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前在乌克兰事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以及俄罗斯在美国金融制裁的压力下,有着强烈的“去美元化”的动力,(10)但是俄罗斯也谨防人民币在中亚的扩张,进而影响到卢布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人民币以强大的中国经济为后盾,将自然拥有比卢布更强的市场吸引力。

一言以蔽之,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国如何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步,团结“去美元化”的国际力量,成为新的制度体系的领导者,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全面崛起,还需要漫长的学习借鉴和经验积累。

五、结论

无论是在货币崛起还是在货币维持阶段,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帮扶作用,国际制度是支持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的兴衰历史都表明,国际货币制度通过提供合法效应和形成锁定效应等方式发挥作用,对货币形成稳定的国际地位,意义十分重大。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拉开了人民币崛起的序幕。人民币作为一种赶超货币,面对货币同侪特别是霸权货币的竞争压力,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带动,还需要中国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其夯实政治基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旨在改革既有和另辟新建的国际制度外交。在货币领域,中国既是当前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者,也是新兴国际制度体系的创造者。

由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政治领导能力仍然相对有限,而且遭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中国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外交的重点不是推动全球层面的“改制”,而是在区域层面的“建制”。具体包括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升级“10+3”机制货币合作和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大制度体系是人民币崛起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国际制度基础。

无论是“改制”还是“建制”,都为未来国际体系预示了一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图景,国际制度竞争将有可能成为未来新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Robert Keohan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 Perspectiveon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②与之相关的详细理论说明,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肯尼斯•奥耶主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章。

③对于制度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85页。最初张宇燕只是局限在国内层面讨论制度非中性问题,而高程则成功地将其拓展到国际层面,参见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兼析国际规则“非中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第59~65页。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可参见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77~96页。

④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4~21页;贺凯则认为国际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制衡作用,参见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⑤对于国际货币的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50~52页。

⑥参见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该书的中译本参见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David M. Andrews, 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对于中国货币权力的最新研究,参见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Great Wall of Money: Power and Politic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⑦对于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笔者近年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努力,其详细讨论可参见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第44~61页;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109页;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22~46页;李巍、朱艺弘:《货币盟友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28~154页。本文中将不再对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进行详细论述。

⑧转引自李晓、丁一兵等:《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Z38页。

⑨Allen Buchanan and Robert O. Keohane,"The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Issue 4, 2006, pp. 405-437.

⑩Ian Hurd,"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2, Spring 1999, p. 381.

(11)“双挂钩、一固定”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采取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12)何帆、李婧:《美元国际化的路径、经验和教训》,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269页。

(13)Servaas Deroose, Dermot Hodson and Joost Kuhlmann,"The Legitimation of EMU: Lesson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ur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5, 2007, pp. 800-819.

(14)关于特别提款权的研究,参见Peter B. Clark and Jacques J. Polak,"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The Role of the SD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F Working Paper No. 1, 2002。

(15)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6)对于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探讨,参见Benjamin J. Cohen, 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London: Macmillan S. t Martin's Press, 1971。

(17)制度学派中充满了对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探讨,参见Gerard Alexander,"Institutions, Path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Issue 3, July 2001, pp. 249-270; 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p. 251-267; 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Issue 1, 1999, pp. 369-404; Stephen E. Margolis and S. J. Liebowitz,"Path Dependence, Lock in and Hi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11, Issue 1, April 1995, pp. 205-226。

(18)当然,不排除其他的实物资产在通胀期可能对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19)Benjamin J. Cohen, The Geography of Mone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5-96.

(20)Catherine R. Schenk,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Managing the Retreat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945-1992,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关于德国救援的分析,参见赵柯:《德国的“欧元保卫战”——国际货币权力的维护与扩张》,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86页。

(22)关于日元崛起挫折经济原因的分析,参见刘瑞:《日元国际化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2期,第96~111页。

(23)当然,也不能说日本完全没有国际制度建设能力,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刚起飞时就推动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也为日元的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日本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比较弱。

(24)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第118页。

(25)William W. Grimes,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

(26)相反,一种货币的霸权地位一旦确立,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就大打折扣,因为霸权货币国不再特别需要国际制度的支撑和辅助作用,反倒会认为国际制度成为对本国货币政策的一种约束。

(27)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28)七国集团因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而变成了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在集团中并不能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

(29)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30)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是G7的被告。

(31)IMF Finance Department,"Quota and Voting Shar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greed in 2008 and 2010",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1/pdfs/quota_tbl.pdf, 2011-03-03.

(32)Corporate Secretariat of World Bank,"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Voting Power of Executive Directors",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BODINT/Resources/278027-1215524804501/IBRDEDeVotingTable.pdf.

(33)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18~19页。

(34)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3月23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36/2010/201009141939004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_.html。

(35)Daniel W. Drezner,"Bad Debtsz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 39.

(36)事实上,在周小川文章发表的数天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对于俄罗斯的建议,国际上没有任何反响,直到周小川提出建议,国际舆论才开始广泛关注。

(37)潘英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14页。

(38)IMF,"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pdf/sdr.pdf, 2014-03-25.

(39)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提升SDR国际货币职能的著述,参见丁志杰:《应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6期,第14~16页;王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发挥SDR作用的前景分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33~43页。

(40)尽管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伦敦公开宣示,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者,但显然这只能被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外交表态。对于李克强的表态,参见《李克强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共同举行中英全球经济圆桌会》,新华网,2014年6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18/c_1111207704.htm。

(41)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42)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 S.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 2009, pp. 121-154.

(43)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3~54页。

(44)《美国称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领域中作用关键》,新华网,2010年1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02/c_12726711.htm。

(45)根据2010年达成的协议,IMF执行董事会也将有所改革,欧洲国家将出让两个席位以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参见"IMF Board Approves Far-Reaching Governance Reforms", IMF Survey, November 5, 2010,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0/NEW110510B.htm。

(46)尽管美国白宫方面声称对批准IMF改革方案态度积极,但国会一直未能通过相关立法。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IMF的改革及其有效性、合法性、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参见吴成良:《拖延IMF改革,美国遭“最后通牒”》,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4日,第3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4/14/nw.D110000renmrb_20140414_1-03.htm。

(47)冯迪凡:《世行行长争夺战打响 金砖国家发难美国“世袭制”》,载《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2月27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2/1463127.html。

(48)《奥巴马:没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gjcj/news/2009/03-26/1619110.shtml。

(49)《盖特纳:汇率政策不一致是国际货币体系最大问题》,路透社,2011年3月31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HINA-4067320110331。

(50)Oliver Stuenkel,"The Financial Crisis, Contested Legitimacy, and the Genesis of Intra-BRICS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19, Issue 4, Oct. -Dec. 2013, pp. 611-630.

(51)2008年11月7日和2009年3月13日,金砖四国财长分别在两次G20峰会前夕会晤,协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与提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权问题。

(52)《“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6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7/content_11553282.htm。

(53)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三亚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1年4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815159.shtml。

(54)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德里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2年3月30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918949.shtml。

(55)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4年7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5283.shtml。

(56)戴金平、熊爱宗等:《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33页。

(57)所谓“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与“美元单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应的,多元化意味着要削弱美元霸权统治地位。参见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

(58)外交部:《“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0年4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688360.shtml。

(59)马黎:《金融合作的共同诉求——解读〈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载《中国金融家》2011年第6期,第60页。

(60)福蒙蒙、刘佳雯:《中俄贸易本币结算来了——抛开美元第一步》,载《华夏时报》2014年7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c/hxsb/news/zhengce/140704/1407042025-136279.html。

(61)参见林跃勤:《新兴大国本币结算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分析》,载《大国经济研究》2013年第5辑,第98~111页。

(62)《美国媒体:人民币国际化在南非起步》,环球网,2012年11月30日,http://oversea.huanqiu.com/economy/2012-11/3331939.html。

(63)金砖各国的承诺资金是一种预防性安排,各国并不需要立即支付资金,只做名义互换承诺,不涉及直接储备转移。仅当成员国有实际需要、申请借款并满足一定条件时才启动互换操作,实际拨付资金。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就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答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4年7月17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4/20140717163249732727299/20140717163249732727299_.htm。

(64)卢静:《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102~116页。

(65)戴维•皮林:《金砖银行挑战世界经济秩序》,《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537?full=y。

(66)刘文革、林跃勤:《金砖国家货币合作之路》,载《国际视野》2013年第1期,第86~90页。

(67)参见李晓、丁一兵等:《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第68~74页;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8~45页。

(68)中国学者付丽颖将日本国际货币战略分为日元国际化和东亚货币合作两个阶段。参见付丽颖:《日元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69)对于IMF在危机救援中的条件性,参见Randall W. Stone, Lending Credi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Randall W. Stone,"The Scope of IMF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4, 2008, pp. 589-620;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

(70)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第42页。

(71)《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稿生效》,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4年7月18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300/2014/20140718161301787961250/20140718161301787961250_html。

(72)王军:《如何加快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5月5日,第29版。

(73)《21国在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华网,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24/c_1112965880.htm。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考虑为500亿美元,约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三分之一,实缴资本比例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相关情况参见财政部国际司:《楼继伟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情况》,财政部网站,2014年4月11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404/t20140411_1066633.html。

(74)吉密欧:《中国力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6月2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16。

(75)罗纳德•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李远芳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

(76)在经济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启动了经贸部长、交通部长、农业部长等会晤机制,其中经贸部长已举行了十次会议,在经贸部长会议机制下设立了高官委员会和海关合作、发展过境潜力、投资促进、电子商务和能源等七个工作组。

(77)上合组织银联体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积极协作,为成员国的能源、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银联体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

(78)李新:《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第158~161页。

(79)中国人民银行:《中俄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年6月23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5/2011/20110623175332931870343/20110623175332931870343_.html。

(80)中国人民银行:《中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1年4月19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5/2011/20110419135544039588783/20110419135544039588783_.html。

(81)杨琦、张竣、郭树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82)朱显平:《“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3期,第15~19页。

(83)朱显平:《“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第15~19页;李新:《人民币国际化: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第160页。

(84)杨琦、张峻、郭树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研究》,第79~97页。

(85)王振峰:《“上合”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势在必行》,中国经济网,2011年11月9日,http://views.ce.cn/main/yc/201111/09/t20111109_22825306.shtml。

(86)吴乐珺、黄文帝:《李克强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3版。

(87)中国政府曾建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出资,然而俄罗斯更倾向于借助其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来展开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建议上合的职责应仅局限于安全方面,反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的成立。参见姜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载《上海金融》2012年第8期,第36页。

(88)中国学者高程已经较早地注意到中美在贸易领域已经呈现的国际制度竞争。参见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第4~21页。

(89)金砖机制有5个成员国,“10+3”机制有13个成员国,上合组织有6个正式成员国,除去重复参加的中国和俄罗斯,总共涉及到21个国家。

(90)尽管这些机构也可能使用美元,特别是在最初阶段还可能将以使用美元为主,但是这些掌握在自身手中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很容易实现币种更换,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制度框架。

(91)国际货币的职能有三种: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分别对应于官方层次的驻锚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参见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第46页。

(92)相关讨论参见江玮:《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低调推进》,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5月1日,http://jingji.21cbh.com/2014/5-1/zOMDA2NTFfMTE1NDAzOA.html。

(93)曹远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94)参见《日本拒绝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4年7月8日,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zcfb/201407/20140700655566.shtml。

(95)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少,这是因为过去的国际制度体系都是美国创建的,不存在竞争性,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两套制度体系的竞争色彩开始出现。

(96)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杰进曾多次提醒笔者注意,金砖开发银行的制度设计预示着这个机构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7)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98)2014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缅甸仰光召开的“10+3”高官会上再次表态,支持“10+3”机制在东亚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参见外交部网站,2014年6月9日,http://www.fmprc.gov.cn/mfa-chn/wjb_602314/zzjg_602420/yzs_602430/xwlb_602432/t1163352.shtml。

(99)姜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载《上海金融》2012年第8期,第37页。

(100)张涵:《俄加速去美元化 中俄石油人民币结算或有动作》,新浪网,2014年5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40515/0225191109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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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亚太》(京)2014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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